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五大寺在都市佛教中的角色定位(向世山)

成都五大寺在都市佛教中的角色定位(向世山)

　　“成都，西南大都会，于佛事最胜。”[注]自南北朝始，成都就是长江上游的佛教文化活动中心，至今仍是四川佛教活动重镇。现在人们常说，成都（市区和郊区）有五大寺，即大慈寺、昭觉寺、文殊院、宝光寺、石经寺。寺院就是佛教僧侣住持之所，也是信徒信仰、祈福的社区中心，还是游客观光的旅游景点。本文从都市社区佛教和旅游经济地理学来勾画一下五大寺的角色、定位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五大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成都五大寺都是历史悠久的寺庙，在川西平原赫赫有名，创建时间距今至少有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昭觉寺、宝光寺创始于南北朝，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大慈寺崛起于唐代后期，石经寺兴起于明朝前期，但其前身也可追溯到三国蜀汉。

　　五大寺都是历史上的名寺，由于受政治、经济、地域、流派等因素的左右，文化发展有“各领风骚几百年”的规律，当然，寺庙发展也摆脱不了。在唐后期，声望以大慈寺为最；降至宋，以昭觉寺为最；在明朝前期，以石经寺为最；到清朝，宝光、文殊后来居上，故有“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曼”的民间传说。

　　五大寺各有宗教特色，在历史的表现上也是鲜明的。大慈寺是唐朝、宋朝四川讲经说法的中心，每天都有高僧登座宣讲佛法，晓喻众生。名声之大，全国昭昭，著名高僧唐玄奘曾不辞辛苦，入蜀听经求解佛法难题。昭觉寺在宋朝是弘扬禅南宗临济宗杨岐派的全国中心之一，石经寺是明朝前期弘扬禅宗临济宗的蜀土的中心寺院。宝光和文殊院是后起的传播禅宗临济宗的名寺。由于文殊院有位居市中心的便利，清朝末年，城内的法会多在院内举行。上世纪，改革开放后，成都落实宗教政策，北郊昭觉寺、龙泉山石经寺因多重因缘，成为禅宗、密宗合一的寺院，所以，这两寺的教法也变成禅、密兼宏。

　　五大寺都是佛教文化宝库。大慈寺在唐宋可以说是全国顶尖佛教艺术的荟萃地，特别是佛教壁画为天下之最。当时名家唐吴道子、前蜀画家李升、后蜀画家黄筌父子等都在寺内创作了大量壁画。藏经楼上还供有脱纱佛像千余尊。昭觉寺的壁画虽没有大慈寺那么多，但著名画家孙位画的“行道天王”、浮丘所画“松柏”、张南本所画“水月观音”、张询所画早午晚“三景山水”素有名声。宝光寺有名扬全国的罗汉堂，清代泥塑罗汉、佛、菩萨、祖师共577尊，全身彩绘贴金，是全国现存五大罗汉堂(另四处在北京碧云寺、苏州西园寺、武汉归元寺、昆明筇竹寺)中规模最大的泥塑罗汉堂，艺术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泥塑高峰。石经寺最为信众崇奉的便是运用佛教仪轨、四川独有手法保存下来的楚山绍琦祖师(1403—1473)全身舍利(俗称肉身)， 自明成化十八年

　　(1482)立冬开缸以来，一直存世，享有崇高声望， “烧香必去石经寺”也就成为川西平原的民俗。文殊院珍藏有唐玄奘顶骨舍利一小片，这是举世遗宝。各寺还保留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名人书画、民间工艺精品。

　　五大寺在历史风云中都遭遇过盛衰荣辱。如中国佛教史上最惨烈的唐后期会昌年间

　　(844)武宗灭佛，成都地区的所有寺院除大慈寺外，全在除毁之列。明末清初，张献忠入蜀和连年战祸，许多寺庙都惨遭荼毒。五大寺也不例外，只有石经寺民间传说因楚山绍琦祖师“肉身菩萨”显灵，才逃过火劫。由于寺院都是木建筑，五大寺遭遇火灾也是常有的事。每次都是高僧和信众发心发愿才得以重新辉煌。

　　五大寺都拥有自己的高僧群体，下面略举最著名者。大慈寺：唐代“三藏法师”玄奘、“金和尚”无相、 “悟达国师”知玄、第一位到日本传播禅宗的宋代高僧兰溪道隆都与大慈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或听经，或讲经，或建寺，或出家。昭觉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禅宗曹洞宗传人休梦禅师任建元寺住持，圆悟克勤的两度住持而扬名天下。清初，丈雪通醉归蜀任住持，在废墟中重兴昭觉寺。石经寺：明朝前期，振兴石经寺的是荆璧老人楚山，开创禅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成都地区唯一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道场一一近慈寺废毁严重，便将密宗道场迁移至石经寺，所以，近慈寺密宗道场的创立者、现代著名高僧能海上师(1886—1967)也顺理成章成为石经寺的祖师。文殊院：清朝康熙年间，有临济宗三十三代传人慈笃海月禅师重振寺庙，道光年间有本圆和尚扩建寺庙，他们的神奇事迹传播四方，而得成都民众的崇拜。

　　五大寺都是川西平原的信仰中心，香火历来及其旺盛。大慈寺在唐宋享有“震旦第一丛林”之誉；在两宋王朝，昭觉寺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美称。在明清时期，宝光寺、文殊院位列长江流域四大丛林之中。1983年，国务院在确定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时，昭觉寺、文殊院、宝光寺赫然入榜。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去年，石经寺和大慈寺也相继对外开放，成为信徒、游客朝拜的重点寺院。

　　总之，五大寺在川西平原乃至四川佛教史上都有不凡的贡献。

　　二、 成都市区佛教寺院布局非均衡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佛教可能发挥到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和冲突纷繁复杂。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更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时也看到，引进的西方心理咨询和治疗技术正在大肆抢夺这块还未明晰的市场。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独具特色的心理安慰理论和宣泄方法，这就是佛道二教和诗书画。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诗书画和佛道二教的市场严重萎缩。但目前的社会需要这些古老理论和技术焕发生机，重新入世，为转型社会的平稳化贡献独特的作用将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还有，历史的发展会改变寺院旧有的角色，改变旧有的定位。从五大寺在成都市布局来看，很不平衡。我们沿成都市区东西、南北纵轴线，即蜀都大道和人民北路一人民南路，划个十字，就会惊奇发现：除大慈寺位于东南区外，其他四大寺都处于东北区及其东北的延伸区内。连当代著名尼寺爱道堂也处于东北区内。西北区、西南区很是“荒芜”。当然，历史上，成都市西边还是有许多名寺的，如圣寿寺(地址在今西胜街，唐代成都第二大寺，仅次于大慈寺。大慈有96院，圣寿有36院。)、净众寺(万佛寺。历来为成都西边胜地，现代以出土南北朝石刻造像而闻名于世)、草堂寺(解放后被改建为杜甫草堂)等，可春秋变故，西边寺院无影。所以，按照建筑辐射功能看，五大寺的影响力存在一定“空白”，需要通过宣传、口碑等加以弥补。

　　文殊院与大慈寺在市区。文殊院位处市中心，便成了省、市佛教协会所在地，在政治地位上占据了优势。大慈寺曾作为成都市博物馆，2004年才回归开放，现今的寺院面积狭小，连基本的寺院定制都满足不了。由于身处闹市，土地金贵，其恢复建设还有一定的难度。宝光寺现在还是纯粹的禅宗临济宗寺庙，但昭觉、石经二寺己变成禅宗、藏传佛教黄教共奉的寺庙。

　　三、从都市佛教看五大寺的角色

　　由于上世纪以来，无烟工业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我国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旅游业也有大大的发展。在成都，五大寺由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古风古貌的园林建筑也成了省内外，乃至国内外游客观光的景点。

　　但笔者认为对寺院今后影响最大的还是城市规划。在成都市城市规划中，文殊院、大慈寺都成了成都市、区两级政府力捧的“黄金地域”。文殊院片区和宽窄巷子片区、大慈寺片区共称为成都市三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现在政府和有关部门正在努力把文殊院打造成“第一都市禅林”，大慈寺处在成都中央商务区(CBD)内。这两个寺院所在的区域必然脱颖而出，在今后的发展中，都市佛教的特色更加显著。宝光寺现在也在为打造4A风景名胜区而努力。但如何把握都市佛教并找到准确的定位，还需要摸索。根据其他国家和我国沿海寺庙的经验，笔者提出一些看法。

　　1．外观、装饰在保留传统规制同时，要具有都市时尚元素。

　　现在，在政府的规划和僧制要求下，建筑、佛像、装饰、器物、园林、搬迁等工程已按规划方案进行。特别注意的是，大慈寺、文殊院位处闹市区，寸土寸金，又是在政府规划的样板建设片区内，各种建筑、各样佛像、各式装饰等等，要大气不能小气，要伟岸不要狭小，要亮丽不能杂乱，要精美不要粗糙，这方面可借鉴港、台、新加坡等地的成功经验，以符合名寺的规格和信众、香客的期望，成为红尘净土向往地。

　　2．利用区位优势，培育红尘滚滚中的一方净土。

　　大慈寺、文殊院在唐宋就尽享地理优势，成为崇佛之中心。现在，应该利用文化保护区、CBD的区位优势，广做宣传，重视口碑，礼待善信，培植信根，成为闹中取静之佳处，洗恼涤虑之放心处，两寺分据南北，努力成为各自辐射南北市区的信仰中心，遥相呼应。

　　昭觉寺、宝光寺、石经寺远处郊区，反倒是适合现代人远足的时尚对象，特别对于有车族来说，并不存在交通困难。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世俗化的问题，世界各个宗教概莫能外。从历史上看，佛教经验是成功的。寺院成了休闲中心，特别是聊天、喝茶、聚会的市民的乐土。对这种现象不必反感，套句古语： “佛门广大，有缘即度。”

　　，3．引领中产阶级成为新的信仰群体基础。

　　大慈寺、文殊院位于成都闹市区、黄金口岸、文化保护区、CBD商区、交通便利之处，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优势资源，大力在白领人士、商界、学界发展和培育新的信仰社群，也就是在继续巩固原有的低层信仰社群外，还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和推出新的举措来吸引国内正在崛起的新的阶层中产阶级，这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又扩展了佛教信仰的群众基础。

　　这是世界宗教与时代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现实，也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型进入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必然要经历的的挑战。站在东方的中国人立场来说(笔者不是鼓吹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佛教在新时代下保有传统优势而必须采取的重大举措。

　　4．成为旅游观光的景点。

　　据世界旅游经济报告，宗教胜地占景点旅游10％。大慈寺、文殊院有地理、交通、名气之利，在古代就是寺院与商肆杂处的区域，其传统遗产和习俗与现代旅游经济学原理很吻合，两寺应善加宏用，广交全国各地、海外各地区和国家的旅游主管部门、旅行社、导演、民间团体等，以交情聚集人脉，以人脉汇聚人气，以人气聚拢商气，跃升为成都市的国内外旅游团和散客的必游景点之一，这对于增强财力、加强底气、辐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成为成都市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对外汇和GDP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但由于区位的差异，各寺也有不同的“客源”。文殊院、大慈寺由于在成都市区中心，平时和上班时间都是人头攒动，茶园爆棚。宝光寺处在成都市新都区，平时客源比不上上两寺，但也拥有一定的区位优势。而昭觉寺、石经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平时的客源就少些，石经寺在龙泉山上，这一情况更严重，少见它寺常见的茶客爆满景象，因为周围都是农民，当然不像城里人有空闲时间。但是，每逢初一、十五、佛教各节庆，各寺的来客众多，谁多谁少很难说。这说明五大寺各有辐射区域，拥有相对独立的信众。

　　五大寺应在信仰和经济“两条腿走路”的两个领域实现有机联动，佛教和佛教文化实现共荣，信众和香客两个市场份额中实现双赢(赢心赢利)，为四川佛教寺庙自力更生、发展壮大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之样板。

　　5．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

　　五大寺中古时代有盛名，至今名头也很响亮，国外僧界早已关注， 自开放以来，已有异国僧人和善信陆续前来祭拜祖师、观光。五大寺应以这股力量为突破口，礼遇洋客，多搞国际活动，扩大海外影响，巩固东北亚，延伸东南亚。其具体方案将撰专文探讨。

　　6．培育佛教文化研究中心。

　　五大寺在历史上是名寺、信仰中心、高僧汇聚地、省内外国内外僧俗关注热点，也是佛教文化宝库、士民游宴之地、商人扎堆之地、川西平原佛教扩散之地。

　　在历史上，大慈寺是蜀地的佛教义学研究中心。看高僧传记、灯录，常见僧人到到益州大慈寺听高僧讲座，而且，士民也追捧。唐代知玄禅师(悟达国师，809—882)被当时的镇蜀宰相杜元颖请到大慈寺普贤阁讲经，听经者每天达万余人!昭觉寺在圆悟克勤住持期间、石经寺在楚山绍琦住持期间、文殊院在丈雪通醉住持期间，叩门求学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僧侣和文人，还有信徒。

　　需要指出的是，在印度、西域、中国历史上都有寺院义学研究的传统，有的寺院因此彪炳史册。大慈寺在唐宋时就是义学重镇，名播天下；各院讲席连番，僧俗听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当今港台东南亚佛寺道观也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赞的成就，藏传佛教寺院至今保留着义学研究的传统，大陆汉地反倒秋叶凋零，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作了反省和填补工作，但总体规模和水平还是差距明显。大慈寺完全可以追慕先贤，重振传统，发下大愿，励志奋勇，率先作为，培养僧才，网络俗才，以自身历史研究为先导，今后扩展及于义理研究、当下研究，经过多年精进，必定能把大慈寺变成省内乃至全国扬名的研究佛教中心的寺庙。如斯，不仅再现了大慈寺盛世辉煌，功莫大焉，也增强了大慈寺和中国佛教在当今盛行宗教间对话中的话语权，善莫大焉。

　　近几年，文殊院讲经法会规模渐大，大慈寺佛教文化公益讲座不断，在信众和爱好者中，几乎成为文化品牌现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兴起禅宗热；八十年代，兴起藏传密教热。信息反馈到国内，相继掀起禅宗热、藏密热，至今未衰。成都五大寺作为禅宗和密教名寺，具有优势地位，在讲经弘法方面完全可以重新辉煌。

　　7．发展慈善事业

　　佛教在中国传教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关注弱势群体。各类佛、菩萨、罗汉信仰盛行黎民中，主要是他们为民拔苦与乐，给民慰籍。大慈寺最先获得名声就在于僧人的善行，僧人英干在街头施粥感动了逃难的唐明皇，而获得敕书“大圣慈寺”匾额，赐田千亩，这成了大慈寺今后大跃进发展的契机。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关注弱势群体仍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特蕾西修女、台湾地区证严法师的慈心善行都给世人留下了强劲震撼。证严法师创设的慈济骨髓库为白血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解除患者病痛的折磨和家属的心理折磨，在全世界华人中有口皆碑，社会影响巨大。成都五大寺近年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方面愈来愈频繁。助学、慰老、扶贫、义诊、赈灾、捐款、放生等都做得有声有色，社会反响极佳。但相比较于海外获得的成就，内地寺院在这方面还有极大潜力可挖。

　　成都五大寺在全国都有影响，地位崇高，是目前四川寺院的标杆，在新时代应该大力开拓新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

　　注：宋苏轼： 《大圣慈寺大悲圆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