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佛缘与境界

启功先生的佛缘与境界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丧父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奋自学。后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作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2005年6月30日凌晨，启功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为了纪念启功先生，他的学生李山教授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记得有一次笔者帮启先生填表，其中有一栏是“宗教信仰”。问先生怎么填，先生说：“填上吧，佛教。”熟悉启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经常会谈到佛教，当然也谈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但还是佛教方面多。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先生感冒了，有点咳嗽，先生慢悠悠地打趣说：“有位龙祥和尚，感冒了，咳嗽。龙祥就说：维摩病了，说法不已；龙祥病了，咳嗽不已。”引得在场者哈哈大笑。启先生的心灵，永远是这样的活泼！像这样谈佛教的趣事很多，不过，就笔者所知，先生几乎从未说过“我信仰佛教”之类的话，所以填表时需要问一问。人们感受到先生对佛的敬重，是从他对佛理的妙谈，对佛教掌故的博雅获得的。启先生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和乐平易的境界，用“老禅和子”一语形容，也许最恰当。

　　启功与佛教的缘分很深。3岁时，失去父亲的启先生就被家里送到雍和宫，做了一名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九世班禅大师的灌顶。在雍和宫做佛弟子的经历，平日里先生曾零星地说起过。到先生去世前不久，作《启功口述历史》时，才对这段事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先生在雍和宫的师父叫白普仁，师父给他起的法号是“察格多尔札布”，意思是佛祖保佑。在雍和宫里，先生学佛经，念《大悲咒》。这段“出家”的日子，留给先生很深的印象。启先生对宗教，具体说对佛教，还有一个“往大里说”的态度。在《口述历史》中，说到白师父对他的影响时，先生说：“我从佛教和我师父那里，学到了人应当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实，脱离苦难。”在同一段文字中，启先生还讲到了他的“小喇嘛”生活带给他的宗教体验。20岁时曾祖母生病，深夜中他一个人到雍和宫去向“喇嘛爷”求药，本来很害怕，但一见到庄严的庙宇，一座一座在清风明月下矗立，忽然想起《西厢记》中“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端烟笼”的唱词，“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该更加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有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

　　《启功口述历史》实在是一份“抢救”的文献，因为在它完成不久，先生就病重了。整理者记录下这样一份文献，实在是叫人大感念的事。而且，上面的文字中说到的“慈悲”、“博爱”、“超脱”，都是先生为人的实况，千真万确。不同的是，启先生平日表现出的境界，是“扫平”了的，是“不着迹”的。

　　某家报纸多年前曾报道：启功不打假。有意思的是启先生还到卖假字的地方去看，据说有位卖字的老太太还说：“这老头儿好，不捣乱！”先生去世后，灵堂里有一位跪在先生灵位前磕头的，经探问得知就是做那一行的。笔者也曾就“不打假”的事问过先生，先生说：“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鄙事。像我年轻的时候，学写字，学画画，不过是想有点挣钱的本事，养活我的老母亲。这些人弄几张假字，卖几个钱，也是谋生。何苦跟他们过不去啊！”这是慈悲，也是博爱。启先生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更像一个平民对更多平民的体谅。可是，慈悲也好、博爱也罢，若无这点“体谅”之心，又如何可以呢！不过，在先生说到“假字”现象时，就是连“吾少也贱”那样的话也不愿多说的，他更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开哄”--

　　一个先生常说的字眼儿--说有些假字写得“比我好”，是“伪而不劣”，而自己的字是“不伪而劣”，还说能写出逼真假字的都是朋友等等。这便是先生的幽默和宽容。真性情而出之以幽默或曰“开哄”，或者说一位好心人外加气韵生动的“淘气”（也是先生常说自己的词），才是完整的叫人难忘的启先生。

　　体谅是真性情，可以学，因为德行本身有榜样的价值。但先生的“淘气”，却是大才情的余裕，一般就只有体味的份了。早年启先生的一位老友说过这样的话：小启这人你拿他没办法，什么事在他那儿，都是说“狗屁”。晚年先生回忆起老友，想到他说的话，说：“我现在不‘狗屁’了，我现在是‘狗而且屁’”先生的名气大，听到的恭维自然少不了。一次先生忽然对恭维他的人说：“我是神。”接着又说：“我什么神？我是‘牛鬼蛇--神’。一位北师大文学院与先生同事多年的老师说，启先生的高明，是他不论写文章，还是与人谈学问，总先说“我不懂，我是胡说。”北师大文学院开会讨论启先生的学问，等到会议结束时，启先生发言。这时的发言最不易，也最易落俗套，但启先生起来，先说：“过去，有一回邻居家的小朋友来我这边玩，怕他们闹，就说你们乖，你们玩去吧。”说到这里，听众不明就里。接着启先生说：“那两个小朋友真有意思，他们一边走，还一边问：‘我们怎么乖了，他就说咱们乖？’”接着归入正题：“今天的会议，我就像那邻居家的小朋友，我哪儿乖了？大家这样捧我？”人们可以从中华书局办的《学林漫录》中，看到启先生早些时候写的“自讼”文章，反驳自己先前的说法，到晚年还是那样勇于认错。早年写过关于《千字文》的文章，晚年发现自己对周兴嗣“次韵”的说法理解错了，不顾年老体衰，还是写文章纠正自己。当时，与先生说起这事，笔者还听到先生骂自己“糊涂”。

　　佛家讲究破我执，舍贪著。笔者师从先生十余年，敢说先生最无“我执”。常拿自己“开哄”，是无我执。手写的书稿让人借走了，那位朋友又转手卖商人，多年后又流回内地，启先生不但不生气，把它买下来，还打趣地题了诗。说到这件事，启先生淡然地说：“他那时需要钱。”笔者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一笔给人写字的酬劳钱，被一位朋友“中饱”了去。事发了，他说是给先生买书了，可书一本也未到先生手。别人很生气，先生只是呵呵一笑：“嗨！他这人没出息你又不是不知道。”与这位朋友，以后该怎样还怎样。启先生对此事的“处置”，那份淡然无执，笔者的感受太深了，现在写起来文字没法将那份从语气、表情中透出的淡然表达出来！写到这里，我想起佛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都会讲到的那个“德福一致”的问题。这问题放在西方哲学里讨论就难了，因为他们强调一种客观的境地，以为在客观上强调应有一个可以使“德”与“福”统一起来的实际境地。笔者以为，像先生那样什么事都可以“狗而且屁”，不生气，不计较--不是有气忍住不生，心里计较装作不计较，而是真超脱--就是德福一致。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给人带来伤害，想从客观上改变这事情，比上天还难，但是心地宽阔就不同，宽阔一分便得一分自在，便增一分境界。禅门老话为“不湿脚”下的“转语”是“脚不湿”，前者强调客观，后者则从主观一面下手，启先生的“脚不湿”就来自他的心境宽阔。

　　启先生似乎从来不长篇大论地讨论佛教问题，他喜欢在他那“淘气”的诗篇里说禅说佛。启先生虽然是黄教的佛弟子，但与他的诗篇一样，平时讲得多的还是禅宗故事。记得先生曾说，看《灯录》，《五灯会元》不一定好，那上面神化的内容太多，要看，看《景德传灯录》，看《祖堂集》；还说，你看《祖堂集》里记六祖的事和《五灯会元》差多少啊。先生还说过印顺和尚的《中国禅宗史》写得不错，平实。吕秋逸先生的佛学著作也好，说有一次生病时住在医院里，几大本全看了。喜爱佛家，当然是喜爱佛教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境界。先生在《布书袋铭》里说：“手提布袋，总是障碍，有书无书，放下为快。”“放下为快”正是启先生喜爱并且是可以“自况”的境界。但这些诗篇与“贩禅”的不同。请看这首《沁园春·戏题时贤画达摩像六段》：

　　片苇东航，只履西归，教外之传。要本心直指，不凭文字，一衣一钵，面壁多年。敬问嘉宾，有何贵干，枯坐居然叫做禅。谁知道，竟一花五叶，法统蝉联。断肢二祖心虔。又行者逃生命缕悬。忆菩提非树，那桩公案，触而且背，早落言诠。临济开宗，逢人便打，寂静如何变野蛮。空留下，装腔作势，各相俱全。

　　这首词，从禅宗老祖，到一花五叶，下及“曹一角、临天下”临济宗的禅门历史，全说到了，也几乎全批评到了。如果说“敬问嘉宾”几句，是跟达摩面壁“淘气”，那么，对二祖以后特别是临济宗以下的教史，就是批评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神秀、慧能那两首著名偈子的理解。在这首词的末尾，作者还加了一个小注，说：“秀、能二偈，分观各有精义，合读则如市人口角，一曰即是，一曰即非，浅直触背，不知何故。”这可是在翻一件禅门大案！因为据《灯录》记载，慧能的偈子是得到五祖弘忍认可，并以此获得法衣的。可是在启先生看来，神秀的偈子同有其精义。以笔者浅陋的理解，道理在于慧能的偈语是从境界上说，而神秀则从修行上说。“明心见性”了自可说“菩提本无树”，可若没有基本的修行，光是讲“顿悟”就能达到“非台”、“无树”的境地吗？实际上禅宗也是读经的，也是打坐的。神会见六祖，问：和尚打坐“还见也不见”，是例子；药山禅师说读书“遮眼”也是例子。笔者的佛学知识浅陋，像先生这样为这段大公案下这样一个“转语”，还未尝见过。对禅门中“棒喝”，启先生是不赞成的。先生另有一首诗涉及“棒喝”事，说“德山棒其徒，南泉斩其猫。既秉具足戒，杀气何其高。”（《少林寺一千五百年征题》）说棒打、斩猫是破戒行为。对这些公案，历来不乏参解。笔者记得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未必从佛家教义上理解，“棒喝”尤其“斩猫”之类的出奇之事，实际是和尚“树立权威”的举动。这样观点，写成文字，一定要引起波澜的，或许正因如此，先生宁愿在诗里表达。诗嘛，兴到之语，会心的一笑，不会心的一愣，也就过去了。自家吃饭自家饱，佛家的义理，本是一个心路上的事情，写文章讨论，反而落言诠，若再起争执，就更不好了。

　　在启先生的诗集里，还有一首是写弘一大师的。常到启先生家的人一定知道，坚净居二层房间靠门的墙上挂着的那张弘一大师的像，还有正面墙上弘一法师写的“南无阿弥陀佛”的横幅。挂像的旁边有丰子恺先生的笔迹，那张像就是丰子恺先生送的。说到弘一大师和丰子恺先生，先生是钦佩、称赞有加，先生家里就有全本的《护生画集》，还以“真高明”称赞丰先生那幅名为《我的腿》的“护生画”。先生还称赞弘一大师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启先生还有一首诗专写弘一大师，其中称赞大师的“独行”，称赞大师的书法和佛教修为，说他是“并是论英雄，谁堪踵其武”。可是，这首诗在写到弘一大师的出家时，却说：“稍微著形迹，披缁为僧侣。”弘一大师出家入的是南山律宗，持戒极严，启先生说多次与人谈到弘一的持戒。弘一大师出身进士、盐商富贵之家，早年在文艺界是著名的大才子，看破了红尘决意出家，在佛教“烂熟”的时代里，就有意皈依了律宗。所以如此，启先生曾说，那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救世之心，既然救不了世界，就自己跟着吃苦。说他“稍微著形迹”也是指他这点而言。

　　谈到启先生说禅佛的诗，自然会想到他生病住院的诗篇。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先生年高多病，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身体“折旧”。先是有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又有骨质增生，再后来是心脏又不好。不管是住院治疗，还是在家里做牵引治疗、养病，先生都写了不少诗篇。如写美尼尔症就有三首《沁园春》。请看其中《沁园春·美尼尔氏综合症》中如下的句子：旧病重来，依样葫芦，地覆天翻。怪非观珍宝，眼球震颤，未逢国色，魂魄拘挛。郑重要求，“病魔足下，可否虚衷听一言。亲爱的，你何时与我，永断缠绵。”

　　人生病都想病魔赶紧离身，先生自不例外。可是像他这样子称“病魔足下”，称“病魔足下”为“亲爱的”，这等的言语，可不是谁都道得出来的。病中还有一个不病的，这“不病的”，就是启先生的幽默。另外还有写颈部牵引的《颈部牵引》篇。诗由颈部牵引，想到北京西郊动物园的长颈鹿，又由长颈鹿的长颈，想到东汉著名的“强项令”董宣。然后思路一跳，又想到与孔子相关的“西狩获麟”的传说，说有的考证家认为“西狩”所“获”之麟，就是长颈鹿，孔子称之为“麟”是“多怪由少见”。然后说到自己颈部的骨质增生，开玩笑地说自己“增生”的长度是向长颈鹿看齐的。但“颈牵一丈长，腿仍二尺半”，牵引到最后，还是一个“且作麒麟楦”。病痛煎熬之下，依然妙笔生花，心意灵转，可称是以“法眼”观病，其中的幽默诙谐，其中的“淘气”，真是修炼得“金刚不坏”一般了！

　　摆脱世间烦恼，佛家修炼有所谓不净观、白骨观等法门。看启先生的诗篇，也有一种“观法”，我们就姑且称之为“烤鸭观”吧。诗集里有一首《贺新郎.烤鸭》，“烤鸭”比喻人在火炉里的情形。词的下半阙这样写到：

　　三分气在千般好。也无非，装腔作势，舌能手巧。包上包装分品种，各式长衣短袄。并未把，旁人倒。试向浴池边上瞧，现原形，爬出才能跑。个个是，炉中宝。

　　在一些写启先生人生境界的文章里，常看到一些说启先生“看透了”之类的话。不错，以启功先生的大智度，当然是看得很透。但“看透了”绝难说是启先生的生活意态。就像这首诗，不作白骨观，也不作不净观，而是“向浴池边上看”，向“烤炉”中看。若作白骨观等，那是要脱离这个世界，但作“烤鸭观”则不然，毋宁说是讽劝“人间世”的人们，以“放明白点”的意态去对待生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启先生是得了中国佛学的精神的。佛教义理在中土的发展，不就体现在“不悟道劈柴担水，悟道还劈柴担水”之类的语句所显示的将“出世”与“入世”打并为一的精神吗？因此，先生晚年在说到从雍和宫庄严佛地获得的彻悟中，有“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该更加珍惜”之言；也因此，他无限地眷顾在天上的老师、夫人，称那些曾对他有帮助的人为“恩人”；也因此，他以古道热肠的心意，捐助失学的儿童，以平等的心态体谅生活艰辛的普通人。

　　“看透了”的启先生绝不“独坐孤峰顶”，而是在返回生活的“随波逐流”中，“不着迹”地将其对生活的珍爱，展现为大智的幽默和乐观。因此，他也为红尘滚滚中的世人，树立起一种平常而又大境界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