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理解老子的“道法自然”？

　　王蒙先生去年出版了《老子的帮助》和《老子十八讲》。王先生在《老子十八讲》中说，他的解读《老子》是依据自己或今人(确切地说是他自己)的经历、经验、思想、知识、观念而进行的（《老子十八讲》，第7页）。《老子的帮助》也明确地说：“我能做的是用自己的人生，用我的历史体验、政治经验、文学经验、思考历程去为老子的学说‘出庭作证’。”（《老子的帮助》，第4-5页）如果按照王蒙先生的逻辑，笔者本不该写此文。因为王先生说他是依据自己的经验、体验来解读《老子》的，其他人的体验和经验不会跟王先生的相同，所以对于《老子》的理解自然不会跟他相同。但是，既然王先生是在讲老学，是在探求真理，所以对于《老子》的不同理解还是可以争论的，否则，人人自是其是，是会偏离真理大道的。好在王先生也把读者看作“法官”，有权判定他作为“证人”所提供“证词”的价值。所以，笔者就冒昧地指出王先生对《老子》“道法自然”理解上的错误，恳请王先生及方家指教。

　　笔者发现王先生在这两部书中，对于《老子》第二十五章的“道法自然”作了不同的解读。在《老子的帮助》中说：“道法自然的最好解释是：道的法则乃是自然而然的运动。道的法则是自己运动。”“……人→地→天→道＝自然。道对自然的‘法’，与人→地→天→道的师法，不是相同的概念。”（《老子的帮助》，第104页）而在《老子十八讲》中则说：“……老子很惊人地提出了一个‘自然’比‘道’更高的观念……”“自然”是“道的精髓、是道的核心、是道的根本……”“‘道’已经是根本了，没法再根本了，但是从根本当中还能再找出一个根本来，就是‘自然’。”（《老子十八讲》，第29页）

　　王先生前后不同的论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于“自然”以及“自然”与“道”的关系的理解上的混乱与矛盾；二是对于“法”作为“师法”及“法则”的理解上的不一致。

　　什么是老子所谓“自然”？

　　首先看王先生对于“自然”以及“自然”与“道”的关系的理解。在两书中，王先生一方面说，“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另一方面又说，“自然”就是“大自然”。这是两书基本一致的观点。不过也有不同：具体说，在《老子的帮助》里，“自然”只是表征“道”的一个概念，虽然他还有疑问（即“‘自然’比道还‘高’还伟大还厉害呢”？详后）；而到了《老子十八讲》，他把“自然”看成是和“人”、“地”、“天”、“道”并列的东西，甚至把“自然”看作是高于“道”的“最最”根本的东西。若用式子表示，前者为“人→地→天→道＝自然”，而后者为“人→地→天→道→自然”。

　　就第一种意义看，王先生是肯定老子“四大”的概括的。如在对第二十五章的意译中，他明确地说：“所以说道是伟大的，天是伟大的，地是伟大的，人也是伟大的。世界上有四种大，道、天、地、人，人是四大之一。”（《老子的帮助》，第99页）“列出式子来，则是人→地→天→道＝自然。”（《老子的帮助》，第104页）这里，他特别地用一个“＝”号，排除了把“自然”作为一“大”的理解。显然，王先生的这一理解“基本上”是合乎老子的本意的。所以，即使在《老子十八讲》中，王先生还能够用“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标题突出老子“自然”的这一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含义。

　　之所以说王先生的这一解释是基本正确的，是因为，在《老子》中“道”就是“道”，它不是“自然”，也不等于“自然”；“自然”只是“道”的一种性质或状态。这种理解是多数学者所具有的共识。早在汉代注释家河上公就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二《象元》第二十五)。后来的许多《老子》注释家都在这一的意义上来解释老子这一句话。当今的一些《老子》注释者和解释者大都一脉相承地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是说“道自己如此”，“道”无所效法。（参见陈鼓应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8页《老子注译及评介》第二十五章注。这是王先生也关注到的。）张岱年先生早年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解释为：“人以地为法，地以天为法，天以道为法，道则唯以自己为法，更别无所法。”（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18页）张先生还说：“‘自然’即自己如此之意。”（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79页）任继愈先生对于“道法自然”意译为“道效法它自己”（任继愈：《老子绎读》，第56页）。李零先生也说：“自然是道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另一个东西。”（李零：《人往低处走》，第92页）

　　如果停留于此，那么王先生的理解可谓是基本正确的，然而他又前进了一小步。之所以要往前走，那是因为他有疑问：“这里有一个问题，按老子的学说，道是至高无上的，是至大无边的，是至远无边的，是循环往复的，是无限大，是最最本初的。天地有无，都是产生于道的。为什么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然’比道还‘高’还伟大还厉害呢！而且只此一处，讲的内容似乎是说自然是道师法的对象，何也？”（《老子的帮助》，第104页）

　　显然，王先生在这里的疑问，是他将“自然”理解为“大自然”的一种逻辑延伸。因为，作为“自如”、“自尔”的“自然而然”是一种状态，不是一种独立的像“人”、“地”、“天”、“道”一样的对象（或“东西”）；而只有作为“大自然”的“自然”才有可能上升为“实体”，好像“人”、“地”、“天”、“道”都产生于“大自然”一样。郭沫若先生也曾作这样的理解，如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指出：老子“于‘道’之上又列出‘自然’来，所谓‘自然’当然是指天地中一切云行雨施的变化，让‘道’来取法乎它是连‘道’也失掉了它的至上性了。这些地方正表现着老子思想的未圆熟，也表现着他的苦心处，他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的‘道’的来历确实是还在苦心探索着的”。（郭沫若：《青铜时代》，第40页）老子苦苦地探索“道”，这是事实；但是老子并没有把“自然”看成是“高于”“道”的“东西”。所以，郭沫若先生把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误认为老子“道”论的不成熟性和不彻底性，这并不合乎老子的本意；而且郭先生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老子的“自然”之意，所以他误认为“自然”高于“道”。王先生的“似乎是说自然是道师法的对象”，大有郭沫若先生误认为老子“于‘道’之上又列出‘自然’来”的意味。

　　在《老子的帮助》中还不甚确定的“似乎是”，到了《老子十八讲》中就变成了十分肯定的语气。王先生说，老子“提出了世界的五个最大的方面，可以称为五个维度：人、地、天、道、自然，五个方面并不是各行其是的，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师法与一致的关系，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基本规律。”（《老子十八讲》，第25页）在这里，王先生明确地把“人”、“地”、“天”、“道”、“自然”看成是“五个维度”、“五个最大的方面”。因此他说：“……老子很惊人地提出了一个‘自然’比‘道’更高的观念……”“自然”是“道的精髓、是道的核心、是道的根本……”“‘道’已经是根本了，没法再根本了，但是从根本当中还能再找出一个根本来，就是‘自然’”（《老子十八讲》，第29页）。显然，王先生是用“人→地→天→道→自然”替代了“人→地→天→道＝自然”。如果说《老子的帮助》中“人→地→天→道＝自然”的理解还较为合乎老子的本意，部分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老子十八讲》中“人→地→天→道→自然”的理解则根本背离了老子的本意。因为，这里用“五大”替代老子的“四大”说，必定会引起歧义和混乱。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然”在《老子》一书中，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而不是指“大自然”。因为根据张岱年先生的考证，“包含天地万物的总体”的“自然”，到魏晋时期玄学家阮籍才提出来的：“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达庄论》）。所以张先生说：“阮籍以‘自然’表示天地万物的总体，可以说是赋予‘自然’以新的含义。近代汉语中所谓‘自然’表示广大的客观世界，‘自然’的此一意义可谓开始于阮籍。”（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81页）另外老庄研究专家刘笑敢先生也明确地说：“有人把‘自然’解释或翻译成自然界，这是不符合‘自然’一词的古义的。如果‘自然’是自然界，那么‘自然’就是包括前面‘天’和‘地’的最高实体，这样，重复而不合逻辑。同时，在人―地―天―道―自然的系列中，就不仅是四大，而应该是五大，这也不合《老子》原文。”（刘笑敢：《老子今古(上卷)》，第289页）

　　“法”是“师法”还是“法则”？

　　我们再来看看王先生对《老子》第二十五章四个“法”的理解。他在《老子的帮助》中对“法”作了两种并存的、不一致的解释：他把前三个“法”解释为“师法”（及物动词），而将最后一个“法”解释为“法则”（抽象名词）。因此，“人”、“地”、“天”都有“师法”的对象，而“道”则没有师法的对象，所以“道”“法”就解释为“道的法则”（《老子的帮助》，第104页）王先生这种解释，已有学者指出不是恰当的：“将‘道法自然’解释成‘道自然如此’，既略去了相同用例的‘法’字。也改变了与前句相同的动宾句式。一些注释家将前面的‘法’字解释为效法并保持了它们的动宾结构，但偏偏将‘道法自然’单独处理，这是非常不恰当的。”（王中江：《老子的“道法自然”》）

　　其实早在魏晋时期，王弼就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及“法”字作了类似的注解：“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王弼集校释》）王弼对于“法”所作的是贯通的理解，而且“道”“法”“自然”是“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不违“道”之“自性”。

　　依此看来，显然王先生这里的解释就存在着四个“法”不一致的情况，不过这不是问题之所在，其关键是在对于“自然”的理解上。既然“自然”可解为“‘自’然”，所以四个“法”字是应该作一贯的理解即“师法”的；也就是说“道”无所“法”，只“师法”它“自己”，或者说，它只以自己为“法”。这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然而，在《老子十八讲》中，尽管王先生也把四个“法”字都解释为“师法”，但是，由于他还要再追逐自本自根的“道”的根源，使得他的“师法”的解释陷入了悖论。他说：“老子《道德经》里边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有人把它当作核心的话来理解的，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法’的意思，我觉得一是说树立了师法的榜样：地给人树立了榜样，天给地树立了榜样，道给天树立了榜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遵从它的规律：地要遵从天的规律，天要遵从道的规律。”（《老子十八讲》，第25页）他还指出，老子把这个“自然”“强调到一个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都超过道了”（《老子十八讲》，第41页）。王先生说：“自然”是“道的精髓、是道的核心、是道的根本……”“‘道’已经是根本了，没法再根本了，但是从根本当中还能再找出一个根本来，就是‘自然’”（《老子十八讲》，第9页）。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王先生在《老子的帮助》中说的：“道法自然最好的解释是：道的法则乃是自然而然的运动。”（《老子的帮助》，第104页）因此，“道对自然的‘法’，与人→地→天→道的师法，不是相同的概念。”（同上）王先生还讲“道”是万物的“共同性”，是世界的终极本原、本质、本体、规律，而“自然”、“变易”、“辩证”、“阴柔”、“趋下”、“无私”、“恍惚”、“玄妙”、“宝贵”等九点就是“道”的特质（《老子的帮助》，第334-335页）。也就是说，“自然”不是“道”，它不是高于“道”有待于来“师法”的更为根本的根本。所以，王先生才说，“道”是“最高最远最最的根本”（《老子的帮助》，第337页）；它是“最高最大的概念”；它是“概念至尊、之极、之巅、之神”（《老子的帮助》，第338页）。既然“道”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那么它就是无所“师法”，所以，“道法”之“法”作为“师法”，“道法自然”就必定是“道”“师法”自己，必然不会再有一个高于“道”的师法对象“自然”。如此看来，这前后的混乱和矛盾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