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第六集《敦煌生命》

　　《新丝绸之路》解说词之第六集《敦煌生命》

　　这一天是阴历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日。莫高窟大佛殿前香烟缭绕、人声鼎沸，这是中国人信佛拜佛的一大特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燃一炷香，每一个人都在微闭双目心中念念有词。当他们虔诚地俯首叩拜的时候，已经悄然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了佛祖听，坚信佛会保佑他们一年平安、事事如意的。

　　据说四月初八祭拜佛祖是敦煌人历史悠久的传统，大概自有莫高窟起就有这一佛事活动了。因为在莫高窟的洞窟中，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佛教壁画、塑像，从来都是供人们礼拜而用的。

　　然而，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如此之多的朝拜人群只被允许进入大佛殿，而其他所有有壁画的洞窟却对他们关闭了窟门。这似乎不应该是传统中的禁条，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每天都要走进洞窟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我们走进了莫高窟。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壁画和以往的记忆以及那些精美的画册相去甚远——它们破损严重，甚至脱落，有的后面崖体完全露出，壁画已不复存在。等等这些均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称之为壁画的病害。

　　他们每天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壁画病害进行状况调查：通过各种符号如实地把病害现状记录在案，为随后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依据。

　　在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之中，病害比例高达近50%。这恐怕就是在四月初八禁止朝会人群进入有壁画的洞窟的原因所在。而莫高窟一旦失去了作为其精神象征的壁画，就好比一个人的思想被抽空，生命就会变得苍白而无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的敦煌将如何回首往事？

　　自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敦煌建郡，敦煌便成为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的门户。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西域不稳，而敦煌恰恰成为相对安定的中间地带，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开始在敦煌驻足。

　　公元366年，一个名叫乐僔的和尚，由东向西云游至敦煌。他在此开凿了第一座石窟，莫高窟由此创建。

　　应该说，是敦煌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这位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在茫茫戈壁的了无生息中，祁连山的雪水顺党河峡谷深入干渴的大漠，这条生命之链为疲惫不堪的乐僔穿起一串串希望；鸣沙山漫漫沙障，幻化无穷；三危山立石层层，有如千佛；傍晚时分，一派空灵，夕阳放射出万道金光。乐僔恍惚之中看见了佛祖在他面前显灵，于是他向着西方俯首叩拜，立志在此开窟侍佛。从此，这三危胜境成为了佛门圣地。

　　自乐僔开窟时间过去1600百年。莫高窟在它最辉煌的时期即唐代，已有“窟室一千余龛” 。说它是佛教圣地，名不虚传。

　　然而，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内迁，莫高窟就此在几百年当中无人管理，日渐萧条。

　　到1900年，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道士王圆箓与几位最不同凡响的西方探险家的交易，把全世界震惊了：前者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后者用少数银两换走了这洞中大批堪称文化宝藏的佛教经卷和各类文书。敦煌莫高窟就这样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古人的智慧往往超出现代人的想象。姑且不论莫高窟壁画的文物价值有多高，单就古人使用泥土、白粉和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洞窟岩壁上制作壁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所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保护研究所进行合作，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古人的壁画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在研究室内，技术人员仅以微量提取物通过X衍射，便可得到壁画泥层和颜料层中各物质成分及其特性；同时在特殊显微镜下，矿物质颜料的色相及其变化被准确地观察出来。

　　之后是实验性的复原临摹，此手法首先可使一大批画面漫漶不清的壁画重现昔日真面目，为各类研究提供基础；再则，这样的复制过程也是保护与修复壁画的重要前提。

　　众所周知，敦煌以及西部中国异常干燥的内陆性环境气候，是众多古代石窟壁画得以保存下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水就成为了这些泥质壁画的第一天敌。而敦煌地区的砾石岩层中又含有较多的可溶性盐，于是水与崖体中的可溶盐的相互作用，便是引发壁画产生病害的主要原因。

　　为找出壁画病害的发生规律，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壁画病害模拟试验。经过分析，他们确定出壁画地仗层即泥层的主要物质成分，分别是占六成以上的黏土，三成左右的细沙和少量的麦草，用水调制而成。其中为主的黏土，即是莫高窟前大泉河水冲刷至下游的杂质极少的沉积土，又被称作澄板土。从取材上看，特别是大量的基础材料即壁画的泥层，古人只能就地取材。而上述这三种材料正是敦煌所具备的。因此他们按照适当的比例，制作出了与莫高窟壁画泥层非常相近的地仗层模块。当模块晾干之后，用石青、石绿、铁红等几种在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常见的矿物质颜料，涂在模块表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壁画模拟试块。最后，这些试块被人为地加进了一定比例的与莫高窟崖体中性质相同的可溶盐，目的是要把它们放入试验箱中，在一个人为控制的温湿度变化周期中，观察试块发生病害的程度。

　　敦煌市的早晨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纷纷出动，各路游客跃跃欲试。虽然今日的敦煌似乎不复丝路时代“华容所交一都会”的盛况，但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以另一种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就是旅游。每当春季来临，大客车便一辆接着一辆从各大宾馆出发，把旅游者带上那条通往莫高窟的沙漠公路。

　　莫高窟分南北两个区域，位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之上，总跨度1700米。石窟在崖壁上上下相接、左右比邻、状如蜂巢，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层。

　　据考证，莫高窟的营建是一个从4-14世纪跨度一千年的漫长过程。佛教通过石窟中的壁画在这里广为传播，同时世俗生活也被古代画师们投射到笔端。

　　在众多的佛陀故事画里，表现佛一人承受苦难，普度众生。其中舍身饲虎图，描绘佛的前身萨埵那太子，为救活奄奄一息的母虎与虎崽，以身饲虎的情景。在这里佛的大慈大悲，被刻画到了足以震撼人的心灵的地步。对现实生活的幻想，构成了西方净土世界的巨幅画面。其中飞速旋转的胡旋舞，在西方的乐土之上跳动着盛唐时代的脉搏。说法图中的菩萨美轮美奂，一派高贵、典雅、慈爱的尊容，传达出的是一种雍容大度的盛事情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队，一路艰辛万苦，遇盗脱险、逢凶化吉，保佑他们的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共计45000平方米，加上2000多身塑像，集中在被称之为礼佛区的南区洞窟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壁画和彩塑一直是这里的僧侣、供养人以及民间百姓们精神寄托的对象。

　　与人们所熟悉的莫高窟南区洞窟相对应的北区石窟，则是当年僧侣们坐禅修行、生活起居的场所。

　　仔细观察这些毫无修饰、四壁皆空、矮小黑暗的北区石窟，你会感觉得出当年僧侣们的生活与南区华丽洞窟中的佛事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清静、寂寞成为石窟主人的生活基调。

　　据说，当年敦煌的百姓出家为僧者，人数众多。他们离开距自己并不遥远的亲人，舍弃人间烟火，遁入空门，坐进小小的石窟，修行一世，苦度一生，或许只为在莫高窟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吧。

　　所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里发现了数量相当的古代僧人的遗骨。

　　与此同时，在北区石窟中还出土了大量不同民族、不同文字的佛经及社会文书残片。当年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波斯银币以及胡人形象的男俑，也出现在北区石窟中。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在众多文书残片中存有一份叙利亚文圣经。这说明在丝路时代，敦煌莫高窟不仅是一个佛教中心，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场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再没有第二个佛教石窟寺遗址，在时间跨度上和信息承载量上能与莫高窟相比拟的。因此莫高窟被今天的人们视为文化宝库，并且有着独一无二的珍贵性。

　　而它又非常脆弱，因为这里的壁画、彩塑都是泥质的，所以保护它就显得异常艰难。

　　在经过若干个温湿度循环周期后，壁画模拟试块果然发生了轻重程度不等的病害。这不仅验证了水与可溶盐对壁画的破坏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研究病害机理、找出修复材料提供了可能。

　　那么，所谓壁画的病害是怎样形成？又有怎样的表现形式？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苏伯民介绍，壁画病害的形成，简言之就是存在于洞窟崖体中的可溶盐遇水后溶解，水蒸发后再结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导致结晶盐存留于壁画的泥层和颜料层中，破坏了壁画原有的物质结构。

　　目前莫高窟壁画的病害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起甲壁画，即壁画表面的颜料层起皮、龟裂、脱落。二是空鼓壁画，其特点是壁画的泥层与洞窟岩体失去粘结，开裂后向外鼓胀，当其无法承受自重时，就有塌毁的可能。三是酥碱壁画，主要表现为壁画整体粉化、酥松、呈糟糠状，最终彻底脱落，因此它是所有病害中最为严重也最难于治理的病害，又被称之为壁画的癌症。

　　科学的修复起于实验室。经过多年的试验与筛选，敦煌研究院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修复起甲壁画的粘结材料——它是一种明胶，即动物皮胶再精炼后得到的一种最接近古人作画时所使用的胶结物。因此它对壁画颜料层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它的作用即可使壁画干裂翘起的颜料层湿润后与泥层重新粘结，而又不会破坏壁画颜料层的色彩关系，即画面效果。

　　当对试验模块进行过无数次修复并且证明这种修复工艺有效之后，真正的洞窟实地修复方可开始。然而这毕竟是面对实物，而且是有着巨大文物价值的莫高窟壁画，因此需要修复人员不仅掌握熟练的修复技巧，也要具备相当的文化艺术素养，这样修复出来的壁画，才能达到不显山不露水、修旧如旧、画面浑然一体的效果。而这是一切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准则。

　　如果说修复起甲壁画是直观的、看得见的，那么修复空鼓壁画则是不可视、更不能立即见效果的。

　　修复人员首先在壁画的空鼓部位，找到一个尽可能不破坏画面效果的地方，打一个细小的孔洞，插进橡胶软管，随后灌入事先配置好的具有黏结作用的浆液至壁画的泥层与岩体之间，最终达到使岩体与壁画泥层重新粘结的目的。

　　这一灌浆技术是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多年合作研制出来的。这种浆液透气性好、收缩率小、强度适中、重量轻、其性质与壁画泥层非常相融。因此只要灌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此浆液就会很好的填充壁画的空鼓缝隙，而不致使壁画负重过多，又具有良好的粘结效果。

　　灌浆完毕之后，一项重要的工序就是支顶吸盐板。该吸盐板表层是一种吸附力极强的材料，在支顶空鼓壁画使其回帖的过程中，吸附浆液中的水分及其所溶解的空鼓部位的可溶盐。

　　最后通过局部吸盐法，彻底吸附掉残留在壁画表面的盐迹，这样就避免了灌浆后的壁画在水分蒸发时把可溶盐留在泥层或颜料层中，导致酥碱、起甲等其他病害的再发生。

　　关于所谓壁画的癌症，即酥碱病害的修复方法，目前敦煌研究院尚在试验中，但修复的思路仍然是脱掉壁画中的可溶盐。

　　从1998年至2005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第85窟壁画进行了历时8年的修复。它是目前世界上采用现代科技工艺修复古代石窟壁画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实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一个典范。如果在未来的长时间里，这些被修复过的壁画状况良好的话，说明敦煌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整套修复壁画的科学程序。那么，尽量延长莫高窟壁画的寿命，似乎就有了可能。

　　1600年前，当莫高窟洞窟的岩壁上被绘制出第一幅壁画，那时的人们没有去理会画师是谁。可是当492个洞窟铺满壁画之时，后人又没能记住众多画工的名字。仅有的一些能证明画工身份的洞窟题记，现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如果这些无名画师灵魂不死的话，他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或许会感到欣慰。

　　据说，创造了莫高窟壁画的古代画师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僧官，顾名思义是管理僧人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为数不多。再就是画僧，他们是僧侣，也会作画，人数较前者略多。最后便是纯粹的画工了，他们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在洞窟里作画，便在洞窟中起居，一旦完工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可想而知，这个巨大的绘制工程，一定令许许多多画工耗尽毕生的精力——他们走进了这状如蜂巢的石洞，恐怕就再也没有走出莫高窟。

　　正是这样一批优秀而伟大的无名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辉煌的丝路文明的影像。

　　而这些不可移动的传世珍品，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经受着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威胁，更成为近现代人攫取的对象。

　　自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于20世纪初获取大量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绢画之后，美国人华尔纳捺耐了许久，还是按捺不住了，终于来到中国。

　　1923年冬季，美国福格考察队在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一无所获，队长华尔纳带着对西方同行的极大怨气继续西行，目的地是敦煌。

　　当华尔纳于第二年初春出现在莫高窟时，他遇到的是和他的西方同行一样的情景，主持王道士外出不在莫高窟。然而华尔纳并不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期盼着进入藏经洞，因为他对藏经洞及其经卷文书兴味索然。身为艺术史家的华尔纳是带着剥离壁画的化学胶水有备而来的，因此他无须等王道士回来，便径直走入了莫高窟的洞窟之内。

　　一进洞窟，五光十色的巨幅壁画令华尔纳眼花缭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别的可说。”于是在王道士回来后，他同样用给银子的方法封住了他的嘴。当夜深人静之时，华尔纳用化学胶水剥离下12块在他看来堪称绝世精品的壁画。与此同时，这位识货的艺术史家还盗走了两尊彩色塑像，其中一尊盛唐时期的供养菩萨像，现已被视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华尔纳偷偷地溜走了，他的车马队因所装宝物严重超载而显得狼狈不堪。敦煌的乡民们在得知此事后震怒了。如果说他们因缺少文化而不甚关心藏经洞文书的流失，但这莫高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却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因此乡民围攻了县长和王道士，扬言要找华尔纳算账。华尔纳事后感觉到了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他第二次欲大规模剥离敦煌壁画的梦想破灭了。此后外国人欲在莫高窟的非法活动，均未得逞。

　　1943年的初春，第一位专职保护人来到莫高窟，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

　　据说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于1940年代来到莫高窟时，满眼荒凉、一无所有，唯一能栖身的地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他们白手起家，在这里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时间飞逝，创业者在一个甲子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敦煌人。

　　如今，到敦煌莫高窟观光的游客日渐增多。人们惬意地行走在被修复了的古栈道之上，精美的壁画使人流连忘返。然而这种景象与敦煌研究院历史纪念馆的一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常书鸿等人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堪称老古董的生活资料，从一个侧面注释着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开篇史。如果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脑海中生成一幅幅活的影像，你也许能够深刻体味在这大漠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创业者的生命意义。

　　春夏之交，敦煌在一天内下了一场超过年平均降水量40毫米的所谓的大雨。这对敦煌人的生活而言再好不过了，对莫高窟就未必是好事了。

　　看到莫高窟的崖面被雨水阴湿的部位，凭直觉便可以感到这对洞窟里的壁画是绝没有好处的。

　　一个平日里是供上香人烧香而用的大缸，此时盛满了雨水，倒影晃动，俨然把莫高窟映成了一幅水彩画。相信游人会觉得这别有一番情趣，然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人员想必是不希望这种景象过多地出现。

　　春雨过后，是永无休止的风沙——严重时能见度只有几米远。

　　风沙的破坏力不言而喻，尤其是莫高窟及其壁画在沙暴的侵蚀下，异常脆弱。早在1940年代常书鸿等人接管莫高窟时，就因为它长期无人管理，洞窟和壁画被风沙掩埋磨损者甚多。

　　看来无论让敦煌人期盼的雨水，还是令人生畏的风沙，对于莫高窟而言，就像无形的杀手，侵蚀着每一幅壁画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对莫高窟及其壁画的研究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60年的时间里，敦煌研究院几代人为此费尽了心血：从早期的单一临摹和抢救性加固，到如今使用先进的科学工艺方法修复壁画、治理环境。他们走过的是一段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用心急如焚为子求医的母亲和悉心体察及时施药的大夫来比喻这几代人对莫高窟的用心，绝不为过。

　　沿着敦煌的母亲河党河向上游追溯，一直可以到达祁连山。

　　自古以来，每当春天降临，祁连山的积雪都会融化流入党河。干渴了一冬的党河便开始复苏，它带着生命的活力顺着大漠流向敦煌，于是绿洲里的生活又充满了生机。

　　似乎是要顺应天时，就在早春时节，敦煌的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此时恰逢小生命过百天之际，主人家要做很多很多的饭菜，以供前来道喜的乡亲们享用。

　　女主人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因为这是他们家四代同堂了，这孩子便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所有的敦煌人以至中国人都会有相同的喜悦和企盼，因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莫高窟也是有生命的。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莫高窟的壁画、彩塑铺展开来，可以在沙漠之中布成一个长达二三十公里的大画廊。而这个画廊便承载着莫高窟的生命——即敦煌的文化生命。

　　如何更好地延续这个生命，不仅是那些正在莫高窟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使命，它也将成为全人类一个共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