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的儒佛之争

　　东晋时期的儒佛之争

　　西行漫记

　　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间，政局一直很不稳定，东晋政权也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侵略和威胁。在此期间，东晋统治者虽几次出兵北伐，但都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冲突而告失败。淝水之战的胜利虽然使东晋王朝得以暂时的喘息，但东晋王室内部、王室及士族、中央朝廷与方镇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连年的内战，使得东晋王朝一直处于一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

　　晋成帝时，王导和外戚庚亮辅政，咸和二年（327年），拥有“锐卒万人”的历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在淮南起兵发动武装叛乱，以讨伐庚亮为名，直逼东晋都城建康，叛军一路上分兵数路烧杀掳掠，百姓苦不堪言。江州剌史温峤闻京城危在旦夕，欲领兵东进，保卫建康。当时晋成帝司马衍年仅七岁，凡事取决于中书令庚亮。中书令庚亮所感到的威胁却不是历阳的叛军苏峻，而是地处东晋西陲的荆州剌史陶侃。因荆州剌史陶侃拥有重兵，庚亮恐其乘虚而入，加重危机，所以力劝温峤不要东进。在《报温峤书》中庚亮说：“吾扰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今安徽望江县境内）一步。”成语“毋越雷池一步”即出于此。

　　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广州剌史卢循反晋，自浔阳（今江西九江）率师数万沿江而下，直逼建康。东晋大将刘裕屯兵于大雷（今安徽望江），以轻舰迎战，逼使卢循水军泊于大江西岸，然后以火攻之，大雷上空烈焰冲天，致使卢循大败而归，不久即投水而死。总之，东晋年间，像这样的军事内乱连年不断。

　　正是由于东晋时期的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境况，一些士族地主尤其是一些中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感到社会危机在心灵深处的重重压力，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一种合乎自己的精神上的和文化上的解脱。东晋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思想直接承袭西晋，玄学盛行，道教和佛教都得到进一步传播。晋成帝时上书令庚亮“善谈论，性好《庄》《老》”；大将王敦“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更为离奇古怪的是当时被人谓为“八达”的阮放、毕卓等人，他们“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光逸将推门而入，守者不准，光逸便于户外脱衣散发于狗洞中大叫。于是阮放等人便呼光逸入室同饮，不舍昼夜。

　　道教的盛行在当时也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晋哀帝因服食过量的丹药而不识万机，只好由崇德太后来临朝摄政。当时有一位著名道士名叫葛洪的，曾提出对道教实行改革，他主张建立官方的道教制度，把儒家纲常名教思想大量吸收到道教教义中去，从而对以往道教的神仙方术进行系统的整理。在他著的《抱朴子》这本书中这样说：“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当务求玄道，无益也。”葛洪也是九华山最早的开创人之一。据明嘉靖《池州府志》记载，葛洪曾在安徽的池州、铜陵、东至一带修道炼丹，这些地方至今留有他的遗迹。据清光绪年间所修《九华山志》记载，九华山的真人峰、宝陀岩以及双峰下有葛仙洞、葛仙丹井等传说即是葛洪当年活动的遗址。

　　与道教流行的同时，佛教在当时社会上也得到了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的传播。随着中原地区的连年不断的战乱，大批佛教名僧避难渡江来到南方，他们在这块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带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同时，他们注意与东晋信奉佛教的王公士大夫加强交往，从而成为他们的座上客，他们或与这些王公士大夫同游山水，共赋诗文，或直接应邀去这些王公士大夫家中讲佛论道，因而得到这些王公贵族们的大力支持。

　　玄、道尤其是佛教在社会上的越演越烈，使得一些坚持维护传统礼教的封建士大夫深切地感到儒教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他们开始纷纷出面公开表示要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如元帝时御史中丞熊远曾上书说：“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诌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晋书·熊远传》）表示佛教的这种发展趋势已到了非遏制不可的时候了。

　　一方是顽强地要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一方是对佛教的诸种教义的热衷推行，于是在上层集团中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直接的碰撞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交织之中，最为突出的是尚书令何充与中书监庚冰（庚峦之弟）之间所发生的关于沙门到底该不该向王者致敬的问题。

　　何充（292－346），字次道，今安徽霍山县人。他在成、康二帝时曾与庚冰共同辅政。穆帝二岁即位，庚冰死后，即由何充专辅幼主。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数百，糜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他的这种奉佛的行为当然会遭到别人的讥骂。阮籍的族弟阮裕就曾同他开玩笑说，何大人你的志向真可谓大于宇宙，而且你的勇迈之气可以终于千古。何充不解其意，阮裕就解释说，我的所图是数千户的郡土然而却始终不能得到，而你的所图则是成佛作祖，你的志向不是比我大得多吗？当时有一对姓郗的兄弟信奉天师道，而何充与他的弟弟何准正好又笃信佛教，谢安之弟谢万便讥笑说：“二郗诌于道，二何佞于佛。”当时在东晋都城建康还没有尼寺，有一次，一位江北女子名叫康明感的与一位叫慧湛的尼姑慕名过江投何充而来，当即受到何充的敬重。何充为她们造建福寺一座。于是一时间大江南北的有志出家的女子都投何充而来，何充便将她们一一安置在建福寺里。

　　由于从皇帝到不少上层士族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以至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沙门要不要向王者致敬的大辩论。

　　成帝咸康六年（340年），中书监庚冰辅政，主张沙门应向王者行礼致敬，从而使儒家的纲常名教不致于因为佛教的盛行而得到破坏。而尚书令何充等人则认为沙门不应向王者致敬。何充的建议得到一批奉佛的士大夫的同意，但是，中书侍郎等人则支持庚冰，认为沙门也应象一般平民一样要向王者致敬。为了找到有力的佐证，何充及左仆射褚翌、右仆射诸葛恢、尚书冯怀、谢广等联名上奏，奏书曰：“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肃祖明皇帝聪圣玄览。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谓宜遵承先帝故事，于义为长。（《弘明集》卷十二《奏沙门不应尽敬表》）”

　　何充主张现人应遵从“先帝故事”，尊重佛教礼仪，不应令沙门屈膝跪拜。庚冰等人当然也能从儒家的纲常礼教中找到他们的理论依据。他在代成帝所作的诏书中说：

　　“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将无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无佛邪，义将何取！继其信佛，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方内所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昧旦丕显，后世犹殆；殆之为弊，其故难寻。而今当远慕芒昧，依稀未分，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使夫凡流，傲逸宪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凡此等类，皆晋民也。论其才智，又常人也。而当因所说之难辨，假服饰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又是吾所弗取也……（《弘明集》卷十二《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中国儒家伦理名教的核心就是忠君孝亲，但佛教却不按世俗之礼仪来礼敬君亲，这在一些儒者看来实在是大逆不道了，而今却又发展到不对至尊的王者致敬礼仪，当然更是难以容忍了。庚冰等人认为，奉佛者如果长持以往，将对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极其不利。这是庚冰等人在诏书中所论证的沙门应向王者敬礼的理论之所在。这也是中国后世的排佛论者所列举的类似理由。

　　争论仍然在继续进行，何充等人接着又两次上表申述沙门不应尽敬的理由。何充特别指出，佛教不仅不对封建秩序形成破坏，反而有利于“王化”，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然寻其（佛教）遗文，钻其要经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且（佛教）兴于汉世，迄于今日，虽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弘明集》卷十二《沙门不应尽敬表》）

　　双方的争论毫无结果，庚冰的主张没有得到实行，关于沙门是否应尽敬王者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后来的庐山教团成立之后，关于沙门是否应该尽敬王者的问题又由慧远法师重新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