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水”的意象体味“儒”之“柔”

　　·儒者柔也，但此柔非真柔，而是指那种“以柔克刚”之柔；

　　·中国文化的儒雅性格，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势，却又决不因此而失其庄严。相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力量。

　　按照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诠释，“儒，柔也。”一个“柔”字，味道全出，可谓搔到了问题的痒处。记得有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宋词专家叶嘉莹先生的一档节目，她就特地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弱德之美。”她由“儒”字的“柔”这一本义出发，加以阐释，十分贴切地把儒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性格多维度地彰显出来了。

　　“儒”含“需”字，参之以《易经》“需”卦的卦象，可知“需”有“等待”之义。《易传》说：“需，不进也。”据《易传》记载，孔子就说过：“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孔子这里说的其实就是“需”的意思，它体现的显然是一种等待的姿态。

　　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一位华侨时说：“他是个中国人，有极好耐心，能等待和忍耐。”这的确典型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品性。韩素音在参观走访了中国内地之后，曾经感慨道：“我在这里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弹性———它所固有的柔顺性，这使它不受外界危机的影响，同时也使它度过自己的一次又一次动乱。”因此，我们虽说“儒者柔也，”但看此“柔”字不要过于直观，误以为柔就是软弱无力，就是废弃一切作为。须知，此柔非真柔，而是指那种“以柔克刚”之柔；拿老子的话说，就是所谓“柔弱胜刚强”之柔。老子认为：虽然“天下莫柔弱于水，”但是“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正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所在。俗话说的‘水滴石穿”，就是“以柔克刚”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其实，我们只有通过“水”的意象，才能最真切地体味到“儒”之“柔。”柔是“水”的最为突出的特性。在中国文化中，以水喻道是有其古老传统的。譬如，老子曰：“上善若水；”他还说“弱者道之用，”此所谓“弱者”乃指水的柔弱所表征出来的规定。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庄子也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据《荀子》记载，孔子说过：“水洸洸乎不淈尽似道。”管子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郭店楚墓竹简上有一篇“太一生水，”谓“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如此等等。我们知道，水是不定形的，它被放进怎样的容器中就采取什么样子的形状，但正因为没有一种凝固不变的形状，所以才能变成一切可能的形状，这正是“道”的品格。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透露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格。以水喻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的意义是双关的：一方面确立了存在论的基本意象，让人们能够由此及彼地去领会“道”的深刻蕴含；另一方面又奠定了道德论的基本取向，借助于水的柔弱性格来开显道德的品性。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等待姿态，与儒家固有的“柔”的性格之间，是有极深的渊源关系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国人同自然界、同他人打交道的方式。

　　在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古典技术同现代技术在文化性格和文化取向上的分野，我们从中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柔性特点。这种文化取向塑造出来的古典技术，不具有征服自然界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例如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采取因势利导、巧夺天工的办法，而不是采取逆自然而行的办法，使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它可以涝排洪、旱蓄水，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加以调节。两千多年来，都江堰水利工程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改善了民生，同时又维系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才能。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受其恩惠。

　　再如古代的风车，只有当一阵风来临时，才能利用风能驱使风车轮子转动；当风停止之后，我们就只能等待风的重新出现，但决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种风来吹动风车，没有那样一种冲动。这就是古典技术的取向。与此不同，现代技术则对自然采取一种征服和占有的姿态。譬如飞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的约束，何时何地起飞，可以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不再取决于自然的限制。这就鼓励了现代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恣意。现代技术所显示的，是人的驾驭、控制、支配，它不再像古典技术那样是顺应的姿态，而是变成了主动的宰制。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和平与宽容的民族。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由此不难窥见中国人对于兵器乃至战争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此相关联，在历史上，我们对于诉讼也是持保留态度的。《释文》曰：“讼，争也，言之于公也。”所谓“讼，”乃指双方争执不下、对簿公堂之意。《易传》说：“讼，不亲也；”而儒家主张，亲亲为仁。诉讼总是缘于利益的纷争，它只能是道德失效的结果。在中国人看来，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争执双方倘若采取这种妥协的姿态，那么就会使诉讼变得多余。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无讼”才是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这同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诉讼可以说是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发达，而且辩论术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修辞学、逻辑学以至于辩证法的成熟，无不是基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的儒雅性格，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势，却又决不因此而失其庄严。相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