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救济的中古纪事

　　佛教救济的中古纪事

　　河北定县石柱村有一个高约七米的“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主要记载了北魏、北齐年间一个被称为“义”的佛教社会救济组织设立的缘起、运营架构和善举，其颇多细节耐人寻味。

　　北魏（后短暂分为东魏和西魏）、北齐之交，天下兵乱纷扰，当今河北省的大部分地方深受其害。其中，当时的范阳亦即今天的河北定县，因为附近是重要的粮产区，是各路军阀的必争之地，受害尤甚。

　　可怜当时众多尸骨无人收理，范阳王定国、路和仁等十一名佛教徒首倡“义”的成立，先把众多无名尸骨聚于一坟，称为“乡葬”；然后在乡葬墓所附近提供“义食”，接济路经此地的流民，开始仅是临时性供食，再后又设立“义堂”，作为供应“义食”的场所，“义”也从一个仓促而就的团体演变成一个长期性的社会救济组织。

　　之前，“义”的财务来源非常简单，主要来自王、路等十一人和另外的郑贵和、贾魏真等四人的捐赠，用途也非常简单，就是“义葬”和“义食”。之后，名僧昙遵受范阳大族虞文翼之邀到此地弘法，迅速吸引了众多信徒，在昙遵的帮助下，“义”不断发展壮大，不但一干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成为这一平民社会救济组织的成员，而且该组织还得到了更多元化、更丰足的赞助，同时，业务和影响力也得到了扩张和放大。首先，医疗被纳入其救济项目中，其次，发起了救助557、558年修筑长城后完役返乡的民夫以及564年山东大水灾的大型赈灾行动，受益民众何止成千上万。

　　“义”之所以获得成功，既得以顺利实现普救苍生的宏业，又收获了震动朝野的声名——昙遵于550年被北齐皇帝招至邺都，任国统，类似于今天的中国佛教协会主席；此外，皇帝本人还曾于552年到“义”所有的餐饮场所“义坊”驻留进餐。以下因素非常重要：

　　其一，组织有力。光创始者、主事者和主要赞助者等高层参与者就达到了90人，石柱记载的主要参与者则达到244人。这些人担负的可能都是管理责任。

　　其二，经营有方。石柱捐赠的田产大多标明：“任义拓园种植供食”、“任义造园，种收济义”、“与义作圆，利供一切”。这说明，“义”有一批义工或者雇佣了一批人专事农耕；而一个人捐了四公顷地，声明若“义”无力耕种，可转让买卖以作经费，但是“义”并没有转手这块田地的事实，以及另外一个人捐赠八十亩地要求“义”专事果园的事实则表明，“义”组织的农业生产应该很有成效，其成果已经跳出了接济灾民温饱的程度，除了能供应主食外，还能供应水果。此外，“义坊”吸引大量皇亲国戚、社会名流相继前来，想来和其优雅的环境、良好的服务和可口的饮食有相当的关系。

　　其三，也是最重要，僧人是维持和弘扬“义”的善举的关键。且不说昙遵的50多个弟子襄助其开展“义”的各项活动是连接“义”整个组织的关键，没有僧人提供针灸、汤药和诵咒施行的心理治疗医疗服务也几无可能，如果没有昙遵，“义”不可能云集如此多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积极参与，更不可能赢得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支持。

　　不过，有一点格外值得留意，从石柱上的铭文看，在“义”的实际运作当中，僧人并不参加经营活动，其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佛事上。昙遵之外“义”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创始人王定国，昙遵的左膀右臂冯昆与路和仁——都是居士，后两者还是昙遵的俗家弟子。“义”是通过“一切众生无始以来是我父母，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皆是我兄弟姐妹妻子眷属”这样的天下情怀来推行自己的社会救济善业的，而昙遵为首的僧人则是通过宣扬佛法、推广佛事来为“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这一佛教救济组织最终成为历史彪炳的盛事的。

　　毫无疑问，对追求佛教现代化的当代寺庙而言，“义”的做法值得借鉴。寺庙为了自己的事业，苦心经营，借力市场并无过错可言，甚至可钦可敬，并且值得认真探研。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如何需要铭记，佛事和佛法本身方是要核，僧人并不应过多参与俗务，只要佛理参透，便有无数信众会自觉参与这些于弘扬佛法大有益处的善事，从而形成一个两相依畀、互相彰显的良性循环。而不至于舍本逐末，了然忘却佛法的精妙，继而失去社会的认同。

　　作者：孔志国，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NF039(本文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孔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