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一世佛缘(姚展雄)

张大千的一世佛缘(姚展雄)

　　张大千，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国画大师，他不但以“诗、书、画、印”、无所不精的通才称誉艺坛，而且以他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而成为独具魅力的艺术大师。

　　张大千，他不仅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美食家、旅行家，还是位虔诚的佛教徒。青年时期的张大千，曾做过一百天的和尚，“大千”是其法号，他的作品也常以“大千居士”落款，这一切，表明他与佛教有着种种不解的因缘。

　　旷世风流

　　黑猿转世、百日师爷、周游列国——极富传奇的人生轨迹；常蓄美髯、饱览山水、旅居美宅、广品美食——潇洒不羁的生活方式；痛斥日寇、面壁敦煌、名扬欧美、海外萍踪——民族正气的艺术人格；“当代石涛”、“南张北溥（溥心畲）”、“南张北齐（齐白石）”、“东张西毕（毕加索）”——空绝千古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其“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语）的千古盛名。

　　他的书法自成大千体，他的菜谱自成大风堂名菜，他研制的宣纸自成大千纸，他的画法自成大千画派，他画的荷花人称“大千荷”。他借鉴西洋用色法，自创的泼彩、墨彩合泼法，为中国画开辟了一条新路。

　　他荣膺国际艺术学会的金奖牌，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并被世界公认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

　　随母学画

　　张大千，原名张正权，又名张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出生于四川内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83年病逝于台北。张正权为何要更名张大千和张爰？这是因了张大千早年的一段佛教因缘和拜师学艺的佳话。

　　“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张正权自幼就生长在一个具有浓厚的诗书氛围而又忠厚的家庭。先世广东省番禺县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迁蜀，卜居内江。父亲张忠发（字怀忠、号悲生）秉性忠厚，乐善好施，早年从教，后从政，再改盐业，；母亲曾友贞知书达理，长于绘画，是远近闻名的“张描花”；仲兄张善孖，擅长丹青，尤以虎画名于世，自号“虎痴”；五姊琼枝，自幼从母学画，也画得一手好花样，俗语“家传总比学艺高”，张正权七岁启蒙课读，九岁开始随母、兄、姐学习绘画，十二岁就能画一些花鸟、山水和人物，表现出过人的艺术天分，见者呼为“神童”。

　　负笈东瀛

　　1917年春，张正权随仲兄张善孖负笈东瀛，考入京都艺专，学习染织技术，兼习绘画，以图走实业救国之路。1919年，正在日本留学的张正权获悉未婚妻谢舜华不幸染疾早夭，谢舜华是正权的表姐，与他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正权由日本赶回上海，本欲返蜀祭吊，时值张勋上演复辟闹剧，兵荒马乱，道路不靖，最终未能成行。谢去世不久，父母为他另行定亲倪氏女，次年，及至返沪，因久未归家，倪姑娘相思成疾，只好退婚。遭此变故，张正权深感人生无常，自己学业有成，而前途渺茫，一向对佛学感兴趣的张正权决定遁入空门，出家为僧。

　　对张正权的出家，大多数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感情受挫，这只是表面上的一句遁词。事实上，台湾着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在其《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一书中指出：“真正的原因是现实的压力，激出他不顾一切，企图突破窘境的一种冲动。”

　　大千居士

　　1919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张正权带着好友李兹令尊的亲笔信，前往江苏松江县妙明桥畔的禅定寺拜见住持逸琳法师，要求出家。逸琳法师见是已故师父竹禅大师的挚友推荐来的人，十分高兴，当即发给他一套僧衣，赐法号“大千”，虽削了发，但未受戒。大千者，语出佛家经典《长阿含经》：“三千大千世界”。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廊，在同一日月照耀下的这一空间，称为一个小世界，其间有四大部洲，洲与洲之间山海回环。积一千个小世界，称为“小千世界”；积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中千世界”；积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大千世界”，因以三积千，故得其名。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宏广微深，包罗万象，佛门弟子若能胸藏万物，观广探微，将己之大千世界融入世之大千世界，再将世之大千世界返回己之大千世界，就可使自己胸怀三千大千世界。而这个出世与入世的过程，则全凭自己的一心一念。张正权非常喜爱逸琳法师为自己起的这个既响亮又大气的法号，以后一直以“大千”行世。

　　百日和尚

　　在禅定寺里，张大千尊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过起了清净淡泊、青灯古佛的生活。

　　过了不到一个月，张大千听说江南一带高僧中最负盛名者是宁波观宗寺的住持谛闲法师，遂慕名前往求见。谛闲法师已78岁高龄，为六朝高僧智顗所创“天台宗”第四十三代传人。谛闲法师在普陀山修炼多年后，支持浙东第一名刹国清寺。观宗寺是国清寺的属寺，此时谛闲法师正驻锡观宗寺中。

　　张大千由松江募化到宁波，不料，观宗寺的知客僧却把它当成“野和尚”闭门不纳。无可奈何的他只好回到客栈，给谛闲法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要求谒见。彼时，正值谛闲法师闭关，外人一律不见。但当他看到张大千的书信龙飞凤舞、文采斐然，遂点头称许“字里行间颇有灵性”，于是回信表示愿意见他。就这样，大千虽费了一番周折，但终于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师。

　　进了观宗寺后，大千天天与老法师谈经论道，也聆听法师讲经说法。虽然大千原本是来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烧戒时，他却拒而不受。在烧戒的前一天晚上，大千与老法师辩论道：“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后，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但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谛闲法师则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能驯成良驹。”大千则回答道：“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少年气盛、自悟得道的大千与年近八旬的老法师针锋相对地辩论了一个晚上，非但没有结果，而且烧戒要在次日照样举行。这天是腊月初八，大千想到就要烧戒，心里很矛盾，遂不辞而别。

　　张大千逃离观宗寺后，仍不想还俗，又到杭州灵隐寺住了约两个月。期间，大千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表露自己的苦闷。朋友们建议大千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以便谈诗论画，排遣寂寞。就在大千采纳朋友的建议回到上海下车时，被早已等候在车站的二哥善孖逮个正着，当天就被拖回四川老家，在母兄之命下定亲完婚，从此结束了他漂泊不定的云水生涯。是年，大千22岁，他的原配名曾正蓉。

　　从1920年10月在禅定寺出家到1921年元月在上海北站被二哥抓住为止，前后历时100天。这100天的和尚生涯，对大千的一生也影响很大。晚年移居台湾时，他曾口述过《做和尚的一百天》，追忆自己昔日相继在松江禅定寺、宁波观宗寺、杭州灵隐寺做和尚的轶事。

　　拜师上海

　　张大千新婚后不久，即随父张忠发回上海拜艺林名士曾熙（自署农髯）为师，学习诗词、书法与绘画。拜会之时，张父对曾师讲起大千百日和尚的经历，还讲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仙人托梦”的故事：在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一位白发长髯的长者，将一面硕大的金盘交给她，上面蜷曲着一只黑猿，一动不动，双目炯炯有神，机智伶俐，其母甚觉可爱，正在四目相视之际，黑猿似有灵性，面露笑容，目光温顺，就像一个孩子望着母亲似的。长者还嘱咐道：“要小心照顾黑猿，它怕月亮，怕荤腥，怕拘束。”说完便飘然而去。翌日清晨，大千母亲便把这个梦讲给家人听，当天下午便生下了大千，满身黑色长毛，异于常人。据此有人说张大千是黑缘转世。曾师听了这些故事后暗暗称奇，更加坚信大千是个可造之才。于是根据赠猿之梦给大千取名“猿”，因大千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又名“季猿”。后来，张大千去掉部首，简写为“爰”，所以，张大千又名张爰、张季爰。

　　在曾师的指点下，大千诗、书、画艺突飞猛进。之后，经曾师引荐，大千又拜李瑞清为师，得益二位名家的亲传口授，大千刻苦钻研名家碑帖，潜移默化，眼界大开，正像他后来所言：“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

　　从此，张大千在上海滩十里洋场崭露头角、声名鹊起。

　　翰墨佛缘

　　1929年，三十而立的张大千已在文坛颇负盛名。这年四月，他以两幅作品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干事会员，接着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北京之行。张大千前往北京长椿寺参佛，受到了住持寿泉法师的礼迎。张大千当时已画名显赫，寿泉法师便请他为寺里绘制丹青，张大千欣然允诺，遂创作了巨幅山水《松下观瀑图》，构图严谨，用笔奔放，水墨淋漓，气势磅礴，满纸烟云。当举笔题画时，他蓦地想起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

　　有一天，镇江金山寺住持佛印登坛说法，苏东坡闻讯赶来，谁知听众满座，没有空位了。佛印笑问：“人都坐满了，此间已无学士坐处。”

　　东坡机锋相对：“既然此间无坐处，那就借和尚四大五蕴之身为座。”

　　佛印说：“学士！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回答得出来，那么我老和尚的身体就当你的座位；如果你回答不出来，那就请解下身上玉带留镇山门”苏东坡便答应了。

　　佛印禅师反问：“老衲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要坐那里？”

　　苏东坡为之语塞。

　　于是，张大千挥毫在画的上端题诗：“笔端突兀走千军，墨落能生万壑云。惭愧东坡乡后辈，却无玉带镇山门。”前两句一如张大千的性格，彰显出他对自己笔墨的自信，后两句则巧用典故，妙趣横生。

　　张大千《水月观音》，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和维纳斯”。

　　面壁敦煌

　　1940年10月，张大千携妻杨宛君、子张心智游嘉陵江至广元千佛岩，见那里的唐代造像毁于修路，极为惋惜，遂决意远赴甘肃，去探寻敦煌石窟，后因接到二哥善孖赴美举办抗日募捐画展过去劳累不幸在重庆病逝而中断敦煌之行，星夜兼程前往重庆奔丧。

　　1941年3月8日，张大千率领门人、子侄以及喇嘛，再次踏上了赴敦煌的漫漫征程。

　　在偏僻遥远、生活艰苦的敦煌，张大千一改往日富足的生活，像一位朝圣的信徒依然扎下根来，他用卖掉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画所得钱款做经费，在敦煌石窟一呆就是近三年，悉心临摹了莫高窟、榆林窟两处遗存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的壁画276幅；为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和水峡口小千佛洞编号，成为上接伯希和、下启解放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三大编号体系之一，至今仍为世界上一些敦煌学派所沿用；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系统研究，经博搜详考，记录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着作《谈敦煌石室》，又名《敦煌石室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同时，查清了敦煌地区的文物分布情况，把调查研究的成果写成《谈敦煌壁画》一书，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竭力保护敦煌这座世所罕见的艺术宝库。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老先生的倡议下，1943年正式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3年秋，张大千离开敦煌石窟，在兰州举办了一次画展，反响强烈。次年，他又相继在成都、重庆两地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震撼了学术界和美术界，着名画家徐悲鸿、黄君壁，着名诗人柳亚子，作家叶圣陶，书法家沈尹默、吴玉如等文艺、学术界名流纷纷前往观看，对其作品推崇备至。国学大师、敦煌学巨擘陈寅恪看过画展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一文中盛赞道：“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具造化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

　　为虎受戒

　　客居苏州网师园，张大千二哥善孖为了画虎，特意从贵阳购得一只小虎，养在园内。因二人信奉佛法，遂挈虎儿前往苏州报国寺，请当代高僧印光法师为虎受戒，法师欣然为虎儿赐法名“格心”。但不幸的是，抗战开始后，全家内迁，移虎出园，陋巷中虎儿从人力车上滚下跌死。大千、善孖哀痛不已，遂将虎儿葬于园内，并由大千手书墓碑“仲兄善孖所豢虎儿只墓”，这就是曾传位佳话的“虎儿受戒”与“虎儿之墓”两则佛缘趣事。

　　摩耶精舍

　　晚年移居台湾，张大千将自己在台北外双溪的居所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名字充满了深深的禅意。摩耶为梵语，本义为“大幻化”、“大术”。佛家经典记载，摩诃摩耶王后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又称摩耶夫人，相传其腹中具三千大千世界。张大千的最后归宿“摩耶精舍”，分明是他法相庄严的精神家园。

　　张大千做了一百天和尚，虽最终未能皈依三宝，但还俗后的他，处世严谨，慈悲为怀，乐善好施，虔心向佛，一生以“大千居士”行世，始终用画笔描绘佛的清凉世界，他的山水、花鸟、人物无不浸淫着与世无争、潇洒出尘、宁静祥和的佛理禅趣。

　　百日和尚，大千居士，翰墨佛缘，面壁敦煌，为虎受戒，摩耶精舍，这一切，无一不表明张大千一生与佛有着种种难以解脱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