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当今政治的辅佐意义

佛教对当今政治的辅佐意义

　　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僧团开始，佛教便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无论释迦族人和邻国的水源之争，还是阿阇世王和越只国之怨，都在释迦牟尼本人及其佛教僧团的教化和调解下成功地化解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在中国历史上，高僧大德“出朝方丈、入朝国师”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当然，除了辅助朝政的国师，还有转而出仕朝廷的宰相。另外，如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要随驾太宗左右接受咨询国事。又如唐朝的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还如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缅甸、锡兰等佛教国家散播谣言，诬指我国没有佛教，破坏宗教信仰，当时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出国宣扬国风，获得英、美、锡、缅各国的支持，滇缅公路得以畅通无阻。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确有许多君王执政爱民、招才纳贤，为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融万法，使许多高僧大德有缘辅佐君王，为民造福、为国分忧；也有因各种原因而废佛、灭佛的执政者，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往往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　　

　　一、 佛教对政治的促进作用

　　 印度

　　约在公元前304年，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二代君主生下一子，此子就是后来著名的阿育王。他对历史的影响就如他的知名度一样，可居印度帝王之首。他一生的业绩可分成两个部分：在其前半生，阿育王从平叛立威、杀兄夺位开始，到登基后对内设酷吏暴行施政，对外血腥嗜杀扩张领土，显示了其极度凶残专横的作风，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黑阿育王”时代。此时的作风与后来中国的秦始皇类似，但与秦朝不同的是，阿育王的统治时间远比整个秦朝长得多，这不得不归结为其后半生的巨大转变和作为。其后半生被后人称为“白阿育王”时代。

　　在其对羯陵伽国的战争后，阿育王被伏尸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所震撼，深感痛悔，他本有的佛性，此刻终于被恻隐之心唤醒。同时，也因为连年的对外征战和对内残酷镇压，其国家的经济形式及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此时的王朝也迫切需要一种大众共识的信仰及文化体系，以统摄人心、固国安邦。正是因为对长治久安的思考与探索，阿育王才避免了类似中国秦朝那样被民众以“推翻暴政”为由，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

　　阿育王在羯陵伽的战役后，曾多次请释迦牟尼的第四代法脉传承弟子，即佛教四祖——优婆毱多（后人称优婆毱多尊者）共商治国之策。在其感召下，阿育王开始对羯陵伽人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悔恨”。后来他向全国人民宣布：“战鼓的响声”沉寂了，代替它的将是“法的声音”。在外交上，他频频向邻国派遣高僧、送去佛典、弘扬佛教文化。佛教很快传遍了锡兰、埃及、叙利亚、缅甸、中国及世界各地，这使其在四十多年的统治生涯里，享有国际盛誉。

　　之后，阿育王宣布佛教为印度的国教，并将他的诏令和“正法”的精神刻在崖壁和石柱上，成为著名的阿育王摩崖法敕和阿育王石柱法敕。阿育王亲自到各地朝礼佛的圣迹、修建佛塔、访问大德高僧，又在名胜之地的大山崖上，刻上佛的教导。这些文物至今还在那里屹立不倒。同时，阿育王规定要对其他宗教宽容，给予耆那教、婆罗门教、阿耆昆伽教应有的地位，禁止不同教派之间相互攻击。这些“正法”体现了佛教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了阿育王本人的统治韬略。正是这种立国教而包容他教的心量，阿育王有效地化解了多方的危机与矛盾。

　　佛教文化对阿育王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积极的辅佐作用，而阿育王本人，借助佛教的“慈悲与智慧”，也完成了由暴君到明君的华丽转身。

　　 中国

　　- 唐朝

　　公元五世纪，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东渡，将佛法心宗传入东土，开始了与中国本土之儒道思想的沟通、碰撞、磨合，继而开创了具有入世大乘佛法精神的禅宗。禅宗代代相传，已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唐朝，政治清明，宗教自由，佛教兴盛，四域平和，八方来朝。旧唐书说：“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焉。”

　　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返抵长安时，道俗奔走，倾都罢市，盛况空前。太宗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玄奘，推崇佛教。玄奘大师圆寂后，高宗悲恸逾恒，为之罢朝三日，追谥“大遍觉”之号。

　　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佛教更是各派相争斗妍、相得益彰，遍呈“街东街西讲佛经”之象，佛教普及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武则天邀请当时的禅师神秀（北宗领袖）入京担任国师，神秀不仅精通佛法，还精通玄学、周易、奇门、易数、六壬、老庄等学说，被称为“两京法主，三帝本师”。这个时期，朝廷对佛教的认可和推行，正如唐士大夫李师曾所说：“唯佛之为敬也，对臣以忠，对子以孝，对国以治，对家以和”，认为佛教劝善、感化思想，对社会的平安祥和、繁荣昌盛，功不可没。

　　- 宋朝

　　两宋时期，佛教各派，特别是禅宗有了更进一步的本土化发展。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和普及，在民间得到了较大的弘扬。宋仁宗庆历七年，太监李允宁奏请将自己在京城的宅第改建成禅寺，宋仁宗有意扶助禅宗在北方的传播，赐此寺名为“十方净因禅寺”。宋代朝廷重视译经，积极扶持佛教，朝野上下形成了尊重佛教、探究佛教、信奉佛教的风气。此时，永明延寿禅师以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同时又详细引述其他各派的理论与修行方法，主张两者结合，做到“禅教会通，理事双修”。这对当时的士大夫影响颇深。宋朝历代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如吕蒙正、富弼、赵忭、范仲淹、王随、张方平、王安石、李纲、张浚及朝廷重臣王曙、杨杰、苏轼、苏辙、黄庭坚、张九成等，都曾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就是居士，常受益于禅僧点化。释、道、儒三者高度融合而成为社会上层人士普遍接受的思想。其时，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此间完成，且因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被国外一些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期。

　　宋代重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并对多元文化包容、扶持，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家富裕、百姓殷实、佛法兴盛、科技发达的时代。

　　- 中国台湾

　　当代，台湾“人间佛法”的理论从早期的社会适应层面，已经提升到了社会关怀的层面。佛教的社会活动和组织动员能力是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佛教报刊、电台、电视和通俗演讲会比比皆是，佛教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出家人以本身的学术实力进入大学任教也成为寻常之事。用佛学论文奖学金、学生佛学社团、佛学夏令营等方式形成了佛教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提升了整个教团的信仰、组织和文化水准，也推动了本地区全体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地区的繁荣稳定。

　　一九九九年，台湾大地震中，最先、最有效、最获灾民和社会肯定的救灾民间团体就包括台湾佛教界的慈济功德会等各类佛教团体。另外，台湾佛教在大学教育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佛教界已在台创办数所大学，如南华大学、慈济大学、玄奘大学和华梵大学等，对社会教育的推广与青少年道德观念培养起到了积极的培养作用。　　

　　二、 历史上四大法难对政权稳定性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并非所有的执政者都能借助佛教的慈悲与智慧来固国安邦。比如在我国，自佛教传入后，一方面有不少执政者借佛教之力以安天下，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曾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而另一方面，也曾有几次大的政权“灭佛”行为，被后人称为佛教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这四大法难，不仅严重扼杀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权地位。

　　北魏太武帝灭佛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笃信佛教，兴建了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但后来，因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另一方面，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其在中原的地位，需要以全民为兵。而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开始排斥佛教，并在后来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这次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没被采纳，但也由于此举，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也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因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拓跋焘被宗爱所杀。宗爱立太武帝幼子拓跋余为帝，尔后，宗爱又杀拓跋余。直至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建云冈石窟，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其极端的灭佛行动为后来的文成帝留下了祸根。尽管文成帝开始恢复佛教以安国安民，但由于太武帝留下来的“烂摊子”，导致臣民缺乏思想文化的共识，使得鲜卑贵族与汉族平民的矛盾逐渐突出；而另一个致命原因是鲜卑贵族严重腐败。虽然文成帝多次下诏制止鲜卑贵族的腐败行为，但由于百官腐化之深，诏令不能有效实行，未能减轻百姓痛苦，致使百姓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越演越烈。

　　最终，文成帝英年早逝。

　　北周武帝灭佛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天和四年，他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三年，武帝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经像，废寺庙。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

　　法难后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年仅三十五岁。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唐武宗灭佛

　　唐代武宗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而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则杖罚，一时之间，寺院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并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之言，于是七、八月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四月，武宗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

　　法难后次年，武帝因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苛刻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者严刑；其余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世称一宗法难。相传世宗为示毁佛之意，曾亲自用斧头砍毁菩萨造像之胸部。

　　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纵观“三武一宗”，其缘由无非以下几点：或因君王笃信一教而不能如阿育王一样立国教而兼容他教、或因教与教之间出现纷争而君王不能明鉴善巧、又或因君王无法将佛教众资源转化为相应的生产力而误认为教徒与寺院在经济上给国家财政增加了负荷。庆幸的是，佛教最终以其千年传承的“安心之法”深植民心，普受大众认可，尽管屡遭重击，依然屹立在世界多元化的文明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 佛教作为NGO的辅政意义

　　在宗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今天，佛教信徒的比例仅为6%，而佛教依然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佛教思想和政治本身有着诸多的共识。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的团体，而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的力量；政治要求人人守法，佛教要求人人自律；政治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亦以方便为门；政治重视实效通行，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政治以力治国，佛教以德辅国；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而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政治要求人人积极面对人生努力奉献，而大乘佛法更主张把握“当下”、行在“当下”。由此可见，佛教作为NGO，悲智双运，是辅助执政党解决社会问题的得力助手。

　　佛教所说的政治道德，因为是以佛法治化，所以没有怨敌，布施持戒，最终使举国人民更相敬爱，而呈现一个太平盛世的气象。而面对当今人类社会各方环境极其恶化，各种乱象充塞于世，佛教认为社会大众应多培养包容、求同存异的气度，从平等法性中体证诸法千差万别的实相，彼此互相尊重、和谐共融，共同创造祥和、开明的社会。同时，佛教以其济世为民，能带给国家一股无形的内在稳定力。正如庐山慧远大师说：“百家之乡，十人持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一千，则仁人百万。夫能修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则万刑息于国，此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

　　四、 中国大陆佛教现状及改良之策

　　当今佛教在中国大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究其原因，与佛教自身缺乏自律、缺乏对入世理念的认可和积极思考、体制陈旧和社会角色的错位以及政府过多的干预和管理等因素息息相关。

　　和谐宗派纷争

　　近年来，佛教界的显与密，甚至宗与宗、寺与寺之间出现了彼此纷争、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局面。僧众不能在宗派法理及修持方向上形成整体和融的共识。正是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分离，使得佛教徒修持表面化、形式化、浅层化，形成了所谓的“泡沫佛教”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使得佛教日渐丧失对社会的服务价值，并使民众无法从当今佛法中得到真正的精神支持。在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对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产生不满，这从最近十多年来藏传及南传佛教的快速发展可见一斑。印顺法师曾经痛言：“传统佛教以禅宗为骨髓，而禅者已面目尽失。台贤沉寂，律制久废，乃唯以礼忏、念佛、持咒为佛法。昔日文化之为友为敌，唯儒与道；今则文化之新友新敌，将加入西方之宗教、哲学。处非常之变……”。

　　基于此因，佛教显密之间迫切需要足够的沟通与内部整顿。其实，自古显密本是一家，故化纷争之法唯以东土大乘统摄诸宗，方能一改今日之分离局面，正本清源。并可以此基础而形成强有力的“积极入世、为国分忧、为民造福”之共识，进而开展深入探讨入世之道，以辅助社会解决诸如“民众道德感缺失”、“心理问题日趋严重”等社会问题。并以NGO的形式，为国家内部的和谐、繁荣贡献力量。

　　改革丛林体制

　　寺院本是清静之地，方外之土，而当今寺院似乎成了生财之地，寺院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对寺院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几乎无所不包，由此滋生了出家众的功利化。近年来，僧侣道德败坏、偏离出家人本位的现象在媒体频频曝光，从而引发民众对佛教慈悲与公信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作为佛子，接受众生供养，本应精进修行，以慈悲智慧回报众生，而万万不该披着如来袈裟，依仗佛门名号去变相索取。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范的制度和科学的管理、监督，何以形成一个清静的整体？何以做人间楷模？鉴于此，可从二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内部体制改良。

　　首先，应在佛教界内部对出家众腐败、违法等破坏梵行的行为进行内部惩戒，并进行相关的教育、培训和引导。

　　其次，在经济上，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引导寺院入世济善，为民排忧解难。广泛建立慈善、助学、扶贫、见义勇为等基金，赞美和宣扬正法正义。同时，系统、科学地办学，切实培养更多爱国爱民的有志青年；第三，积极投入各方救助、救灾活动中，以其慈悲智慧去感召和引领民众。

　　总之，传承了二千多年的佛教文化，历经辉煌与磨难，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历史证明，自古执政者对佛教可借、可融、可扬、可引、可用、可变，而不可弃、不可灭，也无法灭之。佛教作为民间团体（NGO），对政治的辅佐，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已经也必将继续闪烁其无可替代的慈悲与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