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佛教的北传与东渐(甘芳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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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佛教的北传与东渐(甘芳苹)

 　　佛教的北传与东渐

　　甘芳苹

　　就世界文化的源头而言，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古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沿岸及诸岛、中亚的两河流域分别孕育出印度佛教文化圈、中国儒释道文化圈、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和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由横跨亚欧的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

　　假若把丝绸之路比喻成一条扁担的话，那么撑起这条扁担的，起初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而后是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但让这条扁担保持平衡的，则是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鄙人无暇讨论这四大文化的形成及相互交流的情况，只就印度佛教文化的北传与东渐略作介绍，来说明汉传佛教信仰的源头。

　　一、佛教的故乡

　　佛教的故乡在印度的恒河流域。

　　佛教是佛家学说的宗教化。

　　在公元前6一前5世纪的印度恒河流域，兴起了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佛家学说应运而生。印度人把学术派别称为“师”，如佛教典籍里就把沙门思潮各派通称为“六师”，实际上，应加上佛家，称为“沙门七师”才对； 而中国人则把学术派别称为“家”。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佛家应称为“四谛论师”，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四谛论师就称为“佛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鄙人常用“佛家”这一术语来研究沙门思潮里的四谛论师学说，[1]也就是传统学者所说的原始佛教。

　　佛家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一般称为佛陀。他的出生地是今天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他是释迦族的一位王子，原名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蒋维乔、汤用彤等学者据“点记说”，推断悉达多王子的生年为公元前565年，佛陀的寂灭年为公元前486年。[2]不过，汉传佛教的传统观点认为，释迦牟尼佛是生在周昭王二十四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岁在甲寅。80年后的农历二月十五日，他在古印度的拘尸那伽城附近的娑罗双树林里灭度了。

　　如果按照汉传佛教的传统观点来介绍佛陀的生平，就叫八相成道。所谓的八相成道，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起信论》的说法， “所谓从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轮、入于涅檠”。第二种是智者大师在《四教仪》里的说法，“所言八相成道者：一、从兜率天下，二、托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转*轮，八、入涅槃”。

　　《佛祖统纪》卷二把第一种说法，解释成大乘佛教的八相成道，而把第二种解释成小乘佛教的八相成道。

　　佛陀寂灭后不久，大迦叶把500名阿罗汉召集起来，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的七叶窟中，举行结集三藏的第一次会议，由阿难诵出经藏，优婆离诵出律藏，富楼那诵出论藏。这就是小乘声闻藏。其时，在窟外也有数万僧众聚会，别诵出五种法藏，即经藏、律藏、论藏、杂藏、禁咒藏等。这就是大乘菩萨藏。[3]声闻藏和菩萨藏都是靠口耳相传。日本佛教史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声闻藏在比丘和比丘尼中口耳相传100年，和合无争。但在公元前386年，吠舍离地方跋耆族的比丘们，在戒律问题上提出了十条新见解，导致了佛教史上的第二次结集。这十条新见解如下：

　　(1)角盐净(Kappa)，可用角器蓄盐；

　　(2)二指净，午后日影偏西二指仍可就食；

　　(3)他聚落净，饭后仍可到别村再食；

　　(4)住处净，在同处住宿，可分开举行布萨(诵戒忏悔仪式)；

　　(5)赞同净，可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议事，然后征求未出席者同意；

　　(6)所习净，可按和尚阿闍梨(导师)的惯例行事；

　　(7)不搅摇净，食后可饮不搅动的牛乳；

　　(8)饮阁楼伽净，可饮未发酵的椰子汁；

　　(9)无缘坐具净，可坐无边缘装饰的坐具；

　　(10)金银净，可接受金银施舍。

　　他们认为这十事不违背戒律。对此，保守的长老比丘认为违背戒律，表示反对，于是在教团内部展开了争论。为此，有七百比丘在吠舍离举行集会，经过讨论，把跋耆族比丘所主张的十事断为非法，并把他们驱逐出教团。[4]

　　这次结集，标志着佛家学说血向准佛教的过渡。跋耆族比丘并没有因被上座比丘赶出僧团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组成了大众部僧团，与上座部比丘分河饮水。

　　二、佛教的北传

　　鄙人所说的“准佛教”，就是传统佛教史家所谓的部派佛教。这是因为，部派佛教强调理性式的信仰，也就是理性的成分大于信仰的成分，释迦牟尼佛是唯一的佛。如此这般的准佛教，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南传斯里兰卡，北传中亚。南传准佛教以上座部的教理为主；北传准佛教以有部、大众部、犊子部和经部为主，在这四大部派里，各有系统的教义，[5]以有部和经部的教义最为发达，思辨性也最强。

　　佛教的南传和北传是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约在公元前268年，阿育王成为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经过8年的武力讨伐，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后，开始推行文治政策，于公元前261年皈依佛教，成为在家居士。阿育王信仰佛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事件，对孔雀王朝的朝野震动很大，有6万名外道(文化人)混入鸡园寺，导致了这座王家寺院的比丘7年无法举行布萨(每月举行两次的忏悔仪式)。为了消弭僧团的这种混乱现象，阿育王在公元前254年支持当时著名的高僧目犍连子帝须组织1000名阿罗汉，在鸡园寺举行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的时间长达9个月，然后由阿育王钦定为《四阿含经》，这是当时最权威的版本，各大僧团依教奉行。另外，还由目犍连子帝须主持编定了《论事》 (无汉译本)。随后，阿育王又派遣许多长老到全国各地传教，并把佛教的价值观作为孔雀王朝的核心价值体系，向周遍国家输出，在派自己出家的儿子和女儿到南方斯里兰卡传播佛教的同时，又派一些有佛学造诣的高僧，向北方的克什米尔、犍陀罗、新疆等地传布佛法。由于北传佛教是汉传佛教的源头，所以在这里只把北传佛教的血脉简单地陈述如下：

　　1、老大天五事

　　在阿育王时代，由于皇帝崇尚佛法，佛学也就成为当时的显学。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赶时髦，把佛法当成学问研究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真正有修有证的人，与佛陀时代相比，就显得很少。于是，在北传佛教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气象，这就是论皿的地位十分重要。龙树、无著、提婆、世亲、陈那、法称，是印度佛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六大论师，在藏传佛教史上，被尊称为“南瞻六庄严”。因此，窃以为，北传佛教的演变，它的内部动力是论师，外部驱动力是帝王，也就是说，佛学理论家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了北传佛教的演变。东晋释道安氏把这种历史现象概括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6]实际上，就历史主义的视角而言，北传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论师名叫大天，在佛教史上，一般称为老大天。他创立新义，作五事颂，把佛家学说推向注重学术研究与佛教信仰相提并论的部派准佛教。

　　大天，又称跋陀罗，意译贤善，他提出以下五个论点：

　　(1)阿罗汉也可能受女人诱惑；

　　(2)阿罗汉也可能对某些事情无知识；

　　(3)阿罗汉也可能心怀疑惑；

　　(4)阿罗汉也可能从别人得到知识(或接受教导)；

　　(5)一个人也可能通过语言文字而成道。[7]

　　大天五事的前四事，是对佛家强调的究竟果位阿罗汉的怀疑，开了以后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先河；第五事强调了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即通过对经教的研究也能够成道。大天五事表达了对目犍连子帝须领导的1000名阿罗汉比丘举行第三次结集的强烈不满情绪，反映了学问僧要求参加重大法会的强烈要求。佛家注重修行的实证，反对理论研究的玄学(哲学)，而大天五事的提出， 目的是要以理论研究代替佛家注重修行的传统观念，直接怀疑阿罗汉果位。这一思想，恰恰就是以后大乘佛教的主导思想。佛家自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公元前254年结集《四阿含经》和大天提出的五事开始，彻底打破了佛家的唯师思维方式，而开创了唯经的思维方式和唯理论的思维方式。唯经的思维方式强调《四阿含经》的权威性，而唯理论的思维方式突出了对《四阿含经》进行学术研究的思辨性，结果导致了部派准佛教的形成。

　　2、部派准佛教的演化过程

　　大天领导的大众部，是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的空头理论家式的比丘，人数众多，当然，也包括一些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位，但不愿证果的悲愿济世的比丘，这些为数众多的比丘组成大众部。大众部自公元前254年至前52年的200年间，逐渐分化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出假部。到了公元前52年左右，又有一名叫大天的外道于大众部出家受具足戒，在佛教史上，一般称为新大天。他居制多山，与大众部传统派僧人重新辩论老大天五事的得失，使大众部又分裂出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这样大众部本末和合共有9部。

　　上座部自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结集《四阿含经》后到公元前52年左右的近200年间，一味和合，师徒相传，一直是《四阿含经》的权威传授者和给大众部出家僧人授具足戒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们只负责大众部僧人传授《四阿含经》和行为规范。大约在公元前52年，其内部也有一些小范围的争论，开始分化成两部，即强调学术研究的说一切有部和只注重授经传戒的传统派(这一派后移入雪山，改名为雪山部)。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可住子弟子部，即旧犊子部，接着又从犊子部流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山林部。后又从说一切有部流出化地部，再从化地部流出法藏部。大约在公元100年左右，从一切有部流出饮光部，又过了几年，从一切有部流出经量部。这样，上座部本末和合共有11部。

　　3、钦定本《大毗婆沙论》

　　在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一世笃信佛法。据佛教典籍记载，迦腻色迦一世在日理万机后，抽暇学习佛经，日请一僧，入宫说法，因部派不同，而对佛法有不同的诠释，从而使迦腻色迦一世产生了许多疑惑，便向胁尊者请教。胁尊者回答说： “诸法皆正，随修得果，佛既悬记，如折金杖。”迦腻色迦一世又问： “诸部立范，孰为最善?”胁尊者回答说： “说一切有部的学说最为纯正。”于是，迦腻色迦一世颁诏整理说一切有部三藏，选出说一切有部阿罗汉僧499人，以学问僧世友尊者足成500人。世友是一位学问大家，但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由于世友论师的佛学理论造诣极高，虽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位，但还是被与会的499名阿罗汉僧推为这次学术会议的上座主持，不过，世友的理论，要经过499名阿罗汉的审定，方可成为定论。在世友为主席的这次学术会议上，首先对经藏进行了会诵，并造十万颂邬波地跞论诠释经藏，接着造十万颂毗奈耶婆沙论诠释论藏，最后造十万颂阿毗达磨婆沙论，诠释论藏。这次学术会议历时12年。这就是北传佛教史上著名的《大毗婆沙论》的结集。

　　《大毗婆沙论》是诠释迦多衍尼子的《阿毗达磨发智论》的论著。 “大毗婆沙”是梵语的音译，有广说、胜说、异说三义。《俱舍论光记》卷一说： “论中分别义广，故名广说；说义胜故，名为胜说：五百阿罗汉各以异义解释‘发智’，名为异说。具此三仪，故存梵音。”这说明《大毗婆沙论》是说一切有部的百科全书。这部论书是说一切有部高僧韵集体创作，由世友论师主持讨论，马鸣论师记录整理成书，唐·玄奘译为汉文，共200卷。

　　《大毗婆沙论》列举大众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犊子部、经量部等部派，以及数论、胜论、顺世论、离系论(耆那教)等“外道”的观点，加以批驳；以《发智论》为基础，并参考《发智论》的各种注释，同时摄取《六足论》中的教义，以弥补《发智论》的不足，对说一切有部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它将一切法分为五类，即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用以论证“三世实有”， “法体恒有”，同时否定“我”的主宰性。

　　《大毗婆沙论》对印度佛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提高了说一切有部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成为迦腻色迦一世钦定的北传准佛教的权威性著作，说一切有部的学者也因此论而称为“毗婆沙师”。从此以后，北传准佛教进入“论师时代”，仅研究《大毗婆沙论》的著作就有法胜的《阿毗昙心论》、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世亲的

　　《p可毗达磨俱舍论》、众贤的《阿毗达磨顺正论》和《显宗论》等。

　　4、佛教的创始人是马鸣论师

　　鄙人曾在1993年从宗教学的视角来探讨佛法问题，提出“佛家与佛教不同论”，主张佛家是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佛领导的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里的一家学说，当佛家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在公元前5世纪寂灭后，佛家学说存在了大约100年，开始分裂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从此，这两家学说分河饮水约130年后，发展成部派准佛教。”[8]到了公元1世纪，马鸣论师又把准佛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

　　马鸣与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同时代人，他生于中天竺俱萨罗国枳多城。当耶稣在中亚两河流域创立基督教的时候，马鸣则在印度河流域创立了佛教。马鸣是胁尊者的弟子，说一切有部的大学者，也是《大毗婆沙论》的记录整理者，印度六个伟大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个大诗人之一。马鸣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弘扬佛法，他写了著名的史诗《佛所行赞》，还编写了《舍利弗》、 《赖吒和罗》、 《苏摩达多》等剧本。他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向民间演述了苦、空、无常、无我等佛家学说，同时也提倡大乘缘起性空的思想，撰集的著作有《大庄严论经》、 《十不善业道经》、 《六趣轮回经》、 《尼乾子问无我义经》等，弘通大乘，强调因果，提法空要领，谈因缘所生法，俗有真无，为法性宗的要籍。马鸣还造《大乘起信论》。总之，马鸣论师突出了信仰佛法的重要性，提出了判断善恶的标准，创立了佛教。宗教学上所说的佛教，如果用佛教经典里已有的名词，就叫“象法”和“末法”时代。所谓的象法时代，就是崇拜佛菩萨偶像的信仰时代，共有1000年。到了1000年后，佛教就一天天地走向灭亡，称为“末法”。末法时代共有1万年。所谓的“末法时代”，就是佛教的混乱时代。在象法时代之前，称为“正法时代”，共有500年，也就是佛家、部派准佛教存在的时代。由于马鸣论师拉开了象法时代的的序幕，是理所当然的佛教创始人。

　　自马鸣论师之后，在北传佛教典籍里，小乘和大乘两个术语十分显眼。其实，小乘佛教是一种准佛教，理性与信仰参半，而大乘佛教才是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理性为信仰服务。大乘佛教的最初僧团叫菩萨众，他们把第一次结集时的大乘经典公布于世，迫使《四阿含经》走向隐没。菩萨众推崇诸如《大般若经》、 《维摩经》、《解深密经》、 《涅槃经》等大乘经典，并根据大乘显密经典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持和传教，依次形成了中观派(空宗)、瑜伽行派(有宗)和密教。

　　5、中观派

　　中观派的开创人是龙树论师。他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人。佛教典籍称龙树入龙宫，取出《华严经》，开铁塔得《大日经》，依《般若经》著《无畏论》、 《中论》、 《十二门论》等，提倡诸法皆空不可得的学说，又在《大智度论》、 《十住毗婆沙论》中说净土教义。他的弟子提婆，约3世纪人，意译“圣天”，生于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师承龙树中观学说，造《百论》，继续传播一切皆空的理论。但中观学派没有根本道场，在恒河流域流动传教，经鸠摩罗什传播到长安(今西安)，才有了自己的落脚点。

　　6、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的创始人叫无著。无著论师生于5世纪，是北印度人，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学习部派准佛教教义，后在中天竺师承弥勒论师瑜伽法门，造《摄大乘论》、 《显扬圣教论》、 《阿毗达磨集论》等，广说法相原理。其弟世亲，初习部派准佛教，批驳大乘佛教，在迦湿弥罗精研说一切有部学说，造《俱舍论》，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大毗婆沙论师，后跟无著学习大乘教义，继承弥勒唯识学，著《唯识二十论颂》、 《唯识三十论颂》，集唯识学之大成。

　　约从6世纪开始，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和中观学派分庭抗礼，护法等十大论师专弘世亲唯识学，造论释《唯识三十论颂》，而清辨论师师承龙树中观学派，造《掌珍论》等。中观家主张俗有真空，体虚如幻，而唯识家则高唱外无内有，事皆唯识。护法门下有戒贤，清辨门下有智光。这两大论师同住中天竺那烂陀寺，据空有二义，各标宗旨，随后转为大乘密教金、胎二部。

　　7、密教

　　大约在67世纪，第一次结集时的佛说密乘经典开始受到佛教徒的重视，佛说的显乘经典逐渐隐没，密教开始兴起，到8、9世纪间成为北传佛教的主流。密教的根本道场是超戒寺，该寺位于恒河右岸山坡岩石上。据传该寺建于8世纪，规模宏大，装饰华丽，藏有巨量财宝、文物。全寺共有100余座僧院，6处研究院，整个寺院建筑以观音殿为中心，供奉男女诸神塑像，有六重门，每门置有守门学者接受各方问答、辩论或挑战。1203年，毁于入侵的穆斯林战火。[9]

　　密教分为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在“一心法界”上，树立理平等与智差别二种理论，以显示理智的应用无穷无尽。诠说智差别的经轨为金刚顶部，诠说理平等的经轨为胎藏部。金刚顶部以《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依此经所画的曼荼罗，称为金刚界曼荼罗：胎藏部以《大日经》为根本经典，依此经所画的曼荼罗，称为胎藏界曼荼罗。金刚界即智差别门，以金刚表示，象征如来实智之坚宝，又称智界；胎藏界即理平等门，以莲花表示，象征众生本有的理性蕴含于大悲万行之中，又称理界。又，金刚界是除障成身， 自受法乐的行相，即转九识而成就五智，以五智配五佛和五部：(—)法界体性智，配列于中央大日如来与佛部。据《莲华三昧经》记载，大日如来所具足的五智各生身、口、意三身佛或菩萨： 1．法界体性智，身业为毗卢遮那佛，口业为普贤菩萨，意业为不动金刚： 2．大圆镜智，身业为阿閦佛，口业为文殊师利菩萨，意业为降三世金刚； 3．平等性智，身业为宝生佛， 口业为虚空藏菩萨，意业为军荼利金刚： 4．妙观察智，身业为阿弥陀佛， 口业为观自在菩萨，意业为六足金刚： 5．成所作智，身业为释迦文或不空成就佛，口业为金刚业菩萨，意业为摩诃药叉金刚。㈡大圆镜智，配列于东方阿閦如来与宝部，又作金刚智。㈢平等性智，配列于南方宝生如来与宝部，又作灌顶智。(啤妙观察智，配列于西方阿弥陀佛与莲华部，又作莲华智、转*轮智。(劢成所作智，配列于北方不空成就佛与羯磨部，又作羯磨智。这是就金刚界的情形而言。

　　如果就胎藏界而言，则五智所配列的五佛，中央为大日如来，东方为宝幢如来，南方为开敷华如来，西方为无量寿如来，北方为天鼓雷音如来。

　　北传佛教的中心有四个：一是迦湿弥罗，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势力曾一度波及到新疆的龟兹，后演变为瑜伽行派的中心；二是我国新疆的于阗，这里是中亚菩萨众结集大乘经典的中心；三是恒河流域的那烂陀寺，该寺在5-12世纪，一直是北传佛教的综合大学。据记载，在极盛时期，佛教学者云集，主客常达万人，不仅当时印度的著名佛教学者在此修持讲学，而且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一些留学僧也不远万里，负笈前来学习佛法。在佛学方面，那烂陀寺兼有大、小二乘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兼有中观派、瑜伽行派及密教，同时旁及印度其他宗教哲学派别，如胜论、数论、四吠陀等。此外，还要学习因明、声明、术数、医方明等各种知识。那烂陀寺拥有三大图书馆，分别称为“宝海”、 “宝增”、 “宝色”，意为所藏经书均为珍宝。12世纪末，该寺为入侵的穆斯林所毁，后遂湮没无闻。””四是超戒寺，6-13世纪初，一直是密教中心。

　　三、佛教的东渐

　　所谓的佛教东渐，就是在汉唐时期，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其传播的路线，应该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据我国正史记载，早在公元前2年，佛教就已经向东传到长安(今西安市)，但大规模的传入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在这里，鄙人以汉传佛教史上的翻译大家为线索，把佛教的东渐过程，简单地介绍如下：

　　1、安世高

　　据《祐录》卷十三《安世高传》记载，安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从小刻苦学习，通晓天文、医学等社会学问，名闻西域诸国。平时信奉佛教， “奉戒精峻”，后因其父王病死， “乃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不嗣王位，让国与叔，出家为僧，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是汉传佛教史上传播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第一位外籍僧人。据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所译经典共35种，41卷；现存22种，26卷。在现存的22种经中，属于阿含的16种，属于修持的5种，属于阿毗昙的1种。在有关修持的五种经典中， 《大安般守意经》详细地介绍了数、随、止、观、还、净六种法门，为后来天台宗教授的止观所有； 《五十校计经》提到十方佛现在说法，又说诸菩萨度人欲使人悉得佛道，则属于大乘佛教经典。安世高的译经工作约止于东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随后游历了江西、浙江等地，晚年踪迹不详。””

　　2、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在汉传佛教史上，他是第一位翻译大乘佛教典籍的僧人。 《梁高僧传》称赞他“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据《历代三宝记》卷二记载，支谶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184~189)为止，译出佛经14部27卷，其中《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系与竺佛朔合作译出。东晋道安《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 “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道行般若经》10卷， 《般舟三昧经》2卷(现存本为3卷)， 《首楞严经》2卷(已佚)。另外，道安从译文体裁上认为似属支谶所译者有《P可阉世王经》2卷、 《宝积经》 (亦名《摩尼宝经》)1卷等9种(其中3种已佚)。”[12]支谶所译《道行般若经》为东晋佛教哲学提供了素材， 《般舟三昧经》为后世提供了大乘禅观的修行方法，这是支娄迦谶对汉传佛教汉做出的巨大贡献。其晚年事迹不详。

　　3、竺法护

　　竺法护，祖籍大月氏，228年生于敦煌，寂灭于306年，8岁出家为僧，通晓多种语言。 他的一生大致经过了学僧生活(236~265)、译经事业(266,--290)、草创关河学派(290~306)3个阶段。据东晋道安《众经目录》说，竺法护译出的佛经有150部。在这150部佛经里，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 《正法华经》、 《渐备一切智经》、 《弥勒成佛经》、 《普曜经》等。

　　竺法护在汉传佛教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在他之前，佛教东渐的落脚点为河南洛阳。曹魏时，除洛阳外，又增加了一个金陵(今南京市)，成为从海上丝绸之路东渐的落脚点。到了西晋的武帝时代，竺法护则从敦煌到长安沿途翻译佛经，从而把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东渐由点变成了线，使佛教信仰向沿线的民间渗透，从而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竺法护晚年，又把佛教的东渐线变成了深入研究佛教教理的面，即在长安(今西安市)建寺草创关河学派，为弘扬佛教培训人才。[13]

　　4、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印度，344年生于龟兹，寂灭于413年。罗什7岁随母出家，学习部派准佛教经典。12岁时学大乘经论。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派吕光攻打焉耆，继灭龟兹，劫罗什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这时罗什已38岁。罗什随吕光在凉州滞留长达十六七年。后秦皇帝姚兴于401年迎请罗什入长安，在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据《出三藏记集》记载，罗什在10余年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对汉传佛教影响较大的经论有《大品般若经》、 《小品般若经》、 《妙法莲华经》、《金刚经》、 《维摩经》、 《阿弥陀佛经》、 《首楞严三昧经》、 《十住毗婆沙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大智度论》、 《成实论》及《十诵律》等。罗什传“龙树之遗风，振慧响于此世。”[14]罗什翻译的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大智度论》就是“龙树之遗风”， “经过南北朝的传播，到了隋代，就创立了三论宗。于此可见，罗什的首译《三论》 (或《四论》)，就中国佛教思想史上说来，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

　　5、真谛

　　真谛，西印度优禅尼国人，生于199年，寂灭于569年。据《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记载，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从扶南(柬埔寨)来到广州；在梁太清二年(548)闰八月到达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遭遇侯景之乱，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译经生活， “至陈宣即位，凡23载，所出经、论、记传64部，合278卷。”但《开元释教录》说译经49部，140余卷， “经刊定，现存26部，87卷。其所译经，随翻随讲，译文不很统一。弟子记其师义，号为义疏，或称为注记、本记、文义。他传译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其主要特点为：①关于唯识一般只讲八识， 自眼识至阿赖耶识止，他则在八识外建立第九‘阿摩罗识’ (‘无垢识’或‘净识’)；②认为三性(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中‘依他起’的性质是染污的，与‘遍计所执’一样，最后也应断灭。在所译各书中，特别重视《摄大乘论》。”[16]

　　6、玄奘

　　玄奘，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约生于600年，寂灭于664年。13岁出家为僧，20岁在成都受具足戒，27岁时， “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游五印，在西域留学参访17年，于唐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五日载誉回国，此时，玄奘已45岁。从此以后，玄奘在长安致力佛教翻译事业，在645年5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到663年译完多达600卷的巨著《大般若经》后，这盏中华民族的智慧明灯，油已熬尽，在664年元月译出《咒五首》一卷，遂成绝笔，于二月底就寂灭了。 “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17]译经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解深密经》、 《瑜伽师地论》、 《成唯识论》等。

　　7、不空

　　不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生于705年，寂灭于774年。14岁时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金刚智寂灭后，奉遗命至印度龙智处秉受密法，开元二十九年，率弟子37人从普贤阿阇黎重受灌顶，学密法3年。后又周游印度，于唐天宝五年(746)回到长安。乾元元年(758)肃宗敕命将长安、洛阳诸寺及各县寺舍、村坊凡旧日玄奘、义净、菩提流支、善无畏、宝胜等携来的梵夹全部集中大兴善寺，交不空翻译。所译显密教典共110部，143卷。[18]

　　自774年不空寂灭后，汉传佛教史上翻译印度佛教经论的时代已近尾声，汤用彤氏说，在晚唐的“德宗朝则有智慧，北天竺人，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等共十二卷：有莲华精进，龟兹国人，译出《十力经》；有悟空，中国西行求法者，凡译经《回向轮经》等三部十一卷(或谓法戒译出)；有法戒，于阗人，译《十地经》。宪宗时则有般若，漏宾人，先于贞元中译《华严经》后分四十卷，元和尚书孟简助译《本生心地观经》八卷。文宗时则有满月，译《陀罗尼经》四卷，未入藏。”[19]但这些译经均未对汉传佛教发生过重大影响，到北宋初年政府官派的留学僧所从事的译经活动，则为佛教的东渐圈上了一个句号。对晚唐到北宋初年的译经情况，梁启超氏的评论甚为公允，他说：

　　自唐贞元迄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译业完全中止。太平兴国八年，始复起译场，至景祜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间，亦译出五百余卷。其著名译家，曰法护，曰施护，曰法贤，曰惟净，所译经多方等显密小品，惟论有数种特可观，惟净之《大乘中观释论》九卷，法护之《大乘宝要义》十卷、 《大乘集菩萨学论》二十五卷、 《施设论》七卷，施护之《集法宝最上义论》二卷，此其选也。元至元间，亦有译经，然皆小乘小品，益不足道，故翻译事业，虽谓至唐贞元而告终可也。[20]

　　四、简短的结论

　　佛教的东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外交官伊存口授西汉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开始，到北宋景祜四年(1037)止的1039年间，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高潮迭起，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佛教经典翻译家，他们非常及时地把印度、中亚佛教发展的最新动态以翻译经论的方式介绍给汉传佛教界，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大翻译家最为著名，他们翻译的经论现存245部，1859卷。

　　在佛教东渐的这1039年间，产生了众多的汉传佛教理论家，诸如道安、慧远、僧肇、道生、智顗、吉藏、窥基、法藏、道宣、神秀、慧能、一行，等等，他们完成了佛教的汉化，把印度大乘佛教改铸成了中国汉传佛教，以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为代表。这八大宗经过唐武宗“灭佛事件”的锤炼，终于加工成禅、净合流的中国汉传佛教。

　　注释

　　[1]拙著： 《佛教论译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2页。

　　[2]蒋维乔： 《佛学纲要》，福州：福建省佛教协会翻印本，1995年4月，第16页；汤用彤： 《印度哲学史略》，中华书

　　局，1960年版，第59页。

　　[3]请参阅高观如： 《入佛指南》，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本，无具体出版年月，第9页。

　　[4] [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姚长寿译： 《印度佛教史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6页。

　　[5] 刘立千： 《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0页。

　　[6] [梁]慧皎： 《高僧传》卷五。

　　[7] [英]渥德尔： 《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6页。

　　[8]拙文： 《试论佛教概念及其演变》， 《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9]于众： 《超戒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7页。

　　[10] 方广錩： 《那烂陀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282页。

　　1111 巨赞： 《安世高》，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2页。

　　[12] 隆莲： 《支娄迦谶》，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23页。

　　[13] 拙文： 《敦煌菩萨竺法护评传》， 《佛教知识》，第三卷秋之号。

　　114] 《出三藏记集》卷八《大晶经序》。

　　[15] 郭朋：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6月版，第304页。

　　116]田光烈： 《真谛》，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21页。

　　[17]高扬： 《玄奘》，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43卜440页。

　　[18]郭元兴； 《不空》，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30页。

　　119]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第69页。

　　[20]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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