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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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金梅)

 　　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的法缘

　　作者：金梅

　　自入佛的那天起，弘一法师即立下“三不”的誓愿：一不当住持，二不为他人剃度，正式收纳佛门弟子，三不作依止师。当然也有特殊的例外。他出家初期，住在杭州虎跑寺的时候，发现一位因家境贫困、在寺中打杂的少年，人很忠厚老实，勤谨守职，对佛门又很虔诚。他便向住持多次商量恳求，希望将这个少年人收入佛门，他也愿意当他的师父。这是弘一法师在佛门正式接纳的两个弟子之一，即在杭州和温州随侍过他的宽愿法师。另一个是在温州庆福寺，与弘伞法师共同接纳的因弘白伞法师。除此之外，弘一法师在长达24年的僧腊岁月中，与其交接的众多佛门弟子，只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的称谓：一是，因为弘一法师在僧界的声望隆威，较比年轻一些的僧人(有的入佛的时间比弘一法师还要早些)，往往自称为他的弟子；二是，弘一法师在浙东、闽南和青岛等地，办过几次讲座，听过他讲课的人，按通常的习惯，也就自称为他的弟子。至于那些由弘一法师证授归依或证授五戒的信佛而不出家的居土们，按律仪说，在他面前，自然要执弟子礼了。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门弟子。而在这类僧人中，与弘一法师最为亲近、长期以师礼事之、并弘扬其遗泽者，当首推广洽法师。

　　广洽法师(1901～1995年)，俗姓黄，名润智，福建南安县田中乡(今罗东乡)人。法名照融，又名普润，广洽是他的法号。未满5岁时，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10岁时，又遭母丧，加之乡中瘟疫流行，亲属先后丧之殆尽，其孤苦伶仃，无衣无食之困境，可以想见。16岁时，广洽即有出尘离世之想，曾投奔乡里之大和堂(念佛堂)，日间帮忙放牛，夜间就读私塾，并开始茹素。次年起，在本乡一药铺学习研制中药3年。终因生活依然困苦，于1920年虚岁20时，离乡背井前往厦门，经人介绍，投奔闽南古刹南普陀寺，第二年在该寺落发为僧。1924年后，在会泉方丈座下担任知宾之职(主理库房，接持宾客，洽协法务、佛事等工作)。1928年，会泉法师退居后，由当时以“大闹金山”闻名的佛教界一代领袖太虚法师接任方丈，广洽被选为副寺(主管寺院财政)，任职达6年之久。抗战爆发后，广洽南移狮城，担任过龙山禅寺方丈、弥陀学校校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等职。以其功德之广大深远，被誉为南洋佛教的一颗巨星。

　　弘一与广洽结识，是在1928年广洽就任南普陀寺副寺之后不久。这年冬天，弘一由温州前往上海，与丰子恺、李圆净等就《护生画集》的编辑事宜，作最后之商榷。事情办完之后，他到旅馆中去看望老友尤惜阴居士(即后来的演本法师)。只见尤和另一位居士谢国梁(李叔同南洋公学同学、国学大师谢无量之弟)，正在打点行装，作远行的淮备。询问之下，得知他俩当晚即登轮远航，拟去泰国传道．弘一感到很新鲜，有意思，当即决定与他俩一起前去弘法教化。但在厦门转道期间，弘—应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挽留，自己又觉得厦门一地气候温和，山川灵秀，很适宜于静修，他便改变了原定计划，自己一人留了下来，挂单于南普陀寺。作为副寺的广洽法师，对初次见面的弘—法师照料备至，并时常向他请示法要，学习律义。从此，俩人结下了法侣之缘。这次弘一在南普陀寺住了3个多月，到1929年4月间，怕天气很快热起来，便取道福州返回永嘉。

　　1929年冬天，弘一第二次前往南闽，仍住在南普陀寺。经过这次交往，弘一与广洽的道谊，越发深厚起来。第二年(1930年)春天，弘—还是回了永嘉。对他的再次离去，在广洽的意念中，深有怅然若失之感。1930年秋间，广洽写信到温州，邀请弘一再赴南闽。弘一应邀准备南下，终因时局不宁而未果。此后近两年多时间，弘一以一肩梵典、三件衲衣，辗转栖迟于浙东各大丛林，没有机会再涉他山，重会广洽等闽南众多法侣道友。直到1932年旧历十一月间，他决心离开缘障时袭的浙东一地，三去厦门。并在南闽定居了下来。

　　弘一此次初到厦门的一段时间，先后驻锡于妙释寺和万寿岩。广洽法师和另一位弘一早已相识的青年僧人瑞今法师，时住太平岩。俩人经常一起往谒弘一，促膝谈心，探讨律学，彼此更觉相契无间，法缘殊胜。

　　癸酉年(1933年)正月初八(2月2日)，弘一在妙释寺念佛会期作著名的《改过实验谈》的演讲。演讲的头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少年之身，正跟随一位儒师在路上行走。走着走着，听见有人在身后歌唱《华严经》偈句，仔细辨认：是《贤首品》中的几偈。音节激越，撼动肺腑，令人不忍离去。二人返身走去，想看个究竟。走近一看，有10多个人正席地而坐，中间一人在操练丝弦，另一个长髯老人，即是歌唱偈句者。长髯老人面前摆着一张纸，上有大字一行，写的好像是《华严经》经名。弘一的梦中之身领悟到，老人是在以歌唱的形式宣讲佛法，便深深地敬仰起来。他想加入席地者中间，便问道；“还有空隙的地方容我等坐下吗?”其中一人说道：“两边都空着，你们坐下吧!”正当弘一的化身脱鞋入坐之际，梦便醒了。

　　梦醒后，弘一回忆刚才听到的《华严经·贤首品》偈句，好像是“发心行相五颂”，为了免得忘却，立即点灯书写下来。——

　　菩萨发意求菩提  非是无因无有缘

　　于佛法僧生净信  以是而生广大心

　　不欲五欲及王位  富饶自乐大名称

　　但为永灭众生苦  利益世间而发心

　　常欲利乐诸众生  庄严国土供养佛

　　受持正法修诸智  证菩提故而发心

　　深心信解常清净  恭敬尊重一切佛

　　于法及僧亦如是  至诚供养而发心

　　深信于佛及佛法  亦信弟子所行道

　　及信无上大菩提  菩萨以是初发心

　　第二天—早，弘一对同住的性常法师叙述了昨晚的梦境，并说：“得此梦境，乃是我居闽宏律的一个预兆呢!”5天后，又手书上述偈语并加跋语，详细记述了梦中经历的情景，以赠普润法师供养。“普润”者，广洽也，系弘一所赐之名，以为此二字，正与广洽含义相合。

　　梦中有兆，弘一便开始了讲解律学的准备。在写出《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讲义》之后，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2月15日)起，先后假妙释寺和万寿岩，举办名为“南山律苑”的讲座，讲解唐代道宣律师的律学名著“南山三大部”，(道宣律师晚年常住陕西终南山，故后人称其所创律学为“南山宗”，其所著《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随机羯磨疏》三书，则被称为“南山三大部”。)和宋代元照律师疏会道宣“三大部”的“灵芝三部记”。(元照律师晚年居杭州灵芝寺，故世称“灵芝尊者”；所著“三部记”为《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齐缘记》。)

　　“南山律苑”有广洽、瑞金等10余名学员，都是当时亲近弘一的青年法师。讲座在厦门、泉州两地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1933年年底，因兵荒马乱，时局不宁而中止。弘一在浙东时，曾拟办“南山律学院”，以因缘未具，最后只留下了一块院牌，挂在宁波白衣寺孤儿院的大门外面。为弥补这一缺憾，弘一在金仙寺、伏龙寺也办过律学讲座，还是以障缘不了而了之。而此次所办“南山律苑”，虽然不到一年时间，却是弘一首次有计划开展的讲律活动。也是时间最长、课程较为完整的一次。他对这次讲课的效果，和学僧们“都能勇猛精进”，很是满意。

　　就在“南山律宛”学律期间，广洽法师为了表示对弘一的崇仰和感激，为其造像—帧，特请弘一在俗弟子丰子恺题诗，并印制后，分赠诸净友。丰诗曰：“广大智慧无量德，寄此一躯肉与血。安得千古不坏身，永住世间刹尘劫。”1933年3月间，弘一在写给芝峰法师的信中说，在“南山律苑”的学僧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在这二三人中，广洽法师更是佼佼者。从弘一学律之后，广洽不仅在自身的修持中，始终“以戒为师”，严守着佛门的各种仪规，他并在长时间中，继承和推进着弘一的弘扬律学的事业。他像弘一一样，见事均自己动手，不愿他人服侍。直至95岁高龄，虽行动已很不便，仍坚持自己动手做日常生活事宜。也像弘一一样，自奉节俭，不蓄私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洋弘法活动中，向诸善友们反复宣讲着“行持戒律净化身”之必要，强调欲求“身心安乐”、“皆大吉祥”，唯有“依照信、解、行、证的程序”，“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见其1971年“卫塞节”在新加坡电台的广播词)。弘一在20世纪中国佛教界，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传人，而以其持律之一丝不苟和弘律之勤谨不懈，广洽在众多师友中，则被誉为南山中兴者弘一律师之“律学掌门人”。这是提前所说的后话。

　　“南山律苑”结束不久，1934年春天，弘一由晋江草庵移锡厦门。他是应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之邀，前来讲学和整顿学风的。

　　从1925年起，南普陀寺即有闽南佛学院之设。几年中间，四方衲子负笈求学者，已有数百人。学风之盛，曾为全国佛学院之冠。当时海内外著名的法师，多半出自该院学僧。但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该院纪律松弛涣散，学风亦日形蜕化，由各种原因酿成的风潮不时发生。常惺法师将弘一请来，是想借重其威望与学识，以扭转佛学院不断滑坡的纪律与学风的。

　　但弘一来寺一看，察觉佛学院学僧不听约束已成风气，即想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他准备做些打基础的工作，建议寺中另办一所初级僧伽学校，以提高学僧学佛的信念为宗旨，并为闽南佛学院提供生员，继续深造。《易经》上有“蒙以养正”的话，取其义，学校将定名为“佛教养正院”。弘一还建议，学校由广洽法师任督学(类似校长)，瑞今法师为主任。在取得常惺方丈同意之后，弘一即亲自草拟学校章程，书写院额，订定教科用书表。还多次指示具体操办院务的广洽、瑞今两位青年法师：佛学教育，一定要从院名所含宗旨做起，教导学僧“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四项德目。“养正院”开办以后，弘一担任的，主要也是训育方面的课程。如《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一讲的内容，即为以上所说的“四项德目”。在《关于写字的方法》一讲中，虽也讲了些如何写字的具体方法，但通篇贯穿的主题 是学佛与写字、做人与艺术的关系，强调出家人学习佛法高于学习写字，品德的培养先于技艺的掌握；学习写字，最终还是为了宣传佛法，净化自我和世人的品性。

　　在举办“佛教养正院”的4年中，广洽法师除了认真聆听弘一讲课，还时常听取他如何办学的种种设想，并努力贯彻到管理和教学的实践之中。“养正院”为闽南佛学院输送了不少有望造就的人材。后名震南洋的印顺、演培、竺摩等诸位高僧大德，都曾受业于这两所初高级佛学教育机构。而广洽法师来自弘一的教益，以及自身力行的经验，对他往后在新加坡成功地举办弥陀学校，其作用又可谓大矣。

　　广洽法师在南洋热心于教育工作，显然与弘一对他的感召有关。广洽在举办弥陀学校的过程中，既主张德、智、慧、群全面发展，又强调四育之中，以德育为首。认为佛教“正见及正念，系立身处世求学任事之根本；有纯正之动机、正确之目标及崇高之信仰，然后始能立定坚强之信念，从而产生强毅之力量，以达其效果与目的。”他始终贯彻的校训是“慈良清直”。这些，正是当年弘一办学精神的体现。正如丰子恺在为广洽编辑的《弘一大师纪念册》撰写的序言中所说：“弘一法师所首先介绍入中国之西洋文艺，发扬者甚众；而对弘一法师之教育精神，注意者甚少。广洽法师在海外纠集同仁，创办学校，热心青年教育，此为弘一法师之遗志，亦最隆重、最生动、最永远之纪念建设也。”

　　自弘一法师三下南闽，广洽时常关心着他的行止与生活。乙亥年(1935年)四月，在“佛教养正院”走入正规之后，弘一推备前往三面环海的僻静之地——惠安县净峰寺，以栖隐岩穴，专心编述南山律著。与其亲近的诸位法侣，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日趋衰弱，前往惠安的交通又十分不便(需坐小帆船渡海才能到达)，因此苦劝他取消此行计划。有人竟长跪不起，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弘一还是决心前往。为了弘一的安全，广洽法师亲自陪同前往。

　　到了净峰，弘一对广洽谈到自己的心愿时说：“昔日我灵峰老人(按：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智旭，号蕅益，晚年移居浙江孝丰灵峰寺，故世称“灵峰老人”)，三十三岁始入灵峰，即有偈云：‘灵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又云：‘聊当化城，毕兹余喘，自非乐土，终弗与易矣’。余今年五十有六，老病缠绵，衰颓日盛，久拟入山，谢绝人事，因缘不具，卒未如愿。今岁来净峰，见其峰峦苍古，颇适幽居，将终老于此矣。”但弘一在净峰，并没有真正的栖隐岩穴，谢绝人事，而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向了过化民间的活动上面。前后7个多月，他在惠安各地讲法17次，听众近千人；为40多人证授归依，30多人证授五戒。他是在将佛风法雨送向人间，意在化育众多的善男信女，净化他们的灵魂。为此，弘一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及至阳历年年底，他终因在乡下住宿黑暗潮湿的屋子，受潮气感染，患了风湿性溃疡，不得不移住晋江草庵。其病势之严重，几近丧失性命。广洽法师得悉后，特地由厦门前去探视。弘一却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念佛没念佛。……这是南山律师的警策，向后当拒绝一切，闭关编述南山律书，以至成功。”

　　广洽在草庵诵念《法华经》，并刺血写经，为弘一法师回向，乞愿他的病情好转。丁丑年(1937年)二月六日(3月18日)，时年五十有八的弘一，初次掉落牙齿一枚，10天后又掉落一枚。他把这两颗牙齿送给广洽以作纪念，并写了一纸说明文字相赠。还把自己随身佩带的一方石刻佛像送给了广洽。弘一说：“此石印为子恺居士十年前刻赠之珍品，请留为永久之纪念。”又写其咏菊五言绝句一首以明志，曰：“亭亭菊—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为了扩大广洽的社会阅历，弘一将自己认识的丰子恺、夏丏尊、马一浮、郭沫若等文艺、国学界著名人士介绍给他，嘱其与他们交往，向这些英才硕学吸收各种学问。他还把自己与外界来往的信件，一般交由广洽代转。以致在外界人士的心目中，广洽成了弘一对外联络的代理人。1936年底，时在厦门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也是由广洽陪同，才得以在鼓浪屿拜会了弘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南亚和中国，都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范围之内，炮火连天，交通受阻，广洽移居狮城后无法回国访旧。弘一虽曾两次打算前往南洋弘教，也终因时局不宁而未能如愿。这样，自广洽南行后，两法侣再也没有重新聚首了，但广洽之于弘一，始终情深拳拳，无时或忘。1939年，为了庆祝弘一六十寿辰，他与性常、性愿等法师集资再版了弘一手书《金刚经》，其后又出版了弘一的《九华垂迹图赞》。也是在这年，画家徐悲鸿赴星洲举办助赈画展，广洽请徐为弘一六十寿辰造像。徐欣然允诺，绘下油画一帧。并在数年之后，补写了题记。这是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献。其中，包含着现代中国画坛一位大师对另一位大师的敬仰之情。而这—文献之由来，是因了广洽请徐为弘一造像的缘故。

　　广洽之于弘一铭刻心扉的深情，不限于弘一住世之日，即在其圆寂之后，依然绵延不绝。1957年，离弘一生西十有五年，广洽深感有责任为星洲僧俗两界介绍他的事迹。他在是年出版的《弘一大师纪念册》中，表达了对纪念弘一的感想。他认为，作为一代高僧，弘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说：“鉴于星马一带，教界名宿及大师当时之及门弟子，不少为闽南之法系，以大师与闽南各地因缘若是之深切，何寂寂其无闻乎?况海外或有知李叔同先生其人而不知弘一大师其人者，引以为憾！衲忝列门下之末，岂敢诿辞其咎乎?故自知庸钝，而不敢不自策自励，以介绍大师生平之事略于南洋各界仁者读者之前也。”

　　由广洽担任总务筹款兴建，并首任校长的新加坡弥陀学校，不仅其“慈良清直”的校训与教育方针，启示于弘一，佛堂弥陀两旁的对联：“演说甚深清凉法，令生无量欢喜心”，也是弘一的墨迹。龙山寺历史悠久，为星洲名胜古刹。而追本溯源，其根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由广洽和照清两位法师主持，又进行了一次改建。翻修一新的龙山寺法堂，其楹柱所悬铜制长联：“能于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明”，亦为广洽所集之弘一遗墨。印度有一种花，名为“薝葡”，色黄，蕊小，芬芳馥郁。弘一雅号众多，其中就有“薝葡老人”之称，大概是欣赏薝葡花的色香吧。广洽在新加坡定居后，以天竺之花命名常住道场为“薝葡院”(院额出自弘一弟子丰子恺之手)，其深情厚意，即在对弘一之纪念。室内则藏有弘一所写之《金刚经》手迹，及“诸佛等慈父，人命如电光”等对联。龙山寺，弥陀学校，薝葡院等等，在这些自己日常行止出没之处，广洽都让它们留有弘一的遗迹。如此，他自己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好似往日那样，时常亲接着弘一的謦欬，以抒怀念之情；于诸缁素众学童，也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提醒，使他们记起世上有过弘一大师其人其德。

　　广洽怀念弘一之情无尽。弘一圆寂之时，他未能回国悼念。1948年冬，他由海外重返厦门，恰与通信17载而未曾谋面的弘一弟子丰子恺相逢。他引导丰参谒了五老峰上弘一曾经闭关过的“净业阁”，向丰指示了弘—手植的杨柳。由此，引出了丰怀念恩师的两句名诗：“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引出了与诗情相配的画幅。

　　1965年，广洽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回国观光。从星洲带回了徐悲鸿所绘弘一大师油画像，赠送给了泉州弘一大师纪念馆。还专程到杭州参谒大师出家之虎跑寺，瞻仰了大师的灵塔。后因“文革”动乱，广洽在间隔了12年之后，才于1978年得机再次返国观光。此时，丰子恺先生已去世3年。广洽为失去知音而悲痛万分，泪水难禁。当他得知丰生前已提前画成纪念大师百岁诞辰的《护生画集》第六册，却又一时难于出版。他便将该册原稿携至星洲，与前五册一同整套出版，终于完成了丰子恺、李圆净等敬仰大师的遗愿。在以后几次回国观光过程中，广洽遍访了叶圣陶、钱君匋等大师生前好友和再传弟子，看望了夏丏尊、丰子恺的哲嗣。还拜访了大师的后人李端先生，将其父在浙一师任教时所用的一只金表，还赠给了李端。而广洽收纳大师之孙女李莉娟为归依弟子，则被佛教界传为一大佳话。

　　广洽对弘一大师之深情还有余绪。在修建泉州弘一大师纪念馆、杭州弘一大师灵塔、天津大悲院弘一大师纪念堂等，这些纪念弘一大师的设施中，他都尽力给予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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