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的慈善之路

安吉丽娜·朱莉:“今后，我不会向生活、向生命索取什么”。

摘自《Angelina Jolie》

2001年8月，安吉丽娜·朱莉被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2003年，安吉丽娜·朱莉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发的世界公民奖的人。

　　2005 年，安吉丽娜·朱莉不仅被美国联合国协会授予全球人道主义奖，还赢得了柬埔寨公民的身份。后来她被商业杂志《价值》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慈善家之一。她创办了两个基金会——面向柬埔寨的“安慰马多克斯计划”（the Maddox Relief Project）和用来帮助孤儿院里儿童的“朱莉基金”（the Jolie Foundation)。

收养三个孩子，自己生了三个孩子，朱莉忙碌非凡，但在日前，她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自己会尽快复出。“不是在好莱坞片场，而是会回到慈善工作中去。”

　　朱莉说：“想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我就揪心。”

　　在出演电影《通缉令》后，朱莉推掉了许多片约——母亲在前不久离世，她渴望做点事情来冲淡哀思。母亲的去世提醒了她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中最快乐的，就是心甘情愿为孩子做事。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好像一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朱莉的父母同为演员，她的父亲乔恩·沃特还大名鼎鼎——沃特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演戏，曾在《碟中谍》、《国家的敌人》中扮演角色，拿过奥斯卡奖。但是成功的演员未必有成功的婚姻，朱莉从小就失去家庭的温暖。

　　回忆那段岁月，朱莉很伤感。“我原来名叫安吉丽娜·朱莉·沃特，但父母离婚后，我母亲把‘沃特’两字去掉了，我小时候没有父爱。”

　　与第二任丈夫比利·鲍伯结婚后，朱莉爱上比利的儿子们，非常乐意孩子们成为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那时状态松弛，傻乎乎的。”她承认，同比利以及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时，她变成了一个小孩子。

　　收养孩子的念头在那时就埋下了种子，朱莉相当有信心，认为她的丈夫会支持她的全部希望和梦想。“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收养更多的孩子。有些孩子没人要收养，或是被收养时无法和家人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们在经济方面有能力收养好几个孩子，这样他们就能与家人在一起。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是在彼此寻找，就像相爱的人找到彼此，丈夫和妻子找到彼此，然后就彼此照顾。我去过许多不同的国家和难民营，我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会收养孩子。”

《古墓丽影》是让朱莉崭露头角的影片。为了拍摄《古墓丽影》，她来到了柬埔寨。这段经历给朱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说那是她去过的最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如此慷慨和坦率，善良且不物质”。

在这次旅行之前，她一点也不知道那里的孩子们依然每天踩在地雷上。朱莉对柬埔寨人民的可怕处境深感同情，她明白自己回到美国后必须立刻将这些感受付诸于行动。

朱莉向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说，如果有什么她能做的事情，她愿意去做。她也聪明地意识到，她作为电影明星的身份一定会帮她做到无名小卒很难做到的一些事。“如果我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名声，它或许就意味着可以影响年轻人使其参与进来，这么做很值得。”

除了《古墓丽影》，另一部影片的拍摄也同样触动了她——她和克里夫·欧文主演的电影《超越边界》。这部影片与她的私人心理历程非常相似——影片讲述了一名过着优越生活的美国人莎拉·乔丹在尼克·卡拉汉的影响下（欧文饰演的尼克是一位医生，他致力于救助饱经战争摧残的国家），思想发生转变的故事。朱莉在经历了多年的担心、焦虑和自我厌恶后，开始意识到，与非洲、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人民相比，她自己青春期时的那些烦恼根本不算什么。“过去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我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进行自我同情，而没有醒来看看自己拥有多少有利条件。”

与联合国难民署联系后不久，2001年7月，朱莉就远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进行教育之旅。比利·鲍伯开始时是支持妻子的热情的，可他非常怀疑她到底希望在那些国家得到什么。如果她热心想要帮忙，那她为什么不能远距离援助呢？朱莉的回答很简单：“除非我乘上飞机，否则我无法明白情况究竟如何。”

启程去塞拉利昂前，她的母亲流着眼泪让她的哥哥捎来一个口信：“告诉安吉，我爱她，让她记住，当她觉得害怕、悲伤或愤怒时，就抬头看看夜空，找到后边的第二颗星星，并追随它直到黎明来临。”这些话出自《彼得·潘》，它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同样担忧的父亲竟然亲自打电话给联合国难民署，恳求他们取消他女儿的旅程。但朱莉已是成年人了，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2001年，朱莉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上，走访了非洲、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接着在2002年又去了厄瓜多尔。这让她与丈夫分开了好几个星期，可朱莉不可能回头。2003年10月，她执行这些任务时写的日记《旅行笔记》出版，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了联合国难民署。

　　她踏上这些旅程并不是在演大明星做善事的角色，而是去听，去看，去了解。她经常要面对可怕的情况，面对她从未见过的场面。在书中，她向我们展示了她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流下的每一滴眼泪，令她感动的每一个人。

　　她列出的数据，告诉我们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全世界有超过四千万的难民；全球1／6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11亿人缺乏安全的饮水；全世界1／3的地方没有供电；全球有超过1亿的失学儿童；在非洲，每6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在5岁前夭折。

　　“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她写道，“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这些了不起的人，并让我获得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

起初她想要对人们隐瞒她的演员身份，害怕自己所选的事业会显得无用且肤浅。“我干的工作在他们想来是非常奇怪的。”朱莉说。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些人对她的名声和财富毫无概念，对她的演员身份也没什么感觉。如果他们看到她时显得很激动，那是跟她乘坐一辆联合国的卡车前来有关，而不是因为她赢得过奥斯卡奖。

　　事实上，甚至有一个小女孩向这位好莱坞明星索要地址。开始朱莉对于提供如此私人的信息有所犹豫。“我就保留隐私这一问题思考了一会儿，因为在美国我一直被告知要这么做。”她说，“但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信息，所以我也将与他们分享我的。”难民们不在乎她是谁，也不在乎她拍过什么电影，他们只在乎她在那里并努力想要帮助他们的事实。

　　有人问她是否会放弃表演并投身于慈善事业，朱莉说：“我非常想这么做，但我明白自己做演员更为有用。与在一片田里度过一个星期相比，我拍一部电影就可以有经济能力做更多的善事、吸引更多的注意。”

2001年，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朱莉对中东人民的公开支持在美国引发了一些争议。她上了CNN的拉里·金脱口秀节目，公开说不是所有的阿富汗人民都应该由于这桩可怕的事件而受到惩罚。在随后的日子里，朱莉接到了三个死亡威胁。一个男人打电话来说，所有的阿富汗人都应该为他们在纽约市犯下的事情受到惩罚，并诅咒朱莉的家人全都死光。

　　“人们的情绪很激动。”她说，“我可以理解。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困难的时期。”

　　死亡威胁或许让朱莉害怕，但并不能阻止她的步伐。两个月后，她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收养难民小孩，做个母亲。

2001年11月，她和比利做了那次非常重要的柬埔寨之行。“我一被批准成为养母，就决定只去拜访一家孤儿院，不挑不拣，让命运来决定一切。”朱莉回忆道，“那儿大约有15名儿童，马多克斯是我最后一个见到的孩子。他正在熟睡，他们把他放在我的怀里。当他最后醒来时，我们互相凝视，我哭了，他笑了。情况就是如此。他才三个月大，正在等待艾滋病和肝炎检测的结果。幸运的是，检查下来他很健康，但即使他患有以上这两种疾病，他依然会是我的儿子。”

　　柬埔寨在她和马多克斯的共同生活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她渴望在那儿扎根，这样她就可以经常带马多克斯回到他的祖国——无论他是否喜欢那个地方。“柬埔寨是他命运中的一部分，我会很坚持这点。”她在柬埔寨北部的三洛安了一个家，有两间卧室，大小适中，与她和比利·鲍伯在洛杉矶的豪宅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好莱坞明星里，朱莉是出了名的不娇贵。

　　当她说想让马多克斯深刻意识到他来自哪里时，她可不是说着玩的。除了为马多克斯在柬埔寨提供一个家，那其实也是她的一个秘密隐居所，可以让她摆脱作为她在美国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媒体聚光灯。

　　三洛是一片经常有传教士和援助者拜访的区域，但由于地处偏僻，很少会吸引游客。虽然朱莉知道生活在这个地区可能会很危险，但当她了解到在她购买的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现了48枚地雷时，她还是被吓坏了。

　　“我确实怀疑呆在那里是否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当马多克斯跑来跑去时，我非常犹豫。但这是他的祖国，他有权了解他的文化。很重要的是，他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传统和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朱莉尽其所能帮助她的邻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地雷炸残废的游击队战士。一个当地人说：“她刚买下房子，就给她的邻居们买了几头奶牛——这意味着他们能喝上牛奶了——然后她又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提供了新居。如今她在这个地区的柬埔寨人中间是一位相当传奇的人物。”

　　朱莉慷慨地捐了8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912万元）给该地区的一项旨在维护几万英亩森林的保护计划。他们的邻居中会讲英语的不多，朱莉希望马多克斯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很好地掌握他祖国的母语。她甚至愿意亲自学习这门语言，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柬埔寨的语言，高棉语，非常难，但我正试着教他一些词语。”朱莉说，“我的高棉语不好。高棉语包含了大约27个元音——让我望而生畏！可我会学习它的。”

在收养马多克斯之后，她又考虑收养第二个孩子。埃塞俄比亚的艾滋病孤儿扎哈拉成为这个幸运儿（她出生在2005年1月8日，母亲感染艾滋病毒，她是健康的），她的母亲22岁就去世了，父亲是谁不知道。与马多克斯的情形类似，朱莉第一眼看到她就爱上了她，当时扎哈拉正和她的外婆及两个阿姨一起住在一栋没有电的一居室小屋里。

扎哈拉体弱多病，抵达美国后不久，朱莉就发觉有点不对头，她6个月大，却不足9磅（约8斤）。轻捏她的皮肤，它们便会粘在一起。医院立刻将她送入急诊室，对她进行了一周的缺水、营养不良和沙门氏菌的治疗。

　　朱莉在女儿身边日夜守候，焦急地等待扎哈拉恢复起来。让朱莉松了一口气的是，扎哈拉不久便好转了，还逐渐长胖，现在朱莉一家都昵称她为“小胖”。

　　朱莉和现任丈夫布拉德·皮特的孩子是在纳米比亚出生的。她当然明白，自己在美国能享受到完善得多的医学护理，可是如果当地医生对纳米比亚人来说已足够好，那么他们对她来说也一定够好了。尽管皮特起初对这个主意有所犹豫，但没人能说服她。

　　分娩之后， 朱莉说：“我们想要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是多么了不起。我们在美国也无法获得比这更好的医疗护理。”

　　一回到美国，这对夫妇就毫不惊讶地发现，有人出天价索求他们新生孩子的照片，他们再度决定将大家想要的东西提供给媒体，条件是许多钱将会被捐给一家不公开名字的慈善机构。

　　媒体为争夺孩子的第一批照片展开了激烈的竞价战，最后《人物》杂志以410万美元的价格取得了它们的北美版权。《Hello!》杂志的出价据说是350万美元。

　　2008年7月12日，朱莉再度诞下爱情结晶，这对龙凤胎也同样受到关注，14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约1亿元）的照片版权费当然也捐给了慈善机构。

她说：“是慈善事业让我越来越理解人生，越来越明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当我踏入难民营，那种惨烈程度让我眩晕。从那之后，我改变了很多。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段经历却使我更坚强，更懂得生活的真谛。今后，我不会向生活、向生命索取什么。”

朱莉说，人们拥有了很多之后，总是想要更多的东西，甚至没有意识到应该对本身拥有的这些东西感恩。每个人都觉得生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面对苦难的人群，你会发现，自己做得实在是太少了。

尽管朱莉与皮特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是她丝毫不觉得那些领养的孤儿与自己的孩子有任何不同。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希望能够收养其他孩子，因为我发现有些孩子没有父母。我不觉得收养孩子是什么人道主义，因为这并非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馈赠，拥有彼此是我们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