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下）

　　长安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创新（下）

　　□方光华

　　长安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经学形式

　　中国古代很少采取通过法典使核心价值观普及的模式，而主要是依靠经典的诠释与教育。孔子认为，一般人通过教养便可以成为君子，他重视教化活动在价值观熏陶与培养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则认为，教育可以激发人的内在力量，一旦内在力量被唤醒，人便会发自内心地转向对善的追求。孟子说：当舜居深山之时，与木石为邻，与鹿豕嬉戏，和深山中的野人差不多，但是，一旦他心中向善的力量被唤醒，舜便像江河一样，沛然而莫之能御。

　　当时用于教育和诠释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经典是《周易》和周礼在内的《诗》《书》《礼》《易》《春秋》。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这种传播方式被称为经学形式。将这种形式制度化，首先是在汉代的长安。元光元年(前133年)五月，汉武帝下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前后上了三策，史称“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了儒学可以有效地解决汉代社会问题，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董仲舒不但宣传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还设计了儒学复兴的具体途径，架起了沟通儒学与汉代政治的桥梁。其中，最关键的是，董仲舒提出要在太学用《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熏陶，使他们熟悉经典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然后将他们充实到国家的官僚队伍中。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这些建议，在太学“置五经博士”，将《诗》《书》《礼》《易》《春秋》钦定为“经典”，有计划地培养儒士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在君主“劝以官禄”的诱导下，社会上形成了攻读经书的风气，经学成为汉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学问，经典中阐述的价值观成为汉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汉元帝时期，儒学真正成为了汉代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甚至连汉代的君主大都能通晓经义。汉代所形成的经学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效法,对古代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与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自我更新

　　在佛教思想传播到中国之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内部虽然有细微变化，但基本内涵比较稳定，而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造成了冲击。

　　佛教对天道的认识角度和结论与传统理念截然不同。佛教认为，世界并不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运动过程，既没有真实的时间，也没有真实的空间。吉藏在《三论玄义》中一再批驳传统的宇宙生化观念与佛教缘起的实质不符合；而澄观在《华严玄谈》中直接批驳《周易》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一种邪见。在佛教看来，“天道”的载体不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而是“真如”、“法性”，是事物缘起的本质属性。同时，佛教对人道的认识角度和结论也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佛教宣传六道轮回、因果报应，认为轮回主体的业报不受其他因素决定，它主要取决于主体的因缘果报。佛教思想突破了儒家家族伦理的局限，引起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责任的关注，而且扩大了伦理的内涵与外延。

　　佛教不追求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具体解决思路，而是把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作根本，认为这是解决一切社会现实问题的先决条件。它改变了思索社会问题的角度，丰富了思索社会问题的视野，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反思中国固有文化资源的思想深度。面对这一带有根本冲突的新的文化现象，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进行简单地排斥，相反，而是采取了积极理解和消化吸收的态度。已故佛教史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化合过程有三个阶段：由格义到得意忘言再到明心见性。其中格义阶段指从两汉之际到南北朝中期，这一阶段，人们用传统范畴比附佛教概念，逐步实现了对佛教教义的全面了解；得意忘言阶段指从南北朝中晚期到隋唐时期，这一阶段不但对佛教的教义全面了解，而且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佛教的精神实质；明心见性阶段是指从唐代中晚期到宋明时期，这一阶段不但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佛教的精神实质，而且能使佛教教义的精华融汇到传统价值观念之中，使佛教也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消化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隋唐时期的长安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佛教宗派的产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中国佛教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而祖庭的形成与存在是佛教中国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佛教宗派及其宗派文化存在、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依据。长安地区就聚集了佛教八大宗派中的六个宗派祖庭，如三论宗的草堂寺，唯识宗的兴教寺，华严宗的华严寺、至相寺，净土宗的香积寺、悟真寺，律宗的净业寺，密宗的青龙寺等，长安地区佛教宗派的延绵发展构建起中国佛教史的大框架，而且佛教与传统价值观的交互融会在长安地区也体现得最充分。它使传统价值理论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如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观念，它深化了人们对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的理解，使古人对事物的多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宽容。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如果从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传承和创新的地位与作用来看，毫无疑问，西安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故园。因而，西安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