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体与佛教

　　汉语诗体与佛教

　　陈友康

　　汉语诗体极其精美，各种诗体的形成固然取决于汉语自身与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有些诗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佛教的明显影响。这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的一大因缘。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学报》发表《四声三问》一文，指出汉语的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中国文士摹拟转读佛经的三声把中国语声音的高下分为三阶，加上入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中国之美化文”主要指诗歌，也包括骈文和赋等讲究声韵的文体。四声的发现对近体诗形成具有重大影响，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

　　玄言诗是我国诗歌史上一种独特的诗歌形态，以表现玄理为主要内容，在东晋盛极一时。关于玄言诗的产生原因，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到当代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等都有探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玄言诗是在玄学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解释了玄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容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没有找到诗体的来源。

　　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认为：“玄言诗在佛教开始深入华夏文化之际登上诗坛，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次短暂的诗体鼎革，诸如此类与此方传统习惯背道而驰的大胆改作，在缺乏外来事物沟通的情况下是殊难达成的。当时经翻译过来的大量天竺佛偈，业已具备了对本地诗歌潜移默化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许(询)、孙(绰)、支遁等创作说理篇章的蓝本。这种诗体上的参照和借鉴，就是催促玄言诗成熟分娩具有关键意义的直接动因。”陈允吉从两方面论证佛偈对玄言诗的影响，一是说理。中国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的诗歌传统认为诗歌的功能在于抒情言志和赋物造型，不主张演绎抽象义理，所以玄言诗以前的中国诗歌很少说理。到了玄言诗，却以敷陈玄学义理为主。这种改革受到佛偈的直接影响。二是用韵，玄言诗双句押韵，一韵到底，正是佛偈的基本特征。陈允吉以富赡的资料、严密的推理论证了玄言诗与佛理诗“诗体来源上的一致性”，揭示玄言诗曾受到“佛偈翻译文体的沾溉”，解决了玄言诗诗体鼎革的外来影响问题。

　　七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诗体之一，关于它的渊源，现代学术史上有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来自楚辞，以梁启超、陈钟凡、逯钦立、日本青木正儿等为代表；一种认为来自秦汉的民歌和谣谚，以罗根泽、余冠英为代表。这些研究言之成理，各有胜意。陈允吉发表《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对七言诗的形成发展给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在七言诗演进过程中，人们忽视了“一个迄今尚鲜为人认知的重要事实，这就是早期汉译佛典中数量众多的七言偈在中土流布，对于我国中古时代七言诗形式结构上的臻于成熟，作为一种旁助力量也确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七言佛偈的基本结构特点是“通体七言”、“隔句押韵”、“两句两句衔接转递”。七言诗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七言佛偈的特点，使之成为自身模式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加以固定．走上规范化的大道。此外，他还从修辞手段和语言风格论证佛偈对七言诗的影响。成熟的七言诗喜欢骈对，与佛理诗颂的启发也有关系。南北朝后期到初唐时代的七言诗语言浅切明畅、流转，“总带些佛教化俗唱词的那股味儿”，这是七言诗充分吸收梵呗、唱导审音调声的结果，“由兹在中国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而佛经通过传译进入中国后对本土文学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信息来源：《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