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

　　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

　　宛小平

　　[摘要]以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为楔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是以生命的艺术精神为鹄的。道德、科学、宗教价值固然重要，但是，真正引领未来世界文化的应该是艺术精神。同样，“境界”的高低也不是单线上升的路线。李石岑从历史和逻辑证明了艺术胜境才是符合生命的本质旨归。他的观点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情”的理路。

　　[关键词]中国哲学；生命艺术；李石岑；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0)03-0041-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哲学在汤一介先生眼里曾概括为以真(天与人)、善(知与行)、美(情与景)三个相关连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这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里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划分依然是以西方知、意、情为标准的，是为方便理解的。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三者的重要性是否是相等的?是否有某种精神在其间更能独特标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精神必须放在更大的“文化”概念范围内来把握，而一旦我们把中国哲学置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视野中，即刻会发现和西方文化相比有许多的不同：西方重视宗教与科学，而中土文化则为艺术和道德精神所贯注(这一点唐君毅、吴森均有论述)。很显然，谈中国哲学，艺术非但少不了，甚而说是相比西方文化更能彰显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所以，方东美以他诗哲相兼的气度成就了一个广大和谐的中国哲学体系(这在拙著《方东美与中西哲学》已有表述，此不赘述)。他说：“回顾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成就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艺术化的哲学。换言之，“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特质。无怪乎辜鸿铭在他不朽大著《中国人的精神》里也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表达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或人类之爱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比较文化哲学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端，方东美先生扬其绪，并筑就了一个迄今尚无法超越的比较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从梁先生的生命哲学到方先生的生命哲学一美学的异峰突起，难道其间没有起承转合的思想逻辑环节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阅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文献，发现有一个大哲学家完全被我们遗忘了，他就是李石岑。正是他，对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了犀利的批评，并从生命艺术论的角度立论，建构了自己的比较文化哲学的模型，才使得后来方东美先生在他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仅从人生哲学，而是从“形而上”为切人点来阐发中国生命哲学和美学。由是，我们必须清理这一思想的逻辑递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后来方东美、宗白华等以生命为本体的艺术哲学诸思想家的理论体系。

　　二、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论驳梁漱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李石岑洋洋四十万言的《人生哲学(卷上)》(1926年)详尽比较分析了西方、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与哲学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生命艺术论。他说：由是以观，科学、道德、宗教三者，都是抱着一个“生的无限”，都是做的“生的无限”的工作。我们可以作一种总括的说明。无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第一镜，则皆为生的无限之希求。我们应该特别尊重这个境界。在第二境，则为达到第一境之方便之功利现象。我们应该不把它看做方便去努力。在第三境，则当更进一步，严加训练，把第二境第一境完全忘却，好像是先天的直接作用一般。于此，乃有科学、道德和宗教之威严。在第四境，则这种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更欲与第一境的“生”结合。凡对于过去的科学、过去的道德、过去的宗教而起一种反抗，其用意都是如此。所以“生的无限”，为人类最高的希求。艺术乃是这种希求比较的可以实现者。拿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它们的成绩的优劣。虽然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但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从方法一点，很可以识别它们的造就科学和艺术论，科学用知的方法，艺术则用直觉的方法；就道德和艺术论，道德用消极的方法，艺术则用积极的方法；就宗教和艺术论，宗教用超现实的方法，艺术则用现实的方法。虽然都是对于“生”的希求，但科学的境界是“求生”，探求生命的实质；道德的境界是“舍生”，抛弃生命的形体；宗教的境界是“永生”，想象生命的未来；似乎都没有提到生命全体。若艺术的境界便不如是，艺术既可以吸取生命的神髓，又可以促进生命之扩大，卡朋特所以极力提倡生命艺术，就出于这种见地。近代东西学术所以对于生命艺术，提倡之不遗余力，也就推原于此。现代的思想界，在西方若尼采、柏格森、詹姆士、卡朋特、莫理斯、爱伦凯(Ellen Key)之流，在东方若泰戈尔、厨川白树、岛村抱一之流，莫不看重艺术的思想，——尤其是生命艺术的思想，这是世界学术的一个大转机，我们将从此合十瞑目，顶礼世界未来的文化。

　　呜呼!八十年前李石岑就如此鲜明地表达了生命艺术观是世界未来文化之价值取向。只可惜他要申论的生命艺术观(《人生哲学》的下卷)虽然在南京第一中学讲演过，但终未出版。实属遗憾!即便如此，单从他的上卷已经可以略窥大致。

　　那么，让我们来检讨一下李先生是怎样从对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驳中得出他上述结论的。

　　首先，李石岑认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名称就不当，因为梁先生实际上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东西文化，而不是像题目那样给人觉得是主张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论述上往往也是一家、一宗，并非和文化相兼相容。

　　其次，梁先生的西方文化向前、印度文化向后、中国文化持中之说则更是牵强附会。在李先生看来：“无论西洋印度和中国，都只是朝前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者走的快慢不同。”况且，梁先生的三条路向立言也欠妥，“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

　　事实上，梁先生的三路向都是以“意欲”为骨架的。意欲只能是逼迫人类的行为朝前走，何以会有“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以及“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呢?因此，说孔子是调和持中之路经并不正确。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实在都是“不待鼓而活动不易”(生生不息)。这能说是中国文化走不前不后的路向么?同样，说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向后要求”也是皮相之论!因为印度的出世思想其动机是出于“无生”；但“无生”的觉悟正可以利导且促进“生生”之机。这就是说因为它是要求我们作觉悟的幻生活，不作迷惘的幻生活，可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又如何能不说是向前的呢?

　　第三，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未来世界文化的三个态度 也不以为然。因为所谓要排斥印度态度，把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态度，以及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的态度。这些观点皆建立在错误的向后、向前、持中的立论上。更何况梁先生的论述漏洞很多。就对印度的态度来说，他把“宗教”、“佛法”、“印度”混为一谈。然而，在李石岑看来，欧阳竞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观点应该汲取。至于说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又根本改过的态度则与理不通。李先生认为：“他这全盘的一受，又根本的一改，恰好弄成一个对销。”而就对“中国原来态度”来说，李石岑认为孔子的“原来态度”如成立，那也就是在他生前或死后不多的时候县花一现罢了。自然，梁漱溟的中国此刻“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不妨也该慢点言说。

　　既然梁漱溟以道德(中)、宗教(印)、科学(西)为文化哲学的评判基点，所开出的未来中国哲学应走路向的药方有错误，那么，李石岑给出的“世界未来的文化”(也包括中国哲学应该走的态度)蓝图又靠何基点来支撑呢?他说：由是以观，道德、宗教、科学三者，虽尽发展的能事，但非有艺术的陶冶，决不是以形成一种最大的文化。现代的文化，满装着功利的臭味，无论道德、宗教、科学，都是如此，世界未来的文化必从此转出一个新方向，必是由“到功利之路”，转出一个“到艺术之路”关于艺术思路的内容，且容本书下卷详为陈说，令试略言之。艺术以生命表现为唯一的天职；宇宙本是一个生命的大流，如果艺术能表现宇宙的生命，那便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而所谓道德、宗教和科学，本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不过方法有不同，或者态度有不同。人类最高的希求，为生的无限；所谓生的无限，具有三个条件；一，生的本质；二，生的增进；三，生的持续。

　　不难看出，李石岑是将宇宙、生命和艺术(在方东美那里为灿溢的美感)视为三位一体的。这种观点催生了后来方东美的“诗化的哲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观为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建立在缜密的学理分析和论证基础上的。他谈到老子时说：“老子把‘自然，看作艺术的中心，于是又把艺术看作人生哲学的中心。老子对人生完全是一种艺术的看法。”“道家齐生死之说，都是从道上着眼，换句话说，都是从艺术上着眼，因为从艺术看生死，则生死不唯不足以生其欣戚，而生死反足以表扬其艺术。”“老子的人生观一切受成于道，听命于自然，是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老子艺术的人生哲学。”而在说到孔子时则说：“孔子一面催促人家觉悟，鼓励人家努力，好本着血统的关系去组织社会；一面又要想出一种调剂社会的方法，使人类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所谓生活，可以说就是情意生活；因为情意生活足以撼动生活的全体。而情意生活总含着一个要发泄的倾向，你就不让他发泄，它也终究会发泄出来的。不过情意生活尽量的发泄出来，就是‘诗’的作用，时时提防它，叫它不要胡乱的发泄出来，就是‘礼’的作用。这两种作用如果使用适当，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这便是孔子调剂社会的方法。”毫无疑问，李石岑在这里是把“礼”和“乐”看作儒家的基本精神，尤为突出了“情意生活”(艺术的生活)能撼动生活之全体的作用。李石岑甚而更进一步阐述“乐”和“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这样说道：“礼的作用在诗的作用之后。既已把诗和礼的功夫都做到了，才能谈到仁。因为情意生活有了圆满的发展，自然心气和平，可以达到快乐的境地。快乐的境地便是仁的境地了。(这无异于把“仁”解释成美的境界了!——引者注)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第一步的工夫，礼是第二步的工夫，乐是最后一步的工夫。乐便是快乐，并不单指钟鼓那类乐器说，正是‘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意思。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乐就有这种快乐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只有仁者能够享受，‘所谓仁者不忧’，‘仁者寿’。如果不仁，就有乐也不乐了，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乐与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不仅如此，李石岑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哲学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他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短见。恰恰是这样，他的生命艺术观开放地吸收了诸多西方哲学的许多新思想。如尼采、柏格森、席勒、卡朋特、詹姆士、杜威等。在李石岑接受某些西方主张生命艺术观的思想家观点时，也不免有些过激言论，这种言论多少轻视了中国固有的生命艺术价值。当然，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权益之论。例如他说：“尼采主张艺术即生活，生活之艺术化，艺术之生活化。谓人类就本性言之，既自为艺术家，又为艺术品。中国人则对于艺术从不甚了了。中国人心中只有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思想，而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政治法律军事乃至宗教美术，莫不拿伦理观念做中心，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一种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生活，却从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生活。中国人的污秽丑陋，固非用艺术的精神不能救济，中国人的瘠弱、奄惫和可怜的安逸，更非用艺术的精神无法苏生。中国人只会沉醉于阿婆罗的梦幻观想里面，却不知更有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的世界，更不知从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里面再淘出一个阿婆罗的世界来。所以中国人又非有一种艺术的陶冶不可。”

　　三、申论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不是西方的知识论哲学，这一点在学者似无太多争议。然而，把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人生境界的追求看作：由真一美一善(孔子)；由美一善一真(老子)；由真一善一美(庄子)这样的不同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疑心这观点是否能成立。这似乎有拼字游戏的味道。因为，这种观点虽然是按境界，而不是按知识问题来陈述三种哲学的表现所取的不同三种价值取向，但事实上在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并不存在这种价值递进的取向，这多少还是有点依西方学科规范按图索骥之嫌。经这样一处理，圆融在中国文化里的艺术精神(美)被分解成了一个单元。犹如从大海里经过科学处理提取的盐。已经离开了它生命母体，成了一个僵死的“物”。

　　倘若我们检视一下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生命艺术论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理论。我们会发现：“生命艺术论”(美学)的的确确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又是西方文化所不可比较的。

　　那么，为什么李石岑不以道德、科学、宗教价值来统合中国文化(在李甚而指整个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科学、宗教虽都是朝“生命的表现”路向走，然而“似乎都没有捉住生命全体”。它们各抓住了生命的某一面，如科学讲“求生”，道德讲“舍生”，宗教讲“永生”。唯有艺术才既吸取了生命的神髓(本能的直观)，又促进生命的扩大。如此说来，中国哲学最讲生命的表现。中文的“性”即指生命的性向，而西文的“性”则多以知识论的感性、知性、理性来诠释人性， 是科学的、逻辑的。反观中土生命之性是一种艺术的跃动，是情的蕴发，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据此，我们从李石岑的生命艺术观得到几点启示：

　　其一，李石岑的“境界”论是独特的。他不是像某些哲学家解释的如同单列一条线向上超升的境界路线：如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境)。李石岑是以“生命”为本体，把科学、道德、宗教、艺术视为价值纬度，层层超升。换言之，科学也好，道德也好，宗教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层层跃进的不同境界。只不过在方法上的不同，李石岑先生认为艺术之境的超越更符合生命的本质。最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第四境时，“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和最初都有的“生”(第一境)结合而有一个逆向地反对“过去的道德”、“过去的科学”、“过去的宗教”。谁来统合?谁来与之对立，当然只有艺术。所以，李石岑虽然没有讲有“第五境”，但实际上这“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之矛盾(既对立又同一)就是第五境。我们应该记住，李先生讲这番话时是1926年。毫无疑问，以后的冯友兰、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都吸取了他的这个“境界”的许多思想因子。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多以“价值”按单线上升路线来讲“境界”，未必优于李先生的这个说法。

　　其二，为什么李石岑把“未来世界文化”看做是生命艺术的一统天下。这有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前提：即科学、道德、宗教在过去历史上都曾各领风骚，但发展至今天，宗教已不是原来的宗教，它要和艺术结合；科学也不是过去的科学，它也要和艺术结合；道德也如是说。并且，李石岑认为“生命的表现”是由“功利之路”到“艺术之路”的前进。拿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相比，艺术更加符合宇宙的生命精神，艺术以直觉把握，“那种直觉，可以看作生命一样，是日进不已的。宇宙生命，固然是不断的创造，但是直接的内的经验，也是不断的创造。”由此可知，李先生把生命、宇宙和艺术的创造视为一体化的。从前述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子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理解，也是把它看作一件艺术品。并不限于我们讲的琴鼓乐器的艺术表现。对孔子的仁和乐作一而二、二而一的解释，这都表明他理解的艺术是有本体论意蕴的。

　　其三，李石岑一方面看到当今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的融合，另一方面，更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他在指出这些不同时是有价值取向的(指向生命艺术的表现)。如艺术与道德的价值比较，他说：“故道德为现实的，为规范的，艺术为直觉的，为浪漫的；道德重外的经验，艺术重内的经验；道德重群体之认识，艺术重个体之认识；道德有凝滞阻碍的倾向，艺术有活泼渗透的倾向。”再如他讲到艺术的真和科学的真之不同，他说：“由此可知直觉远优于思考，换言之，艺术之效力远优于知识之效力。是则艺术的真远优于知识的真矣。艺术的真之解释与评价，虽由美学上云见地而异，然艺术的真决非科学的真，换言之，非客观的真，乃一种之‘真’之感情也。艺术内容之对于哲学的人生的意义之要求，皆一种之真之要求也。美由真之补助，而美之价值乃益增；故美的真(Aesthetische Wahrheit)在艺术上有至高无上之位置也。”在谈到艺术和宗教时，他说：“从前说宗教是美的基本，现在不然；现在美是宗教的基本了。”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李石岑对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厘定是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

　　其四，李石岑不同意梁漱溟的“向前”、“往后”、“持中”三路说。主张只有一条“生命的表现”的路向。这个“生命”由本能使然。而就本能论，艺术家的直觉要胜于哲学家的直觉。他从柏格森的生命创化理论作申论，认为：“一为理智的或哲学的直觉(Intellectual ormetaphysical intuition)，一为情绪的或艺术的直觉(Emotunal or aesthetical intuition)。哲学的直觉，以个个之事物为对象，而基于概念；艺术的直觉，则基于情绪。然后者较前者更原始的，更为本质的，我辈无论何人，在或程度，皆可为此种直觉之享乐者；故尤可知艺术的直觉，近于本能之作用；本能不表现于直接动作，而表现于情绪时，斯为艺术。”这里，我们可以见出李石岑为何独独青睬艺术，因为艺术是“情”之所动，更由生命本能发动。诚如一般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境界哲学，这个“境界”，汤一介先生说得好：“所谓‘境界’就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了解，这当然是纯主观上的，……至于能否在现实社会中实现那是另一回事。”由此推之，李先生所谓的生命艺术观之“境”(实为五境)说也是依着中国传统的这个路子走的。这个路子就是以直觉为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是以生命为观照的对象。由“情”而发，像艺术家眼里的宇宙万物皆是充满灿然生机的。

　　统合上述，生命艺术观由李石岑批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被揭发，它的的确确既融合了西方近现代尼采、柏格森之流所凸现生命的艺术情怀的观点，也贯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情”的理路，它可能是未来世界文化的价值取向，甚而我们说由于这种艺术观流淌的恰恰是中华民族“情”的精神命脉，尤为值得研究中国哲学者来深思!

　　出自: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