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其复旦演讲“天人合一”的医学价值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其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艺术、兵法等学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医学成就发展而成，并成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未来世界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生态医学方向发展。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主张把人置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环境加以研究的思路，将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庆其 讲演者小传

　　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专业委员会顾问、《辞海》中医学科主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兼职教授。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30部，发表论文160余篇。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科技学术著作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全国高等中医药优秀教材奖。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从人类文明之起始乃至今天，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宇宙（天）是怎么形成的、生命（人）是怎么产生的、天与人关系如何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天与人的关系之学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对天人之学的研究。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邵雍在《皇极经世》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从本质上讲，人是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总和。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此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

　　中医学禀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天”的研究到“人”，从“人”的探讨到“天”，“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旧唐书·孙思邈传》）。可以认为中医学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核心，专门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其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科学。

　　一、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

　　在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核心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人合一”说溯源于商代的占卜，把天（天帝）看成天地万物的主宰，天人关系实际是神人关系。根据现代学者张岱年考证，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张载，《正蒙·诚明》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诚”，指天道，天是真实而具有一定规律的；“诚”也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合乎原则的，肯定现实世界的实在性，才可谓“明”。张载认为，诚明就是肯定天道与人性的同一，“性和天道合一存乎诚”，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和自然都遵循统一的规律，人的精神境界与天道协调是最高理想。

　　1、儒家“天人合一”观

　　春秋时期，儒家把“天”作为道德的本源，孔子心目中的“天”是一个有着道德倾向的天。《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周易·文言》也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地的德性生生不息地生长发育万物，圣王能效法天德，“与天地合其德”，即人与自然界要互相适应，相互协调才能达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尽性章》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倡导以人与道德之天、义理之天的合一，他肯定人性与天道的相通，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即“知性则知天”——“性天相通”。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既是人性又是天性，人心和天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孟子认为，人的心性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桥梁，要求人们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实现知天达命、天性与人性、天心与人心的统一。孟子所讲的“天人合一”实际是“性天合一”。从人格的最高理想与最终境界论述了人与天地的合一。

　　西汉董仲舒把孟子的“义理之天”向宗教神学的方向推进，提出“人副天数”说，人是天的副本，认为天有意志、有主宰人间吉凶赏罚的属性。《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说：“天有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所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是建立在“天人感应”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天者，万物之祖”，“天亦人之曾祖父”，由此推论出人体结构和天体相类的“人副天数”说。人是一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则是放大了的人，正由于天人同类，故可相互感应。

　　2、道家“天人合一”观

　　道家所理解的“天”摈弃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是指大自然。人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归到大自然中去。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天道、地道、人道“统归于一”。道家从“无为”的立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一体，更好地体悟和适应自然规律。

　　《老子》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天”指自然而然的“道”。

　　《庄子·齐物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指自然，人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万物之自然融会合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

　　3、理学家“天人合一”观

　　宋明时期，综合儒道之说形成新儒学，又称理学，分为三派：①以“二程”和朱熹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天人一理”：程颐对孟子的“知性知天”作了解释，认为万物的本根在“理”，“天”、“性”都是理，理与人相通，其“天人合一”具体表现为“与理合一”，把“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②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天人一心”：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是“良知”、“天理”，指先天的道德观念。③以张载、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天人一气”：宋代道学对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张载接受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建立“气一元论”，提出“太虚即气”，“天人合一”即合于一气。《中庸》认为“诚”是天人共具之性，“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张载肯定“天人合一”是“诚明”的境界，“诚”即是最高的精神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天人合一”是人的最高觉悟。

　　要之，关于“天”及“天人合一”的含义主要有三：①指神学意义的天，即带有人格意志的、创造及主宰宇宙的“上帝”、“天帝”。以董仲舒的神秘主义的主宰之天为代表。“天人合一”是指神与人合一。②指义理之天、道德之天，是天地间的最高原理。以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的具有伦理意义和道德化的天。“天人合一”是指天理、天德与人性合一。③指与人相对应的整个自然界，泛指一切自然存在和现象。以老子、庄子、刘禹锡为代表，是指自然的本性、状态。“天人合一”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自然界融合一体。

　　除了“天人合一”说外，《荀子》还提出了“天人相分”说，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天人交相胜”说。但在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核心思想，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医学的“人与天地相应”观

　　《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的观点贯穿于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并以当时的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是中医学最早的经典文献，其学术思想受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与汉代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一脉相承。《内经》没有明确记载“天人合一”的字样。但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内经》“人与天地相应（参）”的观点贯穿于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并以当时的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内经》关于“天”、“人”的理解

　　《内经》中的“天”，主要是指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物质世界。“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广，不可量”。“天”的含义主要包括自然界、天地、天气、天体等内容。《内经》中的“人”指自然界天地阴阳二气作用的产物。“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是形神合一的复合体。“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俱，乃成为人”；“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形神俱备才能成为人，形与神和谐可以健康长寿、尽终天年。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演绎和丰富了《内经》的形神观：“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功能表现。《内经》认为，人的生命又为天地之根本。“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者，天地之镇也”。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2、“人与天地相应”观的含义人本自然，人与自然有着相同的根源。

　　《内经》受先秦“气一元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本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生成、发展变化、消亡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作用变化的结果。人的生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人作为万物之一，自然也来源于气，“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人赖自然而生存，并受自然的制约。“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藏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物质（五气、五味）都来源于天地，自然界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体的相应变化。“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天地气候的“温和”或“天寒地冻”，都可以影响人体经络脏腑气血的相应变化，类似的记载很多。人与自然遵循同一规律，人必须服从自然界规律。“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与天地同纪”；“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与天地运行变化规律相通，人只有顺应天地的变化，才能维护健康。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内经》有一段关于健康人（“常平之人”）的精彩描述，就是气血运行和畅、精神活动和调、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概括起来说健康人应该具备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三个条件，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3、“天人合一”与“人与天地相应”

　　《内经》虽然没有提出“天人合一”四个字，但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这是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应用和发挥。《内经》把人体置于“天地人一体”的大背景下考察生命活动的规律，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医学模式和方法论，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把“天”与“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合一”、“形神一体”内外相应的大系统，这一思想符合系统论的原则，充分彰显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应当指出，《内经》“人与天地相应”观与汉代董仲舒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有着原则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的“天”是神格化了的“天”，认为天造人是为了通过人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所以人体构造与天数相合，社会人事与天意相互感应，这完全是宗教神学，它歪曲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束缚了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内经》中的“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理念，径指客观世界的本身，“人与天地相应”观强调人体顺应天地的变化，而不是天地感应人，更不是人感应天地，它充分显现了古代医家整体系统的思维原则。

　　另外，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主要是指“人的精神境界与自然界融合一体”，是人的“一种内心修养理论”。而《内经》“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基础之上，探讨人的生命活动包括生理活动、心理活动、病理活动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体现了整体论、系统论的方法论原则。系统论认为“整体大于其孤立部分之总和”，探讨部分必须从整体出发，只有把部分放在整体之中去分析，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部分的规律和特点。《内经》按照“天地人一体”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从理论上实践了系统论把握客观规律的原则。所以我认为，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古代医学家利用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的成就对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唯物主义思想的丰富、深入和发展，无怪乎许多哲学家把《内经》作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来解读。

　　三、“人与天地相应”观在中医学的运用

　　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灵活性。

　　1、异常气候变化是致病之因，天人失和是发病的根本机制

　　“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中医关于致病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因，即指由自然界异常气候的变化而产生致病因素；第二类是指由精神情志因素引起的内因；第三类包括外伤、劳倦过度、饮食不节、虫兽所伤等，属于不内外因。其中自然界异常的变化，主要包括异常气候变化而产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以及疫疠之气。
　　
　　人感受邪气是否发病取决于体质的强弱，《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正气（体质）强者，虽染邪未必发病；而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正气（体质）虚弱。至于发病的机制可以用“天人失和”来概括。“天人和”表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健康的象征；“天人失和”表示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当气候异常变化时，人体不能适应即发生疾病。例如，天气暴冷，发生流感，正气（体质）强者，虽染邪未必发病；反之即病，凡病者即人与天地失和。

　　2、诊察疾病必须联系自然界的变化

　　既然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那么，疾病岂能孤立于自然界之外？诊察疾病，剖析病机岂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内经》强调诊察疾病必须“审察内外”，“谨候气宜，无失病机”。

　　就望诊而言，望诊的重点是望神色，望神色必须结合内外来判断。《内经》认为四时各有主色，五脏各自主色。如将青色与春季、肝、目，黄色与长夏、脾、口，赤色与夏季、心、舌，白色与秋季、肺、鼻，黑色与冬季、肾、耳相联系。这样在五色、五季、五脏、五官之间形成一个整体联系，有利于全面诊察疾病。如果外内相应者，为疾病的正常发展，如外内不相应者，为逆候，往往预后不佳。

　　就脉诊而言，《内经》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之分，强调“四时百病，胃气为本”，对四时的胃气脉象作了详尽描述。张石顽还认为切脉必须结合地理环境来分析，“江南人之气薄，所以脉多不实，西北人习惯风寒，内外坚固，所以脉多沉实。滇粤人表里疏豁，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

　　诊察疾病固然要审视内外，剖析病机亦须注意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故《内经》说：“谨候气宜，无失病机。”例如，同是感冒，按一般分类，分风寒、风热二证，但具体辨证时又须结合时令气候特点辨析。春天风气当令，感冒常以风邪为主因；夏天多暑热，感冒每必挟暑湿；秋天燥气主令，感冒多以燥气偏胜；冬天多寒，感冒每以寒邪为主。此为四季感冒的病机特点。倘若气候反常，所谓“非时之气”，则又必须结合当时气候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病机。疾病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证之临床基本符合实际，如发热患者的体温往往下午开始增高，晚上常达最甚，下半夜至凌晨体温渐趋下降。因此，我们在判断发热患者的病势以及治疗效果时，尚不能排除自然因素，否则就有可能贻误病机。诸如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中是不乏其例的。

　　3、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

　　中医治病强调因时因地制宜，其源盖出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即根据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的特点，结合病机制订治疗大法，体现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灵活性。如《内经》说：“圣人治病，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所谓“岁气”，即每年的气候变化。吴昆说：“岁气有偏，人病因之，用药必明乎岁气。”例如，夏季阳气开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即使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辛温发散，以免开泄太过，耗伤气阴；反之，冬季阴盛阳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敛藏于内，若非太热，当慎用苦寒，免伤其阳气。故李东垣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诫。针灸有“值时开穴”的治疗方法，根据气血循行与昼夜更迭、四季变迁的关系，选择穴位针刺。《内经》针对四时疾病的不同，不仅对针刺的穴位、用针大小、针刺深浅、进行迟速、刺数的多少作了说明，而且还阐述了其中的机理。“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这种“因天时而调血气”的针刺原则，对照现代临床有其一定科学意义。

　　4、养生防病效法自然

　　“人与天地相应”观是指导养生防病的首要准则。生命是自然赐予的，自然界为生命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人体要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旨在维持人和自然环境的统一。《内经》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即破坏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称谓“内格”，则不免要致病。所谓“内格”，王冰注云：“格，拒也，谓内性格拒于天道也。”《内经》还进而指出，凡养生必须“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则天地，象似日月”，《春秋繁露》也主张“循天之道，以养其身”。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内经》提出根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化规律来调节生活秩序以及精神活动，提倡“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强调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四时、调节喜怒、安置居处、调节阴阳，则病邪不会侵袭，可以健康长寿。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其对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艺术、兵法等学术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当代的医学成就发展而成，并成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未来世界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生态医学方向发展。中医“人与天地相应”观主张把人置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环境加以研究的思路，将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