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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法师(1878—1953)：抗日救护团团长

圆瑛法师简介

　　圆瑛大师俗家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1896年到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出家。此后多年于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等参学禅法。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曾讲经于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厦门和台湾等地，远及南洋。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理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住持上海圆明讲堂，曾组织僧侣救护队，办难民收容所，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1939年秋回国时，在上海突遭日本宪兵逮捕，日本宪兵队曾企图诱迫其合作，他不畏日本宪兵的严刑威逼，坚贞不屈，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气节。1952年代表全国佛教徒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9月，于天童寺示寂。世寿七十有六，僧腊五十有六。

圆瑛法师生平

　　圆瑛法师，俗姓吴，乳名昌发，学名亨春，出家後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於清光绪四年(一八七八)5月12日生此子。

　　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後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後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发心行脚叁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叁究禅宗心法，老和尚焘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於他喜颖悟，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

　　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光绪三十年，年方十六岁的太虚，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任寺中禅房，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於太虚天资颖悟，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甚受道阶的重视，许之为法器。以此，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圆瑛是年二十九岁，已以擅长文字着称，他手撰盟书，文采可观，盟书文曰：

　　夫纲常之大，莫过於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轮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性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高盟考腹心之托。即如秘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千载咸钦义气。

　　而吾侪身居方外，迹脱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揖师处友，然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胞如许，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

　　文中“悟自投身法苑”一句，悟是“弘悟”，是他的法名。

　　圆瑛在天童寺时，另外结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後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由於转遗的关系，他後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光绪三十四年，他由江南回到闽南，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由於他宗说兼通，辩才无疑，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由此以後，他在闽南、江南声誉渐著。

　　宣统元年，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接待寺为历朝古刹，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为中兴。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译长。

　　民国六年，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煤油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德之，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他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洲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转住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十二年秋回到泉州。这时既兴转道、转物二师，笔书重修开元寺。十三年重新修建，十四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十五年，他重渡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他将募得之款，在麻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有董事会保管本息，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袄了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内部定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破除迷信本是好事，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民国十七年，政府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圆瑛、太虚、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被推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后来，政府把全文二十一条约的“管理条例”修订为全文十三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

　　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民国十九年，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他当选继任。因年轻是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钱，冬参夏讲，向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塄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到了民国二十年，“寺产兴学”事件余波荡漾，风波再起。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回国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项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书拨庙产，振兴教育。”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与怡爽秋内外唱和，这比民国十七年的“寺庙管理条例”由为彻底。圆瑛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建护国道场。

　　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他应国俯林子超主席之召，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是年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较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辽赴闺南、长沙各地讲经，法缘极盛。二十四年，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廿五年，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学大悲和尚继任。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士二日。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领导全国佛教。

　　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叁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工名队员。上海沦陷後，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阳法师出国。先到新加坡，访新加坡总简会，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接着又到吉隆坡、槟榔屿，拜访侨领、居士，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民国一平七年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着声誉。圆瑛住持後，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是年夏天，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并继续募捐。

　　民国二十八年秋天，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重厌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曾遭到恐吓刑讯，圆瑛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他闭门谢客，专事着述。在那数年中，他撰着了《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於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老居士，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谓，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後，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三十四年春天，他鉴於弘法人才的缺乏，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他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另外，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一九四九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一九五一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一九五三年，陈质如、趟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他代表上海市叁加，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会後南返，到宁波天童寺疗餐，末久即逝世，世寿七十六岁，僧酽五十七年。

圆瑛法师思想

 　　法师揭《楞严》全经要旨曰：
　　“梵语首楞严，华文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事依理起，法自心生，一切事法，究到根本源头，即是不生灭不动摇之真心。此心名为如来藏性，亦即首楞严定，人人本有，个个不无，为诸佛之心宗，是众生之慧命，乃万法之本体，实禅门之要关。十方如来，依而修之，得成无上菩提；一切众生，迷而背之，备受无边生死。佛以阿难请修佛定，妙奢摩他、三摩、禅那（原注：三定别名），最初方便，故问阿难最初发心，破其无处非心无体。三番破识，破其全体是妄，欲令舍之；十番显见，显其彻底是真，欲令用之。此舍识用根四字，以为《楞严》要旨。”
　　以“舍识用根”为《楞严》要旨，是圆运功法师的独到见解。而“舍识用根”的关键则是要“破识”、“显见”。
　　由此，法师继承达磨禅的传统，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论。
　　自宋代程、朱理学严厉批评佛教禅宗不辨心性、以作用为性以来，尚未见有如此明确坚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为佛性的论说，如法师者。历来所谓“颟顸佛性”之说，在法师笔下却是观点鲜明、清楚明白。这正是法师对佛性理论的重要贡献。
　　圆瑛法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法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锳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法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法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法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在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答辞”，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220页）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158页）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为宏法，法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尝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来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而他对此三种精神深入浅出的讲解，极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积极精神。这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法师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宏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利生，法师则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上海佛教医院”等，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
　　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是发挥“自性楞严”，而其一生则是实践“自性楞严”之典范。他不迷本觉，培植始觉，直探究竟觉，以禅净双修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爱国爱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今天，纪念圆锳法师，即当积极发扬与实践他的“自性楞严”的思想，并以此去化导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执于妄识物欲而不能自觉的众生。

　　圆瑛法师法师博览三藏，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的有：《佛说八大人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仁王护国经》、《佛说盂兰盆经》、《首椤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劝修念佛法门》第52页）法师尝归纳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为宗，觉悟为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欢迎会答词（南洋吉隆坡）》《圆锳法师讲演录》第39页）因此，法师专注于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称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为“解大理”。

圆瑛法师著作

　　圆瑛一生著作甚多，主要者如《大乘起信论讲羲》、《首楞严经讲读》、《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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