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严法师：归程 附录二 菩萨清凉月──访果祥师谈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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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严法师：归程 附录二 菩萨清凉月──访果祥师谈圣严法师

　　林新居

　　「说实在的，要接受访问来谈我的师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可以说，我觉得很惶恐，因为跟随师父越久，越感到，像师父这样伟大的人物，以我们这种凡夫要来谈他，实在有点不配，也不容易谈得好。因为我们的智慧很浅陋，而师父却是大慈悲、大智慧的，随处拈来，都是能够发人深省的题材，我怕难免挂一漏万，无法清楚的描绘出师父来，所以我觉得很惶恐……。」

　　从果祥师敬谨的话语里，我们已经可以领受到，圣严法师在弟子们心中的分量，以及受教获益后尊师重道的情怀。

　　最喜欢的头衔还是法师

　　在大四左右(西元一九八七年)，果祥师开始知道有圣严法师这个人。那是因为她参加佛学社团，有一次参加「慧炬杂志社」举办的粥会。之后，她便开始阅读《慧炬杂志》。有一次粥会，圣严法师受邀演讲，演讲内容虽没刊出，却引用了圣严法师的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说，圣严法师有很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头衔还是法师。她看了深受感动！因为她认为，出家人很多，而能出家出得没有白费，并且打从内心地以身为法师为荣的，并不很多。像圣严法师这样，能坦率地把话说出来的磊落胸襟，令她深深感觉，他一定是一位很好的出家人──这就是她最初的感受。

　　永远都是那么自然

　　有一次耶诞节，果祥师上佛光山观礼三坛大戒，认识了一位来自夏威夷的法师，告诉她，台北有一位蔡小姐，佛学很好，要她去教她英文(果祥师在学校学的是英文)，跟她学佛学。果祥师很「听话」，回到台北之后，打听到了蔡小姐在文化馆，就找上门了。

　　那时，圣严法师从美国回来不久。那天是放生法会，中午和大家一起用餐，正好和圣严法师同一桌。圣严法师很亲切的为每个人挟菜，并和放生会的老菩萨们谈笑风生。她觉得，法师不像以前所见到的出家师父那样严肃；他与在家人没有什么距离。

　　她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师父吃饭的速度非常非常地快，一碗饭过来，好象狼吞虎咽般一扫而光。她觉得很纳闷：「奇怪！这个法师看起来并不像很随便的人，吃起饭来为什么这么狼吞虎咽呢？」后来打了禅七她才知道，圣严法师在日本时养成的。他常在禅七时告诉弟子：「要细细的嚼、快快的吃，细细的嚼、快快的吃！」

　　第一次到文化馆，圣严法师那种非常平易近人的风范，便令她深深欢喜。他可以和任何人打成一片，而融入其中；你不会觉得他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仿佛他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这种感觉，果祥师一直都拥有，无论何时何处……。

　　后来，她听到从纽约美籍来的师兄弟们说，圣严法师在美国，美国人不把他当作「中国人」看，他们觉得他很了解美国人，他就是「师父」。同时，他们的表现也令人看出他们对师父的崇敬和台湾的弟子没有两样。

　　最近她又在《牧牛与寻剑》(圣严法师着)一书中，看到圣严法师受邀前往总统官邸、行政院长府中，指导李总统、俞院长伉俪打坐，也都是像老朋友般，一下子就熟稔了，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自然──这是圣严法师很大的一个特色：他不管和任何人相处，永远都是那么的自然！

　　身教与言教

　　圣严法师是一个非常重细行的人，非常重视生活教育，他要求常住的弟子，早斋之后一定要做体力劳动的工作。所以每一位弟子都拥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且要处理得井井有条，彻彻底底；禅七之中更是三餐饭后都要做整理环境的工作。

　　圣严法师也随时以身作则，不管再怎么忙碌，他总是保持应有的威仪，房间也是井然有序，因为他很强调戒律的重要。在《戒律学纲要》一书中曾提到，他费了很大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又重新出家，发愿要当一名清净的佛子。所以他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精研戒律，写出来一本《戒律学纲要》；甚至现在已是一位国际有名的老法师了，言行举止仍然毫不茍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保持着精严的威仪。

　　有很多人以为：「圣严法师实在太忙了，大概没有时间教导弟子。」果祥师引用了一位师兄的话，说：「师父并不一定要讲话，从他的为人处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是学不完的。更何况师父其实还会尽量拨出时间来跟我们相处，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从师父那里所得到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多的。」

　　不自认是禅师，而强调是法师

　　圣严法师对每一位在寺院中跟随他修行的弟子，都给他们一个法门，这些法门看似平淡无奇，却是非常踏实的。他会叫某一个人专门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某一个人每天要礼佛多少拜，或是持大悲咒、诵《心经》等等；他最常指示的修行法门，就是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或礼佛。

　　另外，圣严法师规定他们，无论怎么忙，一定要参加每天早晚的静坐共修，每次一小时。这是行门上的工夫。

　　在解门方面呢？由于农禅寺的住众，根器不一，有的是博士班肄业的，有的只念过小学；有的人学佛已十几年，有的人才刚踏入佛门。所以圣严法师会鼓励初学人多读高僧的传记、多看一些基础的教义。至于是否进一步的钻研，就要看个人的情况了。在农禅寺，不管圣严法师在国内或出国，都会专门为出家众或即将出家的行者开设一些解门和律仪课程，来辅助他们的修行。

　　农禅寺，从字面上看来，应该是以禅修为主的寺院；但今天的农禅寺称得上是禅净双修的道场。圣严法师也强调，他不是禅师，只是法师，只是指导修行方法的人。而事实上，他的包容性相当广，他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关怀，用心都非常深。

　　寺内弟子皆必须学会日常生活中例行的事物，如：洒扫、应对、做饭、种菜……，乃至执掌早晚课及经常性法会中的法器、带领对外的共修活动、教授初级禅训等。

　　圣严法师指导修行，很讲究方法的使用。他先教人摄伏散乱、妄想的心，再一步一步地利用方法，朝深层面的目标努力，但他更强调对佛法的正知正见，以及菩萨精神的展现。他本人则对佛教的各宗各派，都不偏废，他在文大、东吴、中华佛学研究所及美国，开过的课程有禅、净、律、天台、华严、唯识及中观，也译有《密教史》，着有《西藏佛教史》。对世界其他各宗教也曾下过苦工仔细钻研。因此，他在民国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年)写成的《比较宗教学》，在台湾直到目前，同类的书籍中，仍难找到出其右者。

　　三个月要处理半年的事情

　　圣严法师可能是国内最忙碌的法师之一：他每年有半年在台湾、半年在美国(每三个月去返一次)。

　　在国内，圣严法师有三个机构：一是中华佛教文化馆本馆；二是农禅寺；三是中华佛学研究所。

　　以文化馆本馆来说，活动比较少，实际上，文化馆是以佛研所的教育工作为主。农禅寺，一方面是清修，一方面也是接引社会信众学佛的活动道场。有定期的禅坐初期训练班、定期的念佛共修会、定期的打坐共修会(每星期一次)、讲经、演讲及其他活动。「东初出版社」及「人生杂志社」亦均设在寺内。圣严法师如果在国内，一定会对外开设讲座──每星期日上午固定的讲经、下午的开示，周六念佛会的开示，及每年两次的佛七共修会。

　　圣严法师每周对内部开讲二至三次的课程，有时也接受外面的居士去听课。而每天早斋之后，经常仔细地对内部做知见上、修行上、生活上或工作上的指导。有时为着某些活动上的需要，也会把十几个弟子挤满他那间小小的方丈室，令大家席地而坐，在温馨、融洽、互相斗嘴中，谈上个把小时，将问题一一解决之后才解散。这时，真像父亲带着一群活泼、率真、幼小而吵闹的兄弟姊妹一般。而这种方式却经常是问题解决之最快速、最周详而圆满的方式！

　　圣严法师在农禅寺，也经常接待各式各样的访客，诸如家庭、事业、人事……上有问题的，或请教他修行上问题的；有些政府官员，或是名流人物，也会到农禅寺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佛法。因此，只要他在，从早到晚，访客络绎不绝。

　　圣严法师也时常应邀到各机关团体及各大专院校做各种大、小型的演讲。不过在国内他有大半的时间都投在佛研所的教育、行政和募款工作上，以及大学哲学系的授课上。由于他事忙，所以采取「密集式」的授课方式，别人上一学期的课，他用半学期就把它上完，然后出国。他在国内的三个月，必须处理半年的事情，在美国也是一样；有时候还要以电话「遥控」。因此曾有人问他：「世界上有多少人像师父这么忙呢？」但是不管多么地忙碌，圣严法师永远是非常从容、镇定而轻松愉快地处理事情，而他深切的悲智与高度的幽默，经常令与他共事的人精神抖擞、潜力尽现。

　　他是一个「阿米巴」

　　有些寺院会办「示范禅七」。但圣严法师却永远不可能办示范禅七，他曾表示过：「我主持的禅七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因为他每次打禅七，都要看参加者的素质，和他们用功的程度、状况，而决定怎么样去引导；因为禅七中随时都会有身心上的变化的。

　　这两、三年来，圣严法师一来有鉴于农禅寺常住及佛研所师生禅定工夫的提升，所以针对他们个人状况予以指导；二来由于年老体衰，国内外两头忙，所以暂时关闭对外的禅七。这是难以两全其美的。

　　打从果祥师跟随圣严法师出家以来，她就一直认为，圣严法师是一个「阿米巴」──很灵活的人。尤其是从禅七的指导上更可看出。那时的他，才是最真实、最深刻、最自然的「师父」。

　　在禅七里，圣严法师最会骂人了，但也是最幽默的。他常常在骂人时，骂得非常剀切、非常地沉痛，可是他又用一些非常好玩、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所以，每当他骂得最沉痛时，常常也是大家最忍不住笑出来的时候。这时听者的心情经常是很复杂的！

　　最近的一次禅七，用过早餐之后，大家享用由信徒供养的高级进口水果竟不知是珍果，所以圣严法师骂大众道：「这种水果那样的吃法！真是给猪八戒吃人参果！」他的语气是那么地肯定，因此大家绷紧的神经，不能不受牵动，而爆笑出来！这是禅七里常有的情形。

　　禅七是平实的修行，也是相当用力、辛苦的。果祥师表示，如果能打一次禅七，不但可以较深入地体验修行的滋味，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圣严法师的悲心和智慧。果祥师之所以决定出家，也是因为打过一次禅七之后，觉得不出家修行很可惜，更何况有圣严法师这难逢的师父。

　　机智过人、辩才无碍

　　圣严法师机智过人、辩才无碍，通常星期日下午禅坐会的开示，他从来不事先做准备，一上台就讲；如果是星期日早上的讲经，他也只是偶尔略为翻一下资料，不做太多的准备；如果是对外的演讲，他会拟一个大纲，在演讲之前略做构想，有时候实在也看不出，圣严法师用什么时间来构想的，就是几个很简单的大纲就上台演讲了。

　　果祥师深深觉得，能做师父的翻译，真是一项殊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圣严法师那精彩的开示，能透过她的传达，使听不懂国语的信众得闻法音，是很令人高兴的事。但有时，她也会碰到没办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圣严法师有他自己修行的境界，有他对事理的了解，还有强烈性格的特色，和高度的幽默感；由于修持上的差距，及个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圣严法师那种充满智慧、很有特色的语言，经由翻译，就不容易传神了。有时候，她也会听到圣严法师自创的语辞，或是境界高深的佛法，前所未闻的特见，只能当下领会多少就翻译多少。即席翻译，是没有时间思考的。

　　佛法的菌原体

　　自从果祥师于民国六十八年(西元一九七九年)开始亲近圣严法师迄今，都不断地听到台湾的僧俗师友、弟子等，劝圣严法师常驻台湾不要出国了；也听到美国方面的弟子，恳请他们的师父不要回台湾了。他们的目的无不是：希望年近花甲的圣严法师，不要分散力量在东西两个半球，让自己那么地劳累，而又使弘法的事业，常因师父的去国而受挫。圣严法师则始终一贯地表示：因缘如此！而继续以此方式弘法。

　　自民国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迄今，圣严法师在美国弘法也有十五年了。法师在纽约创立的东初禅寺，去(一九八七)年又换了更大的寺址，据《人生》杂志的消息报导，目前报名学打坐、打禅七、上佛学课程及参加听经、共修等活动的人，都在不断地增加中，而包含的种族、国籍及社会阶层更是多元，而且也有更多的大学、社团，邀请圣严法师演讲、座谈或指导修行方法。东初禅寺的英文期刊《禅杂志》及《禅通讯》，发行十年以来，皆能如期出刊，并渐渐增加发行量。英文版的《佛心》、《信心铭》、《开悟的诗偈》等书，亦受到了广大的欢迎，并成为数家大学的教材。据闻另有三本英文佛书，都正在筹画出版中。凡此情形，皆可看出：圣严法师在美国的弘法事业，正呈现着朝气蓬勃的景象。

　　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圣严法师应哈佛大学的东亚系系主任杜维明博士之邀，至该校做了一次学术性的演讲。接着，又分别在罗尔大学及哈大的燕京图书馆做了一次通俗演讲。迄今，美国已有如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纽约、爱荷华、伊利诺等二十多所大学，经常邀请圣严法师演讲、授课或指导禅修。

　　圣严法师在美国由于杂事比较少，因此比在台湾更经常在远地弘化，除了东海岸附近的主要城市外，他也远赴加拿大及中美洲弘法。所到之处，经常是该地第一次有中国比丘到达，或甚至是第一次有人传播佛法，而令当地人生发起对佛教的向往之心。因此，圣严法师戏称自己是一位传播「细菌」的菌原体，在他到过之处，佛法的「菌原」便在空气中传播开来。至于这些「菌原」能令多少人害多大的「病」，他的态度一向是「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而追随他较久的核心弟子，也学会了师父这种但求尽己力，不求速见成效的胸怀。

　　圣严法师在美国弘法，自许是一名「梦中的拓荒者」。拓荒固然辛苦，但是，如果以工作的轻重及性质来看，圣严法师表示，他宁愿长居美国不回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繁杂沉重的工作，使得体弱的他没有时间休息，更不容易拨出时间来写作。因此，近几年来圣严法师的学术论着及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无一不是在美国写出的。虽说圣严法师写作之快，可比「涌泉」、「泄洪」，但是没有时间，又怎么写呢？

　　民国七十七年(西元一九八八年)四月间，圣严法师赴大陆探亲十九天。回美国后，数日之间，即写成了一部综合历史性、文化性、法义性的旅游报导《法源血源》。如果是在台湾，恐怕他就写不出来了！以圣严法师具备的文艺及学术素养，配合他对佛法深入的体验，及对经典的涉猎，他的「文字般若」确是他弘法工作的一大重点。由于他的赴美弘化，而使得这一重点得不偏废，又何尝不是众生──特别是身在台湾的人的福报呢！

　　一心以培养佛教人才为念

　　民国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间(西元一九五六─一九六六年)，当台湾香港的基督教士、天主教士，正在施展种种攻佛破佛的特技时，台湾有两位极力迎战，并且大力反攻的青年，其一是煮云法师，另一位是以僧侣行军来台的张采薇居士。那时的张居士只有二十多岁。因来台这段与耶稣教士出阵迎战的因缘，他写成了一部《基督教之研究》；此书目前已由「久大文化公司」选入「终极关怀」系列流通中。从此书中，可以看出年轻的张居士，对于佛法及基督教的理解之深入及其思想之敏锐、文笔之清新，均令人有震撼之感。这位张居士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文化馆再度披剃出家的圣严法师。

　　民国五十八年至六十四年(西元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圣严法师在日本留学期间，寄回国内杂志社发表的留学见闻中，经常报导日本佛教的现况、日本的新兴宗教概况，并处处以前瞻性的眼光、严谨的态度，深切地关怀着中国佛教未来的前途；这些文章收录于《从东洋到西洋》(编案：现收入在《留日见闻》)一书中。书中，我们看到圣严法师介绍了十几种自认为是佛教教派或甚至是打着佛教旗帜的宗教，而把他们归入于「新兴宗教」或「神秘宗教」的名目下。这个意思是说，他们都不是正统的佛教，而却多少冒着佛教的名义在传教。

　　圣严法师在一次偶然的因缘下，也参加过一次「大元密教」的共修活动。在那里，才一盘腿，只消几分钟便有种种神奇的身心反应和微妙的境界现前。圣严法师因此深深地感喟，有此显著神异，难怪连有些在正统佛教环境中出家的僧人，都会被迷惑！但是，不管这些外道怎么地以佛教为掩饰，拿佛经做幌子，甚至如何虔诚地持诵佛经，外道还是外道，他们没有佛法的知见，也不可能全部放弃那一套醉人的幻觉，而投到佛陀的座下来。

　　台湾近十年来，由于社会型态的转变，民间宗教势力抬头，加上许多外来的神秘宗教，如统一教、大知识、日莲正宗、日本曹洞宗、超觉静坐、三五教等，以及最近极为风行的一派非正统的锡克教，均在台湾大肆活动，他们之中也颇不乏以正统、正信的佛教自居者，甚至也有以佛教出家法师的形象在到处传法的。这些教派吸引了很多原本信佛的人，去跟他们「学法」。这些人学了法之后，却大多仍旧宣称自己是佛教徒，社会上的人也大多认为他们是佛教徒。他们有的甚至一直都是处身于佛教的机构中，直接参与佛教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思想早已乖离了佛法，而对正统的佛法自然地产生了排斥感！也有一些人，因为有了鬼神的力量加附在身，而自己把头发剃掉，换上出家人的衣服，找一个不知情的「师父」挂个名，去受了「具足戒」，领了戒牒证明回去，也在到处传「法」，替人预卜吉凶、治病、消灾、加持、改运，甚至大盖道场，广收徒众。这种人多了，真正的佛教怎么能不衰亡呢？我们试回想印度的佛教是怎么被挖掉根的呢？不是因为外道的滥冒、消融、混淆而最后终于完全消失的吗？

　　我们台湾的佛教，目前正遭受着外道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大多数的教众，却没有这份警觉。因此圣严法师曾大声地呼吁：「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使得佛法的慧命危如悬丝！」「不要以为我们有精深博大的三藏教典做靠山，佛教就不会灭亡，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育来普遍培养足够的人才，中国的佛教也会走上印度佛教同样的命运！」「我们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这正是一心以佛教的兴亡为己念的大师，以他深彻的智慧和广大的悲愿，敲出的暮鼓晨钟。而圣严法师更率先以他个人的愿心，结合了一些具有共同愿心的僧俗大德，创办了国内最具规模及水准的佛教高级人才培养所──中华佛学研究所，并尽其最大的努力在维持它、巩固它且强化它。但是，少数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圣严法师一再地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共同为佛教人才的培养，付出更大的关注及努力。

　　佛教人才的教育，乃是他老人家念兹在兹、系心萦怀的重大课题。而七年来，中华佛学研究所也已经为台湾的佛教界培养出一批颇具水准的佛教教育、文化及弘法人才来了。更有数位毕了业的同学，远赴日本、美国等一流学府，继续做进一步的研习，以备将来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负起更艰巨的工作。在校的同学，也能体念办学者的苦心，以及教界对他们的殷望，一心努力向学。我们也藉此祝福中华佛学研究所，明天会更好。

　　专心致力于修行方法的指导

　　为什么会有许多信佛好多年，甚至是一辈子的佛教徒，却一朝轻易地投入外道的行列去呢？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晚近以来，指导正统的佛教修行方法的人太少了；而外道的修行方法(或根本不必修行，只要受过加持)，却很容易就能见闻异象、身心变化。这么快速而神奇的感应，不是深谙佛理的老修行，实难不被吸引啊！而有很多人，在传统的佛教团体进出了许多年，虽想学习较为有效的修行方法，却遍寻不着一处教授层次分明的摄心方法的道场。因此，有人批评中国佛教颟顸笼统，没有真正的修行方法。

　　圣严法师表示，中国佛教不是没有修行方法，而是后世以来，没有人把这些修行方法加以整理，并把它条贯、组织化、层次化、系统化的教授出来。所谓「解行并重」、「从禅出教、借教悟宗」，皆是强调修学佛法，宜以正见为目、实修为足。而我们这一代欲修欲学佛法的人，无疑地正面临着投师无门的困境。圣严法师有鉴于此，于是专心致力于佛教修行方法的整理与教授，并以这项工作和兴办佛教教育，共为他终生不变的职志。

　　自从民国六十六年(西元一九七七年)起，圣严法师开始在美国纽约主持禅七，嗣后因台湾居士的要求，也在台北的北投举办禅七。十年以来，圣严法师善于指导禅修的声名，早已成了口碑。民国七十一年(西元一九八二年)，圣严法师又在北投的农禅寺，成立了念佛共修会，指导信众念佛的理论和方法。如今农禅寺的念佛会发展也很快，已有一千多位会员了。

　　圣严法师以经常抱病的衰弱身体，在东西两个半球、中美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中，席不暇暖、筚路蓝缕地开创深层而扎根的佛教教育及修行事业。如此地辛苦，为的是什么呢？我们引用他答复一位景仰他的美籍神父的话：「不为什么，只为使得需要佛法的人，获得佛法的利益。」(《文殊杂志》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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