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佛遗教三经 四十二章经 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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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文：佛遗教三经 四十二章经 题解

　　《四十二章经》，由篇幅较短的四十二篇经文构成，一般公认作是中国最早的佛经译典。但本经的译者译出年代及诸版本文字出入等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以下拟就这些问题逐一作一考察，以期读者对本经有一个梗概的了解。

　　关于本经的版本

　　有代表性的三个版本

　　《四十二章经》，历代均入藏，现存版本不下十种，若以文字出入较大为标准，大致可分为三个系列：即《丽藏》本、宋真宗注本及以江北刻经处本为代表的近代通行本。

　　三个版本章节开合及经文出入均较大。从历史顺序看，《丽藏》本为北宋初年蜀刻，时代最早，应当是现存异本中最接近于旧写本的一种。但由于近代发现并影印出唐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同宋真宗注本中经文相同，证明至少在唐代宗时即有本经的两个版本共流于世。

　　至于近代通行的本子则源自唐《宝林传》卷一所载《四十二章经》残本，后世宋六和塔本，明了童补注宋守遂注本「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庄亲王府重刻」，均同《宝林传》本大体相同。明智旭的《四十二章经解》、清道霈《四十二章经疏钞》，近代的江北刻经处本均依明了童补注宋守遂注本。上述近代诸本，虽间或有文字出入乃至章节开合的不同，有的未有经后「流通分」，有的增加各章四字标题，但从整体上讲，同《丽藏》本和真宗注本差距较大，自成一个系列的版本。我们以江北刻经处本作为这个系列的代表。

　　三个版本的相互比较

　　三个皈本的差异比较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文组织结构的不同。即<经序>和「初序分」、「流通分」的有无；其二，章节开合的差异；其三，文字多寡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由文字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不同。

　　下面我们就此三点逐一加以比较。

　　第一，经文组织结构的不同。

　　关于<经序>，即经文前汉明帚夜梦金人，遂遣使求法的一段文字，《丽藏》本有之，因之者有宋藏本、元藏本、宫保本等。而无此<经序>，有「初序分」、「流通分」者：宋真宗注本《怀素草书本》、房山石经本、明藏本、清乾隆年间印四体合璧本以及江北刻经处本。就我们做为比较的三个版本而言，有<经序>者为《丽藏》本，无<经序>而有「初序分」和「流通分」者为宋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

　　这种经文组织结构的不同，可以反映出译经风格的差异。通常而言，佛经翻译走上正轨之后，「初序分」和「流通分」常为佛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佛经翻译成熟的一个表现。

　　第二，章节开合的差异。

　　除了上面所言的经文组织结构的区别而外，三个版本的另外一个较大差异，即在于各章节之间的分别开合上。兹列举如下：（各章节以《丽藏》本为准。）

　　1宋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在首章之后均加上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一章（均为第二章）

　　2第六、七两章，宋真宗注本合为一章（为第七章）。

　　3第八章，江北刻经处本分作两章（第九、十章）。

　　4第九章，江北刻经处本分为两章（第十一、十二章），将「孝其二亲」独列为第十二章。

　　5第十七章，为江北刻经处本所无。

　　6第二十三、二十四章江北刻经处本合为一章（第二十六章）。

　　7第二十九、三十章江北刻经处本合为一章（第三十一章） 。

　　8第三十七、三十八两章江北刻经处本倒置（第三十八、三十七章）。

　　由上述可知，《丽藏》本和宋真宗注本章节开合差异下甚大，除去后者多出第二章，并将前者的六、七两章合为一章而外，其余章节均相吻合。但两者同江北刻经处差异较大，前所述列难以反映章节差异的全貌，请参看「经文和注释」。

　　第三，文字和思想内容的差异。

　　三个版本中，最大的差异当属文字及由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和内容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舍弃文字上的微小不同乃至表达同一思想而文字出入极大的地方，着重逐一考察思想倾向全然不同的经文。（比较以《丽藏》本为准。）

　　一、首章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在「辞亲出家」后均有「识心达本，解无为法」的字句。

　　二、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之第二章，《丽藏》本所无。特别是「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下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这几句话，同经首所言小乘四果，「断欲去爱」、「除垢」、「得道」这种修行证果思想似不符。

　　三、第九章，江北刻经处本最后作「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此显系后世禅门之言，并且同《阿含经》中相应经文全然不类。

　　四、第十章言天下五难，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均言「二十难」，惟文字和顺序稍有不同。所言「二十难」中有大乘思想烙印。

　　五、第十五章原作「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谛道，不忽须臾也。」在江北刻经处本作：「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差之毫厘，失之须臾。」不但前后意思相违，而且后者言语都是禅门习语，添改痕迹明显。

　　六、第十六章原作：「观天地，念非常；观山川，念非常；观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执心如此，得道疾矣。」江北刻经处本作：「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后者中「观灵觉，即菩提」，禅味较浓，且同全经修行道果的主调不大符合。

　　七、第三十六章末言：「既生菩萨家，以心信三尊，随佛世难。」与《阿含经》中相应的经文相符（参看译文和注释）。江北刻经处本作：「既得遇道，兴信心难；既兴信心，发菩提心难；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

　　八、在末四十二章中，真宗注本和江北刻经处本均添加如下一段文字：「视大千世界如一诃子，视阿耨池水如涂足油，视方便「门」如化（真宗注本作「筏」字）宝聚，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眼前华，视「求」禅定如须弥柱，视涅槃如昼夜寝，视倒正「者」如六龙舞，视平等「者」如一真地，视兴化「者」如四时木。」（「」内除「门」字为江北刻经处本有，真宗注本所无外，其余均为真宗注本有而江北刻经处本所无者。）

　　由此可知，《丽藏》本同真宗注本的区别在于文字的增多；而所增多的部分均同江北刻经处本相同。江北刻经处本同前两者的最大差异乃在于增加了许多大乘般若和禅宗的思想。

　　关于译者和译出年代

　　本经的译者和译出年代，均同汉明帝夜梦神人、遣使求法有关。这个传说最早见之于汉末的《牟子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序>，其余的记载均源出于此二本。由于此二者最早出现，故予以比较，其余关于明帝求法之传说在此不论。

　　近人对《理惑论》和<经序>的文字作了较多的比较研究后，均认为<经序>文字简略、事实较少，故认为《理惑论》中求法传说为晚出，且源自<经序>。然而，我认为前辈诸论均忽略了一个极为微小的细节：细读两段文字之起首，《理惑论》作「昔孝明皇帝……」，而<经序>作「昔汉孝明皇帝……」即<经序>中多了一个「汉」字。从这个微小的区别中，我们可以断定，《理惑论》实出于东汉未年，因述本朝之事，故称「孝明皇帝」；<经序>或为三国时代问世，故言「昔汉孝明皇帝」，此「序」得之于《理惑论》的启发也完全有可能。

　　<经序>的晚出并不说明经文的晚出。例如东汉安世高所译的小乘禅法诸经，其序文多为东晋著名高僧道安所作，中国佛经译典序文为译者后时代人所作也绝非少数。况在《理惑论》中三引《四十二章经》经文亦说明《四十二章经》在《理惑论》之前已问世。这里需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古代作者引典时随文体所需而将典故化解成自己的语言，并非一成不变地照套原文，故将《理惑论》所引《四十二章经》同现存本皆不符而认为先有另译本存在，是不了解古文体所作的武断判断。

　　实质上，不论是<经序>，抑或是《理惑论》，其格外引人注目和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在明帝时佛法始传中土，因为在汉哀帚时就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佛经的记载（事见《魏略．西戎传》），到明帝时楚王英即黄老，浮屠并祭，并为沙门、居士设盛馔供养，为此还受到明帝的赞赏（事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这说明在汉明帝时，佛教已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已有一批信奉佛法的人。退一步讲，即使明帝于佛法一无所知，做为「通人」的傅毅也已所闻，说明在朝廷内部对佛法也略有所知。

　　因此，<经序>和《理惑论》中关于永平求法的记载的最大价值在于「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于《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更深的意义在于佛法受到了中国王朝的重视和认可。

　　问题在于：永平求法是否为史实?此次求法是否携《四十二章经》回朝?鉴于年代的久远，正史亦无载（袁宏《后汉纪》晚出，抄袭<经序>和《理惑论》当为无疑），无法予以详细考证。但我们宁愿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理由如下：首先，中外信使相互往来实为正常现象，明帝时通西域的交通亦未完全断绝；其次，汉代历朝君王都有求道术的传统，而在明帝时做为道术出现的佛法已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王公贵族中造成了一定的声势；明帝遣使者至佛法盛行之地考察，亦在情理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理惑论》作于汉末，上距永平仅百余年，又属面对儒、道两家攻击，为佛法辩护之文，不可能不顾历史事实，捏造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而授人以柄。所以，求法传说中即便具体过程，求法人物与事实有出入，但求法之事不可断然予以否定。

　　至于此次求法是否携带回《四十二章经》梵文本，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西域佛教自传入时始，即基本保持印度佛教的原貌，出现这样一部「撮要引俗」的经文的可能性极小。

　　对于《四十二章经》的译出年代的合理解释是：本经译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至汉桓帝初年安世高大规模译经之前。理由如下：第一，《理惑论》和<经序>均言求得《四十二章经》，但均未言及译者和译出情况；第二，从楚王英奉佛等记载来看，并未提及佛经，说明当时的佛经或许仍停留在口传阶段；第三，未言译者和翻译情况，而其年代又相距不远，说明此经一则在当时流行甚广，且又早于桓帝时安世高译经，二则此经或为集中了佛教初传之后口传经典和异域僧徒传道诸说汇集整理而成：第四，仅管汉代历朝有追求神仟道术的传统，但在汉初「经学」兴盛的情况下，对于贯之以「经」仍必是慎而又慎的。所以在安世高大量译经之先，必定有一部在社会中得以认可的佛经流通，而以此证明《四十二章经》出于明、桓世之间，还是合乎逻辑的。

　　至于本经的译者，在《理惑论》和<经序>中尚未提起。至《出三藏记集》卷二始说张骞、秦景等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出此经还洛阳，似乎确定此经系竺摩腾译于月支。《历代三宝纪》引《宝唱录》，以为本经系竺法兰译。至《高僧传》卷一则载蔡愔等求法，于西域遇竺摩腾并竺法兰共归，中途法兰受弟子之请即作逗留，后至洛阳。《传》中先言竺摩腾译《四十二章经》于洛阳，后又言蔡愔等在西域获此经，法兰即为译之。似乎此经译人译地均有二。后人便依《高僧传》卷一题为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

　　由此可见，在汉末牟子作《理惑论》时，本经的译者即已属疑问，至后世，其说法中多有矛盾。我认为，《四十二章经》乃是安世高译经之前佛法在东土流行的一个总结，其翻译经历了口传、整理到定本的过程，乃是多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而成。其定本约在明帝至桓帝初年的近一个世纪间形成并流传。《理惑论》和<经序>为强调其出自君王并据之有本，遂借明帝求法和西域获梵本之说，而后世更造出译者，反而处处显得牵强矛盾。

　　前面已经提出：<经序>实为晚出，至早应在三国时代。那么最早的经文形式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大致上应是《丽藏》本中除去<经序>部分的纯粹四十二段经文。那么，「初序分」和「流通分」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历代三宝纪》云此经前后有二译：一、迦叶摩腾译于白马寺，二、吴支谦译。近代有学者认为现存《四十二章经》即为支译，而后汉古译本已佚，或为支译所替代已久。此论断不确，完全忽视了《丽藏》本和真宗注本（唐怀素手书本）中经文组织结构的不同。

　　《历代三宝纪》又云，支译较汉译「少异」，且「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这里，我们须注意的是，前后两译「少异」，即区别并不是很大，而支译优点在于「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我认为支译《四十二章经》可能性不大，一则《四十二章经》本无梵本可依，二则至支谦时，安世高所译小乘经典和支娄迦谶所译初期大乘经典已成规模，译经的选择、格式、语言等日趋成熟，没有必要重译这样一部「撮要引俗」的佛经，而更大的可能性是支谦鉴于本经做为中土第一部译经，而对经文做了修证，而最大的修证即在于用「初序分」替代了此时已随经文一起流行的<经序>，并在经末添加「流通分」，使其在经文组织结构上更加成熟化，并且在经文中加入大乘思想的字句。这或许就是《三宝纪》中所谓「文义允正，文辞可观」的含义所在。「初序分」和「流通分」与全经体例不合、用语不类，至为明显。而支译之后，或许仍有佛门弟子以<经序>为正宗，或有以支谦之修证为正统，遂出现两种经文《丽藏》本和宋真宗注本为代表》并行于世的现象。

　　《出三藏记集》云本经为《道安录》所不载，遂有学者以为此经为后世汉人所撰，以为晚出伪经。我以为《道安录》所以不载，可能原因有二：其一，道安为历史上著名严谨学者，《四十二章经》经本未现，故不录之；其二，道安亦或以为本经体例与通行佛经不类，故不录之。总之，本经做为中土第一译经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综上所述，本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译佛经，最初的翻译经历了收集口传经法、整理到翻译的过程，文字翻译的定稿约完成于汉明帝至汉桓帝初年（公元一世纪中后期至二世纪中前期），定稿人不详。后经三国吴支谦做修证，并掺入若干大乘思想。至于近代通行本，则经唐宋禅门人士增添纂改，历历可数，此不赘述（参看隆莲法师《四十二章经》一文）。

　　关于本经的性质

　　本经既非中土人士所纂，亦非正统的佛经翻译。若言中土人士所纂，即言此经为早期佛教徒在没有佛经翻译的情况下所创，以此做为有著作的中国佛教史的开端，此说甚谬。若言此经从梵本翻译，据当时西域诸地佛教流传情况，存在这样一部梵本佛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按《历代三宝纪》引《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亦难说明此从「外国经抄」译出。因为按我们的考证，本经的原貌是纯四十二段经文，与「外国经抄」体例全然不符。所以这部经只能是据当时外国僧侣讲经说法而加以整理，「撮要引俗」而成的结果。用现代语言来讲，乃是一部「编译」的佛经。正因为是「编译」，方体现出简洁的文字、独特的文体，更突显出小乘佛学的修行纲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重视。

　　《四十二章经》，日本《大正藏》列入「方等部」，江北刻经处同《八大人觉经》、《佛遗教经》合册称《佛遗教三经》，金陵刻经处依江北刻经处，在目录中将其列入「涅槃部」。而依其性质，实应列入「阿含部」，但又不同于诸阿含别译，因通常的《阿含》别译均为各《阿含》中某卷某品之异译，而此经则为散见于《阿含经》各卷品的集译，且译文较之原文远为简略。本经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译，集中体现了中国翻译的特色，将同《阿含》诸经相对应的冗长重复文字给予简洁、明快的表达，造就出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适应的文体，至今读来依然亲切感人。

　　本经的注释和译文以最接近于汉译原貌的《丽藏》本为底本，除经文中明显的错字、脱文、衍文而外，一般不加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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