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群法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阅读)
正文:
编者按:2002年11月5日,济群法师应邀为南大历史系几十位博士及硕士生作了题为《认识佛教》的讲座。这是法师第二次在南大举办讲座,首次是在哲学系开讲的《人心与人性》。本文根据讲座录音记录。
对多数没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触过佛教的人来说,佛教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事实上,佛教和国人的关系不仅非常密切,且源远流长。2000年,佛教界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和传统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早期多认为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后,学术界经过进一步考证,提出传入时间应为西汉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认的。
一、佛教与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印度,从早期的《奥义书》到六派哲学、佛教思想,充分体现出宗教与哲学一体化的特点。《奥义书》既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评价是:我得到此书,生前可以安慰,死后可以安息。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哲学义理。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分别根据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构了不同的修学体系。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也可将华严、唯识、天台、三论等宗派称为华严哲学、唯识哲学、天台哲学、中观哲学。
近代以来,尤以唯识哲学在学界的影响为最。民国年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专门研究法相唯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许多著名学者皆曾于其门下受教。当时,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介绍,开高校讲授佛学风气之先。其后,熊十力也曾到北大开讲唯识。从正宗的唯识思想来讲,熊十力属于离经叛道之列。因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学的老路,成为现代新儒学宗师。他所撰写的《新唯识论》,则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对唯识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此书甫经问世,便引起支那内学院乃至整个佛教界的批驳,出现了一系列破《新唯识论》的文章。
唯识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对精神现象及潜意识分析尤为深入。它着重探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其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规定的。唯识思想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现在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唯识学从世界观、本体论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多根据因明而建立。而因明的结构较之西方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因而,唯识学的整个建构非常严谨。
二、佛教与文学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舍利弗进屋后转念:众人前来探病,却连坐处也没有,当于何坐?此念方起,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文殊菩萨答言: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有须弥相佛国,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庄严美妙堪称一绝。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佛经中的叙述,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即便如此,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历史真实。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三、佛教与艺术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如果没有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没有巍峨梵宇中的诸佛菩萨,雕塑艺术宝库将减少一半以上的珍藏,中国雕塑史也决不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丰厚、那么有份量。
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尤其是那些经典之作,如嵩山嵩岳寺塔、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三塔、苏州云岩寺塔等等,虽然风格造型各异,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既因自然景观而名,亦因人文景观而胜,而佛教名胜正是人文景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与西画截然不同。西画重视写实,而国画重视写意,逸笔草草,直抒胸臆。“意”就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作品的品位有多高,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和宗教素养,作品如何能有空灵深邃的境界呢?正所谓“功夫在画外”。相应的,如果我们不具备佛学修养,也很难追随创作者的创作心路,进入那种意境之中。现代人的心如此浮躁,若不了解作品之后的背景,如何穿越百千年的时空,领略那番禅意、体会那份超然呢?
四、佛教与民俗、道德
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极盛之时,普及至“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于是乎,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
其中,尤以腊八节和盂兰盆会的影响为最。国人有很强的孝道观念,但这种孝是建立于伦理纲常之上,而佛教所提倡的孝亲则着重于报恩,可以说是更究竟的尽孝方式。
此外,国人的很多道德观念也深受佛教影响,如因果报应的观念等等。维系社会安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法律,一是通过道德。在世界各民族中,宗教都是道德建立的基石,以此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在阿拉伯国家,依伊斯兰教建立其道德基础;欧美国家,依基督教建立其道德基础;亚洲国家,则依儒教、佛教建立其道德基础。
基本的道德信条其实很简单,如佛教的五戒,基督教的八戒,是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社会虽然在不断发展,人性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人类对外部世界展开了种种探索,并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但对自身的生命依然无知。古人存在的问题,今天也一样存在。人性中的贪、嗔、痴烦恼,和两千多年前佛陀时代的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人性的弱点在今天更为张扬。从整体来看,现代人的欲望或许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更大,也更贪婪。古人崇尚的是哲学,是精神追求。而现代人崇尚的是金钱,是物质享乐。我们知道,哲学代表了智慧,而经济只能代表物质的繁荣。此外,整个社会对演艺明星、快餐文化的崇尚,又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他们沉迷的是声色犬马,这正是古圣先贤呵斥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思想的倒退而非进步。
宗教的戒律,是针对人性弱点而建立的。古今中外的犯罪现象,无非是杀盗淫妄,不同的只是犯罪手段有所改变。以刀砍人和以武器伤人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只是后者杀伤力更大,但不能说明人性有什么变化。而佛教提倡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现象产生的根源。
或许有人会觉得,建立几条规范很简单,任何一个人或单位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那么,宗教戒律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呢?就在于它有强大的后盾。我们知道,建立规范很容易,但使大家共同遵守这一规范就不容易了。只有当规范成为法律时,才会具有一定威力。但法律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总会有漏洞可钻。即使法律能发现并制裁所有的犯罪现象,但法律发生作用时,对社会已经构成破坏。更何况,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执法者是否公正等诸多因素。而宗教戒律是根植于信仰之上,根植于对神的敬畏,对因果规律的敬畏。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果规律也是遍一切处的。有了这样的认知,持戒就是自觉行为,绝不会存有侥幸心理。而宗教信条就象一个无形的警察,随时都在我们心中站岗,监督着我们的起心动念,监督着我们的言行举止。
佛教的因果观为三世论,即生命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现有的人生是过去生命的延续,而死亡也只是这一期色身的衰败,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唯物论者则是一世论,生命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种“人死如灯灭”的观点,很容易使人无所畏惧。既然生命只是那么短短几十年,流芳千古与遗臭万年又有什么区别?当然,对社会来说意义是不同的,流芳千古的是造福人类者,遗臭万年的是危害他人者。但这种不同对个体生命却没有意义,所以断灭论会使人们变得非常功利,并导致享乐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泛滥。假如没有神祗或因果观念的约束,只要权利大到可以不受法律制裁,或狂妄地蔑视法律,必然会为所欲为。
所以说,宗教信仰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力量。在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我们更需要寻找一种可行的全球道德规范。有些传统宗教排他性较强,或与现实人生距离较大。而佛教,则是立足于现实人生并具有包容性的宗教。更使人容易接受的是,佛教认为自利与利他是统一的。凡夫难免有我执,因而做每件事都会有利益的考量。如果象儒家那样将利与义对立起来,很难使人坚守这一道德信条。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佛教所提倡的菩萨道精神。但如果意识不到“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所在,这种服务能持之以恒吗?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相比之下,佛教道德的可行性更强,因为它是结合利益对道德行为进行界定。衡量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就要看它是否对自他双方都真正有益。同时,它不仅能使我们获得眼前利益,更能使我们获得长远利益。在很多人的感觉中,利益他人似乎必须以损失个人利益为前提。而佛教却认为,凡是有利于别人的行为,必然有利于自己。当然,可能需要暂时付出一些,但这一善行会给未来生命带来百千倍的回报。就象播下的一粒种子,会结出累累硕果。结果可能在今生,也可能在来生或更久,因缘成熟时一定会得到回报,正所谓功不唐捐。
或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万一善有善报只是空洞的安慰,是永不兑现的许诺呢?对于凡夫来说,总是希望马上见到结果才肯确信。其实,结果并非都需要等那么久。善行能使我们内心善的种子得到滋养,所以在付出的当下,就会使我们的心灵得益。这正是佛教对于因果报应的更重要的诠释。其实,我们在行善时不必关注外在的报应,那只是行善的副产品。真正的利益,在于我们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生命素质的提升,而这一结果与行善是同步的,是当下就能感受到的。我们做什么,心灵就会有什么改变;做多少,就改变多少。
五、人生的幸福
生命是习惯的积累。每个人来到世界时,生命起点都不相同,性格品行也大相径庭。俗话说,“三岁看一生”。在一个没有生活历练的孩子身上就存在种种不同表现,或慈悲、或残忍,或愚笨、或聪明,或贪婪、或淡泊,等等,不一而足。原因何在?正因为今生是过去生命的延续,还带着以往的种种习性。以贪为例,贪一次并不可怕,如果继续不断地贪,每贪一次,生命中贪的力量就会得到张扬,贪的种子就会得到滋养,久而久之,贪就会成为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使其成为地道的贪性人。反过来说,一个有爱心的人,看到世间苦难就产生悲心,如此不断长养生命中慈悲的种子,当慈悲发展为人性中最强大的力量时,就会将我们带入不断增上的良性循环之中。
人性包括各种不同的因素。佛法认为,众生与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与佛陀也是平等的。为什么现实中的我们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差异呢?而和佛陀相比,更有着难以逾越的天壤之别呢?正是因为每个人在生命延续过程中,张扬了不同的方面。当一种力量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时,其它力量便会相应萎缩。在我们的生命中,善恶双方一直在不断争斗,不断发展自身势力。而我们自己就是提供给养的人,我们究竟希望哪一方获胜呢?
幸福的根本是什么?就在于良好的心态。因为外在的一切都会变化,家庭会解体,财富会失去。尤其是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影响命运发展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包括有形的、无形的,直接的、间接的。
过去,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小山村或小城市中,信息非常闭塞,甚至邻村发生些什么事都不知道。而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场“9·11”事件,却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巨大影响。因为世界已是联系非常紧密的整体,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出现什么意外干扰自己的生活。可能走在路上突然被车撞倒了,可能不慎感染了致命疾病,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之后,潜在的意外也越来越多。
我觉得,未来能否获得幸福,关键取决于心理素质。面对世间的风云变化,始终保持坦然淡定、宠辱不惊的心态。如果具备这一点,走到哪里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中,不少人因为这一挫折精神失常乃至自寻短见,但也有不少人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变故中,人们所受到的伤害完全不同呢?就在于能否正确看待财富,在于对财富的执著程度。环境对人构成的伤害,与我们在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在乎,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执著。对感情特别执著的人,失恋就是伤害他的利刃。对事业特别执著的人,事业失败就是摧毁他的灭顶之灾。如果把这些得失看得很淡,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构成很大的伤害。
其实,幸福生活可以很简单,未必一定要多么富有。不少人富有得没时间享受,那种富有只是给别人看的。是不是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就能得到幸福?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幸福,而他自已却觉得痛苦,那么他是幸福还是痛苦?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富有,而他自己还感觉很贫穷,那么他是富有还是贫穷?人们常常将物质作为幸福的保障,实际上,幸福只是个人的感觉,因为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心态中。有些人生活清贫,却怡然自得;有些人虽锦衣玉食,却烦恼重重。十万就能幸福吗?一百万就能幸福吗?我们也不能为此划定一个标准。可见,幸福无法具体地量化。
幸福的生活是健康的。如果为了赚钱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这种生活健康吗?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虽然不发达,但人们都很快乐,劳动时也在引吭高歌。相比之下,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懂得享受生活。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基本是一种全盘的西化,结果使世界变得千篇一律。每一个现代化城市,都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和各种噪音,人为地将人与大自然隔绝开来。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环境里,人很容易变得急功近利。
六、“空”的智慧
佛教所说的“空”,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常人所理解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其实并非如此。“空”,是对存在的一种智慧诠释。《心经》是佛教最短的一部经典,只有二百六十多字,但内涵极为深厚。其中,被人引用最多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公式。“色”代表了物质的存在,我们不能离开存在的现象来认识空,存在的当下就是空。我们对“空”的理解,要和因果的理论结合起来。
佛教对人生的解释,可归纳为“因缘因果”四个字。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存在和败坏,都是因缘决定的,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法”代表存在的一切,它们都是因缘决定的。因缘也就是条件,其中,因是主要条件,缘是次要条件。除了这些条件的和合,我们找不到真实不变的存在。比如眼前这张桌子。“桌子”是个假名,是为交流需要而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除了这个假名,桌子本身只是一堆材料的组合,是木板、铁钉、油漆、人工等众多条件和合之后形成。离开这些条件,哪有什么桌子?可见,桌子不过是因缘的假象。其中的每一种条件,又由众多条件构成,比如木头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等等。
佛教所说的“空”,是“缘起性空”。否定有独存、不变的事物存在,一切都是条件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桌子没有自己,我们也没有自己。依此类推,世上万事万物莫不是因缘和合的假相,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假有”。所谓“假”,是要我们远离有和空的两边:桌子虽非固定不变的有,但假相宛然。如果认为完全没有,那是断灭见;如果认为固定不变,又落入常见。而佛教对世界的认识,是中道的认识,是远离断、常二边的真实认识。
佛陀在《金刚经》中告诉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公式:“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同样的道理,所谓桌子,即非桌子,是名桌子。桌子只是因缘的假象,并无固定不变的实质,后由我们为其安立桌子的名称,如此而已。所以说,任何事物的存在既是有,也是空。空的是我们赋于它的诸多内涵:这个桌子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有价值没价值。这些所谓的评判都是我们赋予它的,在不同的人看来,价值会有很大区别。至于是否好看或喜欢,则和人的好恶和情绪有关,我们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对象中,然后执著它。佛教所说的“空”,正是帮助我们透视事物的真相,透视因缘的假象。
从佛法修行上说,“空”主要是破除“我执”。人最大的特点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佛教认为,一切烦恼和罪恶皆根源于对自我的执著。如果一个人总想着个人得失,必定活得特别痛苦。我们可以这样去观察,如果一个人处处为大家着想,很少考虑自己,一定过得很开心、很安然。
世界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那么,人究竟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和宇宙呢?佛法认为,我们的心也是无限的,若是能开发出心性中无限的层面,自然可以认识无限。但强烈的“我执”,却使我们的心从无限变成有限,甚至是极为有限的一点点。从唯识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都是活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有些人的世界很狭窄,有些人的世界很开阔。这个世界有多大,就取决于我们自己。有些人一心扑在某人身上,那个人就是他的世界;有些人一心扑在家庭上,那个家就是他的世界;有些人一心扑在事业上,那个事业就是他的世界。
佛教关于“空”的认识,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打破“我执”,使有限回归无限。因为“我执”,使人世充满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一旦打破“我执”,生命就会回归到原初的自然状态,成为一个自在的人。
佛陀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成佛,就是开发生命中所具有的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功德。我们的心本和太虚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但现在,却局限于由我执构建的非常狭隘的境界中。学佛修行,就是要粉碎“我执”建立起来的城堡,将生命宝藏开发出来。整个佛法的修行,就是破除“我执”的过程。禅宗中所说的开悟,正是打开生命宝藏的钥匙。
七、结说
在座的同学们会有许多知识,如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哲学知识等等。但所有知识中最根本的,是做人的知识,认识自我的知识。知识有如大海,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缺乏其中的某一种,对我们的生活并不会构成太大影响。但我们不能不做人,不能缺乏做人的知识。因为做人不可以请假,也不可以退休。认识生命,才是人生幸福的根本。懂得如何做人,才是任何人必不可少的知识。西方哲学将“认识你自己”作为最高境界,如果不了解自己,只懂得向外追求,只懂得赚钱、做学问,根本不可能获得幸福。
现代教育重视实际技能和知识掌握,却对做人的知识重视不够。结果使很多人面对人生困惑时手足无措,乃至病急乱投医。******的信徒中,博士、硕士比比皆是。所以,得到一个高学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认识了人生。如果不懂得如何做人,要把今生几十年过好也不容易,何况生命还有无尽的未来。
现代人太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念。尤其是学文科的同学,更应该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佛教。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念,才会有良好的心态,才可能有美好的明天。
2004年10月修订版
同学:我想向法师提三个问题。一是你刚才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我们知道他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都有研究。关于印度文化的理解我不太懂,但他关于中国、西洋文化的很多说法,虽然观点很新,但我觉得是在胡扯。我想请教法师,梁先生对于佛学讲得怎样?第二个问题是,印度已经没有佛教了,而是信仰印度教,我想知道佛教与印度教的关系及佛教灭绝的原因。第三个问题是,你刚才谈到宗教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作用,但和法律相比,却是一种软机制,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们怎样解释另一种现象,即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及宗教内部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事件。
济群法师:梁先生虽然早年在北大讲过印度哲学,但他对佛学的研究并不深入。后来又回归到儒学,他的思想是徘徊于佛儒之间。
关于第二个问题,印度的传统宗教是婆罗门教,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图人,雅利安人侵入后建立了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属于有神教,所以佛教在印度的兴起,我感觉象西方人文思想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突破。在当时,佛教被称为反传统的沙门集团,它对婆罗门教的挑战,类似于人文思想对基督教的反抗。佛教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仪式、种姓制度等进行了全面否定。到了十二世纪时,佛教才逐渐在印度消失。原因有几点:一方面是佛教的人才越来越少,而印度教则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印度非常重视辩论,各宗教之间也常以论辩一比高下,失败者就必须改宗。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伊斯兰教的入侵。
佛教在印度消失,是印度的极大不幸。在佛教盛行的阿育王时期,整个印度社会安定、生活富足。而佛教退出印度舞台之后,回教、印度教、锡克教之间经常出现争斗和冲突,酿成流血事件。一神教通常有很强的排他性,甚至为捍卫宗教进行圣战。而在佛教历史上,从不曾以佛教的名义发动战争,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宗教,也是一种更重视和平的宗教。
宗教之间所以会产生冲突,主要是因为宗教的局限性。这些宗教所崇拜的神,原来都是部落的神。在我们的理解中,神灵都是想象出来的,其实也不尽然,多数还是通过宗教体验得来的。部落神的境界并不高,神与神之间也会发生争斗,而他们的崇拜者之间便展开了更激烈的对抗。
当然,健康的传统宗教都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即做人的基本准则。这些准则对维护本教安定、社会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同学:我谈三个问题。第一,刚才你谈到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对宗教不了解。但他在《回忆录》中说,是因为公务繁忙才没有完成。如果把他关在山上,让士兵守卫,那么在两三年后就完稿了。第二,刚才你谈到我们要寻找一种健康的生活,即简单的生活。在二十、三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很简单,但那时人的寿命也就三十多岁。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已达到七十岁左右,有了较大进步。而西方人的生活,也是通过激烈竞争才得来的。如果他们不是从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想住上好地方是不可能的。第三,我在某乡镇向一百多人了解过与宗教有关的事,并和其中道行最高的一个接触较久。我看他一般的经文都能读,便问他能否读懂《金刚经》。他说,读不懂也不能用。经文是不是作为工具使用的呢?而平时所说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否说明了佛教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
法师:关于胡适没有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原因,你的说法和我的说法并不矛盾。他为什么要搬到寺庙闭关呢?不就是因为不懂佛学吗?如果他已经有深入了解,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
关于简单的生活。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有个渔夫在船上晒太阳,路过的游客就问他:“这么好的天气,你怎么不去打鱼呀?” 渔夫反问:“为什么呢?”游客说:“如果你去打鱼,就可以打到很多鱼。” 渔夫问:“打了鱼又能怎样?”游客说:“你打了鱼,就可以建一个鱼场。” 渔夫问:“建了鱼场又如何呢?”游客说:“你可以招很多工人,然后赚很多钱。” 渔夫又问:“我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呢?”游客答:“那样你就可以很轻松地晒着太阳。” 渔夫回答说:“我现在就很轻松地晒着太阳呵!”
至于第三个问题,“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很确实多,为什么他们想到抱佛脚,而不是抱别的脚呢?正说明佛教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影响,他们就会去抱别的脚了。佛教如此高深,所以信徒对佛教的了解程度也因人而宜,只有部分人才有能力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多数人只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到佛教,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佛教对他们的影响。遇到困难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最重要、最有能力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佛教的重要性。
同学:听了法师的演讲之后,对佛教有了新认识。但我的困惑是,您刚才提到佛教的一些精神,比如做人要简单等等。为什么在非佛教人士看来,佛学那么深奥?您觉得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对这种简单理论的理解?
法师:佛学并不简单,比起任何哲学和宗教都更丰富。但在做人方面,佛教为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基本的做人准则。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无法了解佛教呢?我想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们从教科书所得来的佛教知识,是经唯物主义理论处理过的,对宗教持否定态度。怎么能从中了解真正的佛教呢?我们对佛教的认识,还来自或寺院烧香拜佛的场面,和影视作品演绎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由此得来的认识,不仅似是而非,而且不少是错误的。
佛教是佛陀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食粮。我们不去学习它,不会给佛教带来什么损失,但损失的是我们自己。比方说,如果你不用手提电话,电讯公司或许会有一点点损失,但损失最大的还是你。佛法是一种人生智慧,拒绝它就是拒绝了解自己、了解人生,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同学:我在做建国以后秘密社会的论文,比较关注邪教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资源和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反邪教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以无神论和科学技术来反对它。实际上,他们在斗争平台上找不到对手,因为他们是争夺宗教资源而不是追求科学技术,所以懂科学技术的人也有相信邪教的。我曾听一些宗教界人士说过,佛教是比较和平的,且经过长期积累,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些宗教人士或学者认为,大力发展中国宗教,可以保护我国的宗教资源,不被邪恶的宗教势力夺取。
法师: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过去政府对宗教认识不足,导致整个社会与宗教对立。科学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两者不可互相替代。科学有科学的领域,宗教也有宗教的领域。科学是改造物质世界的,宗教是解决心灵问题的。科学能解决的问题,宗教无法解决;宗教能解决的问题,科学也无法解决。******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打着气功的旗号,同时又赋予宗教的内涵,当然这个内涵是错误的。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练气功是科学的,而信宗教却是迷信的。所以,信教是难以启齿的,练放气功反而是光明正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练气功填补了他们对宗教信仰的需求。他们不懂得,气功只是宗教里的一小部分。
这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人究竟有没有信仰的需要?从整个社会来看,很多人没有信仰也照样能生存,所以宗教似乎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十分普遍。但在中国,人们常会用诧异的眼光看待佛教徒,尤其是知识分子,觉得文化人怎么也信这些老太婆才信的东西。这是出于对宗教的严重偏见。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人心更是浮躁。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会通过拼命赚钱、享乐,甚至对社会进行破坏来发泄烦恼。如果以宗教对他们进行疏导,使他们保持平和的心态,对社会安定将起到很好的作用。我觉得,之所以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是因为对宗教有太多偏见,使信仰需求被压抑。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有不同层面的需求,并通过不同的领域解决。如果只关心生存需求,那么宗教对他来说的确并不重要。如果还有更高的精神需求,那么信仰宗教就不是可有可无的。
安全感就是精神需求之一,有信仰的人会更有安全感。或者因为心中有主而找到了归宿,或者通过学佛修行找到了人生的立足点。如果说常人都象漂浮于宇宙的尘埃,那么拥有信仰就能使我们的脚跟着地。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种感觉,地球就象太空中的一艘飞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来没有来处,去没有去处。我们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有了信仰之后,精神就有了一个着落点,所以宗教能给人以安全感。
人对死亡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探求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关注到这些层面,势必会归于宗教。历史上风光一时的人物,都已烟消云散,这便使人对人生的终极目标产生疑惑。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往往会在对生死的探究中迷失方向。不少哲学家和文学家便因此对人生产生虚无感,并因为这种无法排遣的虚无感而选择了自杀。从佛法来说,生命是一种无限的延续,死亡只是一期生命的终结,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畏惧死亡。
同学:我对宗教接触比较少,提一个门外汉的问题。宗教给我的感觉很神圣,但我看到许多僧人有世俗化的倾向。特别在乡村中,有和尚吃肉、帮人做法事等现象。我想问的是,真正有虔诚信仰的僧人在我国僧人中占的比例有多少?
法师:你提到的这种现象的确存在。我认为这既是佛教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问题。目前,社会还处于比较无序的状态,而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界也存在诸多问题。自建国以来,佛教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文革期间又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如果在人们需要宗教的时候,教界不能以非常纯洁的面貌出现,不仅是宗教界的不幸,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因为如果教界失去了纯洁性,人们就失去了心灵净化之地,失去了精神的家园。目前,佛教界的确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寺庙因搞旅游而走向商业化、世俗化。我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很担忧,并发表了《佛教在商业浪潮中的反思》,对这些现象进行探讨。
至于有虔诚信仰的僧人占有多大比例,我没有具体调查过,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们每个人接触到的,只是一两个寺庙,看到不好的现象时,不能以点概面、以偏概全。道风好寺庙还是有不少,如苏州戒幢律寺的道风就很好。
同学:宗教确实有存在的必要。我国十几亿人口,却没有固定的宗教,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宗教没有必要拘于某种形式,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或对自我世界的认识,经常思考一些问题,也可算是宗教意识在他生活中的潜在影响。你刚才讲到的执著,如果是一个很贪的人,对一切很执著,那么不执著后又是怎样的人呢?如果执著不是很强烈,是否就说明宗教对他的影响比较大?另外,执著不是与得失成败对立的吧?
法师:对于凡人来说,不可能做到什么都不执著。当然有些淡泊的人,执著不是很强烈。也不一定就完全是宗教的影响,可能喜欢在寺庙走走,也可能比较喜欢大自然,这样他就容易淡泊。
每个人对人生目标的追求,都是以执著为基础。如果在努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执著,那么执著将给他带来无尽的烦恼。而有些人生追求,虽然是以执著开始,但最终结果是放弃执著。即以执著为起点,以放弃为终点。对于佛法修行来说,如果不放弃执著,就始终处于有限的状态,达不到最高目标。如果我们在乎一件事情,心就掉进某种情绪的陷阱里。一旦打破这份执著,心就和整个宇宙相通了。修行就是要突破有限的生命,其中还有些具体的操作程序,需要我们付诸于实践。
同学:在现实生活中,对别人好一点,自己也不会失去什么。但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三人被困在洞里,其中两人必须吃掉另一人才能生存,否则没等到救援者前来就会全部饿死。这个故事曾引起一些对人生价值的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法师:关键是你如何为自己定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定位不同,采取的行为也不同。在佛教中,菩萨处处舍己为人,就会象舍身饲虎的萨埵那太子一样,主动为他人献身的。如果是只为自己考虑的凡夫,当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别人吃掉。所以,关键是定位的问题。有了明确的定位,就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同学:为什么佛学那么深奥?我是学思想史的,据我所知,隋唐时期的老百姓对于佛教经典都耳熟能详。只不过近代以来,我们的话语方式、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及书面语言的限制,使我们觉得佛教与我们隔得很远了。
法师:这有两方面的原因。语言是一方面的障碍,随着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现代人的古文阅读能力比较差了。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层面的确很深奥,不是随便能读懂的。《金刚经》的文字并不难懂,但其中的深意却很难透彻。读不懂也没关系,多读就能逐渐领会,也可以读一些普及性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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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群法师简介
济群法师,1962年生,福建福安人。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多年来,济群法师教书育人,学修并重,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唯识、戒律的研究及讲授,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万字。
济群法师教学之余积极致力于佛法弘扬,时常应邀于高等院校及信众团体演讲,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港台及欧洲、澳洲等地。此外,济群法师出版并发表各类著述、论文百余万字,如《真理与谬论》、《菩提心与道次第》、《人生佛教丛书》等。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走入生活。近年来,济群法师更将弘法重点转向道次第、菩提心和皈依,着重佛法基础建设,引领佛弟子在菩提道上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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