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吉法师：太虚大师的建僧思想

如吉法师：太虚大师的建僧思想

　　太虚大师“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因此，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举办完整的僧教育，培养能住持现代佛教的僧伽人才，是大师改革佛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拟对大师有关这方面的设想和实践活动作简单介绍。

　　一、关于僧教育的构想与实践

　　清朝末年，政府在政治、军事上节节失利，有眼光的旧官僚认同了西方文明，纷纷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教育等，掀起“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办新式学校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兴办学校又以张之洞的“庙产兴学”政策得到推广，各地教育会提拨寺产充教育经费，侵占僧房作学舍。各寺庙以自办僧教育来抵制这项侵夺寺产的政策，借办僧学以保护寺产。这种办学，并没有培养佛教人才或振兴佛教的眼光，因此，所办的学校多属于普通学校的性质，讲授佛学只是点缀，而未加以重视。如大师说：“比年来，吾国僧界提倡教育者，虽有其人，但彼宗旨仅在保护寺产，抵拒侵占，虚张门面而已。”(《论教育》)这种虚张门面的办学，当然产生不了培养僧才的功效。于是大师鉴于教内外的形势，提出了完整的僧教育设想，并付诸实施。

　　(一)理想的僧教育目标

　　1932年，大师在对闽南佛学院师生讲《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时，提出了他理想的僧教育目标。如他说：“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泊，要能做担水、扛柴、洒扫、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宏法的工作。”不然的话，“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事务都忘记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堕落了佛教。象这样的教育，还不如没有好！”可见，大师办僧教育的目标很高：要求培养出全能型的住持佛教的僧宝，希望他们不仅能执教鞭、持笔杆，还要能处理日常事务，更具备高尚的僧格。因为僧格的养成，比学会讲经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二)早期的僧教育构想

　　1915年，大师在普陀山闭关期间，权衡时局，依据教理、教史及律制的适应问题，写成体系完整的《整理僧伽制度论》。

　　该论大体依于中国大乘平等的精神，主张在发展上，八宗普遍弘扬，各宗分别发展，设立各宗派的专宗寺院：即各宗有各宗的宗寺、行政院、持教院，而以“佛法僧园”为联系全国八大宗的总机关(相当于后来的中国佛教协会)，但其范围仅限于中国内地的佛教。在研究上，则主张“分宗专学”，先从一宗深入研究，再普遍融摄其余各宗。

　　1917年，大师往日本游历，对日本佛教曾作过一番考察，觉得《整理僧伽制度论》中的构想，与日本佛教有很多相吻合的地方，并且“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

　　1921年，大师接管杭州净慈寺，即想以此作为着手试办僧教育的根据地，但由于各种障碍，终归失败而放弃。

　　1922年，大师创建武昌佛学院，又开始其僧教育的步骤：佛学院的课程，参考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方面，采取丛林制度，僧俗兼收。第一届预计训练一批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众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进行改善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众则依《人乘正法论》(太虚大师著)，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普及社会的佛化运动。实际上，武昌佛学院的创办，也是为了普及佛学，并改进当时各佛教“大学”及各地“法师养成所”等办学方针的错谬。

　　1923年秋，大师提出“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将佛学院学程作严密系统的规划，总计分二十四年的阶次学程，共五大部门：一、小学部六年；二、中学部六年；三、学戒部二年；四、大学部六年(分通常大学四年，专宗大学二年)；五、研究部四年。并且拟在武昌佛学院的第二届，开始进行其理想的僧律仪院，完全招收出家众，授以二年基础的僧律仪训练(即佛学院学戒部的二年)，为建立僧制僧格的基础。但是，方案提出后，因为学程过长，遭到武昌佛学院院董的多数反对，所以仍依照前期的办法办理。这是大师初期的僧教育计划，继净慈寺失败之后，再次遭到的挫折。

　　(三)僧教育学程的调整

　　1925年10月，大师发表了《议佛教办学法》，提出兴办中华佛教大学，作为过渡中的僧伽大学的办法。其办法是将佛教办学，分为二种性质：其一是，为摄化世间，由佛教缁素所办的学校。其宗旨是培植在家弟子，使受一般的通常教育，具足国民常识，并以佛教教育涵煦其德育，成为正信的佛教徒。其二是，为造就住持佛教之僧伽人才所办的学校。此中又分：

　　一、佛教僧伽过渡大学。这是为了整顿僧制的预备学校，以筹备僧教育的办学人才，因此其特色是：①不办中小学，专办大学；②不分专宗，八宗普遍涉猎；③学程是预科二年，本科三年，共五年。并专收出家僧众，施以严格的戒律，使具足僧相僧行，为将来住持佛教之僧宝。从内容上看，这是大师继续其在武昌佛学院未实践的僧律仪院的理想。

　　二、佛教僧伽整理后的丛林办法。这是经过过渡大学之后，完全依照《整理僧伽制度论》的计划办理，特别注重一宗宗风和戒律行持，及对各宗各系作专精的深入研究。其学程是：普通中学毕业者—→律宗丛林二年—→专宗丛林五年—→各宗丛林五年。如此经过长达至少十二年的学程之后，即可自利而宏法利人。

　　可见，大师整体的僧教育，包括了习戒律、学教和修证三个阶段，既要纠正在“庙产兴学”下寺庙教育的偏弊，又要使受教育者具有丰富的学识，并养成高尚的僧格，以适应住持现代佛教的需要。

　　二、整理僧制，建立健全的僧伽制度

　　释迦佛住世应化，以六和(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的精神统领僧团，以律仪轨范僧制，由此代代相承，佛种不绝。佛教传入中国，深受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进一步强化，僧寺中的“家族制”也更加坚固，尤其到了清末，滥剃度和滥传戒使得僧人素质低下，无戒、无信、无行者比比皆是，必须修学的戒定慧的内容成了一句空话。僧团既无僧人资格的审定，又无起码的学程的设置，整个僧制出现一片混乱，濒临自毁自危的边缘。因此，大师提出了革新僧制的构想。

　　(一)剃派、法派制的革除

　　法派、剃派的传承制起于明、清之际，受到中国宗法社会家族观念的影响甚大。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子继承家长的地位，保持祖业，继续祖、父的家规和遗风；在法派、剃派的寺庙中，上首传法弟子或剃度弟子继承寺主地位，寺院独尊各自祖师的遗风，保持祖规，自成一家，俨然一个个变相的家族。

　　子孙式的传承，霸占传统大丛林的寺产，使得佛教十方常住的财产，成为少数寺院住持私有，将佛教公产视如家族遗产，由师父传给徒子徒孙，或者变卖寺产，勾结权贵。如此一来，不但佛教的公产无法用之于佛教的教育、文化等弘法事业，而且瘫痪了历代丛林的僧教育系统，影响到佛教整体人才的培养，破坏丛林选贤传贤的传统制度。大师曾说：“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建设中国现代佛教谈》)因此，中国佛教要振兴，寺庙法派、剃派的传承制必须革除，而恢复选贤传贤制度。

　　若能建立丛林的十方选贤制度，寺庙的财产则可合理管理使用。关于僧寺财产的管理使用，大师的态度是：“僧寺财产为全国僧团所有，选任住持等管理之，国内外僧众，皆得依规律来享用。”(《恭告全国僧界文》)大师希望将全国佛教的寺产，总归为一个“国库”式的共同经营管理，全国的僧众都是财产的所有者，并且都可以把它看成“公有财”而加以利用。例如，青年僧可用之于游方参学、教育及弘法办事等；老年僧可用之于修持深造；或运用为全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这样的话，三宝的资产，则不是属于任何寺院住持者的私人财产。但这种观念，并不为一般寺院的既得利益者所接纳，他们极力反对，甚至将大师视为仇敌。因此，一提起改革佛教，革新僧制，则“人人怕他、恨他、妒他”，乃至把他当成魔的使者，是到佛教中来破坏佛法的，或者视他为提婆达多的再现！

　　(二)僧制的调整

　　由于时代潮流和社会环境的变动，再加上大师视野开阔，从中国本土的传统佛学，而逐渐朝向印度源流，乃至世界范围的佛学系统，所以大师以《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对僧制的构想为基础，对僧制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其内容有：

　　1.1927年，大师另作《僧制今论》，以修正、补充《整理僧伽制度论》的有关内容，例如：①将僧数由原来的80万人，减少至20万人；②将佛化的对象分为僧众和信众，佛化的重心，渐由僧众移至信众；③拟以“原有僧寺为根据，以多数僧尼充作劳僧作农作工，以少数优秀分子研究经论。”

　　2.1930年，大师再作《建僧大纲》，将僧数由前定的20万人，再减为四万人，对于前《僧制今论》中所拟由劳僧作农作工的办法作了修正。如说：“严格的讲，这种作农作工者，实不能谓之为僧，因既作工作农，就不能养成如上所讲的僧格，而行僧之职务，实不能称之为僧。”

　　在《建僧大纲》中，将僧制改为学僧、职僧及德僧三种，分述如下：

　　(1)学僧制：教育学程是，由十八岁高中毕业的入学资格，经律仪院二年研习戒律，二十岁受比丘戒，再入普通教理院四年(程度等于大学)，高等教理院三年(如大学之研究院)，最后再作三年的参学。如此以十二年的修学时间，完备闻思修三慧及戒定慧三学，取得大士学位，然后依次进入职僧或德僧。

　　(2)职僧制：亦称菩萨僧制，即修菩萨行的僧众，如在佛教有关事业单位或寺庙各岗位任职者。

　　(3)德僧制：也名长老僧制，即经过前二僧制的年长僧众，可进一步选择适宜的山林茅蓬等，就自己选定的行门，一门深入地专修，并可作参学丛林的指导师，成为四众归仰的对象。

　　(4)其它。无戒、无行、无信者，勒令淘汰或还俗，由教团提出部分寺产，办理农场、医院等各种实业，以安置年老或还俗者，并且组织他们仍为正信的在家佛教团体。

　　此外，为挽救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的鄙陋现象，大师在佛教改革方面，特别注重加强律仪和经教的训练。例如，在律仪方面，他强调：①最初二年的律仪训练，是僧教育的关键，完成此二年的受戒、持戒阶段，才可看成是僧格已经确立。②为提高僧伽品质，限制必须年满十八岁、有高中毕业程度及正信出家者，才可以剃度；并且非入律仪院修学二年，不得给予比丘戒牒。(《佛教应办之教育与僧教育》)

　　(三)整顿僧制的具体方案

　　1931年，大师提出整顿僧制的四个具体方案：

　　第一、僧寺制度整顿：一方面，要整肃僧众，如限制剃度、受戒、应赴经忏，以提高职事住持的品质，渐渐淘汰低能分子；另一方面，停止另建新寺庵，尽量修复旧有的寺宇或办理社会公益事业。

　　第二、僧寺的整顿，首先要：①调查登记各县寺庵产业；②调查僧尼种类数量；③汇集各省各县之登记，进而为全国精密之统计。

　　第三、选用僧才：各级佛教会应选用僧中有实力或有才智的人，办理一切教务。

　　第四、广兴僧学：应积极兴办僧伽教育，提高僧格，外应国家社会之需要，内充佛教僧团之德能。

　　为了正本清源，大师还特别强调应该先进行：①禁止私人剃度，实行僧团公度。②僧人入律仪院修学二年的戒律基础。③化家族式的僧寺，成为公产的僧团。

　　(四)僧格的养成

　　大师对于一般能够“淡泊清高而勤持戒，或精修禅定及深研慧学的有德僧”，表示“尊敬表扬”及“拥护”。可见，对于僧格的养成，大师是极端重视的。

　　对于僧格的养成，大师认为要经过如下的学程：①未出家前，先具备中学毕业以上的程度，及大体了解佛教，由三归、五戒具足正信而发心出家。②出家后，于律寺中受持沙弥律仪一年，及受持比丘律仪一年，令尽离俗染，才给予受戒证书。③入佛教一宗之专宗大学修学五年，及于各国各宗游学五年。④入山结茅或闭关三年至十年，戒定加行以期亲证。⑤解行相应，已有内心证验，然后入世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以尽菩萨僧职。

　　1930年，大师为革新僧制而作《建僧大纲》，提出了僧格的产生及养成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以对三宝的信心产生僧格。二、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也就是僧格的成就，首先须舍俗，即将一切世间俗乐舍离，称之为施；又能将一切俗乐之习洗净，即称之为戒。由此施、戒，才可以发生僧格；并须精进习戒定慧三学，可以坚固信心，增长僧格，养成僧格。

　　1927年，大师发表《告徒众书》，为建立僧格，对僧作了四点要求：(1)住世持教的佛教团体，应依七众律仪而建立。(2)崇敬出家住持佛教的僧众，但最低限度，须明佛法大义，信心充足，能持比丘四根本戒者，才算具备资格。(3)不知佛法，也无信心，且不持戒者，应驱出于僧众之外，不承认其为出家僧众。(4)由具僧相、僧德之僧众，建设佛教清净幢相之新僧宝，师表人天。

　　此外，在建僧当中，大师还主张严格的淘汰制度，即如果不能遵守律仪，或不具足僧格者，则允许其“舍僧还俗”。

　　总之，大师革新佛教，在“质的提高及量的限制”的建僧原则的指导下，欲革除僧团中长期遗留下来的流弊和陋习，以健全的僧制来建设一个清净和合的僧团，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承担如来家业。

　　综上所述，太虚大师想以办僧教育和改良僧制来建立一支素质良好的僧众队伍，希望它能在新的形势下续佛慧命，发扬光大如来圣教。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洪金莲著《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1995年台湾东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