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吐蕃政教关系史》

　　评《吐蕃政教关系史》

　　作者： 杨健吾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13世纪之后的有关情况，对这一制度在吐蕃时期的状态虽多有学者涉猎并有相关的成果问世，但对其在吐蕃时期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甚少，更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石硕教授长期致力于藏学研究，历经数年潜心钻研、写作的《吐蕃政教关系史》，填补了藏学研究的这一空白。笔者拜读后认为，此书主要的贡献是：

　　（一）史料的选择、收集、甄别、使用成绩显著

　　吐蕃王朝的上限距今已达1300年左右，历经长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战争、生产、生活的种种活动的破坏，有相当数量价值珍贵的各类文献和石刻、木刻等资料早己毁坏、湮灭。现存的吐蕃时代遗留的古藏文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简犊、吐蕃金石铭刻三部分。其汉文译本主要汇集于王尧、陈践编撰和译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敦煌吐蕃文献选》、《吐蕃简牍综录》、《吐蕃金石录》等书之中。仅仅凭借这类史料，显然不能满足本书写作的需要。作者将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教法史”、“正统记”及苯教藏文史料和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作为选择和收集的重点。前者主要是《拔协》、《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雅隆尊者教法史》、《第吴宗教源流》、《娘史教法源流》、《西藏王臣记》、《青史》、《红史》、《土观宗教源流》、《新红史》、《五部遗教》及《雍仲苯教史》等部分苯教典籍；后者主要是《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全唐文》、《全唐诗》等有关唐代的史籍文献。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学者研究这一专题，史料的选择、收集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也就是说，作者选择和收集有关史料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要正确地甄别和恰当地使用这几类史料，却有相当的难度。诚如作者所言，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数量及所涉及的方面均极为有限，且往往叙事简省、疏略细节；后弘期藏文史料和部分苯教典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多数著述因为作者宗教立场的原因，对吐蕃时代佛教史实的记载存在相当程度的夸张与附会。一部分内容常常将神话、传说与史实相互杂揉，使人难辨真伪。这就需要作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材料时仔细甄别，特别审慎。如，作者对藏地最初之王聂赤赞普身世来历的考订，就甚为严谨。用较充分的史实和理由否定了藏文史料中的“印度释迎王族王子说”和“来自吐蕃波密地方说”，而认为聂赤赞普的祖辈“天父六君”不但应为“吐蕃六耗牛部”之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吐蕃六耗牛部”暨“父民六族”最初之君长。聂氏本人也只能是产生于当时相互结盟的“吐蕃六耗牛部”中的人物。再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制定了《六类大法典》、《戒十恶法》、《大世俗法十六条》，其中包括了崇佛抑苯等有关佛教的条款，作者一眼看出这明显是在佛教非常成熟和流行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内容，在松赞干布时这样的佛教意识和佛教观念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写进法律条款中了。

　　（二）全书的谋篇布局考虑周详，结构合理

　　要描述长达数百年间吐蕃王朝时代政教关系产生、发展、冲突、融合、演变、传承等多方面内容，将其写成一部有一定分量的专著，仅有较完备的史料和敏锐的鉴别、判断能力和娴熟的使用史料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全书构思策划、谋篇布局的全面合理是写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对此，作者的考虑甚为周密。我们看到，全书在概述吐蕃时代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之后，以专章先述吐蕃王朝的起源与早期政教关系，这就使读者先了解了论题的背景和时代早期的一些情况。随后，逐章探讨止贡赞普以来吐蕃政教关系的转折与发展，吐蕃王朝的建立与佛教文化传入，墀德祖赞提倡佛教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墀松德赞时期的兴佛运动及其政治作用，吐蕃后期政治体制的佛教化运动，佛教与吐蕃政治体制之演变。显然，这样的论题选择和篇章设置既紧扣主题，抓住了论述的要点，又使全书章节衔接合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使读者阅读时能够通过一个个专题的论述、分析，逐步深化认识，全面地了解吐蕃政教关系剧烈演变的曲折过程和历经反复之后逐渐发展的历史及其内在原因。

　　（三）多处宏观分析有理有据，微观解剖细致周密

　　全书既能够从大处着眼，立足于时代的广阔背景，对吐蕃政教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宏观分析，又善于抓住若干具体问题的细节，进行鞭辟入里的微观解剖。如，作者从政教特点与政权体制发展演变的角度，将吐蕃王朝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松赞干布到赤都松赞时期（7世纪初——8世纪初年），其政教关系的特点是佛教文化初传，尚未真正触动吐蕃社会；吐蕃政权在文化和宗教上主要以传统的苯教为基础，但苯教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主要处于从属和服务性地位；第二阶段为墀德祖赞和墀松德赞时期（8世纪初——8世纪末），其政教关系的特点是吐蕃政权体制发生重要转折，主要标志是军事同盟体制开始遭到削弱和淡化，并逐步朝着一种佛教化的政治体制过渡；第三阶段从牟尼赞普到达磨灭佛（8世纪末——842年），其政教关系的特点是佛教在吐蕃极度发展并进而导致吐蕃政治体制全面佛教化，但同时也是佛教化的政治体制与吐蕃原有的政治体制之间矛盾冲突逐渐加剧的时期。这一矛盾所引发的激烈斗争与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吐蕃政权的解体。这样的阶段划分和对每一阶段政教关系特点的把握，显示了作者观察问题视野开阔，对论题有较好的宏观把握能力。又如，书中正确地指出，在整个吐蕃王朝期间，佛苯斗争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赞普王室与贵族大臣之间对利益与权势的争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双方关于战与和亦即军事化与非军事化的较量。

　　就具体问题的探讨而言，此书多处论述也颇有见解。众所周知，挥松德赞赞普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作用。他不但命寂护、莲花生等人主持修建了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寺庙，而且强制性地命令一批地位显赫的大臣贵族子弟出家学佛。作者根据《拔协》、《贤者喜宴》等藏文史料的记载分析认为，墀松德赞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有两个用意：一是迫使外戚大臣包括那些奉苯反佛的大臣转变立场，使其无法再倡行苯教和反对佛教，以彻底瓦解和削弱大臣中抵制和反对佛教的力量。二是通过让外戚大臣及贵族子弟出家学佛的途径，将大臣贵族的利益与佛教拴在一起，以保证佛教的昌盛和永不遭弃绝。又如，作者对墀德祖赞被臣下所弑的原因的分析，认为墀氏被弑并不单纯因为他狂热崇佛，根本原因是他让僧人全面掌政的极端做法剥夺了贵族大臣已有的权力。这不但打破了墀德松赞建立起来的由僧相与贵族大臣、宰相分掌朝政的权力格局，同时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吐蕃政权既有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这些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分析与研究。

　　（四）对一些疑难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

　　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现存的相当数量的史料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中外学者对吐蕃时期政教关系的诸多疑难问题各持己见。此书对这类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显示了难能可贵的独创性。如，对吐蕃政教发展史影响巨大的赞普墀德祖赞（815——841年在位）之死，（拔协）和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及《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的记载不一，有人认为大论末·东则布和朗迈色是谋害墀氏的元凶，但作者据《贤者喜宴》和上述两类记载矛盾的史料及《西藏王臣记》分析，认为末、朗二人任大论时对待佛教的问题与探氏奉佛与倡佛的立场和态度大体相同，二人在墀氏死后与被作为谋害墀氏的元凶而予治罪的记载虽为信史，但二人是否真是谋害墀氏的元凶却疑窦甚多，颇值得怀疑。作者进一步指出，关于末、朗二人在墀德祖赞死后被治罪的两种说法虽看似不同，但事实上二者之间却并不一定是矛盾和对立的。也就是说，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贤者喜宴》与《拔协》的记载提供的乃是末、朗二人被治罪的真实背景和原因，而《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和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所记则是在此背景下二人被治罪的具体情节。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末、朗二人被治罪的真正原因尚有不确定性。基于这一认识、作者以有说服力的史实驳斥了查理逊关于墀德祖赞晚年因拥佛转为反佛而遭崇佛大臣末、朗二人谋害的推测，即：一，迄今并无任何史实能证明墀氏晚年转变了对佛教的态度。事实恰好相反，桑希一行前往汉地求取佛经，正是受墀氏晚年之派遣。二，为何禁佛不是出现于墀氏生前，而恰好是出现于其死后?作者认为，这一斗争在表面上虽主要表现于宗教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在其背后却包含了当时王室与大臣之间不同的利益取向与利益争夺。所以，这场围绕兴佛与禁佛的斗争，既受到吐蕃上层内部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支配，同时本质上也是吐蕃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反映。此外，书中对苯教概念的界定，对聂赤赞普至囊日论赞时期政教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最初苯教神权在王政中的主导作用逐步朝着后期强化王权和苯教神权弱化的方向发展的总结，对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吐蕃是文化原因的看法，对三户养僧制确立的意义的评价，对达磨灭佛的原因的分析，等等，也值得肯定，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此书的不足之处，是谈墀德祖赞时期大臣对战争的态度和在战争中的作用等个别地方内容稍有重复。因编排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漏。如再版，这类问题应予改正。

　　来源: 中国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