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远古信息中寻找一段失落的文明

　　主席先生，各位朋友，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东方最大的艺术殿堂中央美术学院，让我们共同来寻找一段失落的文明。

　　不过，还有比我更高兴的，这就是它（手举《山海经》）——《山海经》。它为什么高兴？这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人忽视了它、冷淡了它、误解了它，为此它常常独自叹息到天明。

　　是的，我能够听到它的叹息，也能够听懂它的倾诉，因为我已经陪伴它渡过了差不多30个春秋。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录音机和录象机，记录着我们祖先说过的话，记述了我们祖先做过的事，以及我们祖先用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它的内容涉及地理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预测学，以及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诸多领域，堪称一部最古老的百科全书。

　　事实上，《山海经》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图书典籍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称它为千古奇书，也有理由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我看来它就像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大山，一座历尽沧桑的文明金字塔。

　　1、现在请允许我讲解第一部分内容，《山海经》的溯源。我手里的这本书，是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这是他生前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袁珂先生这本书参考的《山海经》版本计16种，其中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700年前晋代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河东闻喜人）撰写的《山海经传》，其版本则源自汉代。郭璞是一位大学者，善诗擅卜，因反对王敦叛乱而遇害。

　　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前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当时的政府组织开展过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首席学者先后为刘向、刘秀父子，刘向（前79年-前8年）校定、编写的主要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刘秀（刘歆）校定的古籍有《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和《山海经》。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称，他是根据32篇的《山海经》版本校定为18篇的《山海经》，并指出《山海经》出于唐虞（尧舜）时期，其作者是禹和益等人；禹在领导治服洪水的过程中，考察了山川大地，益又称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在此基础上“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顺便说一句，刘歆曾任王莽新朝的羲和官、国师公，公元23年因谋劫王莽归汉，事泄被杀。

　　图1836禹定九州、九州方位图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135年-前90年）是最早提到《山海经》这个书名的学者，《史记·大宛列传》记有：“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名昆仑云。”“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的观点影响了后人两千多年，他的思维误区在于黄河发源地与昆仑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谈。

　　表面看来，在司马迁之前，先秦诸子百家都没有明确提到《山海经》。在孔子编订的《尚书》里收集的地理文章有《禹贡》，而没有《山海经》。《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山海经》则按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记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此，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会早于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有可能是汉代学者的伪造。

　　但是，《尚书序》（作者为孔子后裔，时在汉武帝征和年间，公元前92年-91年，发生巫蛊案，武帝病，江充称病因在太子做蛊，武帝发兵击太子，太子自杀）在阐述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时提及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为《五典》，八卦学说谓之《八索》。《九丘》则是九州之志，“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的性质正与《山海经》相同。遗憾的是，根据《尚书序》的记载，孔子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九丘》一书从此不再见于正史。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三坟》，是指泥版图书，《五典》是指竹简或木简图书，《八索》是指结绳纪事，《九丘》是一种实物地图，有点像今天的沙盘模型，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卷》称爱斯基摩人和太平洋海岛的原始部落都使用示意的模型地图（海岛、海道、海港），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卡王室述评》（秘鲁）也记有印卡人制作实物地图的高超水平。

　　职方为官名，《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he）、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屈原（约公元前339年-前278年）的《天问》、《离骚》、《九歌》、《招魂》等诗篇里，有许多内容都与《山海经》的记载相同，这些蛛丝马迹表明《山海经》早已存在，只是那时它还没有使用《山海经》这个名称。

　　现存版本《山海经》的18篇，分为四部分，即《五藏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五经》。其中《五藏山经》简称《山经》，其内容以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其它13篇又称为《海经》，其内容以人文地理为主、自然地理为辅。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及其作者，众说不一。古人相信它是四千年前的禹益所著，但是《山海经》却明明记有夏代和商代的故事，显然古人的说法不对，或者不完全对。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或者流行的说法是，《山海经》是春秋战国至秦汉间的作品，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或谓周人，或谓齐国稷下学者，或谓楚人。此外还有人说是外国人著的《山海经》。

　　我的观点认为，《山海经》是由四本历史同类著作或近似性质的著作合辑而成，其中《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的作品，《海外四经》是夏代的作品，《大荒四经》是商代的作品，《海内五经》是周代的作品；当然它们也有可能是后人根据相应时代的文献资料重新编辑、翻译、改写而成的，就像我们今天用白话文翻译古籍一样。

　　主要理由如下，《五藏山经》里面没有记述帝禹时代以后的事情，而且它描述的自然环境符合4200年以前的中国地貌景观，其性质相当于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白皮书。

　　《海外四经》记述有夏后启的故事，但是没有记述夏代以后的事情。

　　图72大乐之野·夏后启

　　《大荒四经》特别尊崇殷商人的先祖帝俊，

　　下图为《帝俊下圣坛·五彩鸟》

　　并且记有王亥到有易国牧牛而遇害的悲剧，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殷墟卜辞里有，《周易》六十四卦的大壮卦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据闻一多等人考证记述的也是王亥的故事，屈原的《天问》里也有记述。有易又称有扈，其地即今日的陕西省户县，以农民画著名，其实王亥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艺术和文学创作题材。王亥是首先使用日干为名的首领，早于夏代的孔甲，孔甲是夏桀的曾祖父。

　　更直接的证据是，《大荒西经》记有成汤伐夏桀的故事：“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图1235甲乙成汤伐夏桀、夏耕之尸

　　《海内五经》是由《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和《海内经》五篇文章组成的，前四篇又合称《海内四经》。由于目前的《山海经》版本把《大荒四经》排在《海内四经》和《海内经》之间，因此有的学者便将《海内经》称之为《大荒海内经》，其实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海内四经》和《海内经》的性质相同，弥漫着浓厚的溯源情调，记述着远古民族、部落的世代传承关系，以及许多伟大的发明，例如车的发明者，弓箭的发明者，人造光源的发明者。

　　图1618甲、乙登比氏、宵明、烛光

　　《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人造光源为什么要称之为“灯”，可以追溯至此。所谓“处河大泽”，即今日的黄河河套，当时前套和后套地区均为湖泊沼泽，宵明是夜间户外照明，可能具有路灯或灯塔的性质，烛光为室内照明。

　　《海内五经》出现了许多周朝后期、春秋战国、甚至秦汉时期才有的新地名和国名，诸如瓯、闽、桂林、匈奴、大夏、月支、大楚、朝鲜、倭（日本）、天毒（印度）等等，表明它在《山海经》里是最晚出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五藏山经》里，犀牛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普通动物，而在《海内五经》里犀牛只生存在南方，而且被视为特殊的稀罕的动物记录下来，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也就是说，《海内五经》的资料来源要比《五藏山经》晚许多时间。

　　事实上，对生存环境的地形地貌、物产分布，以及其它动物群落方位进行观察和记述，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事，它们知道什么地方有食物，什么地方有危险。因此，人类的地理考察活动应当是与生俱来的事情，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中华民族的古老记忆里，伏羲、女娲手持的规矩，就是测量仪器和工具；女娲造人用的绳子，也是测量绳（埃及古代的工程师就称为持绳者）。坐井观天的井，也是一种实用的天文观测仪器，中亚地区至今还保留有这样的观测井。以管窥豹、只见一斑的窥管，也是实用的观测仪器；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器面具，其造型可能就是出于对窥管的崇拜。有兴趣的人可以参阅我的有关文章，《文史杂志》2002年1期，或者在网上点击我的网名“重构”，重新构造的意思。

　　综上所述，《山海经》一书的内容，来自帝禹时代流传下来的自然地理文献资料、夏代流传下来的人文地理文献资料、商代流传下来的人文地理文献资料、周代流传下来的人文地理文献资料。那么，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上述资料进行编辑整理并形成《山海经》一书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中国文化史的另一个千古之谜，它就是周室典籍失踪之谜。周室典籍的价值可与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媲美，甚至更古老更重要。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包括九鼎在内的大量周王室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这正是中国夏、商、周以及先夏史变得模糊不清的原因所在。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我相信它仍然静悄悄地躺在那里，等待着重见天日。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老子之所以拒绝充当引荐人乃另有苦衷，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而且也不便公开活动（大约此后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从此隐去）。

　　我认为，正是那些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专家学者，编写出《山海经》，并把它做为送给楚国的见面礼。与此同时，这些人为了生活，开始抄写周室典籍出售，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周室典籍散落民间，它们被孔子收集起来，整理成为《书经》、《诗经》。

　　由于《山海经》的地理内容在当时仍然具有军事战略价值，因此被楚国视为秘密档案，只有很少的人例如屈原能够读到，这就是屈原的著作能够大量引用《山海经》内容的原因所在，也是先秦诸子百家很少有人提及《山海经》的原因所在。此后，秦灭楚，包括《山海经》在内的楚国档案图书被运到秦国的咸阳，吕不伟有条件看到《山海经》，因此《吕氏春秋》里也有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禹为了考察远方异国的情况，入乡随俗，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惜裸身而入。

　　再以后，刘邦兵入咸阳，萧何首先赶到秦国图书馆运走了全部图书档案文献，其中应当还有《山海经》，因为《山海经》属于实用图书，不在秦始皇焚书之列。这就是司马迁能够看到《山海经》的原因所在。到了西汉末期，由于时过境迁，《山海经》已无军事战略秘密可言，它这才能够公开面世，可惜人们已经看不大懂了。

　　2、现在我来介绍第二部分内容，《山海经》记载的早期口传文化。

　　我在1983年撰写《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时，这本书已经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胡杏天，对远古神话传说进行了新的定义。在我看来，传说是一种信息载体，它的传播媒介是人的口、耳和大脑，其符号是语言，准确说是一种有制度的传话体系，即有专人负责记忆本部落的历史，并把新发生的事件补充进去，然后再一代一代地传颂给后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远古传说是人类在使用文字前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信息载体，它记录着人类最古老的那一段历史。

　　对比之下，神话则是当时的人以及后人对传说所承载所记录的远古信息的解释，因此是先有传说，后有神话。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由于许多神话也已经流传很久很久了，以致我们往往分不清哪些内容是传说，哪些内容是神话。

　　人类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什么是文明？目前流行的关于文明的定义，通常涉及到文字、金属器具、城市、国家管理体系等等参数，但是这些参数在时间上和定量上往往是模糊的，缺少相应的准确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是，能够记录自己发生过的故事的那一天。这个时间的上限大约在7万年前，那时的人类已经能够讲流利的话，而且有了比较丰富的词汇，不过比较可能的起点大约在1万年前左右。因此，如果从信息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划分，在文字信息阶段之前是传说（包括图画和助记符的使用）阶段，而在文字阶段之后则是纸和印刷术阶段，我们今天则处于光电磁信息传输和信息自动处理阶段。

　　众所周知，神话传说的物质载体是人的口、耳、大脑和传导声音的空气，它们的问题一是容易失真，二是容易丢失。因此，当人类发明文字之后，就开始用文字载体转录神话传说的远古信息。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学者，都曾经想当然地认为，文字记录神话传说的工作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因此他们认为时代越晚的文字记录的传说就越不可靠，例如以顾颉（JIE）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用文字转录传说口诵历史信息的工作，乃是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进行的，这项工作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还有许多口头流传的古老故事没有被用文字记录下来。

　　神话传说还有一个特点，我把它称为“时间压缩律”，即神话传说时代的人们对大尺度时间的记忆能力比较差，也就是说他们能记住发生的大事情，却记不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因此只能说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久而久之，原本相隔很长时间发生的事情，就都变成了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些远古的事情也就在时间尺度上被叠压在一起了。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早期的用文字记录口头传说的文献资料非常少，而其中最早和内容最丰富的就是《山海经》，目前版本的《山海经》全书共计31000字，在先秦应当算是大部头的巨著了。

　　《山海经》中记录的远古传说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女娲补天射日，今本《山海经》已无，我国民间至今仍然相传正月二十三是女娲补天穿的日子，届时要把煎饼抛到屋顶上，意思是帮助女娲补天。炎帝少女女娃溺于东海变成精卫填海的故事，以及夸父逐日的故事，关于这些故事的信息解读，过一会儿再讲。

　　图342甲乙精卫填海。图88夸父逐日。

　　此外，天旱驱逐旱魃的风俗、舞龙求雨的风俗、寒食节的习俗、凿齿的习俗、沐浴或圣水浴的习俗、生殖崇拜的习俗，以及黄帝部落联盟与炎帝部落联盟的长期战争故事，少昊与颛顼的故事等等，《山海经》里都有记载，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其它古籍所没有记述的。

　　图1318天女魃。

　　《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这是有关生殖崇拜的记述，肠即子宫，我国民间称子宫为花肠。大概的形式，可能是在特定的大道上设有象征子宫的结构物，人们穿过这里，就能够怀孕生子。我看到的资料，好象是在越南仍然保留有类似的风俗。

　　图1203女娲十肠。

　　《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渔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渔妇。颛顼死即复苏。”这是一种古老的沐浴巫术，其意义类似今日西方的圣水浴、印度的恒河沐浴，傣族的泼水节，主要价值在于通过沐浴消除灾难、获得新生。

　　图1240渔妇。图1121白水山·昆吾之师所浴。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少年的颛顼曾经做为人质来到少昊部落，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了他心爱的琴瑟。

　　图1001少昊孺帝颛顼

　　《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其中有一出《盗仙草》，讲的是白娘子为了救许仙，冒险到峨嵋山盗仙药。我们知道，白娘子和小青都是由蛇修炼而成人的，因此白娘子盗仙草的故事渊源可以追溯到蛇与仙药的关系。

　　读过《山海经》的人，可能还记得《大荒南经》的一段话：“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袁珂先生注谓，黄鸟负责看守巫山仙药，以防贪婪的玄蛇（青蛇）窃食天帝的神药。也就是说，蛇能够盗取仙药的观念，至少在《大荒南经》时代就已经有了。

　　图1104巫山·黄鸟·玄蛇

　　牛郎织女的故事同样家喻户晓，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把它当成是虚构的民间文学故事，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个故事是否记录着远古的历史信息。

　　不久前，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刚刚完成为一部全本彩绘山海经撰写文字说明的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又一次深入反复阅读了《山海经》。这时忽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里，这就是牛郎织女变成天上的星星后，织女仍然名叫织女星，牛郎却名叫河鼓星。为什么牛郎会有一个“河鼓”的名字呢？

　　为此，我撰写了一篇文章《牛郎织女隔河望，炎黄恋战七千年》，并贴到了网上论坛。这篇文章的大意是，所谓河鼓即黄河边上的鼓部落，因为古代黄河的名称就是一个“河”字，河水与渭水、洛水、汾水是相同的词汇结构，后来由于河水泥沙增加变黄才改称为黄河。

　　牛郎织女故事见于记载者，《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歧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焕彼牵牛，不以服箱。”《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本《淮南子》（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注引）称：“乌鹊填河而渡织女。”南朝梁殷芸《小说》（《月令广义·七月令》引）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 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唐朝学者韩鄂《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称：“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宋代学者罗愿《尔雅翼》卷十三云：“涉秋七日，（鹊）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我国古代难道真有一个名叫“鼓”的部落？答案是肯定的！《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记有：“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邳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瑶崖。钦邳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俊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由于昆仑是黄帝族的大本营，因此袁珂认为鼓部落的冤家对手指的就是黄帝，而鼓部落当然也就属于炎帝族，上述战争亦即炎黄逐鹿之战的延续。

　　这是一段远古部落战争的故事。钟山之神（烛龙，又名烛阴）有一个人面龙身之子名叫鼓，他与钦邳率领人马进犯黄帝族，黄帝族迎战的首领名叫葆江。葆江战败，鼓与钦邳一直追杀到昆仑丘的南面，并把葆江杀死。此后，黄帝率领大队人马展开反击，很快就把鼓与钦邳赶回到他们的老家钟山地区，然后在钟山东面的一个名叫瑶崖的地方，将鼓与钦邳处死。”

　　如果说先夏时期我国确实有一个名叫鼓的部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鼓部落与织女有何干系？回答同样是肯定的，答案也是在《山海经》这部中华文明宝典中。《山海经·海内经》记有这样一段话：“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图1826甲乙吴权·鼓

　　所谓“伯陵同吴权之妻”云云，“同”即“通淫”，意思是说炎帝族的伯陵部落与吴权部落的阿女缘妇，彼此发生了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婚姻关系。有趣的是，缘妇所生的子女（在古史传说里实际上是指后裔）中就有一个名叫“鼓”的人（在古史传说里，“人”通常也可指氏族或家族）。

　　需要说明的是，在远古时代，每一个部落或每一个氏族都有着与之相对固定的通婚部落或通婚氏族。也就是说，如果伯陵的通婚对象是阿女缘妇氏族，那么鼓的通婚对象也可以继续是缘妇氏族。那么“缘妇”之名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先夏时期经常用工作状态来命名一个人或一个氏族。因此“缘妇”当指某种工作状态，而“缘”的本义是指衣服的镶边，据此可知“缘妇”即织花边的女人，也就是“织女”。《诗经·小雅》所谓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说的正是织女每天都要织七色花边彩带，但是由于心绪不宁，总也织不出完整的花样；因为河那边的心上人帅哥牛郎“不以服箱”（即没有办法驾着牛车来相会）。

　　前面说到炎帝族与黄帝族曾以黄河为界，那么究竟是以那一段黄河为界呢？根据古史记载，炎黄古战场位于太行山山脉的南北，北抵涿鹿，南过黄河（今河南省新郑县）。其中，炎帝族的女娃部落居住在太行山地区（发鸠山，根据《帝禹山河图》约在今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的漳水流域）。炎帝族的蚩尤部落则世代居住在黄河壶口瀑布以东的地方，当地人至今仍然祭祀蚩尤。

　　具体到鼓部落，根据《帝禹山河图》所绘《山海经·五藏山经》26条山脉447座山的方位，可知其所在的钟山位于今日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山脉上，而当时的黄帝大本营昆仑丘则位于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上。也就是说，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地方，大体在今日托克托（黄河前套，古为湖泊）至潼关段的黄河两岸，亦即山西省与陕西省和内蒙古的分界线，而最有可能的地方则在河套地区。

　　事实上，河套正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之一，这里是细石器文化发源地，周边有丰富的阴山岩画、桌子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等远古人类文化活动遗迹。因此，有必要开展河套学的研究。《人类文明编年纪事·政治卷》公元前2205年：“相传大禹在中国陕西南部黄河河套地区战胜洪水，建立夏朝。”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观点。

　　总之，牛郎织女的故事，表明在远古时期，炎帝与黄帝两个大部落之间，不仅仅有战争，还有爱情，不仅仅有悲剧，还有喜剧，并最终相互融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

　　3 、现在我来介绍第三部分内容，《山海经》的人文地理艺术复原图

　　《山海经》原本有图，通常称其为《山海图》。关于山海经的绘图，一种说法是主张先有图后有文字，文字是对图的解释。另一种说法是先有文字后有图，或者图与文字是同时有的。我推测，《五藏山经》是以文字和图并重的，《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五经》则是以图为主、以文字为辅；前者的图含有山川地貌内容，后者的图则是一幅幅可以相对独立的插图。对比之下，绘制插图要容易许多，而绘制山川地貌图则相当的困难。

　　相传山海经的图最早被铸在九鼎上，可惜九鼎在战国后期失踪了。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图或山海经的内容曾经被绘制在楚国先王庙的壁画上，以及汉代的宫室壁画上。不过，司马迁没有提及是否有山海经图，刘秀（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也没有提及图。

　　郭璞曾写有《山海经图赞》，表明他的书应当配有插图，陶渊明（365或376-427年）就可能看过郭璞的书，并写下“流观山海图”的诗句，他看到的图也是插图性质。

　　张僧繇，南朝梁代吴中人（519年去世，苏州人），在金陵安乐寺画龙点睛，他曾画有山海经图十卷，已失传。宋代画家舒雅也绘过山海经图十卷，同样失传。张僧繇和舒雅画的山海经图，其内容性质不详，估计也可能是插图。不过，宋代学者欧阳修在《读山海经图》一诗中，描述的好象是具有山川地貌内容的山海经图。

　　目前流行的《山海经》图均为插图，主要出自清代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和汪绂所《山海经存》。此外，明末清初的画家萧云从（1569-1673年）的《离骚图》，也被袁珂先生收入《山海经校注》一书的插图中。

　　有迹象表明，我国绘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明代学者陈耀文在《天中记》卷七引《元命苞》称：“神农氏，怪义生白阜，图地形脉道。”注曰：“怪义，白阜母名。白阜为神农图画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壅塞也。”如果记载是可靠的，那么在神农时代已设有国家测绘局局长一职，并归水利部管辖。

　　《古三坟·地皇轩辕氏政典》曰：“太常，北正。尔居田制，民事尔训。尔均百工，惟良。山川尔图，尔惟勤恭哉。”也就是说，轩辕黄帝时代的太常一职，不仅要绘制自然地理图，而且还要绘制人文地理图（包括丈量划分田地，以及调整手工业生产布局，当时有可能已经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例如风向与气味、烟尘的关系）。

　　特别有意思的是，《轩辕本纪》还记有神兽白泽的故事：“（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白泽图相当于民族或部落分布图（包括动物分布图），显然也是有其实用价值的。不用说别的，威虎山的坐山雕，还都知道联络图的价值呢！

　　事实上，我国远古文明中非常神秘的文化集成载体――河图和洛书，原本正是黄河地形图和洛水地形图（它们亦具有天文图和数阵性质）。《尸子》：“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河精即河伯，亦即黄河之神；或者说他实际上是黄河两岸居民的部落酋长，为了支持大禹治水而献出了当地的水系图。

　　《拾遗记》则记有大禹治水凿龙门时来到一个山洞之中：“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此简以平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这个长一尺二寸的玉简，实际上是测量长度的标准尺，所谓神授云云则是一种复杂的巫术宗教仪式以凸显标准尺的神圣。有趣的是，在古代的伏羲和女娲像中，伏羲和女娲分别手持规和矩，那正是测量绘图的工具或仪器（女娲用绳甩黄土造人的传说，可能与用绳丈量土地有关；古埃及人亦称丈量土地的人为持绳者）。

　　此外，《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二）·大禹取<水经>》记有大禹在太湖地区治水时，在林屋洞里获得名为《水经》的书三卷，一卷为河道图，一卷为山脉图，一卷悉为弯曲难识之古文。今日安徽怀远县涂山南5里有一个名叫“禹会村”的村庄，传说大禹曾在这里召集各地首领开会计议如何治水，原有禹帝行祠，苏东坡《濠州七绝·涂山》诗称“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涂山上古有禹王宫（又称禹王庙、涂山祠），登临其上，涡水、淮水，尽收眼底。上述来自远古的信息，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去解读。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有理由说，绘制地貌图和部落分布图，是我国的一项非常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山海经》原本有相应的山川地形图和部落分布图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古老的绘图都失传了。而且，明末清初所绘制的山海经插图，也不尽如人意，一是有些内容理解错了，图也跟着画错了；二是山海经的许多重要内容，由于当时的学者未能认识其价值，因此也就没有画出相应的配图。更重要的是，这些明清时期的山海经图都是插图，而能够表现《山海经》真谛的应当是山川地貌图。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我和我的夫人孙晓琴萌生了为《山海经》重新绘图的想法。首先我们创作绘制出山海经神异造型图350幅，并配写了文字说明，撰写出《山海经点注》（我在1983年参加全国第一届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即《山海经试注选》，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山海经新探》一书），上述内容合辑成《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已由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绘制山海经山川地貌图的难点，在于如何艺术地再现《山海经》记述的地理景观，这就首先要求对山海经的地理方位有着尽可能多的准确的认识。熟悉山海经研究情况的人都知道，我国学者在对待《山海经》地理记载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地理内容全部都是虚构的，不值得当回事地认真研究，即使进行研究也是为了指出其荒诞不稽。显然，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研究前就已经放弃了研究。对比之下，以色列的学者对待《圣经》里的内容，则是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和考证，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的真实信息。或许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历史资源太多了，家大业大，扔掉点没啥关系。

　　另一部分专家学者则认为山海经的地理记载有着客观的依据，在这些学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大体可以分成世界派，即相信山海经记录着其世界的地理情况；亚洲派，即相信山海经记载的地理范围包括整个亚洲；华夏派，即山海经记述的地理区域与华夏文明圈范围相当；局部派，即认为山海经记述的地理是今日中国的某个地区，例如云南省；不确定派，这些学者相信山海经是真实的地理记录，但是认为时间过得太长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将其重新复原了。

　　我属于华夏派，因为古人记录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势力范围的地理情况，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有一些学者相信山海经记录有美洲的地形地貌，这种观点如果能够成立，需要有人去过美洲，并且从美洲安全地回来，再把美洲的地理情况告诉撰写《山海经》的人；显然，对于古代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据《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经济卷》称约在公元前1110年，“埃及使者到中国（很可能对埃及文化产生了影响）。”

　　具体来说，解读山海经的地理方位，首先要辨别出昆仑山的位置，昆仑山在山海经里原本称之为昆仑丘，而在我们祖先的记忆里昆仑的位置又与黄河的发源地在一起。因此，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昆仑应当在今日的黄河源头（司马迁时代已经知道在星宿海）。其实，这是一种思维的误区，因为撰写山海经时代的人们，他们所认识的黄河源头并不在青藏高原上，而是在河套地区。

　　我在1987年的《民间文学论坛》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昆仑山地望探索》，首次指出古昆仑位于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而当时的黄河河套还是湖泊。我的观点受益于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产生时代》一书，他在该书中引用古人类学家杨钟健的研究，并指出河套古为湖泊，所谓黄河“潜入”的地方，不是大漠中的罗布泊，而是河套古湖泽。

　　事实上，《山海经·西次三经》记有：“不周山，北望诸比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黝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北次一经》记有敦薨山所出的敦薨水“西流注于黝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有趣的是，黄河的专用字“河”，就是一幅地图，我国古代许多表示地名的字，往往具有地图性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里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河的三点水偏旁表示水系，口字符表示人类居住在这里，而一横一竖的笔画则表示黄河的水道，即从前套向南一泄千里，到潼关忽然直角折向东，这正是那个时代人们所认识的黄河，至于河套以上的黄河河道，由于河套地区湖泊水系众多而被淹没不见，因此当时的人才会认为黄河发源于河套湖泊中。

　　不周山是一种非常鲜明的地貌景观，即环形而有缺口的地质结构，这种地貌多半是火山口遗迹或陨石坑遗迹。我国山西省大同地区古代曾有活跃的火山活动，今日留存的诸多火山口里，就有在北面存在缺口的环形结构。不过，根据共工撞倒不周山的传说，不周山更有可能是一处巨型陨石坑，类似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陨石坑（形成于数万年前，直径1200米）。

　　《大荒西经》记有：“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据此，古人曾经把不周山当成一座圣山，要在这里举行巫术活动。而且，不周山的附近还有温泉和冷泉，凡此种种都为我们今天寻找不周山提供了线索。

　　1997年夏，我撰写出《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对山海经的地理方位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证。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说《山海经》具有实测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貌景观符合4200年前我国的自然地理地貌景观（当时山东半岛尚被海水分隔），其地理中心大体在今日黄河与渭水、汾水、洛水交汇一带。因此，《山海经》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第一历史宝典，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山海经》记载的信息表明中国远古同样存在着令人神往的失落的文明。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伟大的地理考察，发生在中国。

　　在上述山海经地理方位考证的基础之上，孙晓琴绘制出大幅彩色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组画数十幅(包括远古部落文明景观图、天文景观图等等)，其主要内容已由1998年第1期《地图》杂志连载两年予以全面介绍(《地图》杂志由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主办)，并于1998年8月在第一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展出(北京展览馆)，受到观众好评，中国画报、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画报均以显著篇幅予以介绍。在此前后，孙晓琴还进行了全本绘图山海经的艺术创作活动，将350幅神异图扩展成612幅的山海经全图，另外还绘有百幅国画山海经图，我在这里展示的图画均选自上述作品。

　　在完成上述基础准备工作之后，我们于1998年12月6日开始正式绘制《帝禹山河图》(科学名称为《山海经五藏山经艺术地理复原全景图》)。为了忠实、全面、艺术地再现《五藏山经》承载的远古文明信息，采取了多种视角变换和多种比例关系的艺术表现技法, 并选用鲜艳的丙烯颜料, 同时融合国画和油画技巧, 精心安排画面内容, 使其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 既有广阔的视域, 又有深邃的思域, 以充分展现伟大的中华文明。这项数千年来首次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至1999年9月9日绘制完成于北京莲花池；并于1999年9月26日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大殿第一次展示，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国宝。2001年8月《帝禹山河图》在第20届国际地图展上作为唯一的手绘艺术地图展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我提交的论文《根据中国古籍山海经复原绘制的中国4200年前的古地图》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其内容令国际同行耳目一新。

　　《帝禹山河图》把《五藏山经》记述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其科学与文化艺术价值堪称千古一图。为此我作诗赞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数字与统计方法有关，我统计的是动物、植物、矿物的出现地，而不是它们的种类，因为其它研究者已经统计过它们的种类。例如，郭郛先生在李约瑟主持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集第7卷《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一书中，认为《山海经》记述有290种动物，都是自然界真实存在过的动物。至于那些怪异的动物，他认为是古人将两种动物的皮囊缝在一起的造型。我则倾向于认为，在《山海经》里，凡是说吃了某种动物可以治说明病，这种动物多半就是自然界的动物；如果说某种动物的出现，预兆着火灾、战争、干旱、下雨，那么这种怪异的动物多半是由人装扮成的，类似今日的孔雀舞、狮子舞等等模仿动物的舞蹈造型。

　　《帝禹山河图》以及其它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问世之后, 我国神话学泰斗袁珂先生题词祝贺, 并指出：“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 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欣然题词：“深研山海经，精绘山河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用7个页码予以详细介绍，地理学报、地图、化石、东方文化、文史杂志，中央电视一台的新闻早八点、中央电视九台的文化快报、北京电视台的每日文化播报等节目，以及新华社、光明网、国学网、香港明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中国画报、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画报、工人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海洋报、江南游报、旅游时报、中国资产新闻报等新闻媒介均有文章和报道。为了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愿与海内外文化界、艺术界、收藏界、工商界、科学界、新闻界有识之士合作，共同开发山海经文化产业。

　　4 、我现在介绍第四部分内容，《山海经》的符号信息解读

　　众所周知，所谓符号，就是用一种事物代替或指称另一种事物，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生物条件反射开始形成的年代。当符号的信息难以确定的时候，符号就变成了密码。一般来说，解读密码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密码是有信息的。

　　对于《山海经》来说，它使用的几乎都是陈述句，即有什么说什么，见到什么记录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山海经》本来并不难读。问题之一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看起来相同的符号可能在不同时期指称着不同的事物，许多不同的符号又可能指称着相同的事物。

　　例如，山海经记载着许多出产铁的地方，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就认为这里的铁是为了制造铁器，并据此认为山海经撰写的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因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才开始广泛使用铁器。其实，我们祖先在一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时期就已经使用铁矿石了，不过不是制造铁器，而是用于制造红色颜料。事实上，山海经记载的许多矿物，多半都与制造颜料有关，因为那时的人们需要用颜料装扮自己的身体以及居住的环境；而冶金术的发现很可能发端于颜料的加工过程，例如用火烧铁矿石、铜矿石，木炭正好就是还原剂。

　　问题之二是，我们今天不知道《山海经》里的词汇究竟是字的音译还是字的形译，以及我们的思维习惯很难设身处地的符合那个时代古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与古人的上下文不同。在符号学里，信息传输的要素包括发信源、收信源、符号、载体和上下文。在这里，发信源即古人，收信源即我们，符号即《山海经》的文字，载体即书本（古代为竹简或泥板、石板、木板、铜板，以及丝绸、皮革等），所谓上下文即我们与古人共同的生活经验。因此，解读山海经的符号信息，需要我们回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状况里去。例如《海外南经》记有歧舌国，从字面理解是舌头分成两叉，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较小的，因为古人的特殊行为通常都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歧舌国的人可能是以翻译为生，他们能够说两种语言的话，好象舌头能分叉一样。

　　图613歧舌国

　　《山海经》记有夸父逐日和十日并出炙杀女丑的故事，在这里所谓的太阳实际上是指天空中的发光体，这些故事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撞倒不周山引起天地大破坏，以及嫦娥奔月等故事，记述的都是一次天地大冲撞事件，即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类似的故事在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流传，也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我曾经根据袁珂先生编写的《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找出79个民间故事，它们记录着这次天地大冲撞的所有细节。

　　这颗小行星曾被地球俘获为临时卫星，因此能够在天空中持续存在较长的时间。科技文摘报2002年10月11日转大众科技报的文章称，1999年科学家发现一颗被命名为克鲁特尼的小行星，它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是770年，是地球的另一颗卫星。

　　《山海经》记有众帝之台，它们包括轩辕台、共工台、帝喾台、帝尧台、帝舜台、帝丹朱台，其构造多半是两层的四方台，属于早期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物，与埃及的金字塔时代相当；众帝之台的地理方位，大约在河套地区。事实上，中国众帝之台与埃及金字塔是东西方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遗憾的是，中国的众帝之台至少在目前来看似乎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意大利学者L·贝纳沃罗，在《世界城市史》一书的序言里指出，公元前1200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地球的两个不同的地理区域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两个地区是：整个环地中海形成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地区及整个东亚温带形成的中国文化地区。在公元5世纪至15世纪之内，整个社会发展受到了许多挫折和危机。”

　　图1316群帝建台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工台的前面，雕塑有蛇身人面像，他是共工之臣相柳的造型，九头蛇躯。此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在昆仑山地区是一座居民稠密的城市，那里的夜间灯火通明，它的保护神名叫陆吾，又名开明，他的形貌是虎身人面，九头或九尾，与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非常相似。这里的数字九，表示多的意思，一般来说九头可以表示九个氏族或相当氏族组成的部落，九尾则寓意着子孙繁茂，例如九尾狐就是子孙繁衍的吉祥物。我国新石器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先夏时期，曾经流行过尾饰风俗。

　　《山海经》说起来是一部地理书，其实它还记录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活动，以及众多的天文巫师或天文学家。《大荒东经》记有：“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宛，北方曰宛，来之风曰炎，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南经》记有羲和浴日的场景：“东南海之外，甘山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所谓羲和生十日，即制定一旬十天的历法；所谓给太阳洗澡，实际上是一种天文巫术演示。

　　图1125羲和浴日。

　　《大荒西经》记有常羲浴月的场景：“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还记有天文学家石夷：“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短长。”所谓常羲生十二月，即制定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所谓给月亮洗澡，也是一种天文巫术演示。

　　图1227常羲浴月。图124石夷

　　《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还分别记有对称的六座日月所出山和六座日月所入山，另外还有一座日月所出入山，名叫方山，方山上有一棵柜格之松：“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海内经》记有噎鸣生岁十有二：“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大荒西经》记有：“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所谓噎鸣生十二岁，即发现木星绕太阳一周为十二年。

　　在远古时期，木星曾经非常的明亮，古人相信木星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对地球的生物有着不同的影响。《计倪子》记有：“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生肖即模仿动物的样子，以求平安和发展。鼠、牛、虎，木星位于西方，农业和畜牧业丰收；兔、龙、蛇，木星位于北方，天下水灾；马、羊、猴，木星位于东方，天下风调雨顺；鸡、狗、猪，木星位于南方，天下旱灾，适于杂食性动物生存。龙，水族类代表；鸡，飞禽类代表；民谚，牛马年好种田。这就是十二生肖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