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第三章 第四节 语言的思想史意义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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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裕锴：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第三章 第四节 语言的思想史意义探寻

　　龚隽《禅史钩沉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也许将一部讨论禅思想史写作问题的专著放到禅宗语言研究典范中来介绍有点不合时宜，但是鉴于本书所具备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以及有关禅宗语言与意义的若干论述，我们没有理由不向有志于禅语研究的读者大力推荐。

　　本书在方法论上有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借用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解释中国禅学问题。作者把汉语语境的禅哲学解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心性论构架的解释，另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背景的 洋格义 。而他显然更提倡后者，即在东西方双重脉络下应用哲学观念进行会通解释禅的思想方法，甚至认为 缺乏现代格义的禅学解释要么是毫无信息内容的 复述 ，要么本身就可能变得不可理喻 。在汉语语境的禅史写作中，以历史文献为主而辅以必要思想解释的研究范式以及 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的价值信念处于决定性的地位，作者对此提出强烈的怀疑和批判，主张关注禅史中的非连续性问题，关注语言与意义的非对应性问题，关注禅宗语言的 修辞性 问题。而其中关于语言的思想史意义的探寻，对于我们思考禅宗语言有若干方法论上的启示。

　　作者在 导论 里引用宋僧惠洪的一段话： 宗门有四种藏锋，初曰就理；次曰就事；至于理事俱藏，则曰入就；俱不涉理，则曰出就。 然后分析说： 出就 才能显示禅师活用语言的超脱手眼，它意在拆解一般语言在文字与意义之间建立的严格的对称效应。对禅的语义学分析，应区分为 涵义 （meaning）与 意义 （significance）的双重层次。从其 就理 、 就事 和 入就 的一面看，可以通过文本的语言学分析来切近它的所指（meaning）；而就其 出就 的一面说，则必须超越于meaning或语言的所指而指向更神秘的significance。因此，对于禅宗的 道 而言，单纯的文献学考证和语言文字学的分析是难以凑泊的。 这无疑提醒研究禅籍语言的学者，在致力探究其 涵义 的同时，多思考一下隐藏在后面的 意义 ；在相信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的同时，多思考一下宗教思想与语言之间非对称效应的特殊性。但作者并不赞同那种把凡是不能还原成普遍经验为基础的思想命题都视为虚妄或没有意义的观念，而是认为正是禅经验的某种不可描述性，语言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才有了某种积极的意义，由此深刻地揭示了 遮诠 这一言说方式在保持 不可说 的具有神秘和超验性质的存在的功能。

　　禅宗的语言观是本书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若干章节里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如第一章讨论中国禅的 反智主义 ，作者考察了自达摩以来的楞伽禅 方便通经 、 藉教悟宗 的禅法，指出其对于《楞伽经》的抉择并未重视言说方便和分别智的一面，而是倾向于心法默契和离言会宗的弘传，其结果是引归到不立文字的反智主义立场。但另一方面， 藉教悟宗 毕竟在第二义或方便的意义上为后世禅者会通经教或文字的合理性提供了空间。这样，从 印度禅 到 中国禅 ，断裂时的发展背后仍然有着某种意义的延续，石头的 承言会宗 ，圭峰的 以教照心 ，法眼的 句意合机 以及宋代的 文字禅 ，无不是印度禅的微言不绝。这种观点不同于学界过分强调禅宗迥异于印度佛教的倾向，对于如何正确看待禅宗语言与佛经语言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如第三章讨论《肇论》思想与石头宗的关联，作者注意到学界对《肇论》 格义 的批评，有 趋向同质的统一，而轻视异质 的误解，指出僧肇应用老、庄、玄的语词，甚至某些相似的命题，而其实是 寄名谈实 、 名同实异 的转借，在这里，语词虽是关联的，意义却是迥异的；并进一步借用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应考虑僧肇使用老庄语的修辞性质，在文本的内在脉络和特殊场景中去考虑词的 意义进化 。这一观点对于理解禅宗公案中语词的关联和意义的断裂也多有启发。又如第五章讨论佛教史上经师和禅师 方便通经 的差异，首先分析了经师注经的两类方式，一种是重视文字、名相训诂的 寻文比句 的注经，另一种是 专论大义，不讲文句 的玄论。经师们的意见大抵是，宗教的最终经验虽不可传，但只是就 心理的不可传达 而言，并不是指 语言的不可传达 。至于禅师的通经，则不是关心经典中的含义，而是关心如何用经典来 行事 （performative），即经典更多的是作为具有 护符效应 的 合法性象征 。换言之，禅师通经具有强烈的 修辞倾向 ，如《楞伽经》和《金刚经》就很难从顿渐的意义上去分判，只是在禅师的使用中修辞化为两种对立立场的 符号 。这些看法都非常深刻。

　　本书对禅宗语言哲学较集中的讨论是在第七章 宋代 文字禅 的语言世界 。作者注意到中国学界比较有问题意识和诠释意味的禅宗语言问题讨论，都有把禅宗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进行 格义 的倾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 格义 方法本身的合法性，而在于它是否恰当。所以他对于如何照顾到禅宗文本的历史脉络和禅宗语言中那些还不能纳入西方哲学叙述中的问题，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在本章中，作者致力于考察尚未被禅学界注意的禅语言典范 宋代的 文字禅 的思想史意义。他首先辨析了禅宗历史上的两种口传的法流：一种是早期禅（达摩到六祖） 方便通经 的传统，另一种是经典禅（唐代禅宗） 语录 的传统，后者更随意和日常化，但意义更不易揣摩。更重要的是， 语录 的口传方式改变了早期禅的言谈方式，即由祖师言说弟子倾听的形式改变为双方参与的新的对话形式。因此，这种机缘与潜藏在言说背后的深义和洞见，必须经由具体的语境和脉络中才可能解释出来。接着他讨论了 文字禅 的书写和修辞，考察唐禅中的口传性的话语如何被宋僧书写化，而这种书写化又有何意义。由于书写不可能真正完整记录口语情景中发生的事件，但禅宗的书写又用文学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机缘问答的戏剧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宋代 文字禅 运动理解为一次简单的由口传到书写的传道形式的转移，把他们的写作看作是唐代机缘话语的实录和保存，而应充分考虑在这些书写的历史叙述中所普遍隐藏的一种修辞结构。作者还考察了宋代禅师应对禅宗反语言主义传统的策略，诸如 用语言做事 、 因言遣言 、 默即言说 等观点，并深刻指出，在 文字禅 中，静默的语言技巧是在言谈脉络里产生作用的，静默意味着转化为另一种符号。由此，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文字禅的形式之一 颂古 所具有的隐喻性的语言。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提及禅宗语言的 修辞性 问题，这个概念与普通语言学的修辞有所不同，它来自西方 话语 理论，指禅宗在运用语言时的一种策略。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禅语性质是大有裨益的。

　　最值得禅宗语言研究者警惕的是作者在本书 结语 里的告诫： 对文本的意义解读当然不能离开文字训释，但文字明是否一定达至意义明，并能实现正诂（规范的解释），这就不无疑问了。好比认得药方上的字，未必表明理解了药方的用法。语言文字学研究把重心放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上，往往忽视作为说话行为的语言的实际生活、交往过程，即对话式的性质。 如果把意义的理解简单化约为语词的分析，并认为这些语词有精确的意义，可以完全实现 以汉还汉，以唐还唐 的客观理念，而不试图去理解语言说出的东西所构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一看法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本书通过对西方禅学的批判吸收，客观上介绍了大量西方后现代理论以及各种语言哲学的观点方法，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东西方禅学包括禅宗语言研究的进境及困境，开拓学术视野，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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