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魏晋玄佛异同略论(陈建华)

返回目录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魏晋玄佛异同略论(陈建华)

 　　魏晋玄佛异同略论

　　陈建华

　　玄学和佛学曾是我国魏晋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股思潮以其高度抽象和艰深的哲理思辩形态呈现于历史舞台，而且各有五光十色的支流派别，缤纷庞杂的体系结构。魏晋玄学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我国魏晋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理论学说。他的中心思想是讲“天人之际”的， “天”指“天道”，即宇宙观； “人”指社会人事，包括政教措施。所谓“天人之际”就是讲天道和人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也就是讲宇宙“自然”和社会“名教”的关系的理论，所以它既是哲学，又是社会政治学说。从哲学的高度论证社会政治思想，就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因此，又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一种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哲学。魏晋玄学的产生除了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外，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方面的原因。魏晋玄学的产生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演变的结果，而不是外来佛学影响的产物，也不是我国固有传统思想和外来佛学思想合流的产物。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魏晋时在当时玄学的支配下，日益与玄学思潮相结合，佛玄合流，后来它又反过来给玄学以影响，丰富和发展了玄学思想理论，并取代了玄学的地位而在南朝时一度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统治思想。可以这样说，魏晋佛学广泛流传的过程，就是在不断消化变通印度佛教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并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整个魏晋时代的般若学都没有完全摆脱魏晋玄学的思想影响。

　　从上面对魏晋佛学和玄学的历史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大体面貌和基本特征，从而又可以基本概括出它们的错综复杂的异同点。

　　魏晋佛学和玄学的相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阐释内容不同：魏晋佛学是讲出世和众生成佛的；魏晋玄学是讲治世的，讲封建最高统治者如何治理国家的。前者以超政治面貌出现，后者则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是说，他们哲学理论所赖以发挥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佛教原本是一种出世解脱道，认为“内圣”不一定要“外王”，他是从求得人生的解脱出发，逐步的进到否定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分析。玄学则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内圣”是为了“外王”，因此他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逐步推衍出最高统治者的最高道德是合乎本体的，由此而有本末、有无之辩，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论证封建统治者的必然性、合理性。正因为这样，还导出两者在具体内容方面的若干差异。如关于性情问题，魏晋玄学一般认为性情是自然而有，完美无暇，不需教化的。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任情达理，主张情要合乎理。王弼又认为圣人是有情有不累于情的。但是魏晋佛学不同，它认为情是感情，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根源，主张灭除情欲。这种区别表示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意识的禁欲主义特色。

　　(二)思想渊源不同：魏晋时代思想发展史表明魏晋玄学是中国原有的儒、道等思想演变而成，魏晋佛学则是印度佛学和魏晋玄学以及中国先前传统迷信观念等演化而成。魏晋佛学既然是吸取魏晋玄学又继承印度佛学再重新组合而成的思想，也就是一种既不同于印度佛学，又不同于魏晋玄学的思想。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虽有密切关系，但也是有所不同的，那种把魏晋佛学完全等同与魏晋玄学的观点，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此也可以明确两者互相影响的先后次序，那就是玄学先影响佛学，然后佛学反过来影响玄学，不分先后，笼统的认为魏晋时期佛学和玄学相互影响的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至于那种认为玄学的产生是受佛学影响的看法则似乎是无根据的。魏晋玄学的产生是中国本土的内在原因起作用的结果，佛教作为外来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成为产生魏晋玄学的思想根源，相反，他本身还需要依附玄学才能得以流行。

　　(三)地位和作用不同：魏晋佛学和玄学虽然都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是当时居于正统统治地位的是魏晋玄学。玄学直接和门阀士族统治相配合，成为帝王和名士治理国家和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而佛学是玄学的助手，处于附属的地位，只有在东晋末年，尤其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寺院经济的空前发展，佛教的地位才显著上升，几乎取代了玄学的地位，并且被梁武帝几乎钦定为国教，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工具。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相对与它先行的汉代经学，从神学目的演变为唯心主义本体论，由神创造宇宙说演变为宇宙万物体用说，以“忘言忘象得意”的方法取代了烦琐注经、象数类比的方法，这对于人们摆脱神学目的论和烦琐哲学的支配，解放思想、发展哲学思想是起过积极作用的，虽然他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极作用的一面。而魏晋佛学说到底是宗教的学问，宣扬的是出世思想、解脱思想，站在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的立场看，消极作用是毋用讳言的。

　　魏晋佛学和玄学的相同点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性质不同。魏晋佛学和魏晋玄学主流派都是倡言“空” “无”，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基本上都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理路。魏晋佛学和魏晋玄学的思想架构有两个最重要的共同支柱：一是本末体用之辩，印度佛学般若学原来没有这套范畴，但有“真谛”和“俗谛”的“二谛义”，可以和本末体用之辩相附和，魏晋时中国佛教学者正是把这两者沟通起来阐述般若理论的；二是言意之辩，般若学者和玄学家都持“忘筌取鱼”、 “忘言得意”的方法。由次可见，魏晋玄学和佛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理论所体现出来的高度抽象的思维水平，是我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二)认识论作用相近。魏晋佛学和玄学对有无、生灭、本末、体用、言意等论述是唯心主义的，但又包含了很多辨证法因素，对于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揭示事物内在本质和外在观象的联系和区别，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复杂关系，都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是我国很多辨证法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有相同。魏晋佛学和玄学对儒家“名教”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玄学是儒道思想合流的产物，是竭力维护“名教”的，佛教宣扬出家出世，不能公开赞同忠孝礼教。由于“名教”毕竟是直接论证和维护封建等级制的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佛教也只能采取妥协态度，这样那样地调和佛法和“名教”的矛盾，强调佛教有助于“名教”，信奉佛教有利于天下太平。这种背离印度佛教教义的做法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调和与“名教”的矛盾也是魏晋佛学和魏晋玄学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分析魏晋玄佛之异主要着眼于思想内容、历史渊源两方面，这也是其明显的不同。分析魏晋玄佛的同，主要着眼于它们的思想性质和认识意义。但异和同不是绝对的，不是有不可逾越鸿沟的，而应该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