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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西绕松布与西藏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新考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15日
来源:不详   作者:土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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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生·西绕松布与西藏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新考

  土呷

  [摘要]本文依据作者多方查寻和阅读到的最新史料——《向生·西绕松布小传》,对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确切的建造年代进行了重新考证。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应为1444年,而非之前的其他年代说。

  [关键词]强巴林寺;《向生·西绕松布小传》;建寺年代

  [中图分类号]B946.6+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4-0029-07

  1409年初,宗喀巴大师在西藏拉萨成功地举办了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拉萨祈愿大法会,随后又在拉萨东北部兴建甘丹寺,这两件大事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形成。之后,宗喀巴的弟子在卫藏、康区、阿里广建寺庙。其中被称为“边远护持圣教六大旗手”之一的向生·西饶松布周加巷:《宗喀巴传》[M],藏文,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2页。(有些文章中也称为喜饶桑布),于1444年创建了西藏昌都强巴林寺,使之成为在康区创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庙,这也是继拉萨三大寺之后在全藏区格鲁派建寺历史最长的古刹之一,至今已有566年的历史。解放前,昌都一带是帕巴拉执掌的封地,实行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制。随着昌都强巴林寺的不断发展,影响日益增大,逐渐产生了包括帕巴拉在内的谢瓦拉、甲热、贡多、嘉热等五大活佛世系,且先后被清中央王朝册封过印信、名号等。昌都强巴林寺的创建,拉开了格鲁派在康区传教的序幕。《土观宗教源流》中高度评价昌都强巴林寺创建的意义:由于昌都强巴林寺的创建,才“使格鲁派遍布于号称六岗、六绒、六雪、三茹的整个康区”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然而,对昌都强巴林寺的一些历史,包括创建人向生·西绕松布的生平、建寺年代、活佛世系、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尤其是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笔者依据新发现的藏文史料,结合长期在昌都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在本文中集中考证了向生·西绕松布的生平及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试图解答昌都强巴林寺确切的建寺年代问题。

  一、本文资料主要依据

  以往对昌都强巴林寺创建人向生·西绕松布的生平,尤其是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等的考证,多数由后人撰写的第二手资料去研究和考证。十几年前笔者多方查找,有幸借阅到向生·西绕松布亲传弟子桑吉松布撰写的《向生·西绕松布小传》。该书的末尾中写道:“《向生·西绕松布传》是他亲传弟子桑吉松布撰写后不久,就已失传,多年后在一座旧寺里找到原稿,系手写本,讹误较多。故由加央罗追对其历史及书首礼赞进行压缩,对其生平事迹作了补充。”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Z],藏文木刻版,第29页。可见,这本《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其理由,一是向生·西绕松布亲传弟子桑吉松布所撰写的《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理应视为第一手资料。该传记中记载:向生·西绕松布“63岁时的牛年七月,身体开始不适。……十月二十二日早晨,向生·西绕松布用双手持着金刚铃和金刚杵,围上彩绸裙说,这是金刚勇士之吉祥姿势,祈求我与众弟子身口语之无别金刚语、一切众生安置在大地上永存、一切畏惧证得解脱……。二十三日的黎明时分,向生·西绕松布圆寂”同上,第24—27页。。作者在这里描述的很详细,如不是自己亲历,很难写出如此具体的事。所以,我们应该把《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看成是当事人写当时事和人,其内容是可靠和有依据的。二是《向生·西绕松布小传》后来由加央罗追补充校勘的时间虽没有写明,但从内容推测,应属于早期。按照藏族高僧传记和史书的写法,一般对他的弟子,尤其是继承法嗣的活佛和高僧有所涉及。然而,通观全书,既没有记载他法嗣的继承者,也没有涉及昌都强巴林寺历代帕巴拉、谢瓦拉、甲热、贡多、嘉热五大活佛。由此推论,该书补充、校勘时间可能在清中期,但不会早于第司·桑杰嘉措撰写《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之前,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中对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的两种看法并存现象第司·桑杰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Z],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三是《向生·西绕松布传》有多种版本。昌都著名藏医帕巴洛桑编写的《昌都强巴林寺简史》中说:“《向生·西绕松布传》有繁简几种版本”帕巴洛桑编写:《昌都强巴林寺简史》[Z],手抄本。。仅笔者见到的就有两种简版藏文木刻本,其书名完全相同,内容基本一致,可视为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唯版本长度不一。一种只有一尺长,该书破损严重,尾数不全,估计有50页左右,印刷年代较早《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约50页,藏文木刻版。借自昌都强巴林寺东科活佛。;另一种约有一尺半长,共31页,版本首尾完整,文字清晰,印刷年代可能较晚。《向生·西绕松布小传》,藏文木刻版,第31页。借自昌都尼玛泽仁老师。笔者这次依据的就是后一个版本,即31页的藏文木刻本。

  二、昌都强巴林寺的方位与名称考

  关于昌都强巴林寺的方位,昌都强巴林寺堪布杰龙·向巴曲扎活佛近年编著的《强巴林寺志》中明确写道:“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岗外部之怒江和澜沧江间的色姆岗地域,藏族三区之朵堆人区范围,朵康地域之中心为昌都宝地。……在杂曲河和昂曲河汇合之处为昌都强巴林寺”。昌都强巴林寺活佛、堪布杰龙·向巴曲扎著:《强巴林寺志》[Z],昌都强巴林寺,藏文木刻版,第21页。按现在的行政区划讲,昌都强巴林寺位于西藏昌都县城关镇昂曲和杂曲两水交汇处雄鹰落地式的第四台地上,即昌都县城关镇中心坝最高处。昌都强巴林寺是藏东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建寺初期,由聘请法嗣堪布的办法主持寺庙的宗教活动。从第一任法嗣堪布向生·西绕松布到第十三任法嗣堪布三世达赖索南嘉措,都是由来自其他寺庙的高僧活佛来执掌的。1594年,第三世帕巴拉·通娃顿邓,以他渊博的学识,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昌都强巴林寺的第十四任法嗣堪布。这是帕巴拉活佛世系主持昌都强巴林寺的开端,从此帕巴拉活佛世系主持昌都强巴林寺成为惯例土呷:《康区格鲁派第一寺——昌都向巴林寺》[J],《西藏艺术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一直延续至今。

  按照藏传佛教史的说法,昌都强巴林寺之所以建在昌都,是因为宗喀巴16岁时,即1373年,由青海到拉萨学经途中,路过两水交汇的秀美之地昌都时,曾在昌都强巴林寺旧址地住了一个晚上,梦见十六罗汉中的巴古拉。于是就预言“此两水交汇之地乃福田妙地,若建一大道场定能弘扬佛法”。冉让·阿旺登贝加村:《王统世系教法史——白水晶镜》[Z],藏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5页。

  昌都强巴林寺建寺之前,有一座称为“加朗拉卡贡”的小寺周加巷:《宗喀巴传》,藏文,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3页。。“加朗”意为大道或通往内地的路,“拉卡贡”意为上坡顶上的寺。这是对昌都强巴林寺所处位置的形象描述。昌都强巴林寺建寺时最初叫“曲科强巴林”,“曲科”意为法轮,“强巴”为藏语弥勒佛名,“林”为“寺”或“洲”之意。传说该寺创建时主供佛为“强巴佛”——弥勒佛,故寺名起为曲科强巴林寺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第27页,藏文木刻版。第司·桑杰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汉译为法轮弥勒寺或法轮慈氏洲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Z]卷5,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年2月,第1—2页。。由于寺庙位于两江汇合处的昌都,故称之为昌都曲科强巴林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藏文木刻版,第11页。,简称昌都强巴林寺或昌都寺。据藏文史料记载,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昌都强巴林寺对清廷派往冈底斯山勘界人员,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为此康熙皇帝颁发圣旨,敕封六世帕巴拉·济美丹贝甲措为“阐讲黄法额尔德尼那门汗”名号,赐铜印,为寺庙御赐“俱善弥勒寺”江参:《昌都政教历史》[M],藏文,《西藏文史资料选集》,第18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译成藏文叫“甘丹强巴林寺”)之名,故一些藏文史料称昌都强巴林寺为“昌都甘丹强巴林寺”。七世帕巴拉·邓巴贡布,为了表示对乾隆皇帝八旬大寿的庆典,在昌都强巴林寺内专门修一所庙宇,并请赐庙名。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书赐“祝厘寺”匾额张其勤原著,吴丰培增辑:《清代藏事辑要》[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8页。,故在一些汉文史料中称昌都强巴林寺为祝厘寺。1962年12月,昌都强巴林寺被列为首批西藏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昌都强巴林寺在汉语中有时音译为察木多江巴林寺、昌都向巴林寺、昌都绛巴林寺、昌都强巴岭寺等,这些都是同一地名和寺庙的不同音译,实指昌都强巴林寺。

  三、向生·西绕松布简历

  向生·西绕松布是格鲁派在康区最早的开拓者和传播者。藏族著名学者土观·罗桑却季尼玛、汉族著名佛教大师法尊等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向生·西绕松布的功绩:“在多康首宏大师教法的人是麦·西绕松布”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卷五,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年,第1—2页。。向生·西绕松布“回康区后便修建昌都寺,成立显教讲院,会僧众三千余人,于朵麦中部康区,大作饶盖众生之事”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向生·西绕松布意译为“菩萨·善慧贤”,其名又称为麦·西绕松布或下·西绕松布。这是因为格鲁派初创时期,有两个同时代同名的西绕松布。一个是在阿里地区弘扬佛法的西绕松布。由于阿里地势高,藏史称为上部,为了便于区分,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以表示方位的词“堆”(意为上部的“上”),称其为堆·西绕松布或上·西绕松布;一个是在多康地区弘扬佛法的西绕松布。多康地区藏史称为下部,故在他的名字前面冠以表示方位的词“麦”(意为下部的“下”),称其为麦·西绕松布或下·西绕松布。麦·西绕松布,有时简称为麦·西松,有时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又称为向生曲杰·西绕松布,简称为杰·西松。

  向生·西绕松布的生平,我们以他亲传弟子桑吉松布撰写的《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余藏文史书,勾勒出其简历,以了解其概貌。关于向生·西绕松布的出生地有几种说法,如出生于囊谦、类乌齐、昌都等。在《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中记载:向生·西绕松布“出生在康囊谦贝西地方,父亲叫贝格千户长日鲁,母亲为阿吉玛。他诞生于木阴猪年(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藏文木刻版,第1页。。在第司·桑杰嘉措著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中说:“向生曲杰·西绕松布出身在类乌齐约西贝达千户长的家族”第司·桑杰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在《冉然宗教源流水晶宝鉴》中对向生·西绕松布的出生地记载得更为详细:“向生曲杰·西绕松布出身在嘎玛约西德(原文误,应为“贝”。根据《向生·西绕松布小传》和《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更正——笔者注)格千户长之公子家里”。冉让·阿旺登贝加村:《王统世系教法史——白水晶镜》[Z],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4—355页。《昌都县简志》中说下·西绕松布“出生在昌都嘎玛区约巴乡亚卡顶地方”土旺: 《昌都县简志》[N],《西藏日报》1986年3月17日、19日。。之所以出现以上三个地方,都是不同时期同一地区归属不同地方所致的缘故。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昌都县简志》,在调查向生·西绕松布的出生地时,嘎玛寺堪布嘎玛西珠说:“向生·西绕松布的出生地是嘎玛约巴亚卡顶地方。过去嘎玛约巴等地属于类乌齐,现在嘎玛约巴等地划入昌都县,所以,不管地方归属如何变,向生·西绕松布的出生地嘎玛约巴地方不会变。”约巴位于昌都县北部,因与青海囊谦比较近,故说康囊谦贝西地方;解放前约巴等地归类乌齐管辖,解放后又划归到昌都县,故说约巴等地归类乌齐或昌都县管辖。所以,以上几种说法都不算错,但都没有说出因历史地理管辖范围变迁而使约巴一带归属不同地区的变更沿革,致使出现表面看起来矛盾,实际并不矛盾的地理现象。

  向生·西绕松布出身后一两年,还没开口说话。当时不少人认为可能是哑巴而为他感到伤心。有一天,小孩突然说话:称母亲为“阿妈”,还自称叫西绕松布。母亲高兴之余祈福念经。到了7岁时,他拿起一匹蓝色绸缎,在亲属的引领下,专程到附近的嘎玛寺朝拜法主嘎玛巴·德银西巴。西绕松布向他敬献绸缎,嘎玛巴·德银西巴为他受近事戒,并说就按他自己说的名字叫西绕松布。还说“要爱惜好小孩,他对弘扬佛法会有好处的”。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第3页,藏文木刻版。随后,西绕松布在嘎玛寺拜曲杰曲白松布、向秋巴江央扎巴、格勒巴仁青加瓦等高僧大德为师,学习显宗和密宗。从这些记载看来,向生·西绕松布最初信奉的是嘎玛噶举派。

  向生·西绕松布何时到卫藏,在《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中有这么一句话“23岁前到卫一带”同上,第4—6页。。由此推论,向生·西绕松布到卫藏一带的时间为1418年。他到卫一带学经正法,在聆听宗喀巴大师的讲经后,即改宗投奔其门下为僧。经过班禅释迦的介绍,由觉登更堆岗的斯朗桑布为堪布、泽当的大善知识释迦桑吉为导师,大持律师仁青巴为教师给西绕松布受近圆戒。之后,又在桑普寺、甘丹寺、哲蚌寺等,多方拜师求经受戒。又亲自聆听宗喀巴大师对《菩提道次论》《量释论》等的讲解。宗喀巴大师特别为更堆珠巴和向生·西绕松布讲解因明学,还说你们俩人要以极大的兴趣学好因明学的内容。他们俩人也表示用自己的智慧,狠下工夫,学好因明学。他还在曲杰贾曹杰尊前认真学习了《菩提论》《中观理聚五论》,在曲杰都增巴处学习《菩提道次第》《律经》等经书,在色拉寺曲杰释迦益西处领受了无量寿佛和大白伞盖法等灌顶传承。之后,担任了色拉寺教主达吉桑布的副讲。他潜心学习显密宗经论及大小五明论,并反复学习,不耻下问,以求深解,最终成为学富五明,精通三藏的高僧。在众多格西会聚的法会上,对五部大论中的所有疑难问题进行解疑除惑,受到众多高僧的好评。

  “马年”(1426)同上,第6页。,在他担任色拉寺副讲期间,有一次心里突然有了回嘎玛一带弘扬格鲁派的念头。此时,他的导师向崩巴把向生·西饶松布请去,赐给他一方氆氇和一顶帽子后说:“你尽早到康区去,为康区的弘传佛法之事尽其所能。”向生·西饶松布暗自想道:我并没想这么快回去,我是否不适合留此地?还是到贾曹杰尊前请教一下,或许他不会让我回康区。于是向生·西饶松布专程到贾曹杰尊前请教。贾曹杰听后说:“回康区传教很好!在那里有一座名山叫类乌齐,在它附近是你的法缘和事业成就的地方,不要再犹豫。”还赠送了他钱财以示资助。

  向生·西饶松布经过琼布丁青、杂曲河沿线、昂曲河上下游、类乌齐、绒布、查果、东坝等地时,向当地民众传授显密佛教,订立律仪,奠定建寺的基础。有一次,更堆珠巴托了个梦:梦见宗喀巴大师化成了一支大鹏鸟展翅飞翔,更堆珠巴和西饶松布也变成两只雄鹰,跟随在大鹏鸟的两边。更堆珠巴认为这是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在康区弘扬的祥兆好梦。去康区时,与向生·西饶松布同行的有师徒7人。他在觉益寺为50名僧人讲经修证。向生·西饶松布在“50岁的鼠年”同上,第11页。,即1444年,住在目格修行洞的时候,在各地头人、堪布的再三祈请和众僧的要求下,着手建一座寺庙的祥瑞吉兆到来,“在杂曲和昂曲两河汇合处的台地上,创建了昌都曲科强巴林寺”同上,第11页。。那天,正好有人敬献了一尊金质的释迦牟尼佛像。第二天,又有人敬献了曼陀罗,这是一次非常吉祥的缘起。他在大神变月的最末日期里进行大乘长净仪式。次月一日举行制作密集金刚坛城的法会仪式,着手举行祈祷大法会。十五日那天,举行僧众仪仗仪式,向生·西饶松布笑容满面地对僧众说:过去有些僧人没来,今天不要像过去那样不来。夏扎扎西桑布手持盛有圣水的宝瓶走在前面时,听到有人说今天应有一个祥瑞,于是,他边走边用宝瓶洒下了长长的圣水,一直洒到大宝塔旁。向生·西饶松布说,这很好,一直直走,这是寺庙兴旺发达的庆贺事。之后,向生·西饶松布先是为一二百个僧众讲经,随之超过千名僧众,他为他们不分春夏秋冬地讲经。这时众僧和当地为施主的千户长一致要求他建一座佛殿,向生·西饶松布同意后说,在寺庙下部的玛塘中间,塑造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像,杂曲和昂曲两条河犹如敬献给佛像的圣水。还说,今年要在寺庙里雕刻一尊巨大的木质释迦牟尼像,便于众人朝拜。

  又有一次,在杂曲河上建桥,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向生·西饶松布到了娘所地方,测量了一下说,这儿不好,还是在原址上建好。众人不知所云地往下挖时,挖出过去建桥时腐朽的木头,才奠定了桥基,建起了杂曲河桥,向生·西饶松布在石头上留下了他的脚印。之后,虽遇到了地震和风雨雷电的袭击,但由于他为杂曲河加持了法力,故大桥稳固如初。桑吉松布:《向生·西绕松布小传》,第15页。

  向生·西绕松布“63岁时的牛年七月,身体开始不适”。“十月二十三日,向生·西绕松布圆寂”同上,第24、27页。。

  以上是《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中的主要内容。透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形势和建寺背景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派向生·西绕松布到康区传教是格鲁派上层僧侣集团为了扩大自身势力范围的需要。按照藏传佛教史的说法,早在宗喀巴大师于1373年,由青海到拉萨学经途中就预言过在昌都建寺事宜,在《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中,也以他托梦的方式暗示到康区传教,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向生·西绕松布个人的意愿,但事实上这是格鲁派上层僧侣包括宗喀巴大师、更堆珠巴、贾曹杰等高僧,为了扩大自身势力范围,壮大格鲁派僧侣队伍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我们在研究和分析向生·西绕松布传教的历史时,应把他的经历同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理解格鲁派上层僧侣集团的意图。

  2.格鲁派上层僧侣派向生·西绕松布到康区传教,应该说是全面考虑、精心筛选的。这从以下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康区是向生·西绕松布的老家,他对当地的社会和人缘有一定的了解,容易与康区人融为一体,开展有关建寺讲经的活动困难和阻力相对小的多。二是他父亲是当地的千户长,不仅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资助能力。这是格鲁派初创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三是向生·西绕松布在卫藏学经求法长达22年,跟随宗喀巴大师和更堆珠巴、贾曹杰等高僧学经,又在卫藏多座寺庙讲经,应该说掌握了格鲁派教法的精髓,具备了高深的宗教学识和组织才能,有能力担当建寺传教之重任。四是向生·西绕松布34岁,正好步入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年龄。此时,无论从他的经历到学业,还是资历水平到身体状况,都达到了能胜任在康区传教弘法的资格与能力。这四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或条件,是格鲁派上层僧侣之所以选中向生·西绕松布的主要原因。

  3.昌都强巴林寺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具备创建条件的。从向生·西绕松布藏历火马年32岁(1426)时返回康区到他鼠年50岁时(1444),才创建昌都强巴林寺,共经历了18年的时间,似乎花费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也正好说明创建昌都强巴林寺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最后才建成的。在《向生·西绕松布小传》中,对昌都强巴林寺创建之前昌都一带的僧人状况有一段描述:“在卫下部的藏区,只有佛法佛陀其名,修行者的标识和装束、钵盂、袈裟等只有耳闻而已。只见僧人身影而无戒律戒规,只有酒和歌舞等放荡之风,僧人无法与平民百姓区别开来,丝毫不知黑白之果和善恶两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向生·西绕松布尊者亲自为弘扬佛陀的佛法,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佛教法轮不停地转动起来,犹如释迦牟尼降临人间,给我等众生的恩情比起三世诸佛还要大。”同上,第6页。这段话,对康区信仰状况的分析可能过头了一些,因为,在此时还有不少其他藏传佛教的寺庙,如噶玛噶举派、萨迦派、宁玛派的寺庙,但僧人不守戒律、寻欢作乐的描述与当时整个藏族地区的状况是一致的。这恰好说明向生·西绕松布为何历经18年的时间才创建了昌都强巴林寺的艰难过程。

  四、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考

  关于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在汉藏文史书中记载不一,笔者根据向生·西饶松布亲传弟子所撰写的藏文木刻版《向生·西饶松布小传》的记载,认为向生·西饶松布50岁时的藏历木鼠年(1444)创建了昌都强巴林寺。为了论证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不妨对昌都强巴林寺的三种建寺年代逐一考证分析。

  1、火猪年的1347年说。这个说法主要出现在汉文编写的书籍中《藏族简史》[Z]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年9月,第187页。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一),1980年,第243页。。如果承认昌都强巴林寺是向生·西饶松布创建的话,那么1347年建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向生·西饶松布生于木阴猪年1395年的观点在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很清楚,一直没有什么异议。所以,人没出身就建寺的说法显然是有误或不准确的。

  2、火蛇年的1437年说。根据向生·西饶松布亲传弟子所写的藏文木刻版《向生·西饶松布小传》的记载,分析早期对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木鼠年1444年说,没有什么异议,认识是统一的。后来,很有可能由于《向生·西绕松布传》在较长时间内失传的原因,故对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的认识开始有了分歧。这个分歧最早出现在17世纪末。据第司·桑杰嘉措在《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中记载:昌都强巴林寺是宗喀巴亲传弟子向生曲杰·西饶松布创建的。关于建寺年代有“第七饶迥的木鼠年或火蛇年两种带疑问的建寺说法,但其中后一说法最为公认”。第司·桑杰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第七饶迥的火蛇年是公元1437年,而木鼠年是1444年。在这里作为著名的学者第司·桑杰嘉措虽倾向于火蛇年的1437年说的同时,还是将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的另一种年代,即木鼠年的1444年说法并存了下来。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究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留下了研究的余地。后来,由于第司·桑杰嘉措的地位和名气,更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的影响,藏传佛教史涉及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时,多数采用了火蛇年的1437年说。如《松巴佛教史》松巴·益西班觉:《松巴佛教史》[Z],藏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874页。《冉然宗教源流水晶宝鉴》冉让·阿旺登贝加村:《王统世系教法史——白水晶镜》,藏文,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4—355页。等。昌都强巴林寺堪布杰龙·向巴曲扎编著的《昌都强巴林寺志》中也采用了第司·桑杰嘉措倾向的火蛇年的1437年说法,他谈道“在一些传记中昌都寺建寺年代的说法虽有比这个晚7年,即木阳蛇年建昌都寺的记载,但综观《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七世达赖的封诰、十世帕巴拉土羊年的封诰,十三世达赖封给昌都寺的文告,《冉然宗教源流水晶宝鉴》等书的记载,可以确定昌都寺建于木鼠年的说法”昌都强巴林寺活佛、堪布杰龙·向巴曲扎:《强巴林寺志》[Z],昌都强巴林寺藏文木刻版,第21页。。显然,昌都强巴林寺堪布杰龙·向巴曲扎也把第司·桑杰嘉措、七世和十三世达赖封诰的说法视为“权威”的同时,还是保留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这些同样为我们进一步考证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留下了余地。

  3、木鼠年1444年说。这个说法主要根据向生·西饶松布亲传弟子桑吉松布所写的藏文木刻版《向生·西饶松布小传》,同时参考其他史书的记载而得出的结论。在这部书中,作者按照编年体的写法,依据向生·西饶松布从出生、受戒、拜师、学成、传教、建寺、圆寂的先后次序,撰写了向生·西饶松布为传播弘扬宗喀巴大师格鲁派教法而奋斗的一生。由于作者桑吉松布是向生·西绕松布的亲传弟子,对向生·西饶松布的一生有直接的了解或说有些事情是他亲自经历过的,所以,其记载不仅详细到年月,而且有些地方详细到具体的日期。

  藏文木刻版《向生·西饶松布小传》的主要内容,在本文第一、三部分中已作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只是将与昌都强巴林寺建寺年代有关的情况简单梳理一下:向生·西饶松布生于木阴猪年(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7岁时,即1402年,拜噶玛巴·得银希巴为师受近事戒。23岁,即1417年到卫藏学经。火马年32岁时,即1426年,在色拉寺高僧向崩巴和甘丹寺法座贾曹杰的授意和大力支持下,回康区传教建寺。向生·西饶松布经过琼布丁青、杂曲河沿线、昂曲河上下游、类乌齐、绒布、查果、东坝等地时传教建寺。“50岁的鼠年时”,即1444年,“在杂曲河和昂曲河汇合处的台地上,创建了昌都曲科强巴林寺”。“63岁时的牛年七月早晨,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十月二十三日,向生·西绕松布圆寂”。63岁时的牛年为公元1457年。应该说在藏文木刻版的《向生·西饶松布小传》里,已经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之所以说明确无误地记载,一是按照向生·西饶松布的岁数,即他生于木阴猪年的1395年,到他50岁时创建昌都强巴林寺,正好是木鼠年的1444年。二是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采用藏族传统干支纪年法清楚地标明是木鼠年,恰好也是1444年。以上这两点的吻合,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向生·西饶松布亲传弟子桑吉松布在《向生·西饶松布小传》中明确记载的结果。无论从向生·西饶松布的生卒年月,还是藏族传统纪年法,都很清楚地表明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是木鼠年的1444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怀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更何况多数寺庙或高僧都想方设法把自己寺庙的历史往前推,而不是往后移。从这个常规的逻辑上推理,木鼠年的1444年建寺是可信的。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之所以有1437年和1444年两种说法,很可能是因为最早最权威的《向生·西饶松布小传》多年失传的原因。

  关于昌都强巴林寺建于1444年的说法,除主要依据的是《向生·西饶松布小传》外,旁证的依据还有:

  一、据成书于1716年,由嘉木央·谢贝多吉编写的《佛历表》中,对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采用了木鼠年的1444年说法嘉木央·谢贝多吉编写:《佛历表》[Z],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藏文史料译文集》,1985年,第130页。。

  二、第司·桑杰嘉措在《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和昌都强巴林寺堪布杰龙·向巴曲扎在《昌都强巴林寺志》中,在倾向于火蛇年1437年的同时,也保留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说明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早已有之。

  三、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编写的《东噶藏学大辞典》中对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采用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东嘎·洛桑赤列编纂:《东噶藏学大辞典》[Z],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0页。。

  四、著名藏学家夏玉·平措次仁编写的《西藏宗教史略》夏玉·平措次仁编写:《西藏宗教史略》[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译小组编写:《教派源流》等书中,对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均采用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译小组编写:《教派源流》[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8页。。

  五、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和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附录的《西藏历史大事记》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86页。,著名藏学家王尧、陈庆英教授编写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附录的《西藏历史文化大事年表》中,对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采用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王尧、陈庆英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M],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六、《藏汉大辞典》中,在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的条目上用了火蛇年1437年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787页。。但在大事记中又用了木鼠年1444年建寺的说法同上,第3248页。。可见,当时可能由于没有发现新史料,故在建寺年代上两者很难取舍,采取了两者并存的处理方法。

  现在笔者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对昌都强巴林寺的建寺年代可以定论为木鼠年的1444年,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责任编辑央珍][作者简介]土呷,西藏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昌都文联主席。(昌都8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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