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卫群：汉文大藏经中两部“外道”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姚卫群：汉文大藏经中两部“外道”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汉文佛教大藏经虽是佛教文献的汇集，但里面有大量关于佛教外的宗教或思想流派的记述。这些内容多是佛教在批驳这些派别时间接地提及的。但是除了这些在论战中提及的内容之外，大藏经中亦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所谓“外道”（所谓“外道”主要是佛教对本教或本教派之外的宗教或思想派别的一种称谓。“外道”又有“外外道”和“内外道”之分。“外外道”是指佛教对本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或思想派别的称谓，而“内外道”则是佛教中某些派别对与本派观点不同的其他佛教派别的称谓。本文中的所谓“外道”主要指“外外道”。）文献被全文收录。《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就是这类文献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两部。本文拟参照中印其他有关文献对这两部着作的内容特色及在东方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价值进行简要地分析探讨。

　　一、《胜宗十句义论》的基本内容与特色

　　《胜宗十句义论》是印度哲学中胜论派的一部重要文献。648 年，中国唐代着名高僧玄奘将其译成汉文。《胜宗十句义论》的梵文原本在印度现已失传，它所表述的胜论哲学与胜论派另外两部主要经典《胜论经》（Vaisesika  -  sutra ）及《摄句义法论》（Padarthadharmasamgraha）的内容亦有很大不同。因此，《胜宗十句义论》就在胜论研究及佛教与胜论的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玄奘被后人看作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佛典翻译家之一，他极少译较完整的“外道”文献，但却选中了《胜宗十句义论》翻译，从这也可看出此部文献在东方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胜论派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属于一种“积聚说”，即用各种不同要素来说明世间一切现象的形成或构成。认为世间的事物是由种种要素积聚而成的。这种积聚说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所谓“句义论”。所谓“句义”指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胜论派认为世间现象就是由若干种“句义”构成的。关于“句义”的种类，印度保存的梵本胜论文献（《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等）一般认为有六种句义，即：实（事物本身）、德（事物的静的特性）、业（事物的动的特性）、同（既指事物间相对的同的关系，又指事物的存在特性）、异（既指事物间的相对的异的关系，又指事物的最终差别）、和合（指事物所具有的自体与属性等的不可分的内在关系）。而《胜宗十句义论》则认为有十种句义，即在上述六种句义的基础上又加了有能（指与实、德、业三句义有内在联系，并可使它们共同或单独生出特定结果的句义）、无能（指与实、德、业三句义有内在联系，并可使它们不共同或单独生出其他结果的句义）、俱分（是相对的同与异，即把同句义限于存在性，把异句义限于最终差别性，其余相对的同与异另成一独立的句义）、无说（指事物的非存在状态）。胜论派的句义论中包含了此派对许多哲学问题的看法，如极微论、因中无果论、量论等。

　　通过具体比较汉译《胜宗十句义论》与印度保存的其他胜论文献（《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可看出二者有一系列重要差别：

　　1.《胜宗十句义论》主张有十个句义，而印度保存的其他文献一般主张有六个句义。

　　2.《胜论经》认为要达到解脱，除了需要学习六句义的知识之外，还要修持瑜伽，而《胜宗十句义论》却只提到了“正智”（需要对十个句义有正确的认识）。

　　3.《胜宗十句义论》把“俱分”列为一个独立的句义，这表现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更强调同与异是相对的思想。

　　4.《胜论经》认为感觉有“世间现量”和“非世间现量”两种，而《胜宗十句义论》却未作这种区分。

　　5.《胜论经》中关于神的概念含糊不清。《摄句义法论》第一次在胜论哲学中用神来说明世界的生灭，而《胜宗十句义论》却丝毫没有提到神的问题。

　　6.《胜论经》和《摄句义法论》较多地谈到了宗教伦理和信奉吠陀等方面的问题，而在《胜宗十句义论》中这方面的思想成分却明显比前两者少。

　　从这些差别可以看出，如果中国古代佛教高僧没有翻译《胜宗十句义论》，或者这种翻译在中国失传，那么人们现在对胜论派哲学的了解将是非常不全面的。因为《胜宗十句义论》的梵文原本在印度已经失传了，仅凭印度保存的文献不可能完整地勾画出胜论派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的轮廓。《胜宗十句义论》的上述理论特色使其在这一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金七十论》的基本内容与特色

　　《金七十论》是印度哲学中数论派的一部重要文献。6 世纪中后期，由中国梁陈之际来华的外国高僧真谛将其译成汉文。印度数论派的不少较早的重要文献已经佚失，目前人们所看到的此派的较早完整重要典籍是《数论颂》（Samkhya-karika）。《数论颂》较为简略，许多偈颂需要借助古代注释来理解。《数论颂》的主要注释有五个，即：《道理之光》（Yuktidipika，约6世纪出现，作者不详）、《乔荼波陀注》（Gaudapada-bhasya，约7至8世纪）、《摩特罗评注》（Mathara- vrtti，约8世纪左右）、《明谛论》（Tattva-kaumudi，9世纪时婆察斯巴蒂·弥尸罗〈Vacaspati misra〉作），再一个就是《金七十论》。 《金七十论》据一些学者认为，是《数论颂》的各种注释中较早的一个（注：参见黄心川着：《印度哲学史》，270～271页，商务印书馆，1989。）。这一典籍与印度保存的其他梵本注释有一些差别，并不能肯定是由其中的一种梵本翻译而来。换言之，真谛所根据的梵文原本现在也没有保存下来。数论派是佛教史上经常提到的重要“外道”之一，佛教的大量经典或文献都提到此派，但作为完整的一部数论文献，在古代汉译文献中，则仅《金七十论》这一部。研究《金七十论》与其他有关数论的文献的差别是有意义的。真谛与玄奘同属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佛典翻译家，他在翻译大量佛典的同时，单单挑出这一“外道”文献全文译出，这也说明此典在东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数论派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属于一种“转变说”，它和“积聚说”同样属于印度思想史上影响较大的哲学理论类型。“转变说”一般认为世界最初有一根本因，世间各种现象是由此根本因派生出来的。数论派的转变说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其“二元二十五谛”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认为：世间事物转变的根本因是“自性”，自性是一种事物未展现出来前的精微实体，它在本质上是物质性的。这一实体内部有所谓“三德”（即喜、忧、暗），当三德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即三德中出现某一种德支配另外的德等情况）时，自性就开始转变出世间事物。但自性的转变不是完全独立完成的，它还需要有一与其并列的另一实体的“观照”（以某种方式作用于“自性”），这一实体称为“神我”，神我是精神性实体。它和自性由于是并列的两个实体，因而称为“二元”。由“二元”中的“自性”直接转变出觉（事物或人具有的知觉或理性作用）、我慢（事物或人所具有的主我性或自我意识）、十一根（眼、耳、鼻、舌、皮、发声器官、手、足、排泄器官、生殖器官、心）、五唯（色、声、香、味、触）和五大（地、水、火、风、空）（注：自性、神我、觉、我慢、十一根、五唯、五大合称“二元二十五谛”。）。

　　关于自性转变出“二十三谛”的顺序，《金七十论》与梵本《数论颂》的一般说法是一致的，即认为自性通常的转变顺序是：自性生觉，觉生我慢，我慢一方面生出十一根，另一方面又生出五唯，五唯又生五大（注：参见《金七十论》和梵本的自在黑《数论颂》22及乔荼波陀的注。）。但这种说法又与某些有关数论的文献记述不尽相同。具体来说，汉文资料中有些记述有另外的说法。例如，汉译《百论》（罗什译）卷上中婆薮开士对该《论》的释中所说就与梵本《金七十论》等的说法不同。该释说：“从冥初生觉，从觉生我心，从我心生五微尘，从五微尘生五大，从五大生十一根，神为主常……。”《成唯识论述记》（窥基撰）卷四中也说：“有说慢但生五唯，五唯生五大，五大生十一根，为我受用……。”这种差别或同异值得研究。但由于《金七十论》在大的方面与印度保存的梵本《数论颂》及其他注释的差别不是很大，因而它在数论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如《胜宗十句义论》在胜论研究中的地位重要。至于《金七十论》与其他汉文资料的一些重要差别，毕竟是佛教资料中有关数论的记述与数论本派文献记述的差别，与直接的本派文献之间的差别的重要程度还是不同的。当然，这是从研究数论派学说本身的角度说的，而谈到数论派学说与佛教思想之间的关联等问题，《金七十论》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还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三、两文献在东方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价值

　　《胜宗十句义论》与《金七十论》这两部“外道”文献在东方文化研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满足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外文化思想了解的需求。

　　中国主要从汉末开始逐渐接触印度文化，接触印度文化主要是通过佛教实现的。佛教文化当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印度本国来讲，影响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思想却是婆罗门教和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系统的思想。而这部分思想却恰恰是中国人知之甚少但又应了解的部分。在大量的汉文佛教藏经中，佛教徒在与“外道”论战时，经常涉及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系统的思想派别及其理论，但总的来说，有关材料是零散的。另外，有的记述或转述与这些思想派别的实际主张有很大差异或不够准确。而《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由于是“外道”本身的原典，而且汉译者又都是德才出众的翻译名师，因而被歪曲的可能性小得多。这对中国人完整准确地了解这类思想有重要帮助，对开展中印文化思想比较研究有重要价值。

　　2.对研究佛教与“外道”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文佛典中提到不少“外道”思想，但多为零散的，有些还有歪曲或误传。而《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则提供了相对完整和准确的有关派别的思想。这不仅对人们理解胜论派和数论派有帮助，而且对人们理解佛教与“外道”思想的关系或交涉也有重要意义。譬如某些汉译或汉文佛典，在记述佛教对胜论派或数论派的思想攻击或佛教受到的攻击时，会引出一些胜论派或数论派的专有概念。这些概念在译者或与译者同时代的思想家看来不难理解，但由于是零散提到，后人或现代中国人看来就较生疏。而《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是较完整的有关“外道”思想的叙述，因此后人就能较容易地从总体上把握胜论派和数论派的思想，而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再回过头来看许多汉译或汉文佛典中提到的一些“外道”专用术语，就会感到容易理解，这样也就更易理解相应佛典的主要思想或佛教与“外道”的关系。这无论对研究印度文化还是研究中国文化都是很有益处的。这很可能是两位佛典翻译大师（玄奘和真谛）偏偏选中这两部“外道”文献加以全文汉译的主要原因，也可能是这两部文献被后来的佛典整理者收入各种汉文佛教藏经之中的主要原因。

　　3.在汉译梵典方面对现代中国人研究印度文化提供了便利。

　　中国人了解和研究印度哲学需要翻译（汉译）印度哲学文献，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要将一些印度哲学中的专有名词译成汉文。印度哲学中的不少概念在汉文中可找到对应的概念，翻译起来并不困难。但也有许多概念，在汉文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如搬字典直译往往造成误导。所幸的是，许多古代汉译的印度哲学专有名词流传至今，我们仍可直接使用。尽管这些专有名词在现代汉语中很少使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很陌生。但这些译语毕竟是汉语，对它们略加解释就可以作为适当的现代汉译印度哲学专有名词来使用，而使用它们显然比使用音译的印度哲学专有名词更具优越性。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翻译的大量佛典中提及了不少印度哲学派别的专有概念，但古代的译法也经常不统一，因为大量的佛典是由许多翻译者译成的。而《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则提供了作为一个或一些派别的较全面的系统译法，因为这两部汉译文献作为某种派别的系统文献来说有一套完整的译法。这为后代人提供了重要的便利。

　　例如，在印度胜论派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是“padartha”。该词现代许多人译为“范畴”，而在玄奘翻译的《胜宗十句义论》中译为“句义”，后来的古人也多依此译法。现代中国人译“范畴”多是依据西语的译法（“category”）转译的。但胜论派的“padartha”与西方一般的所谓“范畴”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梵语的“padartha”由“pada”和“artha”构成。“pada ”（句）是“言语”或“概念”的意思，“artha”（义）是“事物”、 “东西”或“客观实在”的意思。所谓“padartha”（句义）指“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而所谓“category”（范畴）一般指反映事物本质或联系的基本概念或观念，并不是指事物本身或东西。二者严格来讲是有区别的（注：胜论的    “padartha”也是此派的基本概念。在西语中， 如果一定要意译， 用“category”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若直接用“padartha”，似更好一些。）。

　　再有，如数论派中的“purusa”概念，真谛在《金七十论》中译为“神我”。而今天我们若按西方语言那样意译，则可能译成“灵魂”（soul）等，将会引起误解。若仍沿用“神我”这一译语，并作些解释，则较为适当。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总之，《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汉文专有名词，这对现代中国人理解研究古代印度文化思想有重要价值。

　　《胜宗十句义论》和《金七十论》在古代就引起很多中国佛教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在近代，不少着名的专家学者对其仍然十分看重（注：如日本的宇井伯寿，奥地利的伏劳瓦尔纳(E·Frauwallner）和中国的汤用彤等都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我们今天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中印宗教哲学的认识水准，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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