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当今中国第一尼——隆莲法师(李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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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当今中国第一尼——隆莲法师(李豫川)

 　　当今中国第一尼——隆莲法师

　　李豫川

　　民国三十年(1941)，陪都重庆《新华日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有这样一个女人》。说的是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供职的唯一女官员、风华正茂的游永康，突然弃绝功名利禄，剃度出家修行。五十多年的风烟云雨消逝了，这位当年的新闻人物，就是今天笔者要向各位读者介绍的当代中国比丘尼中最有才华、最有声望的隆莲法师。

　　隆莲法师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纯。清宣宗元年夏历3月13日(公历1909年5月2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为乐山市)上土桥街桂华寺(后为乐山县女子中学)对面的游氏世宅。门楣匾额大书“经史名家”。其祖父游西庠，伯祖游东庠，叔祖游上庠均系光绪年间秀才，设帐授徒，颇有清誉。其父游辅国，字子九，为宣统元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高材生，受教于川中名宿徐炯(1862-936年，光绪十九年举人，字子休，为国民党元老熊克武、张群、谢持、戴季陶及报界名人张季鸾之师)、刘豫波(1861-1945年，名咸荣，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历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四川省参议员)、熊沅生诸老。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厅督学及古蔺、名山、靖化(今大金县)等县县长。游辅国最崇敬的老师熊沅生居士，深通佛学，在他的熏染下，游辅国也成了一名佛教徒。游永康的外祖父易曙辉，字晴窗，乃光绪年间副贡，曾任一代文豪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开贞)少年时代就读的嘉定(乐山古名)高等小学堂长(即今之校长)，时在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郭沫若的小学毕业证书，就是易曙辉亲手签发的。郭氏在其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中，曾多处提到他的这位校长，说这位校长非常严厉。实际上，易曙辉心地善良，正直敢言，讲学课徒，颇有德望。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民国二年(1913)后被选为乐山县佛教会会长。游永康的母亲易惠椿，外祖母吴顺媛，均系佛教徒。

　　值得注意的是，游永康的祖父、外祖父均系四川土著，这在经历了千百年来数次移民大潮的四川，是十分少见的。

　　游永康幼时体弱多病，为了保佑她永远健康，大姨妈给她取名“永康”，这便是她得名的由来。

　　生长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家世信佛的环境里，游永康自小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出生后仅数月，即就养于外祖父家。甫能学语，即诵唐人绝句，声琅琅然，人皆谓之有夙慧。由于易曙辉倾向民主革命，且被推选为乐山县保路同志会会长，遭到清廷的通缉。缇骑追索，形势危急，易曙辉不得不挈母将雏，阖家避难于乡下。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军阀混战不休，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游永康于民国十年(1921)秋进入外祖父担任校长的乐山县立女子小学读书，但仅仅半年，就因外祖父(1857-1922年)去世而辍学回家。在父亲的点拨下学习国文、经学、历史、地理、算术、几何等课程，从一位美国籍牧师的妻子燕德思学习英语，跟西藏讲经喇嘛悦西格西(格西是藏传佛教学位名，相当于汉地大学的博士)学习藏文。后又随博通经史子籍、长于词文诗曲、曾任成都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席的刘豫波老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和山水写意画法，拜川西名老中医陈云门研习歧黄之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尽年”，潜心十载，学识大进；填海深功，使这位妙龄闺秀终于成了学问渊博的“通儒”。她擅长诗词创作，二十岁后即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志学初集》，时人为之刮目，被聘为乐山县立女子小学教师。

　　游永康正式接触佛学，也是从十二岁开始的。乐山，古称“海棠香国”。她的家面对着雄伟秀丽的峨眉山，波光潋滟的青衣江(古称“若水”)。峨眉山乃鼎鼎有名的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青衣江畔有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坐佛和更大的鬼斧神工般形成的卧佛。坐佛乃一尊弥勒坐像，头与山齐，高达71米，肩宽28米，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713)名僧海通创建。因工程浩大，至海通和尚圆寂时，佛像仍末竣工，后由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785-805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745-805年)出资完成。游永康在孩提时代，就陪伴慈祥的外祖母默诵《高王观音经》。她曾说：“外祖母是第一好人，我学好人耳。”可见其奉佛受外祖母的影响较大。熊沅生先生(？-1925年)来乐山，住乌尤寺甚久，卒葬于乌尤寺后山。游永康常随父谒见这位前清举人，心仪不己。大勇法师(1893-1929年，四川巴县人，俗名李锦章，曾为《国民公报》主笔，1919年师从太虚法师出家)去西藏求法，途经乐山，游永康遥望于后，十分羡慕其黄色袈裟，自誓曰：“我必着此服！”外祖父去世后，十三岁的游永康整理其遗籍，见到清中叶福建巡抚张师诚(1762-1830年，号兰渚，佛教居士，为林则徐之师)所编《径中径又径》四卷，初以为闱墨之类，阅后方知乃佛教净土宗入门书，深受启示，遂茹素奉佛持名。

　　民国二十年(1931)春，二十二岁的游永康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四川省会成都，寄寓在西御街一个小院落。她在成都县立女子中学讲授数学，后又挂牌行医。业余时间则深入三藏，游心法海，钻研深奥的佛学理论。当时能海法师(1886-1967年)、王恩洋居士(1897-1964年)、法尊法师(1902-1980年)、刘洙源居士(1872-1950年，四川中江县人，前清拔贡，历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昌圆法师(1879-1944年)等人经常在少城公园内的成都佛学社讲经说法，游永康几乎每会必到，深沾法乳之恩。但她虽心向佛学，于国事仍极关怀。“九·一八”事变后，她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其父怕女儿卷入政治漩涡，于次年春命游永康辞去教职，回到故乡乐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春，游永康跟随父亲再上成都。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子高闻讯，聘请她担任训育主任，兼授语文、数学课。七月，现代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大师的高足王恩洋居士来成都佛学社讲授法相宗经典——《摄大乘论疏》，游永康自始至终前往听讲。四年后，她写成《〈摄大乘论疏〉略述》，是为其第一部佛学论著。当王恩洋居士见到这部书时，几疑其出自某位佛门大德之手。待他知道作者不过是一位三十一岁的年轻女子时，倍感惊愕！继而大加赞许！他在其自传——《五十自述》(1964年东方文教研究院出版)中，称赞游永康“天才高俊，而持志清贞，厌薄尘染。“并为《〈摄大乘论疏〉略述》作序。

　　1936年深秋，游永康遵从父命，辞去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教职，参加考试院文官检定考试，名列四川省第一名。时人为之动容，誉为“西蜀才女”。次年又参加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班第三届入学考试，主考官张澜(1872-1955年)因临时有事，由襄理者邵从恩(1871-1949年，清末进士)、卢子鹤(1879-1963)主持。游永康笔试时名列第一，邵从恩却抑之为第二，并向她解释：“汝女子，屈为第二者，恐人忌汝也。”游永康一笑置之。但这却惹恼了卢子鹤。他愤而言曰：“女子为什么不能名列第一？”加之口试时，又亲耳听了这位才女的答辩，惊叹时，又亲耳听了这位才女的答辩，惊叹道：“此乃蜀中这第二个薛校书也！”(薛校书指薛涛，唐代四川女诗人，770-832年)乃据理力争，将游永康列为第一。

　　但由于游永康拒绝接受住校和参加军训的补充条件，又写了一些愤世嫉俗的诗词发表在当时的《国民公报》上，如七绝：

　　“荔子香随一骑风，民脂染作玉颜红。

　　金盘祸水知多少，殷妲周褒满眼中”。

　　因此，她未能踏上当女县长的仁途。然而，当局考虑到其才华出众，名声在外，仍委任其为四川省政府编译室编译，室主任为王白与先生(1902-1949年)。

　　在编译室，编一些政府公报，写一些应酬文章，悠闲得很。但正是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使她看清了官僚社会的腐败，更加向往佛教的理想世界。1983年6月，她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追溯这段往事说：“当时，我宁愿化缘讨口，也不想再吃那碗饭了！所以，1941年农历6月17日(公历7月11日)上午,我留下一张请病假三天的条子就出家了。”(见1983年6月26日《北京晚报》)

　　游永康离开四川省政府后，在成都爱道堂(即古圆觉庵，始建于明，在今通顺桥街34号)拜当时的四川佛教会主席昌圆大和尚为师，大和尚为其取法名“隆莲”。在成都文殊院举行传戒法会期间，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上将(1888-1964年)大贺光临，当他见到游永康身披袈裟，已削发为尼时，忙趋前问：“你出家，令尊大人同意吗？”隆莲合十答道：“同意。”7月13日，她的同事杨汇川(四川辛亥革命元老杨维之女)前来探视，见她已披剃易服，不禁失声恸哭，隆莲莞尔慰之。省政府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得按自动离职待遇，发给隆莲三个月薪资了事。这样，中国少了一位女文官，却多了一位女高僧，不能不说是佛门之幸！

　　隆莲受具足戒后，即去成都南郊六公里的近慈寺，聆听方丈能海法师讲经说法。其时，蒙古章嘉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清廷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大活佛的封号，意即“圣者”，民国时期仍沿袭这一称号)避难来成都，住黄瓦街西陲宣慰使公署，并在少城佛学社传授桑德宜三部大灌顶及空行灌顶。阿旺堪布(堪布相当于汉语系佛教寺院的住持或方丈)也在佛学社讲大威德生圆次第。隆莲自始至终前往听讲，悉获其传。章嘉呼图克图的顾问兴善老喇嘛传授毗卢仪轨及绿度母的曼荼，隆莲亦受其法，并将藏文四曼荼翻译成汉文，又译出《入菩萨行论》十卷，交给她最崇敬的能海上师审定。从此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修持密宗。

　　不久，隆莲被聘为昌圆法师创建并担任院长的四川莲宗院(院址在成都武胜街十方堂)尼众部教务长。民国三十三年(1943)春，汉藏教理院代理院长法尊法师应邀来少城佛学社主讲《唯识三十颂》、《入中论》。三十四岁的隆莲每日必由城北到城南亲聆法音，并作了长篇笔记。《唯识三十颂》笔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入中论》笔记则得以幸存，连载于1984年一至五期《法音》杂志上。年底，她应王恩洋居士之邀，为其校对《新人生哲学》、《〈金刚经〉释论》，此二书次年(1944)由东方文教研究院出版发行。王恩洋居士称赞她“以显了之笔，述精深之义。入能达圣言，出能喻初学。”

　　民国三十四年(1945)，能海法师见隆莲潜心学佛并很有悟性，遂在近慈寺将《大威德生圆次第》传授给她，于是隆莲成了得到能海法师真传的唯一女弟子。

　　民国三十六年(1947)夏，隆莲随能海法师去彭县海窝子太平寺安居，听讲经。

　　民国三十八年(1949)夏，隆莲随能海法师去峨眉山慈圣庵安居，听讲经，这是她第一次登峨眉，时年四十岁。

　　这两次安居听经，隆莲收获很大，学到了许多藏传佛教的知识。后来，她将笔记整理成书，有《太平寺安居讲录》等八种。她称这两次安居听经，是其平生最愉快的时期。

　　1949年秋，隆莲奉能海法师之命去成都南郊十公里的铁像寺(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组织该寺和爱道堂尼众，由宝光寺方丈贯一老和尚传授正学女戒仪轨作法，传新戒正学女十余人。

　　1950年春，能海法师命隆莲将杰操大师的《〈入菩萨行论〉广解》十卷本由藏文翻译成汉文。次年翻译完毕，能海法师审阅后很满意。但当时无条件印行，直到三十四年后的1985年，才根据隆莲手稿复印出若干部，作为四川尼众佛学院的教材。后又送呈赵朴初先生审阅，赵朴老阅后，认为很有价值，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稿交给金陵刻经处，请他们刻印成书，收入续藏之中。

　　1951年春，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教授(1893-1983年)聘请隆莲法师参加中国第一部《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并许诺说：如果隆莲愿意还俗，他马上可以给她一个副教授的职位。但隆莲绝对不愿还俗，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参加了编写工作。这部巨著约三百五十万字，收入辞目五万三千多条，是一部供人们阅读藏文典籍，了解藏族语言和日常生活，研究西藏文化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收词范围广泛，解释详略得当，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很高。该书迟至1985年７月才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张怡荪教授没有等到这一天，不幸于1983年9月１日病逝于成都，令人惋惜！《藏汉大辞典》出版后，隆莲法师抚摸着这部巨著，回忆与张怡荪居士共事的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挥笔书一七绝，凭吊张先生。诗云：

　　“逻娑远读会盟文，艳说搜奇郭景纯。

　　惆怅曲终人不见，鸿篇高映雪山曛。”

　　逻娑为拉萨古名，会盟文，即唐蕃会盟碑。郭景纯，即东晋郭璞。雪山，指雪域西藏。

　　《藏汉大辞典》出版后，隆莲收到二百元稿费，她将这笔钱捐给了四川省残疾人基金会，并赋诗一首。诗云：

　　“薄参藏典贡微劳，宠荷人民皕贝褒。

　　移馈杏林培寸壤，扶伤犹愿献刍荛。”

　　1953年春，四十四岁的隆莲法师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杜甫诗歌研究。

　　195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吁请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周恩来总理接受了锡兰总理的请托，指示中国佛教协会撰写有关中国部分的条目。中国佛教协会立即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佛教学者吕澂、法尊、黄忏华、巨赞、周叔迦、石鸣珂、喜饶嘉措、持松、明真、隆莲等人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内容分为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中国佛教宗派源流、著名人物、仪轨制度、主要经籍、教理共九类。隆莲法师应邀赴京、住通教寺。撰写了“中国佛教人物”中的“圆测”、“怀素”、“窥基”、“普光”、“慧沼”、“智周”、“智旭”。“中国佛教经籍”中的《普贤行愿品》、《菩萨戒本》、《四分律》、《僧律》、《四分律行事钞》、《比丘尼传》、《造像量度经》、《百喻经》、《贤愚经》、《四十二章经》。“中国佛教教理”中的“别解脱戒”。这些文章的英译稿已被斯里兰卡《世界佛教百科全书》所采用，并于六十年代出版发行。汉文原稿则由中国知识出版社编入《中国佛教》第二、三、四辑中，于1982年８月至1989年5月出版发行。至今已重印四次，印数近三万套。

　　此外，隆莲还参加了《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编写工作，撰写了十二条目，近万字，如《律经》、《支娄迦谶》等。该书已于1988年出版发行。

　　195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四十八岁的隆莲法师被选为常务理事。

　　1958年，隆莲首次朝礼五台山，聆听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能海法师讲《上师供》及《现观庄严论》，并作了详尽笔记。

　　1959年，隆莲再上五台山，跟能海法师学塑佛像，并撰成《〈造像度量经〉所说佛像尺度汇释》一书，至今仍在佛教界流传。八十年代初，隆莲还在爱道堂亲手塑了两尊佛像，今尚存。

　　1960年，隆莲师因身体衰弱，失眠，头痛，肠胃不适，回到成都养病近一年。次年参加《四川省志·宗教志·佛教卷》的编写工作。

　　1962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隆莲法师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赵朴初居士是秘书长)。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在成都文殊院成立，隆莲法师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寺庙被封闭，经像法器横遭破坏，佛教徒被当作“专政对象”，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隆莲法师因患重病，几濒于死，加之一些宗教界人士暗中保护，略蒙造反派宽宥，幸免批斗监禁，但经籍、文稿多被损毁，令人惋惜！她居住的爱道堂禅院也成了街道生产组的工场，机器声不绝于耳，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静谧。

　　魔氛摧伏之后，1977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隆莲特作五律一首以悼，诗云：

　　“零雨东山湿，浮云掩太清。

　　九州潜涕泪，四海惜英灵。

　　此日忠奸白，他年史册青。

　　春风新宿草，遗爱遍人心。”

　　1980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隆莲法师继续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并被聘为中国佛教协会刊物——《法音》编辑委员会委员。12月24日，她在北京法源寺参加“法尊法师追悼会”。

　　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成都举行，隆莲法师当选为会长，成为西南地区省级佛教协会中的第一位女会长。次年3月，又被增选为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1982年1月，隆莲法师和通愿法师(1908-1990年)共同担任尼和尚，在成都文殊院为八名女尼传授了二部僧戒。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首次传授二部僧戒。

　　隆莲法师一贯重视尼众教育。八十年代初，七十余岁的她见国内佛教界“丛林秋晚，老成凋谢”，不禁深为法门悲叹!乃不顾年老体衰，倡办“四川尼众佛学院”，以解决当前尼才青黄不接的迫切问题。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1985年1月15日，中国第一所培养女学僧的高等学府——“四川尼众佛学院”在成都南郊铁像寺正式挂牌开学。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担任名誉院长，隆莲法师任院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遍能法师(1906-1997年)任教务长，中国佛协常务理事贾题韬居士(1909-1995年)任教务主任。该院学制三年，开设佛学、佛教史、佛教修持、古代汉语、英语、藏语文、历史、地理、书法等课程。旨在培养具有较高佛教专业知识、毕业后能从事寺院管理、佛教教学和佛学研究的尼众人才。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已开放的尼众寺院，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并具备一定的佛学基础知识，经考试择优录取，每届招生四十名左右。隆莲法师虽然教内教外事务繁忙，仍挤出时间，每周定期到尼众佛学院授课十二小时，讲解佛教教理、戒律等课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栽培后进，培养尼才，并在佛学院为学尼传二部僧戒，得戒弟子遍及楚水吴山，大江南北。春风化雨，桃李盈门，如今，佛学院已毕业了十届学生，约四百人。她们有的在各省、市佛教协会担任要职，有的在地方佛学院或培训班任教，有的在寺院担任主持、监院，有的留校任教，为老法师分忧释劳。在校学生也积极精进，钻研佛法。看着这一切，隆莲法师的脸上绽出了欣慰的微笑。

　　法师常对她的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已是强弩之末，要不了十几年就会消失，而弘扬如来正法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身上，要勇于承当啊！”寥寥数语，既是法师的肺腑之言，也是她对后学的殷切希望。凡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

　　1985年，隆莲法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授予赵朴初先生和她“传道功劳奖”。

　　1987的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隆莲法师被选为副会长。6月，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在成都文殊院举行，隆莲法师当选为名誉会长，并作《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同年4月23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成立，法师被聘为高级研究员。同时，她还被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为理事。

　　1988年，法师连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为了弘扬佛法，广度众生，隆莲法师提出了简化修行的主张。她认为，在社会高速运行的今天，广大信众的修行，应依简化的法门。禅宗的行坐住卧，修行简捷明了自不待言；净土宗“纵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也是简化；律宗的“善观三业”，密宗的总持，都可以融汇在一起。如此，就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事务中，不舍一法，自在解脱。

　　1990年9月11日，峨眉山金顶华藏寺隆重举行重建落成典礼暨佛像开光法会。隆莲法师应邀出席，并代表因病住院的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致贺词。又作《峨眉山华藏寺重建志庆》七律一首，诗云：

　　“西南一桂峙神州，苍翠浮空静不流。

　　双展黛痕天地秀，半轮玉魄古今秋。

　　至人大愿恒无尽，游子归心志必酬。

　　华藏庄严恢净土，天龙万祀护金瓯。”

　　从1981年到1999年的十八年中，隆莲法师接待了尼泊尔、日本、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朝鲜、美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孟加拉国、韩国、柬埔寨、越南、老挝、不丹等二十余个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佛教界来访人士。客人们对她在佛学、修持和比丘尼历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高深造 诣，极为叹服！对她为增进中外佛教界的了解和友谊所表现出的热忱，甚为感激！比丘尼的始祖国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人士，还礼请她为该国的比丘尼授戒。

　　1993年6月13日下午，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齐云塔院-中国第一座比丘尼道场钟鼓齐鸣，众诵佛号，四百多名沙弥尼、比丘尼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远道而来参加白马寺建寺一千九百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白马寺传授二部僧戒尼和尚的隆莲法师。她们匍伏在法师脚下，顶礼膜拜，虔敬备至。法师在接见记者时发表谈话，她说：“佛门文化博大精深，要培养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僧尼，不仅要办大型佛学院，各个寺庙也要千百计办学，使出家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千百年来，佛教在中国人民中扎下了很深的根。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体现着佛教积极向上的精神。一般人认为：法是有阶梯的。这是一种误解。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一些在家人认为出家是为了逃避现实，这也不是佛子出家的本意。”“物质文明，利用厚土，诚为社会发展之基础。倘若无精神文明帅之，物质文明可反为祸源。”

　　从容的谈吐，每捷的思维，令人肃然起敬！

　　四个月后的10月20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上，隆莲法师继续当选为副会长，并担任佛教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隆莲法师发表的佛学文章甚多，除前已述外，尚有：《三皈依观初修略法》、《四分比丘尼戒本讲义》、《能海法师弘法业绩述略》、《能海法师年谱》、《佛教道德观》等等。译著有：《比丘尼二部僧戒羯磨》(汉译英)、《空行母仪轨》(藏译汉)、《绿度母四曼荼仪轨》(藏译汉)、《毗卢仪轨手印》(藏译汉)。法师著有《隆莲诗词存稿》(未刊稿)，所收近千首诗词，功力深厚，脍炙人口。其艺术感染力之强，令读者久久不能忘怀。如她二十五岁时所作《甲戌春题乌尤寺》七绝一首：

　　“江上林峦画不如，春风闲品美人图。

　　九嶷自是无膏沐，明镜烟鬟让彼姝。”

　　婉约清丽，一唱三叹，天然入妙，不可凑泊。

　　又如1955年第二次游峨眉山所作五律一首：

　　“笑展两眉弯，山林喜我还。楼台新岁月，祖国好河山。

　　日薄峰峦近，秋清栋宇闲。何当逢白象，载我踖云烟。”

　　再如六十年代初期所作《成都昭觉寺》五律二首：

　　“元戎藏豹略，帷幄此栖迟。未觉英风远，长留去后思。

　　人天瞻笔阵，山鬼避光辉。应化厚无尽，慈云水护持。”

　　法师自注：朱德总司令解放前曾避地照觉寺，传尝为观音阁题额，文曰：“应现人天。”

　　“常啼流血地，千古众香城。难化长弘碧，如闻杜宇声。

　　心长七年短，恩重一身轻。日暮春风里，黄尘扑面生。”

　　法师自注：《大般若经》云：常啼菩萨在众香城鹄立七年候昙无竭菩萨说法，刺身血洒地。西藏信徒谓众香城即成都，洒血处即昭觉寺，故其土红色。”

　　再如1980年12月所作《赴京道中》七绝二首：

　　“又上征轮出剑门，十年风雨定惊魂。

　　喜看慧日披云出，万岭千峰礼世尊。

　　千古高风两智炫，蜀人为法好周旋。

　　宗门有幸开新运，我亦来看雨后天。”

　　再如1985年12月所作《新都宝光寺传戒法会圆满纪盛》七律一道：

　　“一会灵山尚宛然，紫霞佳气出云端。

　　千华佛子明心地，八部威灵护宝坛。

　　断惑文殊挥智剑，度生弥勒泛慈船。

　　衣珠无价从今获，水在澄潭月在天。”

　　现如1993年所作《未必五首，诃五欲也》：

　　“未必钱多乐便多，财多累己自招魔。

　　阮囊何事堪羞涩，富有恒沙是佛陀。

　　未必芳菲始是春，枯槎老干见精神。

　　近来学得平心法，罗刹当前化美人。

　　未必名高位便增，泥中曳尾羡庄生。

　　青山断发成长往，不识人间有转轮。

　　未必肥甘便永年，饭蔬饮水乐吾天。

　　道人自有长生诀，物与民胞即是仙。

　　未必清闲便是仙，金仙原是火中莲。

　　骄阳当午池塘静，映日荷花别样鲜。”

　　这五首诗深为赵朴老称赞，他亲笔抄录此诗，发表在《佛教文化》杂志上。

　　隆莲法师的书法清秀娟丽，韵味隽永，自成一格，川中诸刹及名胜之地多有收藏镌刻，被列为国家文物。

　　禅刊 2000年度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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