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教授文集：走近活佛——评诺布旺丹新作《生命之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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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班多杰教授文集：走近活佛——评诺布旺丹新作《生命之轮》

 　　走近活佛——评诺布旺丹新作《生命之轮》

　　班班多杰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中最具特色、极富异彩的一大话题，也是人们极感兴趣并想急于了解的一大宗教情结。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其或因神秘莫测而虚实未辩，或因玄妙艰深而难窥堂奥，故而使活佛转世无法呈现出庐山真面目。由青年藏学家诺布旺丹撰写、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着《生命之轮——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一书则为人们了解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文本。本书以藏文、汉文、英文资料为基础，运用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的广阔视野，对活佛转世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操作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考证梳理、诠释评介、拓新正误，从而把活佛转世问题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追根寻源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对活佛转世根源的追寻。万物依因而生，依缘而存。整个佛教世界唯在藏传佛教中形成了“活佛转世”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因何在？在众多的探究者中，有人执意在噶玛噶举派的教义中求证分析，有人试图从本教的典籍中考源推测，但活佛转世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未能圆满解释的一大难题，《生命之轮》披荆而进，沿波讨源，在学术界第一次将活佛转世的起源追溯到佛陀释迦牟尼。作者首先从佛陀对生命的体悟开始论述佛教关于“生命轮回”的思想，释尊的解脱与下凡就是活佛的原型；而佛教关于菩萨道和大慈大悲的思想是活佛转世产生的理论前提，也是活佛思想的永恒主题。佛教中法身、报身、化身的三身学说，尤其关于“化身”的理论为活佛转世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提供了具体的依据。譬如，观世音被认为是佛陀的的第一辈悲悯化身；以此类推，第三十三辈为藏王松赞干布，第六十二辈为夏鲁仁钦珠(第40—45页)，以致于后来的宗喀巴和历辈达赖喇嘛都被认为是观世音的化身。作者的这一论述，清晰而又简要地勾勒出了活佛转世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起源。

　　二、理性审视

　　作者围绕活佛转世在西藏的起源和发展这个主题，从社会、历史、宗教和思想等不同层面，由表及里，逐步拓展，对这一课题中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系统而富有探索性的论述。从总体上说，活佛转世的产生固然与“化身说”、“灵魂不死说”等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但仅此作为其产生的理论依据则过于简单化，很难给人留下理性的清晰度和说服力。实际上，活佛转世的理论基础是非常深刻而广阔的，也就是说它关系到佛教的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以他深厚的佛学理论功底，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活佛转世的大理论和小理论之说。指出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既有佛的三身、菩萨道、大慈大悲、灵魂不灭、如来藏佛性等佛教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但也受到了藏传佛教噶举派大手印、那惹六法等特殊思想的浸淫。因为活佛转世制度最早产生于噶举派的噶玛噶举支系中。这一分析，不但深刻地揭示了活佛转世与印藏佛教思想的内在联系，完整地凸现出来了活佛转世的理论体系，而且还对今后活佛转世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框架概念。这说明作者富有哲人的睿智与洞见。

　　三、史论整合

　　一部西藏佛教史就是由圣入凡的世俗化过程，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演变过程即表征了这一事实，当年迦毗罗卫国的太子悉达多放弃世间的荣华富贵，为寻求佛国的理想，为普度众生而创立了佛教。这时的佛教是典型的出世主义宗教。佛教传到西藏之后，逐渐与世俗政治权力相结合，又回到了人间。特别是实行活佛转世制度以后，与政治水乳交融、难分难解，这时的佛教又成为入世主义的宗教。为此，作者高屋建瓴，分析了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宗教是活佛转世产生的思想内因，而政治则是活佛转世产生的社会外缘，是它产生的条件。有关灵魂转世的事例或来世的观念在印度佛教中屡见不鲜，但没有形成活佛转世。因为印度佛教中的转世纯粹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灵魂转世，这种转世与现实的政治和权力毫无关系；而活佛转世则是寺院集团为了解决其首领的继承问题，把佛教的轮回说、菩萨观及化身说等同藏区的世俗政治传承制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种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是活佛转世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这里作者明确概括出了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的框架概念。认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例如在印度只有内因而无外缘，所以便无法产生活佛转世制度，唯有在十二世纪的西藏，内因外缘两个条件都具备，才形成了活佛转世这一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政治现象。本书作者正是从这样一个时空维度论述了活佛转世与藏族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活佛转世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继承方式。历史上，藏族社会的政权继承方式曾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吐蕃时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袭制；二是后宏期以后出现的伯侄继承制；三即是在师徒传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制度是前几种制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产生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其中，政教合一为活佛转世观念付诸实践，即变成一种制度提供了契机。早在吐蕃时代，佛教与藏族政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元代开始，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逐渐确立。萨迦派将政教两途权力都掌握在家族手中。在家庭内部又作了分工，长子出家为僧，掌握宗教权力，次子则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维持家庭，并掌握世俗权力，然后再由长侄继承伯父的衣钵。这就是所谓的伯侄继承制，是一种封建色彩很浓的继承制度，不仅违背了宗教的法统传承制，也难以避免家族内讧。随着萨迦家族走向分裂和衰亡，帕姆竹巴家族取而代之，不久即重蹈覆辙。此时以金刚乘思想为基础的噶玛派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解决了政教合一制度下选择继承人问题。这一制度显然比伯侄继承制更符合藏传佛教的精神，比师徒继承制更公正。因此，活佛转世制度由噶玛派首创后，其它宗派纷纷仿效，逐渐成了藏传佛教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活佛转世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政教两种权力在活佛身上高度集中，巩固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最后，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现象集中体现了佛教在西藏的世俗化倾向。这一结论可谓是一语破的，揭示出了活佛转世制度的本质内涵。

　　作者阐明了活佛转世制度不但有它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而且还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藏族社会特有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基础，没有后一个条件，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这一论述即从更高的角度，从更新的维度阐明了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内在根据和外部原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活佛转世制度不仅具有玄妙的思辩色彩，具体的政治经济内涵，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调。《生命之轮》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系统介绍了十五位噶mb活佛的生平和转世过程。活佛究竟是人，还是神？这是困惑许多人的一大谜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此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视角。从佛教理论的角度讲，活佛就是佛，他已从生老病死的轮回中得到了解脱而进入了常乐我净的涅槃世界，得到了永恒的存在，这是佛的法身。但是他为了拯救、教化处在苦难中的广大有情众生，便化现为人在苦难的世俗世界里生活，以便教化、启迪世俗的人们。为了救度和教化一切有情众生的需要，活佛可以随时化现自身的形象。在世俗社会里活佛们的生生死死就是佛为了教化众生而随机应变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是佛的化身。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活佛也是人，他们也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也离不开平常人的人伦日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我们：“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宗教问题提供了一把思想的钥匙。本书作者在分析噶mb历辈活佛时即采用这一思想钥匙，即透过扑朔迷离、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深入到藏族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中去寻觅历辈噶mb活佛系统形成、发展的原因。这便找到了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真实答案。这样，我们既从佛教的思想体系中了解到了活佛的本来内涵，也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科学理论中认识到了活佛转世制度产生的真实原由。

　　四、以源引流

　　《生命之轮》的第三部分以十六世噶mb活佛的圆寂、葬礼、遗嘱和十七世噶mb活佛的寻访、认定、剃度、坐床、学习和日常生活为例，具体介绍了活佛转世的全过程。作者有一些活佛朋友，并多次到寺庙进行调研和访问，这里既有文字资料，又有口碑材料，写得生动、活泼，读后会对活佛有一个全方位、全过程的了解。

　　活佛转世起源于噶玛噶举派，后来格鲁、萨迦、宁玛等派纷纷仿效，以致成了藏传佛教区别于其它地区佛教的独特标志。以往研究活佛转世时，往往以谈流为主，尤其侧重谈达赖、班禅系统，而对其源的噶mb活佛系统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鉴于此，作者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国内外资料为依据，在国内藏学界第一次对作为活佛转世源头的噶mb活佛系统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阐释和评论。例如作者以史料为依据，抓住十六位噶mb活佛中每位活佛最具典型特征的性格、爱好、思想及一些有趣的大事件进行描述和刻划，使每个活佛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秉赋习性都跃然纸上。

　　《生命之轮》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专着，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在活佛转世研究方面另辟蹊径，从更广、更深的层面揭示了活佛转世的本质内涵。它集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向读者展示了藏传佛教中的这一文化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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