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星宿神灵崇拜看西夏文化的杂糅性

　　从星宿神灵崇拜看西夏文化的杂糅性
　　崔红芬
　　中古时期,人们对日月星辰的运行缺乏科学的认识,对很多天体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对其充满了敬畏。人们认为十一星曜、十二宫和二十八宿的运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预示着人类的幸福或灾祸。只有虔诚崇拜和供奉各种天体神灵,才能祈福消灾,远离病痛,福寿绵长,官禄无忧,国祚长久。内迁之前,党项与吐蕃为邻,党项与吐蕃两个民族在生活习俗、经济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内迁及建立政权后,党项人又借鉴和吸收汉文化,且境内不同民族杂居生活,可以说党项人的星曜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藏以及印度等文化的共同影响,他们把佛教中天体星宿观念与原始宗教中天体神灵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夏人对天体星宿神灵的认识观,体现其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和地域化的特点。
　　一、有关星宿信仰的经典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在西北建立的多民族联合政权,统治者推崇佛教,有关炽盛光佛和诸星曜的经典以西夏文或汉文的形式在其境内流行。西夏故地出土的有关天体、星宿的经典很多,仅在俄藏黑水城藏品中就有:西夏文《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第686-687号,西夏特藏第78号,馆册第4737、7122号)、《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第198-199号,西夏特藏第144号,馆册第809、951号)、《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第196-197号,西夏特藏第157号,馆册第5402、7038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第259-267号,西夏特藏第142号,馆册第571、2528、6484、572、6879、577、6541、696、705、699、706、5402号);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如来陀罗尼经》(TK-129、130、131)、《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TK-103、107)和《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Дх1390)等。这些经典或译自汉文,或译自藏文,内容与密教坛城、经咒有密切关系。人们希望通过设坛城、作法事、诵持密咒和观想炽盛光佛等佛事活动,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
　　二、遗存星宿绘画
　　盛唐以来炽盛光佛信仰十分流行,据孟嗣徽考证,现存于国内外的炽盛光佛变相图共有13幅之多。①在内地、河西和吐鲁番等地都发现有炽盛光佛及二十八星宿的绘画、壁画等。日本奈良县也发现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及卷首扉画星图。②西夏占领河西地区后,统治者采取推崇佛教的政策,炽盛光佛信仰继续兴盛,星曜绘画、壁画大量存在。
　　1. 东千佛洞第1窟东壁(左壁)正中绘炽盛光佛经变一铺,炽盛光佛双手持金轮,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上有华盖。两侧内容分三层布局,下面是九曜星神簇拥着炽盛光佛,可辨认者仅有水星、金星和木星等。中间是二十八宿神像,是站在祥云中的二十八位天人形象,文官装束,双手持笏板,分两组,每组十四身,分立于华盖两侧。上部是圆圈内画出的黄道十二宫,有宝瓶宫、双鱼宫(已剥不存)、人马宫、天蝎宫(残)、金牛宫、双子宫、摩羯宫、天平宫、白羊宫、狮子宫、室女宫、巨蟹宫。
　　2. 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北壁上各绘有一幅《炽盛光佛图》,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壁画(五)》把第61窟的“炽盛光佛”定为元代,现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应是西夏时期的。③
　　南壁《炽盛光佛图》中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双轮车上,右手指顶一金轮,左手作禅定印,车尾插龙纹旌旗,九曜星神三面簇拥,二十八宿列队云端,上方还有“黄道十二宫”诸星图虚悬碧空。
　　北壁《炽盛光佛图》(残缺严重),因为内容没有公布,根据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一文,这幅《炽盛光佛图》中星曜神灵仅存四身;黄道十二宫仅存九宫;二十八宿存五组,每组四身,基本与南壁相类。
　　3. 贺兰县宏佛塔出土两幅绢质彩绘《炽盛光佛》。其一幅《炽盛光佛》(139×80厘米),中央为炽盛光佛,头上方有华盖。主尊上方为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和祥云。主尊左右两侧和下方绘十一星曜,他们分别立于由彩虹连在一起的11朵祥云上。十一曜祥云彩虹之下,左侧下角绘出山形、牛车、沙弥和老者。右侧下角有两个和尚,皆穿朱红袈裟,一位结跏趺坐于岩窟中,一位直立。
　　另一幅绢质彩绘《炽盛光佛图》(120.5×61.8厘米),画面中央为炽盛光佛,结跏趺坐于莲花须弥座上。主尊上部分别绘有十二宫、祥云和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分四组,每组七身,身着兰色和红色交领长衫,侍立于祥云之中,双手拱于胸前。黄道十二宫分别穿插画在祥云之间的12个圆环中,因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主尊下方及左右两侧绘十一曜,其布局与前一幅基本相同。
　　4、俄罗斯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出土绢质卷轴彩绘《炽盛光佛图》(66×102厘米,×-2424),主尊炽盛光佛身着红色袈裟,双手交叠于膝上,手结三昧印,持法轮,坐于莲花座上。头饰上有表示日月光的红色标记。周围有十一星曜。二十八宿分两组立于主尊上方两侧的祥云中,每组14身,官员装束。十二宫分别排列在二十八宿的上下圆圈内,右侧有:室女宫、狮子宫、摩羯宫、天蝎宫、天平宫、人马宫。左侧有:双子宫、宝瓶宫、双鱼宫、金牛宫、巨蟹宫、白羊宫。这幅画制作非常精美,是11世纪的上乘之作,也是藏品中的佳作。
　　5、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黑水城出土兰白方格纹丝制唐卡《月孛》④(38.5×29.7厘米),原作裱装为53×37.7厘米,×-2454。这是一幅凶恶武士像,绿色,一头两臂,一手持剑,一手提人头。头饰为马冠或驴冠。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还藏有黑水城出土的《月星》和《土星》等。⑤俄罗斯学者萨玛秀克介绍,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品中有24幅西夏时期的星曜卷轴画。她把这24幅星曜绘画分6组,第一组是7幅卷轴画,描绘十一曜、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星宿围绕炽盛光佛(×-2424、×-2428、×-2426、×-2430、×-2431a和b);第二组是六幅描绘单个星宿和炽盛光佛的画像(×-2450月孛、×-2451土星、×-2452木星、×-2453月神、×-2455计都、×-2423炽盛光佛);第三组是一幅月孛像(×-2454);第四组是三幅小的占星图像,描绘一位星神、黄道十二宫之一宫和二十八宿中的两个星座(×-2481金星、×-2482火星、×-2483[无辩识]);第五组是一幅星曜坛城(×-2480);第六组是东方研究所藏佛经雕印版画(馆册第951、1052、5402号),其中馆册第5402号版画面上每位神灵周围皆有密咒环绕,用西夏文注明传承。⑥馆册第5402号即是指西夏文《佛说大威德炽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经》(第196号,西夏特藏第157号,馆册第5402号)插图中绘有6位星曜,神灵分两排,每排3身。
　　从遗存星曜图看,西夏绘炽盛光佛及诸星曜形象基本上遵循了佛经内容。一行编译《梵天火罗九曜》中对五星的描述如下:
　　宿者是中宫土星……其形如婆罗门,牛
　　冠首,手执锡杖。……宿名北辰星……其神
　　状妇人,头首戴猿冠,手持纸笔。太白星西
　　方金精也,……形如女人,头戴首冠,白练
　　衣,弹弦。南方荧惑星……神形如外道,首
　　戴驴冠,四手兵器、刀刃。东方木星精……
　　其神形如卿相,着青衣,戴亥冠,手执华果。⑦
　　《七曜攘灾决》也对星曜神灵形象有所描述:
　　金其神是女人,着黄衣,头戴鸡冠,手
　　弹琵琶。木其神如老人,着青衣,带猪冠,
　　容貌俨然。水其神女人,着青衣,带猴冠,
　　手执文卷,宜持药师真言,转药师经六卷或
　　六十卷。火其神到宿命及皆动向之宿,……
　　作铜牙,赤色貌,带嗔色,驴冠,着豹皮
　　裙,四臂一手执弓,一手执箭,一手执刀。
　　土其神似婆罗门,色黑,头带牛冠,一手柱
　　杖,一手指前,微似曲腰。⑧
　　西夏星宿绘画基本遵循佛典造像仪轨,但也有个别形象与佛经内容不同。如贺兰县宏佛塔中出土的绢质彩绘《炽盛光佛》(139×80厘米)中“水星左手握一卷纸札,脚下立一猴,猴子双手捧砚台。金星左手托一物,脚下立一只鸡”,与佛典中水星带猴冠、金星带鸡冠的描绘有一定差异。炽盛光佛的形象也有所变化,由“乘车而行”的动态像改为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静态像,比较符合“巍巍趺座宝莲台,冠佩环趋星拱极”的描述。这种“静像”结构更加符合佛经仪轨,其布局更具曼陀罗的意味。⑨如此众多的星曜神灵的绘画得以保存下来,也足以说明了西夏时期星曜崇拜的兴盛。
　　三、西夏星曜坛城与星占
　　1、西夏星曜坛城
　　人们信仰崇拜炽盛光佛及诸星曜神灵,是希望通过对诸神灵的供奉和法事祈祷来消除灾难,祈求福寿。佛教信徒和一般百姓都认为众星宿运动对人的命运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星曜位置的变化预示着世间祸福,只有按佛经的规定,设立坛城,献上祭品,作法念咒,借助炽盛光佛的法力,才能消除灾星所带来的侵害。现藏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星曜坛城》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都对坛城法事作了描绘。聂历山据《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对星曜坛城的布局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日星、月星、五曜(金、木、水、火、
　　土)、四余(罗睺、计都、紫炁、月孛)和
　　其他星曜向不好的方面运行时,人们就会见
　　到灾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和不幸,引
　　起苦难,危害到人民和社会的安宁。为了攘
　　除苦难和不幸,获得平安和吉祥,就应设立
　　圣星母坛城进行法事活动。活动应这样进行,
　　首先要建立坛城,使其与别的地方相区分。
　　然后布置坛城,在坛城内画一座两层的天神
　　居住最殊胜妙天宫。在最殊胜妙天宫周围绘
　　五色城墙,坛城中间为十二……共开设九个
　　窗口。在这些窗口中:
　　中央窗口画上圆形的日星坛城,为红色。
　　东面窗口绘方形的金星坛城,为白色。
　　南面窗口绘方形的火星坛城,为红色。
　　西面窗口绘水瓶形的土星坛城,为黑色。
　　北面窗口绘三角形的木星坛城,为黄色。
　　东南面窗口绘圆形的月星坛城,为白色。
　　西南面窗口绘大麦粒形的罗睺星坛城,
　　为黑色,两个边角处各绘饰一面兰色的旗帜。
　　西北面窗口绘大麦粒形的计都星坛城,
　　为烟色,两个边角处也各绘饰一面兰色的旗
　　帜。
　　东北面窗口绘三角形的水星坛城,为黄
　　色。⑩
　　坛城内东北角处绘有日星等十一星曜,在坛场内的东南角处描绘的应是二十八星宿。西夏藏品《星曜坛城》是对炽盛光佛及诸星曜祭拜的最好描述,使我们对西夏坛城有了大概了解。虽然炽盛光佛没有绘在坛城的主要位置,但整个祈祷活动却是以炽盛光佛为中心。星曜祈祷基本上以“炽盛光佛”为中心,希望用炽盛光佛的法力来达到祈福攘灾的目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九曜供养典》这样颂扬炽盛光佛:
　　最神圣、最伟大的炽盛光佛啊,你那炽
　　烈的光焰甚至超过了万劫之火,你能降伏星
　　曜诸神,灭除所有不幸,我们称颂你,我们
　　膜拜你!{11}
　　坛城建立以后,还要为诸星曜神灵献上祭品:
　　首先准备祭祀用盛水的器皿,器皿应是
　　纯金或纯银质地的杯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条
　　件,黄铜、青铜、瓷、陶或其他材料制作的
　　杯子也行。拿九个这样的杯子,每个杯子中
　　盛满掺有牛奶和蜂蜜的清水,里面放上金、
　　银、珍珠、珊瑚和绿松石这五种宝物,……
　　接下来还要为九曜奉献莲花,为每一位星曜
　　献上一朵莲花,放在其相应的星曜坛城之中。
　　然后要为九曜奉献食物。具体如下:……
　　为紫炁所献食物与献给木星的食物一样,也
　　是煮熟的加有奶皮的米饭和一份白色的米粥,
　　放在紫炁坛城当中。为月孛所献的食物与献
　　给土星的食物一样,是泡着烤饼的、用芝麻
　　和绿豆熬制的米粥和一份黑色的米粥,放在
　　月孛坛城当中。当所有祭品和食物都摆放好
　　以后,道场要盖上幕布,并且要依照各种仪
　　轨对道场进行装饰。坛城周围要摆放香花、
　　香烛、食物及其他准备好的一切物品。{12}
　　这里虽然讲到为九曜供奉食物,但也提到紫炁和月孛,说明西夏人星曜观念的变化。当然为各位星曜神灵所献祭品与佛经内容的差距较大。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还详细讲述了法事活动的全过程,在献祭僧人或有经验的星相师的指导下,通过念咒、秘密观想,把自己想象成炽盛光佛,借助炽盛光佛的法力来消除灾星对祈祷者的危害。可以看出,整个法事活动既复杂又隆重,只有这样才能使灾星平静下来,不再发怒,祈愿者才能事事如意,无病无灾,福寿绵长,这正是人们供奉星曜神灵的最主要目的。
　　2. 西夏占星术的流行
　　西夏星宿神灵信仰与占星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信众认为通过供奉祭拜等一系列活动,使发怒的星曜平静下来,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吉祥,变害为利,把灾星变为福星。炽盛光佛及诸星曜信仰就是以占星术作为基础的,西夏人信仰和供奉九曜二十八宿主要是以祈福攘灾为主要目的,也是佛教信仰世俗化的表现。
　　占星活动离不开巫师和卜师,在西夏存在一个特殊的星相师阶层,其职责是通过观察星曜的变化来预示吉凶祸福。他们被认为拥有特殊的法力,能够攘除灾星带来的各种不幸。党项人重视巫卜,认为巫师“上可达民意,下可传神旨”。西夏文中有很多表示“占卦者、厮乩、星相术士、巫师、法师、卜算”之类的词汇。西夏设有专职天文历法机构即大恒历院,在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中居第三等,即中等司。大恒历院设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和四案头等,负责观测天象、卜算吉凶和制定历法等。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西夏官阶封号表》中有卜算位和巫师位,卜师和巫师地位相同,卜算位有观天、善算、宣春等;巫师位有巫师、巫成、备护等。{13}西夏的星相师是由僧人、原始宗教的巫师或占卜师来充任,有些僧人精通占星之术,从事观星相、诅咒鬼怪和敬奉神灵活动。
　　俄藏汉文《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TK-129)尾题后附有九曜真言及诵念的时间等。信徒认为,这些星曜神灵会在一定的时辰降临人间,带来灾祸,只要在神灵降临的日子作法事,诵念真言,就可以攘除诸多灾难。如《罗睺星真言》(八日)、《金星真言》(十五日)、《计都真言》(十八日)、《土星真言》(十九日)、《水星真言》(二十一日)、《木星真言》(二十五日)、《大阴星真言》(二十六日)、《太阳星真言》(二十七日)、《火星真言》(二十九日)等,后有施印题记:伏愿天威振远,圣寿无疆,金枝郁茂,重臣千秋,蠢动含灵,法界存土,齐成佛道。{14}
　　自党项人内迁建立政权后,与汉、吐蕃、契丹等政权和民族交往增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对西夏文化产生极大影响。党项人的原始天体观又融合汉族的“天人感应”等思想,汉人的历算和星相学使党项人的天体信仰内涵更加丰富。武威下西沟岘出土两张西夏文卜辞,第一张汉文意思是:“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 另一张内容大意为:“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恶,申日万事吉,酉日与贼遇,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欢喜。”{15}黑水城藏品中也有关于星相占卜的写本,其中之一为《五星秘籍》,据序跋判断,它应是党项人骨勒仁慧于乾祐十四年(1183)编写的。
　　万事万物与天道运行密切相关,帝王要依天的旨意而行事,民庶仰赖天的恩德而生存。据文献记载,西夏记录的星象变化有60余次,包括日食、火星入南斗、太白犯井鬼、恒星昼见、太阳与太白并见等。党项出兵作战要观天象,德明精天文,通兵法,数次派兵攻甘州不下,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二月亲率兵征甘州,恒星昼见,惧而还。宋天圣七年(1030)九月,西州谣言“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德明出居贺兰山攘之。宋景祐元年(1034)填星犯舆鬼,占者云:大臣有变,元昊大肆杀戮。另外,西夏文《圣立义海》记载了西夏人通过观测云彩的颜色进行占卜吉凶的情况:
　　在冬日最中间的一天里观察云彩颜色,
　　云彩是黄色,预示来年五谷丰登;云彩是绿
　　色,预示来年会遭受虫灾;云彩是白色,预
　　示来年疾病瘟疫流行,会有死亡;云彩为红
　　色,预示来年将会发生战争,有刀兵之灾;
　　云彩为黑色,则预示来年会有水患之灾。{16}
　　可见,西夏星占流行,占星活动深入到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军事等活动息息相关。
　　四、西夏星曜崇拜是多种文化的融合
　　1. 对不同民族星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西夏把原始天体信仰和佛教星曜崇拜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从出土文献看,西夏星宿神灵信仰深受汉、藏及印度等文化的共同影响。在佛教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印度已有对福星和灾星的认识,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观星术知识,很多星相内容在佛经中都有体现。黄道十二宫是古代标识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的一种方法。古希腊人将周天360°等分为12份,每份为一宫,用以标志一年内太阳在天球上视运动的位置,称为“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由希腊传入印度,印度佛教接受黄道十二宫的观念,并随着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国。“黄道十二宫”最迟在隋代已传入中国,到宋开宝年间“黄道十二宫”名称趋于规范化。
　　印度人接受七曜思想,又添加了两个想象出来的虚构的星体——罗睺和计都,而成为九曜。罗睺和计都是典型的印度文化的产物。在印度星相学中,罗睺和计都属于恶曜,处在隐位而不见,罗睺可以遮蔽日、月,形成日食和月食,又称为蚀神。相传罗睺冒充天人偷饮长生不死的甘露,被日星和月星揭发,为此震怒的毗湿奴砍下罗睺的头颅。因为罗睺喝了长生不老甘露,他那被砍下的头不死,于是他开始报复告发他的日星和月星,经常吞噬日、月,形成日食和月食,罗睺被认为是引起日食和月食的星体。而藏人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吸收了印度九曜观念和观星术的成份,并结合本民族星神信仰形成了自己的观星术知识。
　　西夏在与汉地和藏地的接触中,吸收不同文化,并通过翻译汉文佛经和藏文佛经又逐步了解和认识了佛教观星术的知识,吸收佛教中有关天体星曜的思想观点。西夏人接受了罗睺是引起日、月食的观点,西夏文写本《九曜供养典》这样称颂罗睺:
　　伟大的罗睺星啊,你能凭借自己的神力
　　夺去日星和月星的光芒,在四大庄严之下,
　　你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幸福、尊贵、荣耀和
　　财富,我们尊奉你,我们称颂你!{17}
　　计都的梵文意思是“光明、旗帜”或是表示某种特殊的光照现象,可译作“流星、彗星”。计都为蚀神之尾,又称豹尾。《九曜供养典》称计都既可带来幸福,也可播撒不幸,于是这样描绘计都:
　　伟大的计都星啊,你用火焰的光辉照遍
　　世界,你用自己的神力摆脱巨大的恶魔,你
　　既可给我们带来幸福,又可在人间播撒不
　　幸,我们尊奉你,我们称颂你!{18}
　　在九曜基础上中国人又增加了两个想象出来的虚构星曜,即紫炁和月孛,于是成为十一星曜。西夏人在接受印度、吐蕃九曜观念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汉人十一曜的观点,把紫炁译为西夏文为“青娄”,紫炁是由木星多余气体形成的,是颗福星。《九曜供养典》称颂到:
　　木星之余气有大福,你走遍世界,常常
　　为我们带来幸福,你旁边的那颗灾星呵,你
　　能使他安静下来,心平气和,青娄星呵,我
　　们尊奉你,我们称颂你!”{19}
　　与紫炁相对的第二颗想象出来的星曜为“月孛”,西夏文译作“力每”,它是由土星多余气体形成的,是颗灾星。《九曜供养典》称:
　　土星的余气粗鲁又凶狠,你照遍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你预示着一年的盛衰和走向,
　　变化及不幸,力每星呵,我们尊奉你,我们
　　称颂你!{20}
　　敬天法古几乎成了一切封建社会的共同信条。我国早在远古传说时代就已注意观察天象及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春秋战国时已知道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等五行相胜的观念。汉代神仙方术流行,社会上非常流行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往往通过符咒、治病、占星、攘灾、祈福等来吸引信众。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基于对恒星的观察提出二十八宿,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天区。每一天区为一宿,用一个位于赤道附近的星座作为区分,成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依四象区分,其中东方青龙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即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即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即井、鬼、柳、星、张、翼、轸。
　　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也有二十八宿,各国之间略有不同。我们知道中国的二十八宿以“角”起首,印度以“昴”起首,而西夏二十八宿则又继承了印度的排列次序,以“昴”起首,东方七宿为:昴、毕、觜、参、井、鬼、柳;南方七宿为:星、张、翼、轸、角、亢、氐;西方七宿为:房、心、尾、箕、斗、牛、女;北方七宿为:虚、危、室、壁、奎、娄、胃。
　　西夏对汉、藏、印度文化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借鉴,《种咒王荫大孔雀经》虽然译自藏文,但经文中的黄道星宫和星曜名称却是逐字按照汉文名称翻译过来的。印度和吐蕃都认为星曜的数量是九个,即九曜:日、月、火、水、木、金、土、罗睺、计都;西夏人对星曜数量名称虽然沿用吐蕃或印度九曜的传统习惯,可实际上则是采用汉人十一曜的观念。我们上面多次提到的《九曜供养典》名为九曜,实际上讲述的却是十一曜。《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天相中”有:日月、金鸟、玉兔、桂枝、星宿、底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壁宿、奎宿、娄宿、胃宿、昂宿、毕宿、觜宿、参宿、井宿、鬼宿、柳宿、角宿、张宿、翼宿、轸宿、亢宿、天一贵神、天官贵神、……岁星、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宝瓶、摩羯、巨蟹、人马、天蝎、天平、双女、狮子、金牛、白羊、双鱼、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紫炁星、罗睺星、计都星、大阳、大阴、月孛、北斗等词语,这说明西夏人早已熟悉诸星宿神灵,汉文化中十一曜的观念亦为西夏所接受。
　　武威天梯山出土的一篇佛经发愿文中提到星宿信仰,发愿文写到:“得长寿,到于九十九,天霹雷电,龙鬼凌犯,星宿悉不能敌。后宿命智现,作愿圆满,尔时星宿复出……”{21}在佛经发愿文中出现天体、龙鬼、宿命等词汇,反映了通过佛事活动或佛经刊印等善行来祭祀星曜神灵,驱除灾星给人们带来的危害。
　　俄藏西夏文佛经帙号也反映出西夏天体信仰的思想观念,西夏文《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帙号译文为“天地不散空广最胜土幽神首圣宫与集霄地本母鸟生卵蛋灵有所成手几强全日月星东暗昧黑远(见)”。{22}西夏天体星宿思想则充分说明其文化处在吐蕃和中原两大传统文化的碰撞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妥协与融合。
　　2. 与原始宗教、藏传佛教有一定联系
　　党项人居住环境差,气候条件恶劣,不是生活在高寒山区,就是生活在干旱少雨的沙漠地带,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们的生命财产常常受到危害。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人们束手无策,对一些自然现象又无法作出解释,所以认为上天神秘莫测,主宰着人间的祸福,昭示着人间善恶。人间出现各种灾祸是天神发怒的结果。只有时常供奉星曜神灵,才会消除灾祸,于是祭天习俗成了人们重要的宗教活动。
　　“天”在西夏人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隋书·党项传》载:“(党项人)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23}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更是自许为天的化身,他更名曩霄,其意与天有关,又自称“兀卒”,意为青天子。西夏官职“谟宁令”,华言曰天大王。西夏的国号、年号等也常与天有密切联系,如天授礼法延祚、天赐礼盛国庆、天祐民安、天盛、天安礼定等。《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天形上”中提到:天干、皇天、昊天、上天、九霄、一清和虚空等。西夏谚语中关于天的记载很多,其中第150、343条说天上的仙女是党项人的始祖母,“(勒没)天婿,婚仪盛茂;天女民妇,族威增高”。谚语第27条连官府收税也说成是代天行事“不为天敛无威仪,不争量顶斗不满”。{24}西夏人编写的《文海》称:“天,是众生覆蔽依处也。”俄藏西夏文《圣立义海》释“昊天”为“世间主宰”;释“天属阳”为“……尽成诸物”;释“善恶分明”为“若人做恶行,天使遭殃;做善行,则获福祐”;释“天行难测”为“……愚民莫能察天之行”等。{25}
　　党项与吐蕃地域相邻,生活习俗、文化等与吐蕃有很大相似性。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的苯教非常兴盛,苯教信仰是以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动物等为崇拜偶像,通过咒语、作法、血祭、牲殉等仪式来告慰神灵,从而达到祈福攘灾、驱邪除患的目的。《旧唐书》载:“(赞普)与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墠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26}党项“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与吐蕃是一致的。吐蕃王朝建立以前有“天赤七王”时期,藏文史料有“七赤陵墓在天空,神身无尸如虹散”的记载,说天赤七王攀援天绳,逝归天界,如虹消散矣。{27}党项人早期的天体神灵信仰与苯教关系密切,因两个民族的渊源关系,党项人中也有不少苯教信徒,原始苯教信仰在党项人中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西夏建立后,藏传佛教发展繁盛,原始宗教信仰继续存在,天体神灵崇拜既有原始宗教信仰成分,也包含很多佛教的内容。
　　3. 星曜崇拜中的道教因素
　　星曜崇拜与道教的关系也很密切,星曜崇拜是道教不可缺少的部分。大约成书于12世纪初期以前,由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的西夏文《新集碎金置掌文》在莫高窟北区出土,其中内容有:……和尚诵经契,斋毕待布施。道士褥星神,唱名示边隅。{28}西夏道童出家必须要能诵读所规定的14卷道经,其中有:《太上北斗延生经》、《太上元始天尊说十为一为大消灾神咒经一卷》(即《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等。俄罗斯学者萨玛秀克通过对黑水城藏品中星曜绘画的研究,认为星宿崇拜是佛教信仰的附属,行星和类似的星相神祗成为道教壁画和神像创作的内容,也是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29}
　　西夏统治者对星宫、神帐等也和寺院、道观一样采取保护措施。《天盛律令》卷3“盗毁佛神地墓门”规定:“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30}卷7“敕禁门”规定:“佛殿、星宫、神庙、内宫等以外,官民屋舍上除□花外,不允装饰大朱,大青,大绿。旧有亦当毁掉。若违律,新装饰,不毁旧有时,当罚五缗钱,给举告者,将所饰做毁掉”。{31}
　　综上所述,西夏时期炽盛光佛及诸星曜神灵信仰兴盛既与唐宋以来炽盛光佛信仰流行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党项人原始天体神灵信仰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有一定联系。西夏人星曜神灵观念受到来自汉、藏及印度等天体星宿观念的影响。西夏人星宿思想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祭拜供奉炽盛光佛及诸位星宿神灵是希望实现他们的现世利益,驱鬼除病,消灾增福,保佑文臣武将禄位恒荣,皇基永固,国祚长久,诸星宿崇拜也是西夏时期佛教世俗化发展的又一表现。
　　注释:
　　①⑨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48页。
　　② 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48页;赵声良:《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图》,《西域研究》1993年第4期。
　　④ 在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一书第232页上标为《月孛》,但图片的解释对此也提出怀疑。而在Е.И.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и Т.К.Шафрановска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一书第60页的图片中却标为“Божество планеты Марс”即(火星)。我认为从持物看,应为火星,而不是月孛星,因为在西夏绘画中月孛有时绘成女相,有时绘成男相,但不论男女,皆被描绘成年轻人的形象。
　　⑤Е.И.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и Т.К.Шафрановская: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8г. стр.57-59.
　　⑥ 萨玛秀克著、谢继胜译《西夏王国的星宿崇拜》,《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⑦ 《大正藏》T21,№1311《梵天火罗九曜》卷1, P0460a、P0460b、P0460c、P0461a、P0461b。
　　⑧ 《大正藏》T21,№1308《七曜攘灾决》卷2,P0449a-P0449b。
　　⑩{12} 聂历山著、崔红芬、文志勇译《十二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
　　{11} Н.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60г. стр.52-73.
　　{13} 文志勇:《〈西夏官阶封号表〉残卷新译及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4} 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附录·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5}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6}{17}{18}{19}{20} Н.А.Невский: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1960г. стр.74-94, стр.52-73, стр.52-73, стр.52-73,стр.52-73.
　　{21}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22}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Киото. 1999г. стр.690.
　　{23} 《隋书》卷83《党项传》、《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24}{25} 陈炳应:《西夏探古》,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1页。
　　{26}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27} 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8}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29} 萨玛秀克著、郑国穆译《黑水城遗址出土12世纪“恒星巫术圈”》,《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9页。
　　{30}{31} 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283页。
　　作者简介:崔红芬,女,1968年生,河北河间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24。
　　出自: 《江汉论坛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