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归程 第七章 学僧天地 - 僧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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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归程 第七章 学僧天地 - 僧教育运动

　　我的小庙生活，到民国三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七年)春季，便结束了，因自那时开始，我做了静安寺佛学院的插班生。

　　说到接受佛教的教育，真是感慨万千，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佛教就不曾有过系统化及永久性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佛教的教育都是从实际的修持生活中完成，是潜移默化，而非计画性的普及教育。一般学教的人，追随大德法师听经，听久了，只要能够把注疏熟背，他也就能讲经，正因为是背的注疏，所以能讲经的法师，未必真的彻底明了经义的内容所在。纵然如此，宋明以后的讲经法师，数目也是不多。至于学禅的人，只是在禅堂里死用功，他们不求知解经教，但求见性开悟；可惜，禅定的工夫，也应有人指导方可，否则，盲修瞎参，无济于事。正因参禅开悟的人太少，故有宋初的永明延寿禅师倡出「禅净兼修」的主张，以念佛求生净土为方便，到了明末，又有莲池袾宏大师提倡「禅净一致」之说。于是，参禅念佛、念佛参禅，便成了晚近数百年的佛教教育。不用说，在这样的佛教环境之中，除了极少数根器深者凭个人的努力而得学养修持的成就之外，多数的僧尼，便无从求学佛法，也无法成为人才。

　　一味的参禅念佛，在修持者本身，当可获得信仰的真受用，但在对外的教化方面，除了少数杰出的大德之外，一般的僧尼便无能为力了。所以，全国虽有数百万的僧尼，他们给佛教所起的作用，倒是成反比的，僧尼越多，佛教的负担越重，因为他们给予社会的观感是无用之辈。所以，到了清朝末季，中国佛教便面临到两重致命的打击：

　　一是从清文宗咸丰元年至穆宗同治三年(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将东南十六省的佛教，摧毁殆尽。此事我已在《基督教之研究》第五章〈基督教与佛教的影响及价值〉第二节「基督教与中国佛教」有所论列。

　　二是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着《劝学篇》三卷，奏呈光绪皇帝，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基于中国儒家的根本思想，采用西洋的科学技能，以挽救满清帝国的危亡。他主张应在全国急速建立新教育制度，由于清廷的财政困难，加上张之洞的排僧思想，他便把目标指向了佛教，建议用庙产兴学，他说：今日天下的寺院，何止数万，每都市有百余座，大县数十座，小县十余座，各寺均有田产，寺产原属信众施舍，今以庙产兴学，最适时宜。他的具体主张，是将寺舍的十分之七移作校舍，寺产的十分之七移作教育经费，余则留给僧侣的生活所需。

　　因为佛教没有人才，佛教未有自求保障的力量，所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一发表，各地共鸣，庙产兴学的运动，一时风行全国，没收寺产，乃至抢夺寺产，致令数十万寺庙，百万以上的僧尼，张惶失措，无以自救(见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一○─二一二页)。唯于不久之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维新运动即告灭。可是，《劝学篇》当时刊行了十万部，三年之后又译成英文，被列为清末的中国名著，其对中国知识(统治)阶层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故到民国成立后，张之洞的阴魂不散，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又有身为内政部长的基督教徒薛笃弼，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没收寺产，兴办学校。到民国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国民政府又颁布「监督寺庙条例」，规定所有的寺庙财产，应依其多寡而用以经营小学校、图书馆、救济院(孤儿院、养老院、保育所)、贫民工厂、合作社等的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这在本质上说，佛教不用政府监督，也该自动地做。

　　因此，寺院的住持们，为了保护寺产不被政府没收，清末之际，竟有依赖日本的保护而请日本向清政府交涉的。此可引录东初老人的一段话，来做介绍：

　　日人目?我国佛教遭受国家社会摧残，遂效法西方耶教徒来华传教方法，引诱中国僧寺受其保护，当时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日本真宗怀抱，遇有占用寺庙，抢夺寺产，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此引起外交风潮，中日双方交涉结果，日本真宗先取消寺产保护事情，后清廷政府始下诏保护佛教，并令佛徒自办学校，各省始有僧教育会产生。各省寺院当局，亦知非兴办僧学堂，不足以保护寺产。当时日人水野梅晓于长沙设办僧师范学堂，江苏文希(亚?)于扬州设立普通僧学堂，浙江之寄禅、松风，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实为当时佛教界创办僧教育之领袖人物。(《佛教文化之重新》的〈智光大师与中国佛教〉；另可参阅《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四六、四七页)

　　由此可知，中国佛教的近代教育，是由政府及知识阶层逼出来的。上引文中所说的水野梅晓，是日本曹洞宗的学者，他于光绪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二年)到浙江天童山，礼如净禅师的塔，因得当时天童山住持寄禅的劝请，便于光绪二十九年至长沙，创办「湖南僧学堂」，建立了中国佛教新的僧教育风气，这是中国新僧教育的第一所学校。(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二九○页)

　　第二所僧学堂是由文希法师主办的扬州天宁寺普通僧学堂，镇江及扬州诸山负担经费，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办，除佛学之外，有英日等外文，日文由日人道扬居士担任，学生之有名者，有焦山的智光及金山的仁山。

　　第三所有名的近代佛教教育机构，要推杨文会居士于光绪三十四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祇洹精舍」。招集僧俗佛子十数人，除了研究佛学及国文，并由苏曼殊教授英文，以作进修梵文及巴利文的基础。学生有太虚、智光、仁山、观同、欧阳竟无(渐)、梅光羲等，虽仅十数人，但对民国以后数十年间的中国佛教，影响至为深远。

　　民国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洞花园，设立华严大学，辗转迁移至杭州的海潮寺及常熟的兴福寺，此有应慈、持松、了尘、慈舟等人，继承分枝，自成一个华严学派，来台湾的智光、南亭、道源等诸老，均与这一学派有渊源。

　　祇洹精舍办了两年多，由于经费困难，所以停办，曾在该舍担任佛学讲师的谛闲老，稍后于复兴了宁波的观宗寺之际，民国八年(西元一九一九年)设立观宗学舍，后来改名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由此也形成天台学的一派，分出高邮的天台宗学院、天台山国清寺研究社，此派出有宝静、倓虚、常惺等诸老，台湾的斌宗法师，也是属这一系的法匠。

　　民国十一年(西元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在武昌设立佛学院，这是近代中国僧教育的一大重镇，由这所武昌佛学院的成立，正如太虚大师自述：「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因为武昌佛学院后来演变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直属于此而分设于外的，则有法尊法师在重庆设立汉藏教理院；常惺法师也仿照着在厦门开创闽南佛学院，此院于民国十六年(西元一九二七年)后交由太虚及其门下的芝?、会觉、大醒、寄尘等继办。另外又有大醒及心道，于福州鼓山办了鼓山佛学院；大醒及寄尘，又在潮州设立东岭佛学院；寄尘及容虚则于九华山开办江南佛学院；慈航则于安庆设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等又分别在北平的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办了佛学院。此外尚有慕西及净严的河南佛学苑、宽融的普陀佛学院、妙阔的陕西慈恩佛学院、昌圆及广文的四川佛学院、永昌的贵州佛学院、静严的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的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的雪窦学寺、芝?及亦幻在宁波的白湖讲舍。这些均与太虚大师的这一学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以上资料见于《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五○、五一页)。现在台湾的贤顿、东初、印顺、乐观、默如等诸老，以及在马来西亚的竺摩长老、在菲律宾的瑞今长老，都是出于这一学派。

　　其他还有江苏的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的弘慈学院、湖南的祝圣学院等，这些佛学院中也均有太虚学派的学僧，参与施教；又如后起的常州天宁佛学院、上海玉佛寺佛学院及静安寺佛学院、浙江武陵佛学院，也均与太虚学派有关。

　　在上海，尚有一座圆明讲堂，这是圆瑛老法师主持的楞严专宗学府，圆老对楞严是由亲证实悟而自立一宗，现在台湾的白圣长老，便是圆老的上足。

　　女众教育方面：则有武昌佛学女众院、恒宝尼主办的菩提精舍、德融尼办于汉口的八敬学院；女居士张圣慧主办于奉化的法昌学院、女居士过圣严主持的无锡佛学会、女居士张莲觉创办于香港的东莲觉苑等。(见《太虚全书》第二十九册〈文丛〉五一、五二页)

　　在家学佛的教育机构，则有欧阳竟无及吕秋逸(澄)等设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韩德清及徐森玉等设于北平的三时学会、段芝泉及汤住心等设于上海的菩提学会。此与僧教育虽无何影响，然于学术界的作用很大。(见同上五三页)

　　说到此处，我们尚须明白，以上的许多佛教学院，列名的也不过四十多家，其中有的仅办一届便停，正如太虚大师说的「昙花一现」，若以中国僧尼及寺院总数来做比例，这就显得贫乏，以中国大陆来比今日的台湾一省，由民国三十八年到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四九—一九六七年)，已有二十多家学院在此起彼落地开办与停办，这就显得台湾的佛教教育已比早年的大陆时代可喜得多。

　　可是，谈到中国佛教的现代教育，我们不要忘了四位功臣。第一位是八指头陀寄禅和尚，中国第一所僧学校是由他的鼓励而出现，中国佛教会的前身──中华佛教总会，也是由他领导全国各省在清末组成的僧教育会的改组而来，他老人家也为护教而于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在北平示寂，此一组织到民国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已于全国各省县设立支分会三、四百起。

　　第二位功臣是杨仁山(文会)居士。

　　第三位功臣是太虚大师。

　　第四位功臣是欧阳竟无居士。

　　我们谈论现代中国的佛教教育的启蒙，如果遗忘了这四位功臣，那就无从介绍其根源。

　　但是，我们仍应感到惭愧，我们各地寺院的住持们，大多没有想到教育的问题，没有想到要使他们的下一代接受什么教育。至于已经办了佛教教育的各家佛学院，也很少真的全力以赴。其中影响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力的是祇洹精舍、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支那内学院。这是由杨文会、太虚、欧阳竟无所办。唯其由于各家佛学院之间，既无纵的组织体系，也没有横的联络机构，所以在学制、课程、教材、学级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出头，中国佛教的教育问题，依旧停滞在草创阶段！

　　然而，福薄如纸的我，毕竟也受到了近代佛教教育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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