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文化：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

　　中国花文化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文化的形成，以及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有很深刻的影响。

　　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花卉文化的源头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形形色色的花卉草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而花卉在文人的笔下更具风采。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拥有花卉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度之一，亦为世界花卉栽培的发源地。中国人驯化、培育、利用花卉的历史极其悠久。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就不断地被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被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与花卉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以花卉为中心的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花卉文化。

　　中国花文化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文化的形成，以及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有很深刻的影响。“百卉含蘤。”（《汉书·张衡传》），“蘤,古花字也。经传皆以华为之。”而“华”在古文中是通“花”的。可见花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花文化渗透于中国人的生命之中，对中国文学、中国绘画、宗教、民俗、医药、纺织、工艺等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花卉文化的起源

　　中国何时开始利用、栽培花卉，目前尚无确论。不过，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花卉就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相联系了。花卉被中国人所利用，经历了一个从实用（药用、食用）到观赏用的过程。

　　和其他许多栽培植物一样，中国人栽培和应用花卉的历史是从认识到它的实用价值开始的。1975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一具精美的食器——铜鼎，其中满盛炭化了的梅核。经鉴定，距今已有3200多年，说明早在商代中期，古人已食用梅花树的果实了。屈原的《离骚》中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亦表明食花之风，古已有之。但这并不标志着中国花卉文化的形成。任何一种物质现象，只有经过提炼、升华，注入精神和社会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文化。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花卉文化的源头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首次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以许多花卉草木为题材的，成为中国关于花卉文学和音乐的最早形式。从《诗经》中关于花卉的描述，如“摽有梅”，“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等诗歌中，不难看出，那时人们已将花木用于社交礼仪，以梅、芍药等植物来传达爱情了。从这一时期的吴王夫差在太湖之滨的离宫为宠妃西施欣赏荷花修筑玩花池，及此后的秦、汉时代开始将梅、桃等花木用于建造帝王宫苑，中国的花卉便正式进入以观赏为目的的精神领域了。自那以后，花卉就与中国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从而渗透到了各个文化领域之中。花卉直接参与中国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扮演者。

　　中国花卉文化的形态

　　花是一种物质文化。

　　花卉可以作为食品，还可以养生，如花卉入药、香花疗法等。而插花艺术更是物质文化的表现。

　　花也是一种精神文化。

　　翻开中国文学史，从屈原佩兰示节、陶潜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杜甫对花溅泪、白居易咏莲吟柳，乃至林逋梅妻鹤子……中国竟有无数风流文人为花卉草木所倾倒，创造了许多以花卉为题材的千古佳作。这些精彩的花卉文学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现出特有的情趣和艺术魅力，温暖、润泽着人们的心，甚至成为民俗化的理念。这就加深了对花卉的审美层次，同时丰富了对花卉的欣赏内容。

　　历代以花卉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这些花卉文学作品中，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咏花诗词。迄于清代，前人留下来的咏花诗词，估计不下3万首。除诗词以外，以花为题材的小说、戏剧作品也颇多名篇佳作。例如，明代汤显祖的名剧《牡丹亭》，剧中以花名作为唱词问答，多次提到了桃花、杏花、李花、杨花、石榴花、荷花、菊花、丹桂、梅花、水仙花、迎春花、牡丹花、玫瑰花等，其中《冥判》一折，就涉及花名近40种。在清代蒲松龄的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中的主人公均是以花仙、花精的身份来塑造的文学形象。诚然，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吟咏花卉最为丰富、亦最为成功的当首推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

　　形形色色的花卉草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而花卉在文人的笔下更具风采。这种被融进诗意和故事情节的“人化”、“情化”、“心化”了的花卉，又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更为崇高的美感，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文人学者前来一睹为快。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以花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起着“旅游向导”和“广告”的作用。当然这种宣传所产生的影响要比一般的向导和单纯的广告深远得多。可见，文学与花卉之间相辅相存，相互循环，相得益彰。

　　花卉，自古即是中国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

　　中国的花卉画，在中国绘画史上虽比人物画、山水画成熟较晚，但通过历代画家不断地创造和发展，使它很早就成为独立的画科。无论是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还是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花卉，均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名家辈出、技法独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苑中的一枝奇葩。

　　花卉，是中国绘画历久而不衰的主要题材之一。中国很早就有人描绘花卉，但是，直到春秋时代，花卉画还只是用于衣裳、旗帜等实用品的装饰。到魏晋南北朝，花卉画作者才稍多。唐代，中国花卉画有了极大发展，不但画史记载中名家辈出，而且，在新疆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完整的花鸟屏风壁画。这说明，当时花鸟画已摆脱了人物画的附属地位，成为宫廷和民间普遍欢迎的画种。五代十国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各有擅长的花鸟画能手，并形成徐熙、黄筌两大花卉画流派，画史上称为“徐黄体异”，这是中国花卉画成熟的重要标志。

　　宋代，是中国花卉画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画院的兴隆，加上几位皇帝的支持和倡导，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卉画家。北宋的一些文人兴起的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题材的文人画，把中国的花卉画推进到了“托物言志”阶段，这是中国花卉画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密切了中国花卉画与人类心灵的关系，开拓了画家以高尚情操影响观者精神生活的途径，使中国花鸟画在审美方式上的民族特点终于形成，也一直成为百代不衰的优良传统影响至今。

　　明、清之际，中国花卉画无论在艺术意境抑或表现技巧上都颇具新意。特别是清代的“扬州八怪”，多半以花卉为题材，不受成法所拘，笔恣墨肆，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有所不同，被视为画坛的“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他们的笔墨技法，对近代中国写意花卉画影响很大。清朝以后，中国画坛上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花卉画家，最为著名的如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都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花卉画。

　　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中悠游了数千年，始终以一种虔诚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甚至把自然中的花草予以人格化，期许个人的造化能与心目中的花草相映照，互比美。人们心目中种种花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

　　我国很多传统的节日与花有着紧密的关系。春节是我国民间最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人们最重视用花卉来装饰厅堂，增添节日喜庆的气氛。其中，水仙是我国民间最为流行的年花。在花朝节时，人们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称为“踏青”，姑娘们剪五色彩纸粘在花枝上，称为“赏红”。各地还有“装狮花”、“放花神灯”等风俗。人们在端午节时，用丁香、木香、白芷等草药装在香袋内，悬挂在身上，有利于预防传染病。中秋节是桂花相继开放的时节，因此中秋的桂花和明月成为团圆之夜清赏的极好对象，佐以桂花酒、桂花茶、桂花月饼等美味食物。延寿的菊花恰与重阳节相遇，重阳节赏菊饮菊酒便成为习俗。

　　在如今的花卉民俗中，各地举行的以卖花、买花、赏花为主的一年一度的花市可说是非常引人注目。在各地举行的花市中，以广州的迎春花市最负盛名。此外，各地的“花会”也丰富多彩，如洛阳的“牡丹花会”、扬州的“万花会”、重庆的“万花赛花会”、藏族的“看花节”等。

　　在我国歌曲艺术经历的诗经、楚辞、乐府、绝律诗、词曲等各个不同体制的发展和演变阶段，都留下了无数以花卉为题材的优美篇章。例如以莲花为题材的《采莲曲》，据传是梁朝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梁武帝据《西曲》改成的《江南弄》七曲之一。在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民歌中，以花卉为题材歌颂爱情的作品可说是最为繁多的，如《对花》、《茉莉花》、《拔根芦柴花》等。

　　中国花卉文化的特点

　　中国花卉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花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闲情文化

　　中国花卉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东方式的闲情文化。中国人把养花叫“玩花”，这一个“玩”字，表明“莳花弄草”是一种闲暇活动。它可以调节、丰富生活，但不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古时的文人逸士，他们有条件和闲暇莳花弄草、欣赏花卉，是其悠闲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颇富东方情调的中国花文化。

　　（二）多功能性

　　中国的花卉资源是那样的丰富，用途是那样的广泛，以致于在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花的存在。

　　据古籍记载，神农氏遍尝百草百花，使花草成为华夏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和药物来源。中国人的发生、存在和壮大，都与花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华夏”这一民族的图腾柱上，凝聚着他们对于花木的倾心爱戴、由衷赞美和无比尊崇。人们心目中种种花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加上各种花草本身的实际功用，便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三）泛人文观

　　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泛人文主义色彩。泛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中国的花文化就具有这一明显的特征。

　　在对于花木的观赏活动中，更能体现中国人别具一格的生命感悟方式。中国古人由于受民族自生的道家思想（包括黄帝、老子、庄子）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从来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而总是把它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待。他们认为，宇宙间无非有3种活的生物：人、禽兽、花木。这三者并无等级上的差别。他们都是天、地的产物。由于花木和动物在生命形式这一本质的规定性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严肃认真地把花木当做像人一般的生灵对待，认为花木也和人一样有智有能。在中国的许多古代典籍中，出现了许多木神花仙。就连花木命名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君子兰、含羞草、仙人掌、罗汉松、美人蕉、湘妃竹……仅从这拟人化的名称，就可见人与花木亲密相间的程度。

　　更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古人深信，某些花木就是人变成的。人所共知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花中十二师”(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蜡梅、杜鹃、玉兰)，“花中十二友”(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花十二婢”(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兰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花王花相”(牡丹、芍药)等等说法不仅表现了以花比人、以人比花、把花当人、把人当花的观念，而且，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人往往把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强捺在花木身上，将花木分成帝王、宰相、君子、师长、朋友、仆人的等级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

　　如此这般，儒家的等级观念和道家的将万事万物看作有生命的个体的思想，便不期而然地在古人对于花木的观赏和体验中交融起来，如果再加上外来的佛家哲学，三位一体，就构成了古人花木观的基础。当然，隐藏在这种花木观背后的儒、道、释三种成分，绝不是平分秋色，而主要是道家和儒家观念。王维、白居易被认为是佛教造诣很深的华夏知识分子，但他们对于花木的种植、观赏和体验中所流露的情趣，却主要是儒、道的。

　　周武忠，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与景观研究所所长。同时任国际园艺学会景观与都市园艺委员会委员、中国花卉协会花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江苏省旅游学会会长。

　　代表性论著有《新乡村主义论》、《当代中国景观设计艺术批评》、《中国园林艺术》、《中国花卉文化》、《园林美学》、《旅游景区规划研究》、《寻求伊甸园—中西古典园林艺术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