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井陉仙台山护国院

　　解读井陉仙台山护国院

　　刘春林

　　井陉仙台山护国院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深山古寺。山之深，达十里，且山幽涧深崖陡，在游者眼中，山谷两侧山峰苍翠，危壁千仞，奇龛怪石，古柏横生，可谓是“十里画廊”；在旅者脚下，山路崎岖狭窄,路转峰回,沟壑纵横，险象环生，真正为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寺之古，唐已存，至今已越千年，然而寺虽经历了千余年的修修建建，却没有形成建筑群，其遗址展现出来的建筑物也只有数间，世代当地人称其为小寺还是恰如其分的。不过寺依山而建、山依寺而名，寺因仙台山是“峰峦耸峙，林木岑蔚，岩穴幽深，白云坌集，实人间之仙府，真极乐之道场”(《元重修仙台山护国院碑记》)而择地，仙台山因寺为“天佑元年御书两道奉皇帝恩赐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经幢》)、“古之名寺也”而名扬。

　　从“护国院”的名额可知该寺院在维护国家的利益上是做出过贡献的，这一点明正德二年重修仙台山护国院时所留的碑记中记述颇详：“自唐僖宗皇帝咸通十五年后至乾符元年，因黄巢作乱，有太祖武皇三子晋王，闻得广阳县(今山西平定县)仙台山有一大德高僧，号曰敬思，戒行清洁，知其兴亡成败，遂令使命请在仇由(今山西盂县)相会。帝曰：‘今因黄巢作乱，欲伐得获否?’法师回曰：‘黄贼福败，我王去时必获，可夺京师。’三年大破黄巢，果应师言。至四年上敕赐仙台山护国院。后至天佑元年三月初二日敕赐御书，内将周围方圆山林土地、标拔方界，不得砍伐，永无税赋，与护国院为常住，养活僧行，供养三宝，永为僧额。”

　　不过，该记述存有悖谬，晋王“讳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今山西雁北地区)也……献祖之第三子也”(《旧五代史?武皇纪》)，其长子李存勖建立后唐后，“追尊皇考河东节度使、太师、中书令、晋王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旧五代史?庄宗纪》)”，碑记称“太祖武皇三子晋王”就很难讲通。再，李克用萌生讨伐黄巢之欲是在广明元年，这一年他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征讨黄巢之心：“予父子为贼臣谗间，报国无由。今闻黄巢北犯江、淮，必为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诏征兵，仆与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碑记将时间记为唐僖宗皇帝咸通十五年后至，乾符元年，和随后的“至四年上敕”，也就很难让人信服。至于记述的故事如何而来，不得而知。寺内现存有一通元至元六年的重修仙台山护国院碑记残碑，上有“仙台山护国院乃唐晋王命法师李敬思建”的记载，而随后最关键的建院源由却残缺了，明碑记中的故事是否从此而得，不敢断言。另外，寺内还存有一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经幢》，其在所刻陀罗尼经后的叙文中刻有“天佑元年御书，两道奉皇帝恩赐建造铭记”的字样，经幢当为唐天佑元年所刻，也就是说，刻立经幢时当事人李克用(天祐五年……崩于晋阳)、大德高僧敬思尚均在世，其文中对卜预“兴亡成败”之事只字未提(此事或许在其它遗失的碑石典籍中曾留记，使此说延续至明，今人无幸可见，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对寺院的创建有“院主僧敬思奉敕修”、“晋王敕赐护国院”明确的记述，由此断定护国院是因晋王的一段佛缘而创建应是事实，至于明碑中的敕赐时间之误，也只能是传流之误。

　　李克用“一目微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或许就是因了这个称谓，使其几乎成了朝廷有夺国之患的眼中钉，“乾符三年……请授武皇旄钺，朝廷不允”，就是在乾符五年，“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也是因“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为避免两线作战无奈而为。国难时“诏召武皇”，封官进爵，国略有安定，便“命进军以讨武皇”，“削夺武皇宫爵”，但他始终“忠不顾难，死义如己”，无一丝夺国之心，得知“汴帅遣友恭弑昭宗于洛阳宫”时，“南向恸哭”；天子禅位于汴帅，有人劝其“各王一方”，“武皇不从”。如此一位忠诚于唐朝廷的藩王，是不可能做出有违礼义之事，《经幢》中出现的“院主僧敬思奉敕修”、“晋王敕赐护国院”这种具有独霸一方意味的表述，我想应该附合当时的藩王礼义，即使不合，也是天高皇帝远的撰刻者的肆意所为，对晋王的敬意所为。

　　大凡寺庙为求香火之盛，多作皇王、高官、名人文章，有墨为宝，刻石以存，无墨有迹也为宝，刻石以扬，护国院处于荒僻之地，自无皇王、高官、名人专程造访，自有石而不得刻记，但寺院内有一洞，虽无任何文字记载，却在世人的口传中与皇帝有关，传西汉末年，王莽迫杀刘秀，刘秀曾在此洞躲过一劫，故该洞名被称为刘秀洞。此事若为真，护国院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护国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