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解密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史学界都认为在1341年（元代），山东平民王祯开始使用了木活字印书，记载中他把刻了字的雕版锯成单个的小方块，依需要来排版。他还首次使用了转轮排字盘。但是近年来，在一项意外的西夏考古活动中的一个的发现，改变了几百年的这个说法，也改写了木活字印刷的历史。

　　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

　　印刷术出现之前，曾经一定会有一个把少量文字或图画印成许多份同样的东西的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长期积累，便是印章的使用。印章应该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汉代小墓葬中印章已经是常见的随葬品这一事实也可以说明印章在当时使用的普遍性。战国至西汉，不仅印章使用普遍，随着道教的产生与发展，道家开始尝试以多个印章将短篇文字也就是护身符等字符同时印在丝帛或最初的纸张上，逐步演变为多个字的符印。公元4世纪初，道士葛洪就记载过有120个字的符印。

　　隋唐五代以来以至宋代，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正是在这充分而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基础之上，在与这一时期经济文化需要发展的形势相适应，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雕版印刷术问世了。大多数人认为，雕版印刷术出现在隋、唐之际，早期的印刷活动主要是在民间进行，大多用于宗教活动、刻印诗集以及历法、医药等科技书籍的印刷。唐代的农业生产发达，中央政权颁行的历日往往发行很慢，满足不了各地农村掌握农时的需要，因而民间刻印历日出售的活动很活跃。唐代无论朝野官民，对医药都非常重视，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印制医药书籍便应运而生。短时间内，这几类关乎民生的科技书籍遍及各地。例如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隋大业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初长孙无忌等人的《新修本草》和孙思邈的《千金方》等等都是比较早的雕版印刷的科技书籍。雕版印刷术自发明以来，不断得到发展和推广使用，到九世纪时已经相当普遍，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对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科技文化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五代时，士大夫阶层从民间印售书籍中了解到印刷的重要性，在官方兴起了刻印儒家经典的活动。自此，刻印书籍已经成为政府的出版事业。当然，私家的刻印业这时仍然很活跃，所刻印的书籍除了佛教、道教、儒家的经典之外，还有文学、史学、法律、类书、历本等等。为宋、辽、西夏时期印刷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发展更加迅速，趋于鼎盛。当时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和四川、福建等地的印刷业最为发达，历经数百年不衰。据记载，雕印大部头的书籍，往往集中刻工120人至160多人；完成5048卷的《大藏经》曾雕版13万块，用时12年之久。与宋同时的辽、西夏、金、高丽等也引进或自译了数量可观的大部头佛经。雕版印刷虽然一版能印刷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但相对仍然是比较费工费时的，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用后又成为废物。人力、物力和时间都造成浪费。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琢磨创制活字了。

　　木活字印刷诞生疑云

　　就在雕版印刷发展趋于鼎盛之时，我国印刷术出现了重大突破。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创造了泥活字印刷术。这种方法印刷速度非常快，既节省费用，又节省时间，经济方便。但这种泥活字印刷仍然存在着泥活字易碎、重量与体积较大，所印刷的字迹笔锋不清晰因而影响质量等情况。后来，木活字印刷技术就逐步浮出了水面，并与雕版印刷、泥活字印刷共同使用，共同发挥着它们的历史作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史学界普遍认为1341年山东平民王祯首先使用了木活字印书，他还首次使用了转轮排字盘。但是，由于近年来一项意外的西夏考古活动中的一个发现，改变了几百年的说法，改写了木活字印刷的历史。

　　西夏是一个崇尚佛教的王朝，在其立国的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佛教作为国教成为西夏统治者巩固其统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官是民，礼佛与诵经是当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轴心。因而佛经必然是需求量最大的书籍。西夏的佛寺大多数是藏传佛教的寺院，记载中和近百年考古发现了一些梵文、吐蕃文密宗佛教经典和大量的西夏文字印制的佛经，当时除了可以从宋朝廷和邻国辽、金、吐蕃引进以外，这些书籍恐怕还得靠西夏本国的工匠来印刷。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的西夏黑城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汉文、西夏文的文献。1917灵武知事余鼎铭在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除此之外，在宁夏、甘肃和内蒙古近年的西夏考古中，特别是在寺院遗址、石窟和西夏佛塔的发掘清理出现了一批珍贵的印刷品。除了印刷品之外还有一些原始的雕版等。1990年，在贺兰县宏佛塔的维修过程中就清理出西夏文印经木雕版残块2000多件。现已发现的西夏雕版印刷的著作主要有《妙法莲华经》、《金刚经》、《文海》、《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天盛年改新定法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等。这些印刷品的主体为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大多数印刷品是属于西夏各地的民间印坊和寺院印制的，但那时的京城也已经有了官办的印书监事机构——刻字司。

　　西夏时期雕版印刷术与发现众多的印刷品确是中国古代印刷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贺兰县拜寺沟方塔遗址的考古发现才堪称中国印刷史新的里程碑。1990年11月28日，贺兰山拜寺沟内的一座千年古塔被犯罪分子炸毁，由宁夏考古研究所的牛达生先生带领孙昌盛、林海等几个考古队队员，于次年的八、九月份对这座塔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中除搞清了西夏早期这种方形佛塔的建筑结构之外，还在废墟的中部发现了一些多与佛教有关的重要文物，如佛画、画稿、佛印、塔檫、佛檫和手写或刻印的九部汉文佛经及其残页，还有一部汉文的“诗集”。汉文的佛经有四部是刻印的，多有残缺，但均可辨读。其中的《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施经愿文》卷尾题记有明确的纪年，说明此经是西夏乾祐十一年（1180年）五月仁宗施愿刊印的。塔内的其他出土文物与塔的建筑形制可以基本推定拜寺沟方塔的建筑年代在西夏仁宗时。最为重要的是在大约相当于第12层塔心室的废墟里出土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西夏文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系列丛书一套四部，分别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另外还有两种西夏文经咒。牛达生先生在后一个阶段辨读《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佛经内容时，发现了其纸的品质、印书的方法和版本的装帧均似乎与以往所见过的西夏刻印本有所不同，充分肯定了这套丛书是在西夏当朝印制，并将印本的特点与其他雕版印刷品的字里行间进行反复对照，发现这套《本续》整个书里的字迹的笔锋都相当犀利清晰，泥活字印刷品中的字迹笔锋边缘往往有些漫患，不可能达到如此清晰的程度。其版面行间的隔行“竹片”印痕明确，泥活字是不用隔行“竹片”来固定版面的，一般用加热的松脂来固定泥字。《本续》的版框栏线也多不衔接；页码用字有的是汉字有的是西夏字、有的是阳文有的是阴文；有的字号大有的字号小。有些页中同一字的墨色或字体也有差别。特别是印文中存在印字倒置和错字现象等与其它雕版书籍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这些现象怎样解释，是否是活字？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带着这些疑问，牛达生先生撰写了《新发现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刻本特点和版本价值》一文，发表在1993年第5期的《中国印刷》杂志上，与印刷史专家和科技考古工作者进行探讨，也揭开了中国木活字印刷历史研究的新一轮高潮。

　　还原木活字印刷的历史

　　考古学虽然经常与古代书籍打交道，但考古学毕竟不是直接的印刷史的研究。牛达生凭借着执着与勤奋，在印刷行业专家的帮助下，逐步深入到印刷术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在“西夏木活字印刷术的发现”课题公布之前，牛达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将《本续》所用的纸张是否是西夏的或西夏时期的与古纸专家潘吉星先生一起进行了甄别研究，又向几位国内著名的印刷专家请教，与数位版本学家多次交流，终于迎来了1996年11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文化部在印刷博物馆召开的“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会”。论证会上，对《本续》刊印的时限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张树栋先生对版本中木活字的主要依据“隔行”、“竹片”、“印痕”进行了细致得辨析。德高望重的史树青先生总结了《本续》中可作为木活字印刷特点的十几个方面进行了逐一肯定。认为这一发现“有所成就，很了不起”。

　　11月14日，有关方面在银川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先生关于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的研究成果。研究认定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为西夏后期（十二世纪下半叶）的木活字版印本。《本续》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意义。

　　西夏佛经中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令木活字印刷的历史提前了一个朝代，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史实更加完整，因为它将木雕板至泥活字、泥活字至木活字发明与应用之间的间隔缩短了二百多年，更正了元代王祯始创和首先使用木活字刊印的历史，提供了研究古代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新资料，丰富了印刷版本学的内容，更加确立了我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此同时也为西夏学研究捧出一束绚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