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观音经像研究——兼与李福顺教授商榷

　　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观音经像研究——兼与李福顺教授商榷

　　作者：王景荃

　　博爱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地处太行山南麓，东与焦作市区、武陟、修武县相接，南与温县隔沁河相望，西与沁阳市相连，北与山西省晋城市毗邻。丹河、沁河从其西、南注入黄河。20世纪中叶在丹河上修建青天河水库，使丹河高峡 出平湖，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有“北方三峡”之美称。青天河水库上游便是丹河大峡谷，沿河上溯两公里处，有一座钟形山峰，山峰之颠有一突兀的小峰，形似人首，仰望山体，就像一尊端坐的大佛，当地人称之为天然大佛。就在这座神密的天然大佛身上，蕴藏着更为神密的奇迹，20世纪80年代，一位牧羊人在距河面80米处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北魏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图一）由于这里悬崖如壁，丹水涛涛，地势十分险峻，长久不被世人所知。近年文物工作者进行文物普查时对其进行了传拓，2002年第五期《中华文化画报》刊登了首都师范大学李福顺教授《河南发现北魏摩崖石刻》（以下简称《李文》）一文后，使其方显于世。2003年本人在做“河南佛教石刻造像调查”时，再次对其进行了传拓。通读拓片，发现《李文》对该摩崖造像的研究多有不当之处。鉴于此，有必要对这处摩崖造像进行重新研究，本人才疏学浅，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世人对此处摩崖关注。

　　一、中国最早的摩崖线刻观音经像

　　图一 青天河北魏摩崖

　　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图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摩崖利用一处高120厘米，宽150厘米的由自然岩石形成的“┍”形崖面刻就，其上有一檐石，保护崖面不受雨水侵蚀，崖面前几无立足之地，加之长期无人知晓，免受人为破坏，方使这处北魏时期的摩崖历经1500余年而完好无损。摩崖中间线刻观世音像，头戴花蔓冠，冠中刻一佩莲瓣形背光的立佛。冠两边的宝缯向两侧平伸折角呈S形下飘。面相微侧向右，有八字形胡须。颈佩桃形项饰，两肩部佩圆形饰物。宽大的帔帛绕肩在腹前穿璧环下垂至膝际后上扬，一条穿左肘形成环形后回绕沿体侧下垂，一条绕右臂向外飘扬。左手持扶尘屈肘于左胸前，右手执莲苔下垂，两腕均戴手镯。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覆莲座上，脚趾向外。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莲瓣形背光。上有帏幔装饰的方形华盖，华盖四角饰山花焦叶和下垂的幡带。像之左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序首以及修丹道的经过，正书，10行，行10至39字不等；右刻参与施工的军队将领名单等。保存完好，全文共432字⑴，一字不缺。其“字体略带隶书遗意，刀锋犀利，字形儁秀，为流传魏碑之上品。”⑵录文如下：

　　图二 青天河摩崖观音像拓片

　　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弟子清信士建等，庸软忝处朝末，猥蒙所遣，通治丹道卅二难，从南至北，造作垂讫。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遂发微心，刊造观世音像一区，并注观世音经序首一／启。欲令路人憩息之暇，因生礼诵，敬拜赞读，靡不感悟。经云：“福不唐捐”，可谓妙旨之明验。后愿斯／道坚固，永无亏损，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所愿如是。其道以大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

　　南无观世音菩萨消伏一切毒害，行人见者亦发菩提心。

　　厉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都副将、武功蘓建。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

　　长史赵郡李雄；司马勃海高成；主薄兼长史间茂；长史汝南周祐；

　　司马新平冯珎；主薄带军主广平司空湛；当此难军主赵郡刘运；

　　军副颖川郡郭龙远；匠潘惠孙造；军副韩道遵；幢主张俱罗；

　　兼主薄令史索猛；主薄领令史姜达；军副令史贾顯；军副令史王万兴；军副令史李檦；军副令史郭达；军主令史田顯。

　　《妙法莲华经》，是后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所译。“普门品第廿四”又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世谓《观音经》。此经在今存《大正藏》第九册中列为“第廿五品”。这则摩崖刻经虽然只刻出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卷首部分，但却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切记年的时代最早的刻经，对研究中国早期刻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所记北魏永平元年冬至永平二年春（508年―509年）四千兵士历时三月修建丹道的经过，是研究当时丹道修筑情况不可多得的资料。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对此评曰：“产生于1500年前的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是非常珍贵的遗产。象这样面积大、文字多、保存完好、历史久远且图文并茂的线刻，在全国实属罕见，确实引人入胜。石刻的线条、轮廓、字体都是纯正的北魏风格。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准确、真实的记录了当时修筑古丹道的情况，从而成为研究北魏历史的一个窗口。”⑶

　　二、关于《李文》的不当之处

　　由于《李文》在录文中的漏录和标点错误，使其在对记文的研究方面多有不当之处，现摘录于后：

　　1、 拓本第2行下端“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李文》将“世

　　尊”二字漏录，导致经文原义改变。此段经文的原义是无尽意菩萨向世尊（即佛）请问，而《李文》则变成了无尽意菩萨在向观世音菩萨发问，即“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2、 拓本第6行“佛弟子清信士建等”，“清信士建”，即记文后面所记的“厉

　　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都副将、武功蘇建”。《李文》将其释为“佛弟子清信、士建等”，导致其在后文中误认为是两位将军。“清信士”是佛教术语，梵语优婆塞，译曰信士，又曰清信士，指受三归五戒得清净信心的男子。故又有清信男之称。受三归五戒具清净信心的女子，称作“清信女”，梵语“优婆夷”。⑷

　　3、 拓本第7行“刊造观世音像一区，并注观世音经序首一启。”《李文》误

　　将“序”字释为“厚”，认为“序”乃“厚”之别体，并对其进行了阐释，认为“厚启一首，即莲花经普门品之后的一篇文告”，“莲花经之后，刊启一篇，既表心意，又可奏报朝廷。”这种解释实乃牵强，同时也误译了原文的文意。“序首一启”即指前刻《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之卷首部分，并非“莲华经普门品之后的一篇文告”。

　　4、 “武功蘓建”之“蘓”字，右下之“鱼”部少刻两竖，可能是匠人漏刻，

　　仰或是故意增减笔画，这种作法在魏碑中常见。《李文》将其释为“艹”头下“棘”字，并将“武功棘”疑为人名，是不当的。“武功”是地名，战国秦孝公置武功县，治所在今陕西省眉县东40里渭河南岸。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废，寻于美阳县置武功郡，故城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⑤。

　　三、造像记中记载的军人官职与北魏的军队设置

　　这件字数不多的造像记，不仅记录了永平元年至永平二年修筑丹道的情况，而且还记录了当时修筑丹道的军人官职，从这些军人官职可以看出北魏的军队设置情况，因此，这件造像记又是研究北魏军事史的重要资料。

　　记文中“佛弟子清信士建”即后文中所记的“厉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都副将、武功蘇建”。蘇建，史书无载，其所任官职，据《魏书?官氏志》载：“厉威将军”，景明年间设，官阶列为六品； “覆津太守”，“覆津”，地名，在今甘肃省武都县治。⑥ “太守”，官名，春秋时初置，为武职，以防守边郡，后渐为地方长官。秦以郡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每郡置“郡守”主之。汉景帝时改“郡守”为“太守”，历代沿置不改。南北朝时设州渐多，郡所辖区域日益缩小，而州郡区别无多。⑦北魏时的护军如同地方太守，《魏书／官氏志》有“太安三年五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之言。下郡太守官阶六品，中郡太守官阶五品。覆津太守也应为六品以上官阶。“监治道都将”，北魏的军镇有都大将、都将、大将、将、都副将、副将、子都将等官职，“都将”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已经出现，如《魏书》卷四二《薛辩附子谨传》：真君五年（444年）“为都将，从驾北讨，以后期与中山王辰等斩于都南，时年四十四”。献文帝以后，以职责命名的都将比较多见。如《魏书》卷四十四《宇文福传》：“太和初，拜羽林郎将，迁建节将军，赐爵新昌侯、南征都将。……（太和二十二年）寻以高车叛，命加征北将军、北征都将，追讨之。军败被黜。” 这里的都将既指明了都统的方位，也指明了统兵的职责。 记文中的“监治道都将”，应是北魏设置的军事监督官，其职责是监督治理官道。“员外将军”在太和年间官阶列为第五品中，景明之后降为从第八品。⑧ “都副将”应是都将之副手，也是以职责命名的官职。孝文帝以后多见，如《魏书》卷四十四《薛野腊附虎子传》：“（太和）四年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于五固。诏虎子为征南都副将，与尉元等讨平之。”虽然《魏书?释官志》中没有记载都将、都副将的品秩，但基本继承北魏官制的北齐有刀剑备身五职，这五职的排列次序由高到低依次是都将、别将、统军、军主、幢主。据陶新华考证，“北魏的都将应在正四品以上”⑼那么，作为都将副手的都副将也应在正六品以上。由此可见，蘇建是一个官居六品的将军，也是这次修筑丹道的最高统帅。

　　关于题名中的其他官职，据《中国历代官称辞典》载：“长史”，官名，战国秦置。东汉时，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各置“长史”一人，均秩千石，其职掌为“署诸曹事”，任职颇重，号为三公辅佐。南北朝沿置不改。两汉时，与少数民族接邻各郡亦置“长史”之官，以辅佐太守掌一郡之兵马。南朝时，“刺史”带“将军”官号而开府者，其幕府亦置“长史”，多兼任首郡“太守”，北朝之制略同。“长史”是一种相当于所在一级署衙之“秘书长”或“幕僚长”一类之官员。

　　“司马”，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总管军府，参与军事谋划。

　　“主簿”，官名。战国时，秦国“郡守”之佐官，掌文书及处理日常事务。汉代中央及郡县均置此官，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魏晋以后，渐为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的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理事务。

　　“令史”，官名。汉代“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属均置令史之官，为辅佐“三公”之书记官，掌全部文书。

　　“军主”，官名。三国时置，为统兵官。北魏的军镇体制中存在军主。《魏书》卷八0《贺拔胜传》：“祖尔逗，选充北防，家于武川。以窥觇蠕蠕，兼有战功，显祖赐爵龙城男，为本镇军主。”北魏军主的地位，《魏书?官氏志》无反映，但西魏六官体制中，军主四命⑩。在正五命的统军之下。北魏的军主也在统军之下。《魏书》卷七三《杨大眼传》：太和中，李冲用为军主。“未几，迁为统军。”关于军主领兵人数，南北朝数量不一。南朝一个军主多则领兵一万余人，少则数百人⑾北魏军主的领兵数较南朝为少，《魏书》卷七三《奚康生传》：孝文帝“时吐京胡反，自号辛支王。康生为军主，从章武王彬讨之。胡遣精骑一千邀路断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战。”军主奚康生领兵只有五百人。据《魏书?蠕蠕传》载：“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将即军主，统领千人；帅即幢主，统领百人。该造像记中即有“幢主张俱罗”的署名。由此可见，题名中的“当此难军主”即指修筑北魏摩崖造像附近丹道的军主，并非修筑丹道全部“卅二难”的军主。此次修筑丹道的四千人，应当是由至少四个“军”组成。

　　从以上题记中所列的军人官衔可看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曾做过覆津太守。因此，这支部队有可能是原驻守西北的护军。护军所管为地方部落军队，故谓之“诸部护军”，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朝护军与清朝驻于各省的都统相似。北朝大致是胡人与军人混合，汉人与农民混合。战斗属胡人、准胡人，农桑则属汉人。”⑿但从这支军队的高级将领的籍贯看，应是汉人或者是以汉人为主的军队。这支军队因何从西北调防到中原，尚需考证。因此，该题记所记载的军人官职对研究北魏晚期军队编制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此次古丹道的修筑情况

　　丹道因丹河而名，为古时官道，在丹河峡谷内长约30公里，是当时晋豫交通要冲，以山峻道险而著称。古丹道北通山西上党，东接华北平原，南经孟津渡口进入伊洛平原到达都城洛阳，是北魏时洛阳通往平城（今大同）的重要道路之一。博爱境内现有四处丹道遗迹：一处在许弯村南丹河东岸的山腰上，长约2公里，宽0.5—1.5米。蜿蜒曲折，修筑痕迹明显；一处在天井关；一处在青天河景区西岸山崖上；一处在北魏摩崖造像附近。天井关是丹道上的一个重要关口，为太行八陉之一，地势险要，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战国时的秦赵之战、后汉阳夏侯冯异攻天井关拔上党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曹操北伐叛将高干经此并著《苦寒行》。《后汉书》注曰：“太行山上天井关，有天井泉水三所。”即现在的大姑窑、二姑洞、三姑泉。三姑泉就是历史上的“天井”。⒀由此可见，自战国时起，丹道就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造像记文中所谓的“通治丹道卅二难”，实际就是修筑丹道中的三十二处较大的工程，其中也应该包括丹道上的主要关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修筑丹道的兵士，有可能就是驻守天井关的守军。

　　关于此次修筑丹道的情况，造像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通治丹道卅二处，从南至北，造作垂讫。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其道以大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从中可知，永平年间所修丹道共有三十二处较大的工程，动用四千兵士，时夸两个年段，费时90天，共用工三十六万方才完成。由此可见，这是一次较大的古丹道修筑工程，工程的最北端，即是北魏摩崖造像附近的一处；最南端有可能就在天井关附近。由于丹河峡谷地势险峻，两岸是悬崖峭壁，施工十分艰难，仅北魏摩崖造像附近一处，就动用兵士千余人，可想而知，当年修筑丹道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修筑丹道的最高将领蘇建在丹道“造作垂讫”之时，在完成最后一段工程，即卅二难之一的最后一难时，利用自然石堪，雕刻观世音像并刻“观世音经序启一首”，“欲令路人憩息之暇”“礼颂敬拜”，祈愿“斯道艰固，永无亏损，使信士驰途坦然无碍。”

　　五、观世音信仰与观世音造像

　　北魏时期，雕佛造像之风大兴，除官方开凿石窟寺外，民间石刻造像也十分盛行，然而，这些石刻造像多是民间信士所为，纯粹由军队高级将领因为一项大的工程完工而发愿造像，实属罕见。此处造像题材仅为单一的观世音造像，说明当时观世音信仰十分流行，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观世音，又名光世音、观自在、观音等，是大乘佛教中的十地菩萨，也是完美的慈悲化身。据晋太康七年竺法护译《正法华经》第廿三品《光世音普门品》称，只要人们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定能脱离“七难”（火、水、风、刀杖、鬼、枷锁、怨贼）、“三毒”（贪、瞋、疑）之苦，并能满足“二求”（求男、求女）的愿望；同时还能随类应化，以三十三种不同形象，为众说法，救苦救难。因此，在政治分裂、连年战争、民不聊生的南北朝时期，观世音菩萨救难济渡的精神，以及灵验的神力，正好抚慰生活在动荡不安中百姓的心灵，而广受社会大众的欢迎。⒁当然，观

　　图三 王钟造观音立像

　　音信仰的流行也与此期较多的观世音经典的译出有关，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现存的有关观世音经典就有10余部，如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年）译出的《妙法莲华经》第廿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⒂；佛驮跋陀罗于宋义熙十四年至永初二年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三十四品《入法界品》⒃；昙无竭于宋武帝时（420－422年）译出的《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一卷⒄；昙无谶于北凉沮渠蒙逊时（401－433年）译出的《悲华经》第三品《授记品》⒅；畺良耶舍于宋元嘉年间（424－452）译出的《观无量寿佛经》一卷⒆；竺难提于宋时（420－479）译出的《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一卷⒇等。这些佛经的译出，有力地推动了观世音信仰的广泛普及。

　　观世音信仰的流行，不仅因观世音菩萨有救苦救难的慈悲心怀和超人的神力，也与简练的修行方法有关。由于观世音信仰的修行方法主要是一心称念观世音、诵持《观世音经》、造观世音像等。因此， 在北魏出现了大量的观世音造像，包括金铜造像、石窟造像、石刻造像、摩崖造像等。有关观世音造像的范例，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数不胜数。现存最早的观世音造像是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北壁第六龛内塑造的一佛二菩萨像，旁有墨书榜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和“建弘元年”（420年）的纪年。这是中国石窟中最早的“西方三圣”造像，此时的观世音造像是以协侍菩萨的身份出现，其形象也与一般的协侍菩萨相同，头梳束发式髻，袒右肩，斜披珞腋，下着长裙，左手胸前捻珠，右手下垂握帔帛。而具有明显标志的观世音像的出现，是在北魏中期以后，如云冈第17窟南壁第二层东侧的坐佛龛外的二菩萨，均头戴宝冠，宝缯呈S形向上飘荡，右协侍的宝冠中刻一尊禅定坐佛，左协侍的冠中刻一宝瓶，均一手屈肘

　　图四 丁柱造观音立像

　　图五 青天河摩崖观音像

　　图六 敦煌285窟北壁供养菩萨像

　　于胸，一手下垂握帔帛。这种宝冠中刻有标志的菩萨，与《观无量寿佛经》中所描述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的特征相同，成为此后观世音造像的重要标志。而在北魏的金铜造像中，观世音像较多，且多为单体。关于南北朝的金铜观音造像，李玉珉教授依图像特征，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右手持一长茎未敷莲花，左手握天衣的观世音像；如日本私人收藏的北魏皇兴四年（470年）“王钟造观音立像”（图三）(21)第二类为右手持一长茎未敷莲花，左手执净瓶的观世音像。如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北魏太和八年（484年）“丁柱造观世音立像”（图四）(22)。然而，青天河摩崖线刻观世音像，其形象特征较为独特，头戴花蔓冠，冠中刻有莲瓣形背光的禅定坐佛，表明其观世音的身份。左手屈肘于胸，手中握荷叶和忍冬；右手下垂，手执莲台，与常见的观世音造像手持长茎未敷莲花和净瓶不同。尤其是面刻胡须的男子形象的观世音造像，在中原地区的观世音造像中更为罕见，可视为观世音图像中的新样本。(图五)综观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极少见到面带胡须的佛和菩萨造像出现，说明这种带胡须的菩萨图像在中原并不流行，或者说尚未被中原的佛教信徒所接受。然而在敦煌北魏至唐代的壁画中却能见到很多的面带胡须的佛像和菩萨像，如绘于西魏时期（535－556年）的敦煌285窟北壁的供养菩萨像（图六）(23)，头戴花冠，与青天河观世音造像基本相同，只是冠前方的禅定坐佛不太明显，面部胡须与观世音像极其相似，左手执一莲台，右手执一朵未敷莲花，侧身立于莲座上，虽然二者手中执物不尽相同，但衣饰装束却基本相似。“整个形象高雅儁永，超凡脱俗，一派南朝名士的风度。”（24）由此可见，青天河北魏摩崖观世音造像范本，有可能源自西北地区，仰或是军队调防时从西北地区带来，其“秀骨清像”式风格，明显是受南朝绘画艺术的影响所致。然而这种观世音造像样式在中原地区却没有流行开来，使之成为中原地区佛教造像样式中的一种孤例。

　　注释：

　　（1）、《中华文化画报》2002年第5期，由博爱县委宣传部供稿的《北魏摩崖／丹道／石佛滩》一文，将其误写为428字，与原拓本相校，少录4字。

　　（2）、刘福顺《河南发现北魏摩崖石刻》，《中华文化画报》2002年第5期。

　　（3）、见《中华文化画报》2002年第5期第5页。

　　（4）、见《中国佛学大辞典》“清信士”、“清信女”条。

　　⑤、（6）、参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武功县”条、“覆津县”条。

　　（7）、赵德义、汪兴明主编《中国历代官称辞典》，团结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8）、魏收撰《魏书?官氏志》，中华书局。

　　（9）、（11）、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6月

　　（10）、《周书》卷二四《卢辩传》

　　（12）、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万绳男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4月出版

　　（13）、参见博爱县委宣传部《北魏摩崖石刻／丹道／石佛滩》，《中华文化画报》2002年第5期。

　　（14）、参见李玉珉《南北朝观世音造像考》，《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2002，235－331页。

　　（15）、（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

　　（17）、（1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

　　（1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

　　（2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

　　（21）、《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35a

　　（22）、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6月第一版。

　　（2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的艺术宝库》，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24）、宁强《敦煌佛教艺术》，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