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梁武帝亡国原因探析(远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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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期刊文章选读：梁武帝亡国原因探析(远尘)

　　梁武帝亡国原因探析

　　远尘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南朝诸皇帝中，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但是在他统治的后期，朝政日益腐朽，最后导致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围困、饿死在健康(今南京)台城。梁武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为崇信佛教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并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因为梁武帝是——个佛教徒，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梁武帝的亡国是由于他沉迷佛教造成的。综合梁武帝在位时的统治政策来看，佛教并不是造成梁武帝亡国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梁武帝错误的统治政策和他个人的原因所造成。具体来说，梁武帝亡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梁武帝宽容的统治政策

　　梁武帝，名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是南梁朝的开国皇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建齐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家没有被杀。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

　　(《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

　　“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

　　(《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

　　“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

　　《梁史·武帝纪赞》称： “三四十年，斯为盛矣，

　　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这一时期，他矫正前朝的诸种弊端，鼓励学术，减轻人民负担，勤政爱民，虚心倾听民间的呼声，使国家一度政局稳定，国库充足，文化繁荣。

　　但是好景不长，在他统治的中期，对上层统治者采取了错误的宽容政策，导致了后来国家出现失控的局面。

　　梁武帝在位期间，回顾宋、齐两朝皇帝均采用典签制度控制和监视诸王宗室。使皇帝与诸王之间，由亲属血缘关系变成上下级关系，对地方势力是有所压抑的。梁武帝时，鉴于宋、齐朝的典签权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造成皇室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的情况，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典签制度，对王族大臣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

　　梁武帝还认为，东晋是凭借世族大家的支持和维系，国运才延续到百余年，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世族大家的权利。对皇室子孙、世族大家和公卿大臣，一律加以优待、宽容，甚至放纵。即使他们犯了罪，也不受法律制裁。史书记载梁武帝“疏简刑法，

　　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在滥者多……时王侯子弟，多骄淫”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武帝也深知这些弊端，但并未加以禁止。

　　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

　　梁武帝有个六弟叫萧宏，被封为临川王，腐败堕落、无恶不作，但因受到皇帝哥哥的娇纵，却总能逃脱惩罚。天监四(506)年，梁武帝派萧宏率军与魏国打仗，由于萧宏的临阵退缩，梁军惨败。梁武帝竟没有丝毫责备他，反而体贴入微地安慰他，并在一年后对其加官进爵。萧宏有个小舅子叫吴法寿，仗着自己是临川王的内弟，到处横行不法。有一次，吴法寿因抢夺民财并持械杀人而受到官府通缉，萧宏公开出面包庇。官司打到梁武帝那里，有大臣强烈要求追究萧宏的责任，梁武帝当时虽被迫罢免了他的官职，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

　　由于长期受到纵容，萧宏有恃无恐，竟异想天开地做起帝王梦来。天监十六(518)年，萧宏听说梁武帝将要到建康城郊的光宅寺举行佛事，便派人埋伏在必经之路准备行刺。不料事前被人告发，被捕的刺客当即供出幕后策划者萧宏。梁武帝派人叫来萧宏，非但没有处理他，反而还眼泪汪汪的给他讲道理，让萧宏不要起行刺篡权之心。当萧宏跪地求饶后，梁武帝仅仅罢免了他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不久后，梁武帝听手下报告说萧宏又有谋反迹象，便赶紧带着亲信去打探。原来，萧宏在为官期间曾大肆盘剥，并将搜刮来的财宝都秘密存放在近百间库房里，

　　《南史·梁临川王宏传》说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有人怀疑里面藏的都是兵器，就向梁武帝告密。梁武帝知道后，就借口来萧宏家饮酒。酒过三巡后，梁武帝提出要看看萧宏的库房，打开库房后，梁武帝见里面堆满了制钱。做贼心虚的萧宏以为贪污勒索的罪行败露，非常惶恐。出乎萧意料的是，梁武帝觉得萧宏只知道囤积私财，并无政治野心，不但没有处理他，反而称赞萧宏很善于聚财。更为荒唐的是，梁武帝不久又下令恢复了他的官爵。这件事传出后，许多王公贵族看到贪财聚敛的萧宏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备受信任，也纷纷仿效他的行为，使梁朝的吏治迅速败坏。

　　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

　　“急于黎庶，缓于权贵”

　　(《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宽容政策，使统治集团内部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最终引发了侯景之乱的发生，导致了梁国的灭亡。

　　二、梁武帝错误的对外政策

　　梁武帝统治时期，不仅在对内统治方面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在对外处理与北魏的关系上，特别是在接纳侯景问题上，更是做了一桩蠢事。

　　梁代天监十二年(514)十月间，北魏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兵十五万进攻梁益州，另令傅竖眼出巴郡北，羊祉出庾城，奚康生出锦行，甄琛出剑阁，想一举取梁之蜀地，战争互有胜负，魏军无功而还，差不多就在同时，梁武帝听信北魏降人王足的建议，想筑堰，以淮水灌魏寿阳城。梁派去勘测地形的水利工程专家都说，淮水附近都是沙土，不坚实，不可筑堰。梁武帝听不进去，在徐、扬两州大发民工及将士二十万人日夜施工，历时二年。于天监十四(516)年堰成，长九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这样筑起了一条南起浮山(安徽嘉山北淮水边)北至巉石(浮石对岸)的长堰。在筑堰中兵民死亡无数。开始时，北魏颇以堰成而忧，任命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率众十万准备来攻堰，被尚书右仆射李平阻止。他认为不需要发兵进攻，堰一定会自己倒塌的。果然，九月间，淮水暴涨，堰堤冲决，

　　“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梁武帝对北魏的征战和征民筑堰，劳民伤财，消耗国力，导致了梁朝国政的衰败。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双方连年交战，对南边的进攻趋向平缓；而梁朝也开始走向衰落，大规模对北朝的军事行动停止了。但是梁武帝总想寻找时机，对北朝进行攻击。大同三(537)年，东魏大将侯景为高欢之子高澄所逼，求降于梁。当时各国都知道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因此都不接纳他。梁武帝令群臣议论此事，许多人表示反对，认为侯景反复无常，不可置信。但梁武帝认为纳侯景“则塞北可清”，有助于梁收复失地，甚而对进一步北伐都是难得的机会。他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

　　侯景降梁后，梁武帝在大同六(541)年冬，派侄儿萧渊明进攻鼓城，想与侯景互相呼应。萧渊明是一个根本不会打仗的人。据历史记载：

　　“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

　　(《资治通鉴》卷一六?)结果梁军被东魏打得大败，萧渊明和几个重要将领胡贵孙、赵伯超都被东魏俘虏，梁死亡士卒数万人。

　　梁武帝本来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听到前方失败萧渊明被俘的战报，吓得不知所措，只得开始与东魏议和。

　　侯景在这次梁与东魏交战中，打得很顽强。在涡阳，他只有数千匹马，士卒四万人，而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却有士卒十万人，

　　“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声势十分浩大。侯景命士卒皆被短甲，执短刀，杀入东魏马阵中，专砍马足。东魏军阵线大乱，纷纷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打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也被侯景俘虏了。侯景与慕容绍宗相持数月之久，粮食已尽。梁军溃败，不能来救。次年(542)春天，侯景被东魏击败，逃到梁的寿阳。这次战斗，梁的衰弱无能，给了侯景一个很大刺激。

　　梁武帝频繁地与东魏议和，要求释放萧渊明。东魏见他求和心切，提出以侯景换萧渊明的要求。梁武帝不考虑后果，竟满口答应以侯景的人头换回萧渊明。侯景知道梁武帝将用他换回萧渊明时，便在寿阳起兵进攻建康，造成梁末一场空前动乱。史称这次动乱为侯景之乱。

　　侯景知道孤掌难鸣，便与被剥夺太子地位的萧正德暗中勾结，约于事成之后，立萧正德为帝。萧正德对梁武帝一直心怀不满，阴养死士，储米积货，早有图谋。侯景之议，正合他的心意。太清二(548)年十月，侯景攻下谯州(今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截获，暗中接济侯景渡江。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但建康因数十年未见兵甲，一片惊慌。梁武帝命太子萧纲筹划防务，萧纲把防守宣阳门的任务交给萧正德。萧正德率众于张建桥迎接侯景入宜阳门。十一月，萧正德自称帝，

　　以侯景为丞相。侯景军攻台城(宫城)，将台城重重包．围。尚书令羊侃率众拼死抵抗。侯景久攻不下，军心涣散。侯景令士兵大肆抢掠民间财物和粮食，胁迫数万民众充当士兵，还招募了大批奴隶为士兵。太清(549)年，侯景攻入台城，将梁武帝禁闭在台城内的文德殿。而那些平日受到梁武帝娇纵的王公贵族，尽管手下有几十万兵马，却都袖手旁观。直到这时，梁武帝才如梦方醒，大骂那些不忠不孝的子孙，可惜悔之已晚。梁武帝忧愤交加，膳食断绝，被饿死在文德殿。终年八十六岁。

　　梁武帝在对北魏政策方面，错误征集民众筑堰，浪费了大量的国财民力。与此同时，他还不顾朝臣的反对，招抚并重用东魏降将侯景。更为可笑的是，梁武帝在侯景兵败之后，不安抚侯景，反而答应北魏以侯景的人头换回萧渊明，才造成侯景阴谋造反的发生。

　　三、醉心佛教，荒废国政

　　萧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学说，后皈依了佛门，成为了虔诚的佛门弟子。他曾下诏令全民奉佛。在梁一代佛教成为时尚。他在位期间，佛教在他的护持之下得以兴盛。史载，梁武帝大造佛寺、佛像。建爱敬、智度、新林、法王、仙窟、光宅、解脱、开善等诸寺，尤以同泰寺最为宏大；造丈八铜佛像置于光宅寺内，并敕文督造剡溪大佛石像。梁武帝虔心修研佛经。他把扶南僧人僧伽婆罗请到宫中寿光殿译经，

　　“帝恭临法座，笔受其文”。他派遣法显等僧人到西域寻求禅经。法显历时12年，到达天竺、锡兰等国，求得佛典百余万言，于海道归来。佛经浩瀚，卷帙繁多，为了初学者的便利，梁武帝三次召集僧人为《弘明集》和

　　《高僧传》等佛教典籍编撰目录。梁武帝还多次在京都，甚至在宫中建道场，设无遮大会，亲自登坛，讲经布法。讲筵如市，听者如林。汤用彤先生总结说：

　　“南朝佛教至梁武帝而全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万余人。更为难得的是身为天子的梁武帝身体力行。据载，梁武帝到了晚年，一天只吃一顿饭，肉食一丝不沾，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50岁时，他又断绝房事，远离嫔妃。平时，他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被子几年才更换一次；他还不饮酒、不听音乐、不近女色。除了祭祀宗庙，不举行任何大会、餐宴。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守持佛教戒律的信徒。由于深受佛教的影响，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近乎苦行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广交当时的著名有道高僧，这开了帝王的先例。他还主持并亲手编辑并注释佛经，多次亲自登堂讲授佛经，举行法会等等。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最短的一次是四天，第四次最长，有51天，

　　“四月庚午，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

　　在佛教戒律上，梁武帝更有传世贡献。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原教规准许僧侣食“三净肉”，即可食“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的荤食。梁武帝诵读《涅槃》、

　　《四相晶》经文，深悯万物生灵。他在《净物赋》中称：

　　“乃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龃。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以此膳!因而蔬食，不啖鱼肉。”他在华经殿颁布《断酒肉文》。此后，梁武帝不着革履，不食酒肉。日唯一食，食止菜蔬。南梁天监十一年，梁武帝下诏，禁在祭祀中宰杀牲畜，改用面点、果蔬祭祀。中国佛教僧人、信徒的素食戒律，源出于此。

　　梁代天监十八年，梁武帝不顾众大臣的劝说，舍弃九五之尊，执意到同泰寺出家。梁武帝出家法名“冠达”，出家后的梁武帝，·把国事托付给太子萧统，

　　自己俨然过起了出家人那种晨钟暮鼓的生活。可太子萧统沉醉文学，一心编撰他的《昭明文集》，不善理政。庄严堂皇的朝廷，几乎成了清谈、雄辩的学馆。太子领着朝臣到同泰寺，百跪千求，以死相逼，终得以重金赎梁武帝还俗。在同泰寺做了七日僧人的梁武帝，被众大臣苦劝还朝。其后十几年间，梁武帝先后四次出家同泰寺，短则三五天，长则月余，均被太子、朝臣赎身请还宫殿。

　　一些士人、朝臣切中梁武帝佛化治国的时弊，慨然建言、上疏。朝臣郭祖深备下棺椁，上陈封事二十九条，言“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富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数。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度，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南史·郭祖深传)。读罢郭祖深上疏，梁武帝一笑了之。朝臣荀济上书，直斥佛法，言语激越。陈言，僧尼不耕不偶，病民费财，害政之尤。且志在贪淫，盗窃华典，倾夺朝权。如此盛弘释教，废亏儒道。书上，梁武帝大怒。荀济闻之，惧诛，夜遁。梁武帝以佛教治理国家并没有过错，但是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没能引起他的足够重视，从而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方式不了了之。这给梁武帝后来的亡国埋下了隐患。

　　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并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支持佛教发展和自身信仰上，以至于不问政事，给那些有心叛乱的大臣以可乘之机，也最终造成了叛乱的成功，从而推翻了梁朝。对此，历代都有很多人认为，梁武帝的亡国是由于他信仰佛教造成的。我则认为，作为帝王，梁武帝信仰佛教本身并没有过错。过错在于梁武帝没有摆正治国与信佛的关系。一个真正善于治国并有佛教信仰的帝王，不仅能够将佛教事业发展起来，而且还能够借助佛教中有利于净化人心、辅助国政的教义来更好的治理国家。唐代的武则天就是一位善于利用佛教治理国家的典范。至于梁武帝的亡国，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罪不在佛教。虽然佛教讲究慈悲和宽容，但是慈悲、宽容应该适用于合适的对象，并且还要把握慈悲、宽容的度，如果不分对象的乱施宽容，必然会导致亡国灭种的命运，而梁武帝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而且，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作为一个帝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而梁武帝却将治理国家的责任视同儿戏，沉迷于佛教信仰中而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甚至还三番五次离朝出家。从民众观点来看，梁武帝完全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他的最后亡国，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四、 梁武帝晚期的腐朽统治

　　梁武帝在位前期还有所建树，到了晚期，对内对外都执行了一系列荒唐的错误政策，由他亲手造成了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官吏统治集团，造成了侯景之乱，还有诸王争夺帝位之乱，使整个长江流域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他亲手创下的梁国政权被颠覆，甚至还为此丢掉了身家性命。

　　前面已经讲过，梁武帝在位时，由于认识到暴政对治理国家的弊端，而采取了一系列宽容的政策。梁武帝的宽容只是对皇族上层统治集团，他采取宽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王族大臣能够认识到梁武帝对他们的优待，以更好的报效国家。为此，梁武帝废除了前代的典签制度。这样一来，诸王不再受制于典签，成为有实权的藩镇。他们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就是抗衡中央，闹出乱子，也不过是受梁武帝一番家教了事。

　　梁武帝对统治集团宽容，可是对人民就不那么宽容了。人民犯了罪，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都要被囚禁，罚作苦工。对于梁武帝推行的“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的政策，普通老百姓是感觉最深切的。有一次，梁武帝到南郊祭天，一个老人挡住御驾，指责皇帝使用的法律，对老百姓太严，对权贵则太宽，这不是长久之计。而梁武帝对此置之不理，只是让随从推开老人了事。

　　梁武帝后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社会风气浮华奢侈，人民流移逃亡，都极严重。贺琛给武帝上疏指出：

　　“天下户口减落，诚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衷削。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今天下宰守，皆尚贪残，罕有廉美者。”

　　(《梁书·贺琛传》)这些中肯的意见，梁武帝根本听不进去。

　　梁武帝本人虽然生活简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而在所不惜。晚年笃信佛法，特建立同泰寺，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会、无碍会，讲经说佛，说这是做功德事，替老百姓求福。一次讲经就舍银、绢等物二百零一种，值钱一千零九十六万。他曾四次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群臣共出钱四万万才把他赎回来。公元547年，他赎身回宫的那天晚上，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又大兴土木，建筑了比旧塔还高一倍的十二层的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终年八十六岁。

　　就是这样，梁武帝造就了一个以皇室、世家大族为中心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受到皇帝的宽容，享有种种特权。他们“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王食”

　　(《资治通鉴》卷一六一)。可是人民却在他们的盘剥下流离失所，以至“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这就是梁朝末年走向动乱和灭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梁武帝的亡国是由于他宽容的统治方针、错误的对外政策、荒废国政以及晚年的腐朽统治等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将梁武帝的亡国简单地归结为“佛教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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