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所见两《唐书》人物造像补正

　　龙门所见两《唐书》人物造像补正

　　张乃翥

　　（洛阳 龙门石窟研究院 471023）

　　内容提要：

　　１９９３年，温玉成先生撰写了《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一文，对唐代帝王宗室、诸武显贵及各界官吏在龙门石窟的造像史迹进行了报道。

　　温先生此著，殆将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中古时代这一文化遗存的造像主体作了专题的介绍。对龙门佛教文物研究来说，这一笔耕实践不啻为一次卓见新意的学术尝试。

　　虽然如此，温先生的文章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该文收录龙门所见《唐书》人物尚有疏漏，此外若干《唐书》人物的考稽甄别亦有失误。

　　笔者撰写本文的取意，在于沿诸温氏文章的学理方向，对温文所遗《唐书》历史人物的造像史迹予以补缀和董厘，进而在田野考察与史籍钩沉的前提下，提出个人对这类造像遗存核心文化价值的认识。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相关报道中，缕列了褚遂良、孟利贞、韦机、李敬真、李守德、路敬潜、韦琼之、薛季昶、崔廷玉、王承恩、苏良嗣、姚意、徐嶠之、元行冲、王思礼、魏知古、萧元礼、韦绍、张文恭、赵骅、王鋗、崔纵、卢甫等23位为温文遗漏的造像主体，同时对温文误断之浑元庆、卢钧二氏则予以名实的复原。

　　对于上述文物遗存核心文化价值的发掘，本文以相关历史人物的造像题记为信息取材，试图深入到有关人物的心灵内层，去观察这一信教阶层祈祷福佑、邀报平安的主题心声。笔者认为，作为有唐一代能够列入史册的文化名人，由于他们的生平行为在唐代社会中曾发挥过一定的声誉性影响，因而他们在龙门石窟的崇佛事态——尤其是他们透过造像工程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期待——必然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赋有思想引领作用的社会主流意识的色彩。

　　本文田野考古研究已经表明，有唐一代龙门石窟以中小型窟龛为主体的造像功德的兴替与凋荣，正与这一名人群体的舆论曳引有着至为密切的内在联系。龙门唐代文化遗产中这一带有格式意义的历史现象，反映出古代名人群体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前导价值。

　　关键词：龙门石窟 《旧唐书》 《新唐书》 造像 碑刻题记

　　一

　　在中国石窟寺造像遗存中，有一个特殊的功德群体——我国正史纪事人物——值得人们引起充分地注意。由于这一社会群体在中国古代史上享有“名人族类”的文化资历，因此他们的功德行为对相关时代的社会信仰必然发挥着引领风化的前导性动力。仅仅以此，从发掘古代思想文化史资源储存出发，人们对这一社会群体的石窟遗存给予特别关注就不无必要了。

　　·1·

　　1993年至1996年，温玉成先生有《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一文分别刊

　　布于《中原文物》与《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1），这是中国学者社会群体层面出发，对唐代名人阶层石窟遗存的专门报道。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温先生上文对唐书人物造像遗存的系列报道尚有疏漏和贻误，笔者愿以补缀拾遗的婵媛步举效颦于近晚。

　　二

　　1．按温氏所列龙门石刻有岑文本所撰《伊阙佛龛之碑》者，据宋人集古知其又为褚遂良所书丹（2）。

　　褚氏为吏严正，名冠初唐。至其书法，史传有闻：“贞观十年（636）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3）。

　　2．西山敬善寺上方摩崖间，一唐龛北侧造像题记文云：“龙门敬善寺石龛阿弥陀佛观音大至二菩萨像铭并序 窃以真宗寂远，象外之辩莫诠；至教幽深，几初之智罕测。照三有而光有际，驰十力而振无边。沦苦海者济以慈航，迷重昏者耀之惠日。大哉梵德，不可名言。故华州长史骞公夫人敦煌郡君……敬造阿弥陀石像一躯并观音、大至两菩萨夹侍。粤以总章二年（669）七月二十九日雕镌克就。……孟利贞文。

　　孟利贞，《旧唐书》卷一九0本传记其“华州华阴人也父神庆，高宗初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贞初为太子司议郎，中宗在东宫，深惧之。受诏与少师许敬宗、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采》五百卷，龙朔二年（662）奏上之，高宗称善，加级赐物有差。利贞累转著作郎，加弘文馆学士，垂拱初卒。又撰《续文选》十三卷。”

　　孟利贞留心政典艺文，另有《封禅录》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问世（4）。今由孟利贞龙门撰文之排宕，可以印证史传记叙孟氏擅长弘文为不虚。

　　3．龙门大卢舍那像龛本尊坐坛北壁，有《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碑刻。碑文略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暕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绩等，至上元二年（675）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毕功。……”

　　题记中以司农寺卿莅任这项造像工程“大使”的韦机，一名弘机，《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传》有其行事之本传：“韦机，雍州万年人。……贞观中，为左千牛胄曹，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反叛，三年不得归。机裂裳录所经诸国风俗物产，名为《西征记》。及还，太宗问蕃中事，机因奏所撰书，太宗大悦，……上元中，迁司农卿，检校园苑，造上阳宫，并移中桥从立德坊曲徙于长夏门街，时人称其省功便事。”可知韦氏向以留心风物擅美于构建。

　　《新唐书》卷一00韦氏本传的记事，亦涉及韦氏与洛阳土木工程的缘机：“太子弘薨，

　　诏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阸，不容终具，将更为之。……帝诏弘机嗣作，弘机令开

　　（1） 《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页13-23；《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123-139，文物出版社，1996年，北京.

　　（2） 欧阳修《集古录》卷七 。

　　（3） 《旧唐书》卷八0《褚遂良传》。

　　（4） 《旧唐书》卷四六、四七《经籍志》。

　　·2·

　　程左右为四便房，撙制礼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办。”

　　4．龙门西山石牛溪南崖，有摩崖题记文曰：“渝州刺史李敬真。李□演奉为亡□渝州刺史敬真，敬造供养。调露二年（680）五月日。”

　　按此题记字有漫泐，文意不完。其“渝州刺史李敬真”，或即与武周宰臣张光辅一同被诛敬业起事者。《旧唐书》卷九0《张光辅传》：“张光辅者，京兆人也。……永昌元年（689）

　　迁纳言。旬日，又拜内史，皆有能名。其年，洛州司马房嗣业、洛阳令张嗣明坐与徐敬业弟敬真阴相交结。敬真自流所绣州逃归，将北投突厥，引虏入寇。途经洛下，嗣业、嗣明二人给其衣粮而遣之。行至定州，为人所觉。嗣业于狱中自缢死。嗣明与敬真多引海内相识，冀缓其死。嗣明称光辅征豫州日，私说图谶天文，阴怀两端，顾望以观成败。光辅由是被诛，家口籍没。”

　　5．龙门西山潜溪寺南侧一龛之西壁，有造像题记文云：“洛州嵩阳县尉李守德，去乾封年中于此过，发心敬造石像一龛。比来不遂本意，今垂拱二年（686）三月十三日于此寺过□□九（久）雨□造大龛，奉为七代师僧父母及家口，平安□还□□，并愿法界有情，俱离□河，齐登佛果。垂拱二年（686）四月三十日。”

　　兹一造像之功德主李守德氏，《旧唐书》卷八《玄宗纪》曾有涉及该人的记事：“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湜、雍州长史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军作乱。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慈于北阙。擒贾膺福、李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萧至忠、岑羲于朝，皆斩之。”

　　关于李守德本人之起家与晚节，史籍曾有“（临淄）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为人奴，善骑射，王市得之，并侍左右。……景龙中，王还长安，二人常负房箙以从。……守德本名宜德，立功乃改今名，位武卫将军”（5）。

　　6．龙门西山张安洞西壁，有造像题记文曰：“兖州都督府户曹路敬潜妻范阳卢氏，奉为亡妣造地藏菩萨一躯。愿以福因，一资真路。垂拱三年（687）三月五日造成记。”

　　路敬潜，武周前后人，唐史间有披露。《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路敬淳，贝州临清人也。……敬淳与季弟敬潜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学。……天授中，历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仍授崇贤馆学士。……敬潜仕至中书舍人。”

　　同书卷一九0《文苑传》：“刘允济，洛州巩人。……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特相友善。……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允济奏上《名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

　　路敬潜在洛阳一带的活动遗迹，当地文物中亦有另外的信息。《千唐志斋藏志》刊邙山出土景龙三年（709）王齐丘墓志，末行有“朝散大夫行都官员外郎路敬潜词”，可知路氏的确擅美于文林（6）。

　　7．龙门西山龙华寺南崖，一武周像龛龛楣有造像题记文曰：“维大周载初元年（689）二月十日，右玉钤卫大将军、行皋兰州都督兼□（使）持节左羽林军上下□（灵）丘县开国□浑元庆并夫人京兆史，敬佛龛一所。”

　　（5）《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6）《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五四三。

　　·3·

　　考此龛像主浑元庆氏，望出铁勒，亦系唐初突厥九姓部落之名酋。其所行使都督的“皋

　　兰州”，有唐以来即为九姓突厥繁衍杂居的聚落。《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灵州大都督府条：“东皋兰州，寄在鸣沙界，九姓所处，户一千三百四十二，口五千一百八十二。”以此，

　　恰证浑氏正以九姓豪酋抚化着本望部落的领地。

　　同书卷一三四《浑瑊传》：“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

　　8．普泰洞窟门南侧拱腹间，有造像题记文云：“伏□弟子通事舍人韦琼之所造也。弟子以大周长寿□年（692-694）□五岭□□□过此，于时□城门□越岭驻征骖于净土□□□□□□□□归心宝□愿记三乘之□，早辞五岭之归。□□□敷慈航□□□□日□□轻轩□□汲□之恩，敢易竭诚□□□□□□□□□虽□□之念，无□□□□莫遂造成，用申游子之情，□□□□。”

　　按题名所见之韦琼，应即《新唐书》卷七四《世系表》“东眷韦氏”之任“考功郎中”者。据表，韦琼七代世系则有“范——法儁——荣亮——謩——世师——真泰——琼”。

　　9．龙门西山老龙窝上层摩崖间，有等身观世音造像一龛，龛侧题记文云：“中大夫洛州长史薛季昶，敬造等身观世音菩萨一躯，长安四年（704）四月八日。”

　　薛季昶，《旧唐书》卷一八五《良吏传》本传略曰：“绛州龙门人也。则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监察御史……久视元年（700）季昶自定州刺史入为雍州长史，威名甚著，前后京尹，无及之者。……长安末，为洛州长史，所在皆以严肃为政。”石窟造像之行事，与唐史履历恰相契合。

　　同书卷八一《卢承庆传》，载承庆姪齐卿“长安初为雍州录事参军。时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闻齐卿，荐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乂、崔湜，咸阳丞倪若水、周至尉田崇辟、新丰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

　　又往者西安出土开元八年（720）《京兆功曹韦希损墓志》，其中亦有薛氏拔擢后进的信息：“时京尹河东薛季昶，伟君之才，引为□都尉”（7）。是亦可知薛氏确有知人善任之风藻。

　　《新唐书》卷四《则天纪》，尚有长安二年（702）薛氏奉命防备突厥的记事：三月“庚寅，突厥寇并州，雍州长史薛季昶持节山东防御大使以备之。”

　　然考季昶一生，亦有品格失检者。《通鉴》唐纪二一长寿二年（693）条：“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谮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瘗于宫中，莫知所在。……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注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为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

　　大抵因为季昶晚年失检于政坛，故其风雨转来时终有殉身于瞬间。史载“周利贞，神龙初为侍御史，附托权要，为桓彦范、敬晖等五王嫉之，出为嘉州司马。……无何，玄宗正位，利贞与薛季昶、宋之问同赐死于桂州驿”（8）。

　　10．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北壁所刊开元十八年（730）《大唐内侍省功德碑》中，除温文所录高力士、杨思勖题名外，尚有崔庭玉、王承恩等名播于《唐书》。

　　崔庭玉，玄宗朝右骁卫将军、冀州刺史。《新唐书》卷七二下《世系表》，列七代世系

　　（7）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一。

　　（8）《旧唐书》卷一八六《酷吏传》。

　　·4·

　　曰“休——仲文——**人鹿——世济——元奖——庭玉——孝童”。由龙门碑刻庭玉列名于端首，信知崔氏享誉于盛唐。

　　王承恩，开、天宠宦，蜚声一时。“玄宗尊崇宫闱，中官稍称旨，即受三品将军，门施

　　棨戟，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杨则持节讨罚，……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庭、王承恩……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9）。承恩晚年以玄宗旧侍失宠于朝廷，《旧唐书》卷十《肃宗纪》：上元元年（760）七月“丙辰，开府高力士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从中可以看出玄、肃两代朝廷内政的微妙。

　　11．龙门西山南段龙华寺南侧，有一中型窟龛。窟外南崖造像碑残云：“龙门山石像□（铭） 苏良嗣文。□□□心□□□□心□，况贤舍之事，造化之理，囿□□德大□□□□天长久，而况出于其□哉焉。……我□□元辅□世长之少子也。幼有弘□，六艺□□，□殖□□，游戏乐孝而能□□也。……”

　　碑刻撰文之苏良嗣，乃有唐一代风骨刚直、名驰朝野的贤相。《旧唐书》卷六《则天纪》，载垂拱元年（685）五月，“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又二年（686）“六月，苏良嗣为文昌左相，天官尚书韦待价为文昌右相，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同书卷七五《苏世长传》，附良嗣行事有谓：“（世长）子良嗣，高宗时迁周王府司马。则天临朝，迁工部尚书……累封温国公。……无几，追入都，迁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载初元年（689）春，罢文昌左相，加位特进，仍依旧知政事。”

　　苏良嗣龙门之造像，时间大抵即在武氏坐御东都、苏氏辅政之期间。管窥碑刻残文之流

　　露，此项功德应为苏氏代亡弟追荐冥福所发施。

　　12．龙门极南洞前庭南壁，有该窟造像题记略曰：“……广开□□，能仁拯救。运慈舟于苦海，明慧炬于□□。……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河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子子孙孙，常保安乐……徐嶠之书。”

　　按题记行文之大意，知此窟乃盛唐名宦姚元之为先考府君姚意所做之功德。姚意，一名善意，又名懿。其子元之，《旧唐书》本传载其“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父善意，贞观中任巂州都督……”（10）。

　　姚氏一门结缘伊阙不止于兴修别业、开龛造像，其举族数代且有聚葬龙门的遗事。龙门东山南麓此前已有崇母刘氏、崇妻刘氏、崇子姚彝、崇孙栖云墓志、碑石的出土，可见这一中原世家心仪龙门的涵蕴（11）。

　　此碑书丹之徐嶠之，其盛唐书界之珠璧。《旧唐书》卷一三七《徐浩传》：“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嶠（之），官至洛（洺）州刺史。”唐人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曾有“豫州刺史东海徐公嶠之，怀才蕴艺，依仁践礼，自许笔精，人称草圣。……季子浩，并有羲、献之妙”（12）的诠释，由是足见当时文化阶层对徐氏父子书法品格的推许。引人回味的是，姚意、姚彝祖孙两代神道碑俱为嶠之所书丹，于今龙门题记徐氏书法之再现，

　　13．龙门“南市香行像龛”西壁，一造像记文云：“弟子元行冲，为合家造药师一躯。弟子元允迪、元九娘二躯。为病愿早恙，各造菩萨一躯供养。”

　　（9）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10）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

　　（11） 参见拙撰《中古时期龙门地区区系文化群落探骊》，提交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

　　（12） 《全唐文》卷二六八。

　　·5·

　　元行冲，《旧唐书》卷一0二本传载其“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少孤，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所养。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甚重之。……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

　　者所称。开元初，自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又充关内道按察使。……俄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七年，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余，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时。累封常山郡公。……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元行冲长于撰述，《魏典》以外尚有《孝经疏》三卷、《群书四录》二百卷行世（13）。元氏尝以博学通识享誉当时，此有唐人笔记可彰片羽吉光：“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甚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14）。

　　14．龙门西山“北市丝行像龛”北壁，有同行题记一则，文云：“社老：李怀璧；录事：张神剑、任刘祥、王思礼、达奚思九、乔行敦、梁元礼、毛元昉、侯元礼、申文干、成思恽；平正：严知慎、杨琼璋、刘崇赞、宋楚玉、杜元礼、班元礼、刘文哲、康玄智、徐令斌、董道真、尹怀恪、梁大宾、陈法最、皇甫元暕、崔承礼、、乾客、张守质。”

　　按此像龛开凿之年代，据窟内相关题记考察当在垂拱年间的前夜，故丝行录事中的“王思礼”一人，笔者认为即是安史乱中有“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之称的太原尹“王思礼”者。唐史记思礼行事中说：“王思礼，营州城旁高丽人也。……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乾元二年（759）与郭子仪等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及光弼镇河阳，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上元二年（761） 四月以疾薨”（15）。这位“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的行伍中人，应该与其早年经营丝绸贸易涉足陇右社会生活有所牵染。唐书本传中说他有“长于支计，短于用兵”时议，恐怕与其擅于计较的商人积习不无关联。

　　无独有偶，以出身商务名扬政坛者同窟另有别例可资延揽，此又龙门文物遗迹值得玩味之琼卮。

　　按同窟前庭西壁，刊有同行题名文云：“社老：刘德；社官：宗应；社人：魏知古、张守忠、路琼之、阳玄敬、严药师、李思贞、孙元爽、焦思贞、张元祚、张郎子、李伽奴。”

　　我们推断题名中的“魏知古”，或即有名于武周前后的“深州陆泽”魏氏其人也（16）。笔者疑是之间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判断，当地出土魏氏裔孙墓志堪为倚依的理由——故秦州上邽县令豆卢府君夫人魏氏，祖知古，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十一月十四日“权窆于龙门山西原”（17），从中的确透露出魏氏祖孙对龙门佛国地宜的热衷。

　　15．西山南段“净土堂”北崖，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一座重要的唐代瘗窟。瘗窟题记文云：“故赠使持节相州刺史萧元礼夫人张氏，□佛□□□□□真□知□□之有为，不有□□晤至道□□□□□□□□体之源在□□为□□□□□因□□葬此法龛。庶□□容，永垂不朽。乃为铭曰：大哉至尊，立教无报；空□彼相，焉有此身；拔除□累，长为代□。”（18）（参见拙撰《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页160-169+1。）

　　（13）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14） 《隋唐嘉话》下。

　　（15） 《旧唐书》卷一一0《王思礼传》。

　　（16） 《旧唐书》卷九八《魏知古传》。

　　（17）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唐·028册·页157。

　　（18） 参见拙撰《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页160-169+1。

　　·6·

　　考兹瘗主张氏夫君萧元礼者，乃中古兰陵望族萧氏之裔绪。《新唐书·卷七一下·世系表》，列元礼七代世系曰“顺之——明（兄衍）——□——□——文憬——元礼——言岁（弟諼、诠、纂）”。南梁以降，萧氏一门崇信佛法冠誉中古，武帝舍身同泰、萧瑀表称出家，俱

　　为中国佛史津津而乐道。今元礼夫人以佛门“尸陀法”瘗葬于龙门，足见这一中古家族与佛法结缘之至深。2000年6月10日，葬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一月二十六日的萧言岁墓志出土于龙门石窟的西山。这为萧氏家族崇重佛教提供了新的例证（19）。

　　16．龙门八作司洞南壁西端，有等身立佛一躯，造像题记文曰：“闻喜县君夫人、晋州司马韦绍妻薛，敬造此像。”

　　题记所见之韦绍，《新唐书》卷七四上《世系表》于“彭城公房”内两见之。其一列其世系曰“鸿胄——澄——庆嗣——正已——怀构——绍”。其二则曰“鸿胄——澄——庆植——顼——金岁**——友刚——绍”。是知两人同宗异辈也。

　　17．宾阳南洞外东崖，一佛龛造像题记文曰：“秘书郎张文恭奉为二亲敬造。”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有像主事谓：“《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来济……李延寿、张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怀俨、赵弘智等修，而名为御撰。”

　　18． 龙门东山万佛沟南崖西端，一佛龛龛楣镌有题记文曰：“党晔、赵骅、卢政、王后己、王鋗、崔纵、王澄、卢誧。大历七年（772）二月十二□（日）同宿此寺。”

　　游记题名中的赵骅、王鋗、崔纵、卢誧等人，相关唐代文献多有记载。其中赵骅，《旧唐书》本传误为“赵晔”（20）。此则不若新书之无误（21）。据本传，其子“宗儒”。而同书《宗儒传》，固载其父乃“赵骅”（22）也。传载“骅志学，善属文，开元中举进士。……性孝悌，敦重交友，虽经艰难，不改其操。……骅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经贬谪……” （23）。

　　王鋗，祖方翼，以都护安西声驰西域。父珣，以游刃文学与地兄弟玙、瑨“时号‘三

　　王’。” 鋗，“天宝中历右补阙、殿中侍御史”（24）。

　　崔纵，《旧唐书》卷一0八《崔涣传》附见之。传称“（涣）子纵，初以荫补协律郎，三迁为监察御史。……贞元元年（785），亲祠南郊，为大礼使。……数月，除吏部侍郎，寻检校礼部尚书、东畿唐汝邓都观察使、河南尹。……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闬，都中灌溉济不逮为十二三，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贞元七年（791）六月卒官，年六十二。”

　　卢誧，事显于《唐书·列女传》：“原武尉卢甫妻李氏，陇西成纪人也。父澜，永泰元年（765）春蕲县令。界内先有草贼二千余人，澜挺身入贼，结以诚信，贼并降附，百姓复业者二百余家。时曹升任徐州刺史，知贼降，领兵掩袭。贼得脱后，入县杀澜，从父弟渤，诣贼求澜，请代兄死。澜又请留弟，弟兄争死。澜女卢甫妻，又泣请代父死，并为贼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节义闻。……诏曰：‘ 郑州原武县尉卢甫之妻李氏……等，懿范传家，柔明植性，顷因寇难，克彰义烈，……宜膺赠饰，俾光休美。李氏可赠孝昌县君，……仍编入史册。’澜、渤亦赠官职”（25）。史传记载卢氏身世虽然其鲜少，但洛中出土文物却有

　　（19） 参见拙撰《中古时期龙门地区区系文化群落探骊——序〈龙门碑志石刻撷英〉》，提交2004年龙门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

　　（20） 《旧唐书》卷一八七《赵晔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四九0六。

　　（21） 《新唐书》卷一五一《赵骅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四八二六。

　　（22） 《旧唐书》卷一六七《赵宗儒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四三六一。

　　（23） 《旧唐书》卷一八七《赵晔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四九0六——四九0七。

　　（24） 《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

　　（25） 《旧唐书》卷一九三《列女传》。

　　·7·

　　卢氏本人的墓志材料得以弥补传记之不足。据墓志，知卢氏生前尝任伊阙县丞。其“历职愿直，清畏人知。克俭于家，克勤于礼。僚友称义，亲戚归仁。忽误指马，罔萦荣禄。逍遥自

　　得，燕居丘园”（26）。以此可见，卢氏恰以任职洛下遂有机缘结伍崔纵等辈宿止于香山。

　　19．龙门东山万佛沟北崖一大型瘗窟，其南壁门拱两侧分别镌刻题记文云：“留守卢钧，咸通辛巳（二年/861），一家游此，三月六日”；“子和，辛巳三月六日”。

　　按此题记之卢钧，正是温文前述之同人。《旧唐书》卷一七七本传：“卢钧，字子和，

　　本范样阳人。祖炅，父继。钧，元和四年（809）进士擢第。……大和五年（831）迁左补阙，与同职理宋申锡之枉，由是知名。……大中初，检校尚书右仆射，……六年（852），复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十一年（857）九月，以钧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入为太子太师，卒。”新书卷七三上《世系表》称：“钧，字子和，太子太师。”表列卢氏七代世系曰“庄道——伯成——雅——炅——计——钧——邺”。

　　温君前文视卢钧 / 子和为父子两人，失于未及目阅新旧《唐书》之记载。

　　三

　　中国佛教史研究表明，石窟寺艺术之兴起与繁仍，除了封建国家宗教政策的提倡外，尤与当时社会名流阶层的身体力行及推波逐澜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麦积山石窟，与陇坻十六国豪姓杨氏家族及西魏、北周王族权要着力推挽大有关联（27）。至如云冈石窟，则是北魏王庭弘扬佛法的直接产物（28）。敦煌莫高窟后来亦与北魏东阳王元荣、北周建平公于义的功德投入关系密切（29）。

　　龙门石窟，循轨此道，彰彰弥甚。史载“景明初（500），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505）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508——511）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已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30）。这是北魏王朝雕造龙门的明确记载。而与此同时，一些知名朝野的达官贵人也追风朝廷在龙门古阳洞、莲花洞、火烧洞、石窟寺等一批大型洞窟中开始了不遑时日的功德行径（31）。

　　凡此种种之史态，在在透露出古代上层名流社会对石窟崇拜的热衷。

　　向来读史，盖闻史中人物无不声蜚当代者也。虽在有唐，其情依然。故龙门所见唐书之

　　（26）《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图六一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北京。

　　（27） 参见张宝玺：《从“六国共修”看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金维诺：《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年，北京。东山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1998年，北京。

　　（28）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29） 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中国石窟寺研究》，214—225。文物出版社，1996年，北京。

　　（30）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31） 有关北魏名人社会在龙门石窟的造像史迹，参见拙撰《龙门石窟与北方民族文化》，香港《东方文化》1993年第1期，页69—86。

　　·8·

　　人物，统以社会名萃视之当不为过誉。对此，史传本身已有相应品评的流露：

　　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召对明辩，

　　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贞观元年（627），

　　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礼，文本上《藉田颂》。及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其辞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至是，文本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32）。

　　韦陟，与弟斌，“并早知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33）。

　　元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

　　所称。”开元九年（721）“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元行冲上《群书四录》，凡书四万八千一百

　　六十九卷”（34）。

　　路敬潜，与兄敬淳“俱早知名”（35）。

　　史传如此之风颂，足见若辈声驰于有唐。

　　按照社会学一般的情势，大凡一代之名流闻人，其思想行为必予周围群庶有着榜样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看来，《唐书》中上述社会名流的功德行径，无疑将对当时的信教阶层赋有思想引领的作用。

　　田野考古已经证实，《唐书》中上述文化名人造像遗迹的周围，的确星罗棋布地遗存着一批与之同期的佛教像龛。如《伊阙佛龛之碑》所在的宾阳南洞，就布满了诸如豫章公主、岑嗣宗、韩文雅、崔贵本、刘玄意、王玄策及思顺坊老幼数以百计的男女清信的造像。以至碑文之中也不由自主流露出“楚般竭其思，宋墨骋其奇，疏绝壁于玉绳之表，而灵龛星列；雕□石于金波之外，而尊容月华”的夸饰之情。龙门万佛洞因其功德主体属于“天皇、天后、太子、诸王”这一特别显赫的政治群体，所以该洞内外即积聚了尼真莹、惠境、真智、好因、行香及归国沙门玄照等一大批缁素有情的造像追随。唐代石窟中这种蜂随名流的人文行为，与北魏时代龙门的造像遗存保持了完全的一致性。这一点，从龙门石窟造像最为密集的古阳洞北魏遗存中，无疑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从龙门唐代名人造像题记中，获得一些思想灵感的启发，进而为从思维层面上了解唐人精神世界打开一条窥深探幽的理想途径。

　　先以岑撰《伊阙佛龛之碑》为例，碑中宣泄唐人崇佛文思有谓：“若夫藏室延阁之旧典，蓬莱宛委之遗文，其教始于六经，其流分于百氏。莫不美天地为广大，嘉富贵为崇高。备物致用，则上圣□其发育；御气乘云，则列仙体其变化。兹乃尽域中之事业，殚方外之天府。逾系表而称笃论，眇帝先而谓穷神。岂非徇淼漫于陷阱者，未从海若而泳天池也；矜峻极于块阜者，未托山祗而窥地轴也。焉识夫无边慧日，垂鸿晖于四衢，无相法宝，韫善价于三藏。洎乎出□器之外，寂焉超筌蹄之表。三界方于禹迹也，犹大林之匹豪端；四天视于侯服也，若龙宫之方蜗舍。升彼岸而舍六度，则周孔尚溺于沉沦；证常乐而捐一乘，则松乔莫追其轨辙。……”

　　另如孟利贞撰《龙门敬善寺石龛阿弥陀佛观音大至二菩萨像铭并序》， 其中亦有“ 窃

　　（32） 《旧唐书》卷七0《岑文本传》。

　　（33） 《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

　　（34）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八。

　　（35） 《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

　　·9·

　　以真宗寂远，象外之辩莫诠；至教幽深，几初之智罕测。照三有而光有际，驰十力而振无边。

　　沦苦海者济以慈航，迷重昏者耀之惠日。大哉梵德，不可名言。……”的铺排。

　　初唐李孝伦为纪国太妃韦氏撰《敬善寺石像铭》，更有神情兼美的修辞：“若夫银枝毓祉，缔灵影于金园；剑雨销氛，飞惠液于沙界。自鹤林秘采，鸡山蕴迹，甄睿像于贞金，刊瑞容于芳琬，风猷不坠，繄此赖焉。纪国太妃韦氏，京兆人也。……思惕红沙，浪真辉于五剑；神栖缟雾，延妙业于三珠。爰择胜畿，聿修灵像。质融虬彩，影袭鸾骞。月逗仙河，分紫眉而汰色；星流天苑，翊绀瞳而飞照。恳诚已罄，茂绩其凝。化鸟旌越海之功，藏龟彰拔尘之果。昭昭峻业，难可名言者哉。……”

　　有唐一代名人社会如此斐然动听之文墨，对于寄情佛教理想的广大士庶阶层来说无疑有着拂拭心镜、陶冶神智的宣传效果。这种风雅流韵、摇荡性情的文人说教，感化着无数善男信女皈依佛门的心灵世界。中古时期我国佛教社会讲唱文学的发达，从另一个侧面让人们看

　　到了名士文化对佛学普及卓尔不群的引领势态。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龙门石窟遗惠今日的文化资源，正有中国文士群体播撒云霓的历史建树包含在其间。

　　作者简介：张乃翥（1946年——），男，河南洛阳人，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