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的慈善文化正当时

慈善已然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话题。知名慈善家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将于9月底联手在北京举办富豪慈善晚宴，担忧劝捐的中国富豪们纷纷拒会，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的“裸捐”言论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李连杰央视吐苦水，将自己所办慈善基金壹基金所处的转型困境和盘托出……

一时间，舆论浪潮再起，媒体纷纷跟进。诸多富豪、学者、评论家、业界人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掀起慈善组织、慈善事业讨论的新高潮。

两场关于慈善的论争

9月12日晚，做客央视《面对面》节目的李连杰坦言，他发起的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他表示，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只能使用挂靠单位中国红十字会的相关账户和公章，再求发展已到瓶颈。李连杰的一番话很让人动容：“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它没有身份证，没上学。在月子里没事，可它就会被希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更加专业化透明化发展的人质疑了。”在汶川地震等行动中表现优异的壹基金的前景，由此备受关注。而对这方面的讨论大抵集中在放开公募基金会申请、规范基金会运营等方面。

目前国内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公募基金会有权向公众募捐，非公募基金会则不行。民间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会，首先要有业务主管部门，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业务部门会顾忌政治上的风险，也顾忌贪污腐败带来公愤。因此，我国现有公募基金会大多具有官方背景。

2007年，壹基金计划在北京启动。在3年的合同期里，作为私募基金的壹基金挂靠在有公募资格的中国红十字会名下。事实上，壹基金一直以来打着擦边球，如在出租车等处做募捐广告时并未挂有中国红十字会的名字。

另一场论争则呈现多元视角。

8月底开始，中国的很多富豪陆续接到了巴菲特和盖茨慈善晚宴的邀请。综合各方信息来看，被邀请人员包括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五十名及部分特邀嘉宾。该晚宴由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和知名主持人杨澜执掌的阳光文化基金会共同处理。

随后媒体纷纷曝光，由于担心此次晚宴是美国、欧洲富豪慈善晚宴的延续，担心会被劝捐的许多富豪婉拒参会。面对这一局面，9月14日，盖茨和巴菲特发出亲笔信，说明此次活动是学习、倾听、分享经验，不涉及捐款。2009年5月的美国富豪慈善晚宴上，巴菲特成功说服了40位美国富豪承诺捐出至少50%的个人财产，总计约1250亿美元。

接到邀请的陈光标的“裸捐”宣言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部分舆论认为应当鼓励，并以此抨击那些拒绝参会的富豪；部分舆论则认为慈善也应当尊重选择，不应强加道德评判；也有部分舆论指责陈光标有作秀之嫌。夹杂在这些舆论中的受邀富豪们，则或反击或沉默。

中国慈善文化根基深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始终在宣扬仁爱慈善精神，如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四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儒家的入世精神、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促使历代统治者都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看作是政府爱民的表现，是仁政，是其应尽的道德责任。

道家主张“知足常乐”“知足者富”；墨家主张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要“远施周遍”使“天下之人皆相爱”；佛教主张“慈悲为怀”，为一切众生造福田……这也使得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一直将慈善作为道德标杆和行为规范。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慈善公益的观点，推动救济式的慈善向扶助式的公益转型，开始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慈善新发展：救助主体上，由政府向民间转移；资金来源上，寻求多元化发展；救济范围上，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普及；法规制度上，也出现了专门的法律法规。

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

宗族慈善根植于中国的血脉传承中。古代中国的许多人认为家族内公益的发展是家族稳定乃至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于是，宗族慈善便迅速而有效地发展起来。战国时期，祭田、族田、贡士庄等成为宗族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宋代，随着人们对教育、养老等的需求，义庄、义田、义塾等迅速兴起。

宗教慈善也是重要的慈善类型。宗教组织以公益经营、募捐为主要方式。由于宗教特有的劝人向善的教义，许多信徒能慷慨解囊，投身宗教慈善。

政府慈善在儒家传统中多有体现。唐朝时，政府开始设置专门机构来监管社会慈善，并随后出现了官办慈善。如公元734年，唐玄宗下令将京师的乞儿全归病坊收管，经费由政府以利钱支付。9世纪中期以后，政府开始用公款支付慈善组织的开销，并挑选了地方耆老管理事务。宋代还建设了一系列的社会救济机构，以满足贫人不同的需要。

民国年间，社会慈善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当时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民不聊生，但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只能由慈善组织承担。这一时期，慈善团体的数量、慈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出现了一个高峰。据统计，1946年全国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私立的有1011个。1948年，这两个数字上升到4172和1969。在众多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保育协会、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民间社会公益团体存在的必要性降低，生存空间也由此压缩。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社会建设使得民间组织迅速兴起，但由于制度惯性和社会意识惯性的存在，慈善组织的制度建设还落后于实际需求，社会慈善理念也还停留在发展中。

重建中国慈善文化迫在眉睫

在分析中国富裕人群为何在捐赠方面不积极时，许多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诸如监管体系未建立、捐款渠道不畅、慈善机构的腐败以及部分人群诈捐等因素，都成为口诛笔伐的重点。

但当今慈善事业处于困顿的根源，在于中国慈善文化的重建尚未成功。慈善文化体现出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也体现着企业、人群的社会责任感。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壮大需要慈善文化的承载和激励，必然会与社会的人文关怀氛围紧密联系在一起。

慈善文化研究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周秋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慈善文化一度断层，传统的慈善理念严重缺失，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真正意义的慈善事业。物。”也正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富人、名人热衷于慈善，并形成良性循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那句“带着巨大的财富离开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体现着美国富人阶层对财富的看法。

与之对比的是，在中国的各级慈善捐款中，经济实力最弱的普通百姓占了大头，富翁们只占很小一部分。据统计，“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的135位富豪共捐赠折合美元1亿多，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的捐款总额达到了650亿美元。

文化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从当下做起、日积月累，在发展中积极鼓励、耐心培育，直至开花结果。中国从来不缺乏慈善的土壤，从2008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一举突破千亿元即可见一斑。但从2009年这个数额迅速跌落50%可以看出，中国的慈善文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表示，慈善界的种种现象，恰恰说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有两大特征，一是不适应现代慈善发展的制度正在被淘汰，但新制度尚未出台，矛盾多；二是人们对慈善的认识误区多，慈善文化正在逐步形成。”他认为，无论是财富的积累还是文化的传承，都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开启社会风气，以提高自身素质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