契理当机的“今菩萨行”理念及实践——杨孝容

——太虚大师与抗战时期的重庆佛教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惊醒了心怀侥幸的政府当局。京沪相继沦陷，南京告急，形势逼迫下，国府遂于11月20日通告迁都重庆以长期抗战，12月1日便正式在渝办公，其他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亦陆续西去。作为战时首都，地处西南大后方的重庆一举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阶层各行业诸方人士，以其特殊位置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面佛教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战争伊始，佛教界人士就对日本侵华原因进行分析并揭破其侵略理论，抨击战时日本佛教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行为；同时引证教典说明抗战救国与佛教戒律可相结合处，使广大佛教信众解除思想顾虑、积极投身抗日实践。另一方面，社会变迁也给佛教带来了转换契机，抗战时期的重庆佛教亦因之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其中太虚大师的在渝活动，他所倡行的人间佛教出世而入世的菩萨行精神及其对战时重庆乃至整个佛教界的影响尤为重要。佛教本就重和平反残杀侵略，大师和其他佛教界人士从佛理引申出来的抗战主张，不乏精僻处，即便不可能就具体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作微观分析，对抗战本身仍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就“今菩萨行”理念的提出和实践考察一下太虚大师对抗战时期重庆佛教的影响。

一

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太虚大师即感慨于国难教难日深一日，电“告全国佛徒”：“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号召佛弟子积极入世救亡。

不仅如此，太虚大师还先后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发表了《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服务国家宣扬佛教》等讲演或文章，进一步强调阐发佛教出世与入世救世不一不二的道理（详见后文）。

国府移都前，1937年8月25日，太虚大师即应重庆缁素之请，同时也为主持汉藏教理院（太虚大师创办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两班学生的毕业，偕法尊法师溯江而上。31日抵渝，以《丁丑秋示渝州缁素》一诗表调和显密：“身空莫即方成佛，佛本无成始即身。显密闲名今谢矣，不从明镜更添尘！”并曾向重庆记者谈话：

“日本近年对中国之大蹂躏，全出不明人我性空，自他体同，善恶业报，因果缘生之痴迷，及掠夺不已之贪，黩武不止之，凌厉骄傲之慢等根本烦恼。我中国佛徒必须运大慈悲，以般若光照破其妄执邪见，以方便力降伏凶暴魔焰，速令日本少数侵略派的疯狂病销灭，拯救日本多数无辜人民，及中华国土人民早获安全，世界人类克保和平。于晓暮二时，人人作此回向祈祷为要！又川省今为国内安全地带，尤应上下同心协力，加倍努力于文化及生产之建设，以充实国防之资源力量，以求中国民族最后胜利。”简明扼要由佛教立场分析了战争根源，指出佛教徒世出世间当如何尽力救国护教，强调非常时期当以非常方式重视世法作为。

1937年12月4日，南京弃守。这年冬天汉院学生开始接受防护训练，太虚大师特以《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相训导，从出家僧侣与国家公民双重身份双重责任及汉藏教理院的特色说明汉院学僧何以当受训。大师说：“佛法以佛菩萨之智悲为根本，以执金刚之威猛为方便”，执金刚即为佛菩萨武装起来的变相。这是因为“根本失方便，则无以彰救人救世之用；方便失根本，则或丧失菩提善净之体”。故此虽然在家佛子可各随其职位行事，出家僧众则只宜进行救护防护训练，以救死扶伤的方式为国为教尽心尽力。

另一方面，汉藏教理院旨在沟通汉藏佛教教理，而汉地佛教特质在禅宗，禅宗重头陀苦行的刻苦耐劳；藏地佛教特点在密宗，密宗重金刚勇力的勤勇精进。何况，值此危急存亡关头，可说中国民族与佛教的复兴，皆将托命于国民和佛教徒之刻苦耐劳与勤勇精进。若能从汉藏佛教学习到这两点殊胜，才算贯彻汉院宗旨，奠定复兴中国及其佛教的基石。汉院施行特训的目的就在能实践刻苦耐劳和勤勇精进，以成有秩序的服从、有组织的奋斗、敏捷的动作，进行劳苦锻炼。再从教育角度看，20世纪起中国三十余年来的学校教育就失败在学生骄惰奢逸成习，只会享受不能劳作；所以对全国学生及壮丁军训，不只为应付目前国难，也在造就优良强健的国民。那么，想要复兴中国佛教，出家众尤其接受僧教育的学僧，也当矫正一向散漫放逸、怯弱萎缩的旧习，发扬整齐严肃劳苦勤勇的精神，基于菩萨的智悲，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的方便工作。概言之，就是实现汉藏佛教头陀苦行与金刚勇力的特有精神，此乃参加特训者首先要明白的一点！

由这篇训辞，可清楚地看出太虚大师的一贯理路，即将佛法根本融合世间方便，契理契机以超世出世的雄力入世救世。大师素倡人间佛教，着眼点也不外以大乘佛教出世而入世的精神因应世间、利济群生。如太虚大师早年所讲《佛乘宗要论》就曾提及菩萨学处并以佛法的系统观一章阐述厌世出世超世与入世救世：

常人理解的厌世指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然依佛法言：则对有情世间无量众生当依佛慈悲誓愿救度利乐之，虽在恶趣不辞应身而为化导，何得厌离！常人理解的超世出世，或指猿伸鹤屈炼丹升汞以求白日飞升，想要超出这个与人共居的地球上升天国，或求比于列星；佛法也无如此理数。因这个物质世界迁流变化如幻不实，假使众生惑业断尽，山河大地当下皆空，何有超出可言！佛法中所言出世：谓断烦恼、离妄业、去障碍、了生死，以超出此迷妄之有情世间，乃为化度众生基础。故对我们依存的有情世间人类社会言，佛法超世出世更多在超越性立场，以不同于俗情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断惑离妄证真，净化世道人心，提升生命境界。

进一步结合两边来讲，先须超出世间，不自堕于世法方可言随顺世间救护世间，理有固然：譬如两人同溺于海，其中一人虽有救人之心，则必先求足踏实地或置身舟中而后可，由超世而救世亦犹此义。

后来，太虚大师将此超世出世而顺世救世的大乘理念和实践体系冠以“菩萨学处”，讲学著文时曾数番提及。适逢国难当前，大师尤感引导僧俗信众践行不舍世法利济群生的大乘菩萨道之重要，因一再宣扬强调，自己更是以菩萨自励行持。1939年2月6日，大师尝有诗云：“身世今盈四十九，劳劳役役何为生？愿得无上遍正觉，愿度无边苦有情！我今修学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愿人称我以菩萨，不是比丘佛未成。”

二

对太虚大师号召佛教徒修学菩萨行投身抗战救亡，各地信众纷纷响应。如上海八一三沪战前就成立了僧侣救护队，随即在东战场大量救护伤兵，“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总会”1937年报告书称共救护8273人。沪战末期，该救护队又从枫林桥救出300多负伤将士，成立“佛教医院”，疗冶痊愈后设法送其归队杀敌。1937年11月18日湖北汉口正信会也成立了救护队，武汉沦陷即转至西安，更成西北僧众救护队继续工作。

另外，太虚大师1939年8月还曾在云南僧众救护队成立时讲话表明创建僧侣（僧众）救护队的意图，即由僧侣作为国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的两种身份，入世救国但也不能忘记教旨：既从国民立场服务国家，又从佛教徒立场宣扬佛教。大师反复说，组织僧众或僧侣救护队主要在，使佛教徒实际从国民立场服务国家的同时，由佛教徒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比丘僧众负起宣扬佛教、振兴佛教、昌明佛教的责任。如果佛教徒不去宣扬佛教救世，即有失僧伽资格和佛教立场。基于此，太虚大师主张：僧侣救护队服装形式要有别于军队，以僧人常著僧短衣，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组织；训练方法除教以普通应有的基本救护技能及操练纪律外，更要严格遵守佛教戒律，以佛教道德为内在精神。若能内守佛教戒律，以佛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道德精神和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服务精神救护难民，必能超胜其它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佛教徒理应用这样的精神服务国家显扬佛教。进一层说，僧侣（僧众）救护队能以佛教精神到灾难现场救护难民，也就达成了佛教救世利人的目的；从而宣扬、振兴、昌明了佛教。以前佛教之所以常被社会人群蔑视，说僧伽是分利份子，皆因其未能代表佛教救世精神，作有益于社会服务国家的事业。故当成立僧侣救护队。

回应太虚大师创建僧侣救护队的主张，秉持其所倡超世出世而入世救世的菩萨行精神，抗战时期重庆南岸慈云寺的僧侣救护队也十分活跃。1939年前后，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重庆接连遭受敌机狂轰滥炸，市内一些佛教寺院如长安寺、罗汉寺、能仁寺皆被炸毁。鉴于此，遂由当时住慈云寺的原汉院学生乐观法师提议，1940年3月18日在该寺成立了僧侣救护队。经三个月特训后，每逢敌机空袭轰炸，救护队立即举起佛字旗，抢先奔到现场，舍生忘死赴汤蹈火，在炮火硝烟中以佛教的大慈悲大无畏精神奋不顾身抢救难民，成绩卓异，轰动一时。各家报纸争相报导，舆论一致称扬僧侣英勇，《新民报》甚至评论“向和尚看齐”，市府在一次表扬防空人员的群众大会上也特别表彰了僧侣救护队。这正如太虚大师要求的，既切实以人间佛教之菩萨行服务了社会国家，又宣扬、振兴、昌明了佛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佛教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合抗战时局和中国佛教现实，1940年6月17日，太虚大师出席汉院纪念周在题为《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的讲演中，特为复兴中国佛教提出“今菩萨行”，认为中国佛教多有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现象，佛徒亦常偏向自修自了，以为学佛就不要做人，对世事心存消极不愿去干，更有人以学佛作“了此残生”的尾闾，或说把国家社会家庭一切俗务都舍下才可入佛修行。这类歪曲大乘佛教真义的想法难免给国民造成误解。所以，振兴中国佛教首要铲除教徒尚空谈的恶习，使佛教理论入世间而民众化。针对现今情形和需要，中国佛教徒当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实际体验修学。这种由大乘理论进以行动，即谓新菩萨行。此菩萨行，应要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求，故亦可名为今菩萨行，以别于向来唱高调却名不符实的“菩萨行”。进一步说，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具备广博的佛学科学知识，参与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界、军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都可参加，使国家社会民众皆得佛法之益。另外，佛教界当多作救世利人事业，不致疏远民众，并令民众因此对佛教生起信仰。如以一地僧寺为教化中心，改善民间风俗，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一地如是，各地佛教亦复如是，则佛教复兴在望！另外，今菩萨行者理应联合起来，本著大乘菩萨菩提心为主因，大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为门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精神，现观世音菩萨式的今菩萨行。总之，要想复兴中国佛教，树立现代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

这在教典中亦如《普贤行愿品》普贤十大愿第九愿恒顺众生所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得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故此太虚大师言：出世亦入世，世法即佛法。其人间佛教思想的核心就是不舍众生服务社会，出世超世而入世济世的“今菩萨行”。

三

抗战时期，太虚大师从佛法救国方面对今菩萨行的诠释宏扬，当然不只限于汉藏教理院或重庆一处也不仅限于一时。早在1932年12月就曾在潮州说到“佛法与救国”，特别强调发扬佛法大悲心义，要求各人发起普遍的大悲心济世救人，才算是佛法应用于现实现世的要义。佛法素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要人人皆本大慈悲心为出发点，去做种种方便利人的事业。既然万法皆众缘所生而无自性，无自性才可由心力转动，故应从此发普遍的大慈悲心，以众人的苦乐为苦乐，若有一人还受苦，即于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咎诸自己，以由自己负振兴社会的责任未做到所使然。正如地藏菩萨所发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佛法是积极救世的，非同一般人误会的消极厌世。尤其当此外祸频来内患叠出的国难时期，若能本佛法“大悲为本，方便为门”的宗旨救国，谋全国国民的公共福利不惜牺牲个人，以国民的苦乐为苦乐，实际上就在做救国救民的真正事业！人人都本此理振作精神努力，自不能说佛法无益于救国。

太虚大师的这种以佛法之大悲心菩萨行入世救国的人间佛教观念后仍一以贯之。如其1933年5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音演讲《佛教与护国》，首先破除一般人视佛教为迷信鬼神或厌世空想的误解，阐述佛教宗旨以解除众生苦难为唯一责任，而且一切众生人为最要，故在人生中表现最高人格，佛虽普度众生而尤注意人生，令人生至最高尚圆满境界；另一方面，佛教也非厌世空想，同样注重伦理，佛教遍为一切众生施设，使其向上发达，自非平常伦理所可涵盖。然佛教主旨仍以人类伦理为修行起点：如言忠孝友信，皆人伦道德基础，可知佛教并不背于人类伦理，亦非厌世空想。再从佛教护国看：佛典多言报恩，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言报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因国家对大众有保护教育恩，故当献身国家以报。另人类固由父母所生，然亦由社会互助得存，但社会矛盾激化时，则个人不能独存，故必有国家组织，庶民众有保障，社会有秩序，人们才能过安宁生活。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关系，故当爱国，谁也不例外。

又佛经亦言护国，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即专说护国方法。惟护国有广义狭义：自狭义言即常人所谓救国，在规定土地内倘有人类以外的灾难，或人类中有外来侵略，或本国内发生变乱而有灾难时，当尽力救国。此佛教言护国与平常人所谓救国初无二致。自广义言，释迦佛所教化国为娑婆世界，阿弥陀佛所化之国为极乐国土。故护国即护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若有灾难，力量稍高者便当尽救护责任。其已有大福德大智慧者，尤应尽种种救济。然众生皆具本有力量，若各起大慈大悲心，便有救苦救难力。此种发心，即为发菩萨心；此种修行，即为修菩萨行。由此普遍悲悯慈爱心，则互相残杀贼害之机尽息，一切灾难亦全消灭。所以假如真依佛法而为合理护国，由大慈大悲救世救民之心护国，则全世界众生皆在安乐中，本国人民安乐亦不待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太虚大师更是不遗余力从佛法角度谈抗战救世，这除了前面曾提到的言论，1938年6月在成都佛学社所讲《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亦属此类主题。大师说，从佛理看，抗战建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还可谓相顺。因抗战非自己发动战争好战，而是抵抗外来侵略。故中国抗战，乃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起来抵抗战争，抗战的本质是自卫和平，是为保卫全国人民及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这种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消除外患而应战；与阿罗汉为求解脱安宁杀贼，佛为建立三宝降魔使人天得受教化的精神皆一致。所以显扬佛法不惟不会降低抗战精神，反有增进。概言之，建立强固国家以抵抗外患、保卫人民，解除痛苦使之安乐；与建立三宝，救众生苦，使得安乐之大乘精神正相一贯。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发金刚猛威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

1939年1月，太虚大师又特地在海潮音发表了《佛教的护国与护世》一文，进一步从佛理上较系统地阐明了佛教护国护世之道，在于由当局率全民协修德慧，感格佛天，从祸源上消解而共庆安善。另外若内凝众力，外集多援御凶寇，使其侵略意图不能得逞，如中国现今所为者，亦护国常道。

太虚大师为因应抗战需要，契合大乘佛法正理提出的“今菩萨行”，后又得到不断完善。直到临终前不久，1947年2月，大师在宁波延庆寺最后一次将多年思考的“菩萨学处”进行总结详加阐述。他说：

菩萨学处统贯世出世间一切阶位渐进为菩萨的学习，是指依菩萨应作应不作的戒律，成为学习菩萨心行的基础。“菩萨”名称尽人皆知，但其真义多数不胜了了，却常以偶像代菩萨，如见泥塑木刻浮雕金铸绘画纸扎的形像，即称之为菩萨，这并不完全对。偶像当中固然有菩萨像，但也有比菩萨更高阶位的佛像和较低的古圣先贤像甚而牛鬼邪神像，不能　侗地都称菩萨。菩萨与菩萨像更不能混为一谈；活人倘具有菩萨心肠菩萨善行，便是菩萨。“菩萨”本为古印度语音的略译，完整的音译是“菩提萨埵”。菩提义为觉，萨埵义为有情或众生，合之为“觉有情”。那么“菩萨”原义即指能发菩提心的有情众生。有大智慧上求菩提，有大悲心下济众苦，即为菩萨。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人能自觉，复以之觉他，使自他皆能向无上大觉的境界进行修习，即是觉悟的有情。这显然不是认无情的偶像为菩萨，而具有菩提心的活人乃至众生才是菩萨。学习菩萨之道，就得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自己做起，逐步趋向圣境，从浅到深，转劣为胜，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人间净土。所以若能从菩提心出发上求下化，不唯只是理想，而且贵在能实践履行，这才叫真实菩萨。

末了太虚大师解释说：此菩萨学处大纲是他数年来的理想。因当时的佛教实在太腐败太不像样，不但在家教徒多数不了解佛教的真理，即多数出家教徒尤未能明白自身应负的责任与事业。如不谋一种新的制度唤起多数教徒新的觉悟，佛教自身就会走上灭亡之路。因此大师才期望以这种菩萨学处进阶振兴佛教利济世人，这与他早年所讲的菩萨学处既相继承，又具备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太虚大师就是如此以菩萨行者自励，依菩萨学处弘扬实践着“今菩萨行”，这也正反映了其人间佛教精髓。对此，《太虚大师全书·潮音草舍诗存别集》上载有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偈：“堕世年复年，忽满四十八，众苦方沸腾，遍救怀明达。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这首偈子也作于抗战时期（1938年1月19日），诗题上有“满四十八说偈回向外祖母张周氏母吕张氏获增安乐”字样，其中后四句更是常被用来引证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此后不久，1938年2月，大师在渝所写名篇《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便以这四句开篇，他自己后来亦常在作文讲话或给人题字时用到这四句；抗战时期以僧侣救护队闻名的重庆慈云寺，现今其文殊殿后影壁上也写有这四句：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作为当年汉藏教理院的优秀学生，慈云寺方丈、重庆佛协会长、中国佛协副会长惟贤法师，遵行太虚大师遗命，力倡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以政协委员身份参政议政，其所领导的重庆佛协慈善功德会，亦曾为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母亲以及中华骨髓库志愿者捐赠化验费用等贡献良多。太虚大师及其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言行身教对近现代重庆佛教及中国佛教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杨孝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