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群：从目录学角度看佛教

董群：从目录学角度看佛教

　　董群 王艳秋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比如说在目录学方面，佛教的经录就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重要成果，对于这一点，本文从《出三藏记集>)来讨论。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南朝粱代僧人僧祐撰，学术界常简称为《祐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经录，在此之前有一部道安编撰的经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原书已佚，但《祐录》收录了此书。

　　在目录学中，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图书分类和著录，本文就从这两点来谈《祐录》的目录学特色。

　　一、《祐录》的佛经分类

　　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对图书分类十分重视，《祐录》也是如此，它是一部专门性目录，它的分类是根据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经典的不同情形而展开的，佛经的情形是很复杂的，有的佛经有明确的译者，并且到僧祐编录时还能见到；有的虽存，但却不知其译者了，为失译类经；有的虽知其译者，但早巳不存了；有的可以确证是伪经，有的有理由怀疑其是伪经，但一时证据不足，只能存疑，为疑经；有的经典则有同本异译现象；有的经典则是译自不同的地区。诸如此类，僧祐一—加以区分，划为不同的类别，共计分为十二类，分别是：

　　1．新集撰出经律论录；2．新集异出经录；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以上卷二)；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6．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7．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以上卷三)；8．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以上卷四)；9．新集抄经录；10．新集安公疑经录；11．新集疑经伪撰杂录；12．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以上卷五)

　　所谓“新集”，是针对“旧集”《安录》而言的，第1类中所收，是已知译者且绝大多是当时所存的经典，从学术价值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类，第2类中所收，是同本异类经典，第3类原书中缺，第4类收入《安录》中所集早期译出而已散失不全的佛经残篇，第5类中收入《安录》中所集的译者不详的失译类经典，第6类中收入西种地方性译典，分别为凉州地区译典和关中地区译典，第7类为律典，第8类为《安录汐之后出现的失译类经典，第9类为编译类经典，中国佛教的翻译，其实有许多是编译的，但这里僧祐所特指的，是编译水平极差的那类经典，第10类为《安录》中所集疑经，第11类为《安录》后出现的疑经，第12类为经注，收入对经文的各种注释。在每一类之前，僧祐还写有类序，实际上是对每一类的说明，据此可以知道类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祐录》所收录的范围极广，分类也极细，自成一体，学术性很强，注重学术性，也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般特点，不只佛教经录是如此，由于僧祐对佛教的深刻了达，他的这种分类方法在佛教经录中具有示范性的作用。

　　二、《祐录》的著录方法

　　注重方法是反映目录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僧祐的书目方法同样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祐录》中编目的款目，可以说大致有五顶，即经名项、卷数项、译者项、经典提要项和译者介绍项，构成一个完整的书目结构，只不过后两项都是分别单列的。具体而言，由于每一类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因而各类的著录款目也不完全相同，有的还涉及到编目的其他问题，比如目录的排列。第1类中就有著录的次序问题，僧祐采用的是译者目录法，即以译者来对经典加以分类，不同的译者所译的经典，分别著录，单译的经典分为一类，合译的则划入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又采用时间顺序法，依译者生活的历史时代、译经先后而排列，既可以使人了知某个译经僧译了多少经典，独译多少，合译多少，又可反映出译经的历史感，因而又可以说是一种译经史。这相当于现代目录之中的“作者索引法”，只是僧祐的著录，经名在先，为经名栏，译者在后，为译者栏，译者栏里注明译经总部数、卷数，有的还包括译经时间、译者国籍等。比如讲到我国第一位译经家安世高的译作时，在列完所译经典之后，再加以说明：“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所译出。”

　　至于这一类中的著录款目，一般就是经名和卷数两项，再总出译者项，不是每一经下都加译者项。有的经典有需要特别加经说明事项，即以双行小字加说明，为说明项，说明的内容各别，有指出其异名者，有指出其存佚状况者，这可以使人进一步了解某一经典的具体特点。

　　其余诸类的著录，也大致相同，需要略加提示的，如第2类同本异译类，有三项款目，一是经名项，二是异出经名项，以双行小字注出，包括异出经译者、异出经名、异出经卷数等内容，三是说明项，总结异出情况。又如第1l类疑经伪经类，这一类内又分出两类，一是不能明确举出伪造佛经的人，但此经确有理由疑为伪托者，有经名项和疑因两款。先集疑经，后总出疑因。二是确知伪造者的一类经典，著录款目有经名项、卷数项和伪造者项三款。

　　经序(经典提要项)是对诸经内容的评说，诸经思想的分析，相当于现代目录学中的提要或解题，《祐录》中自卷六到卷十二都是经序，共有120种，而《祜录》共收入2162部经，作经序的经，只是少数，但却是在当时的佛教界起重要作用或最受重视的那些经典。

　　译者传记(译者介绍项)，这在现代目录学中，也是属于提要的范围，《祐录》中自卷十三到卷十五中共收入了32位译僧的传记。传记是僧祐自己所撰，而经序则是僧祐收集的他人的作品。

　　现代目录学史方面的著述，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目录学重学术性而轻实用性，这自然包括对<<祐录》的评价，就学术性的高水平而言，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实用性，今人看来很欠缺，其实古人并不见得就不实用，这涉及到文化的历史隔阂，“史沟”问题。总而言之，<<祐录》不论从收录的经典范围、著录方法到分类系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基本形成了佛教典籍的目录学体系，后来的佛教经录受其影响自不必说，外学目录学也有受其影响者，而影响最深者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绪，他在其所编的目录学作品《七录》中，对图书分为七类，第一次分出佛典一类，为佛法录，使佛经目录首次有了与汉文献平等的目录地位，而在以前的综合性目录中，佛经目录只是作为附录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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