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论文集：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蓝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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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论文集：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蓝吉富)

 　　蓝吉富教授：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印顺长老与人菩萨行」学术研讨会文章)

　　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

　　蓝吉富(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系副教授兼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论文摘要

　　本文是以历史角度，对「印顺法师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所作的探讨。内容有下列几项重点：

　　一、 将印公一生分为两大阶段，并彰显这两个阶段各自具有的历史意义。

　　二、 陈述印公入台前夕，台湾的文化及时代背景。

　　三、 为印公思想在台湾宏传的景况作一解析。

　　四、 指出印公是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位宗义建立者，并谓印公为台湾缔造一个佛教思想的新时代。

　　五、 将印公与玄奘、罗什作一比较分析，以凸显印公与奘、什二师在思想特质或遭逢之历史情境的异同。

　　关键字：印顺、印顺思想、台湾佛教思想史

　　一、前言

　　这一篇拙文，想做的尝试是要论述印顺法师(此下行文，略称为「印公」)的历史地位。如同题目所显示的，这一尝试有下列几点限定。

　　笔者想论述的历史场域只限于台湾。原因很单纯，因为印公的影响力还未能显著地抵达中国大陆。他在佛教思想方面所发生的作用，主要场域只在台湾。其它地方(如：中国大陆及海外华人佛教界)虽然不是完全空白，不过，迄今为止，影响力仍然有限。所以，拙文的题目没有订为〈印顺法师在汉传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

　　其次，众所周知，印公的主要贡献是在佛学思想方面，用古代《高僧传》的分类法来衡量，他是「义解」类高僧。他的贡献不在「译经」、「习禅」、「兴福」等方面。所以，笔者只讨论他在思想方面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将他视为具有全方位贡献的历史人物。换句话说，拙文所论述的历史影响力，并未包含思想以外的其它方面(如：教团的建立、弘法事业的开展、社会慈济事业的推动等等)。因此，也不能将他的成就拿来与慈济、佛光山、法鼓山的佛教成就相提并论。

　　二、印顺法师一生的两大阶段

　　印公享寿百岁。他的一生，明显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

　　(一)定居台湾之前(1906～1952)

　　印公在44岁以前都住在中国大陆。44岁到47岁之间移居香港。47岁(1952)这年七月到台湾。48 岁时，他所主持的新竹福严精舍落成。此后五十余年的生涯，都在台湾度过。

　　(二)定居台湾之后(1952～2005)

　　自47岁起，到百岁辞世的五十余年间，印公都卜居在台湾。先后住过福严精舍(新竹)、慧日讲堂(台北)、妙云兰若(嘉义)、华雨精舍(台中)、报恩小筑(台北)、永光别苑(南投)等地。

　　将印公的一生区分为两个阶段来观察，是有一定意义的。印公到台湾定居时，已经是47 岁的中年僧人了。对一个人文学术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年龄大抵也可能是 其人学术基础稳固、思想成熟、甚至于成就丰硕的一种象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他在47岁以前的著述到底有哪几种。

　　依《印顺导师著作总目‧序》[2]所载，印公在来台湾以前，已经出版过八种著述。略如下列：

　　(一)对印度佛教史的宏观的、综摄的理解：1943年出版《印度之佛教》。

　　(二)对《阿含经》义及根本佛法的掌握：1949 年出版《佛法概论》。

　　(三)对性空思想的根源及大乘中观系义理的揭示：1950 年出版《中观今论》；1952 年出版《中观论颂讲记》。1950 年出版《性空源探源》。

　　(四)对大乘唯识思想的追溯及瑜伽行派思想的厘清：1944 年出版《唯识学探源》；1946年出版《摄大乘论讲记》。

　　(五)对真常唯心系思想的阐述：1951年出版《大乘起信论讲记》。

　　此外，来台湾以前印公曾对学生讲解过般若系的《金刚经》与《心经》，以及真常系的《胜鬘经》。这三部经的讲记，后来在台湾也都被收入《妙云集》中。

　　由上列诸书，可以看出印公在来台湾以前，其「立足于阿含，并对大乘义理有所抉择与批判」的思想体系，已经完全确立。换句话说，印公的佛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在中国大陆孕育完成的。

　　虽然印公最初想定居香港，并没有来台湾长住的打算。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因缘[3]，却使他的后半生在台湾渡过。他在佛学、佛教方面的影响力，主要也是在台湾长住时才显著地为世人所知。前此，熟知印公之深邃学养的，多半是太虚大师门下的印公师友。严格而言，印公在大陆时，他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当是他在1942 到1952 年(来台前)出版他的佛学专著时，大陆政局及社会情势正是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的时代，注意这些佛学著述的人当然不会太多。

　　印公佛学思想在后半生之所以能佳作迭出，学术成果能受到海峡两岸佛学界的交相赞誉，固然是出自他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有以致之。但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也不能忽略。这一外在因素就是他的后半生是在台湾渡过。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台湾的整体环境与印公写作生涯(或思想弘传)之间的关系：

　　(一)五十余年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局势稳定，使他能够安心地作佛学研究(来台后他的新书有十余部之多)。

　　(二)印公的著述可以顺利地在台湾出版、发行。台北的正闻出版社成立以来，数十年间的主要业务，就是出版他的著作。在这方面，自1980 年起即主持正闻出版社迄今的滢法师是相当重要的襄助者。

　　(三)在台湾，印公获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尊重。台湾的知识分子，只要对佛学稍有所知，大部份(密教徒除外)都会视印公为最高的佛学权威。

　　(四)他曾获总统颁授二等卿云勋章。这是光复后执政者颁授给宗教师的最高荣誉勋章，具有象征意义。

　　(五)二十世纪后半叶，台湾佛教的兴盛、蓬勃，产生了为数甚多的佛学爱好者。这一情势也使印公著述的阅读者数量大为增加。

　　(六)在印公生前，佛教界就有宏印、传道、昭慧诸法师，主动在台湾弘扬他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师都不是印公的剃度弟子，也不是他所创办的福严精舍或慧日讲堂所训练出来的学生。这一现象说明的是，这些弘扬者，是完全基于认同印公思想，而不是基于师徒情谊才出来弘扬的。可见印公思想的客观价值，在台湾获得相当程度的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印公一生之与海峡两岸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理解：

　　(一)印公一生的学术规模是在大陆奠定的。他的思想是在大陆孕育完成的。如果印公出生在台湾，大概不太可能形成这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二)印公思想之获得普遍的注意与重视，是在台湾形成的。如果他留在大陆或定居香港，则他的影响会不会这么大？他的学术声誉会不会这么高？答案自是可想而知。

　　(三)从文化史学的角度来看，印公来台一事，可以视为「汉传文化对外传播」之一例。值得研究佛教文化传播史的学者注意。

　　三、印顺思想入台的文化‧时代背景

　　关于印公思想的内容与特质，笔者先后曾写过〈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的特质及历史意义〉、〈印顺法师对大乘佛法的诠释与评价〉、及〈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后印顺时代〉三文[4]，并曾主编过《印顺‧吕澄佛学辞典》[5]，因此，这里不拟重复。笔者所要指出的一项与本题有关的特质是，印公在其研究与著述过程中，固然以汉传文献为主，但是他对国际学术界的佛学成果也是注意的。尤其是日本的佛学著作，他就涉猎颇多。

　　1937 年，印公在武昌时，曾阅读日本的唯识学专家结城令闻的唯识学专著，由于看法不同而决定执笔写《唯识学探源》。这一年印公32 岁，是出家后的第七年。可见印公在研佛不久，就已开始注意到日本的佛学研究，并不会像某些保守派或排日派那样完全忽视不理。

　　印公思想的这一特质可以在他来台之后的专著中，得到印证。从他出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1968)，到《印度佛教思想史》(1988)之间的各种著作里，曾先后引述到木村泰贤、福原亮严、宇井伯寿、平川彰、前田惠学、宫本正尊、水野弘元、梶芳光运、石井光雄、关口真大、柳田圣山等人的见解或学术成果。此外，他也经常应用到日文本《南传大藏经》及日文的重要工具书《望月佛教大辞典》。可见他对日本佛学研究成果的注意。这一特质，在印公那个时代的大陆汉传佛教界，是并不多见的。

　　印公来台之后，台湾的佛学界(不是指一般的佛教界)主要有两大系。其一是受过日本佛学熏陶的本土佛教学者群，如：林德林、王进瑞、李添春、睿理(林传芳)、曾普信、李孝本、慧岳、李世杰、杨白衣等人。其二是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大陆传统派佛教弘法者，如：东初、道源、慈航、默如、道安、南怀瑾、李炳南、朱镜宙等人。

　　这二系的学风当然大为不同。本土系受日本学风的影响，研究态度及方法较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后一系走的是偏向传统汉传佛学研究的老路，研究的材料以汉传经论文献为主。

　　印公的学养，无疑的，当以汉传文献范围内的佛学为主轴。但是，如前所述，在研究方法及国际佛学研究成果方面，他对日本学者的研究业绩并不忽视。这一态度与当时台湾佛学界的研究氛围是契合的。当时的本土系台湾学者在敬重印公精深的汉传佛学素养之余，对于他能够注意日本的学术成果，往往会感同身受。而大陆来台的佛教研究者对印老的深厚汉传佛学素养，自是知之甚稔。这一系之偶有不满意印公的，多半都与信仰有关。譬如印公对弥陀净土的看法、对密教的辟斥，都是造成净土宗或密宗学者反对印公的主要原因。

　　综合地看，印公来台初期的台湾佛学界之中，本土学者大体是可以接受他的。反对他较厉害的，除了因为人事纠葛所造成的误会(如：《佛法概论》的诬告事件)之外，大多是信仰问题造成的。而这些反对者，又大多是大陆来台的僧人或在家弘法者。

　　除了印公来台初期，台湾佛教教团内部对印公的迎拒问题之外，当时台湾的一般社会文化情势也值得一提：

　　(一) 二十世纪下半叶，是台湾人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时代。大学生数量增加的速度，至为惊人。到印公晚年，台湾坊间已有「大学生满街走，大学教员多得像街上的流浪狗」的戏谑谚语。在这一情势下，周宣德所主导的慧炬弘法机构发起大专学生学佛运动，各大专院校乃相继成立佛学社团。知识分子对佛教的兴趣增加之后，被多数人认为最具深度的印公著述，乃愈来愈受重视。

　　(二) 这一时期，台湾佛教出版界的蓬勃也至为惊人。在印公来台之后的数十年间，台湾书商先后所发行的中文大藏经，有《大正》、《卍正续》、《中华》、《高丽》、《碛砂》、《嘉兴》、《龙藏》、《补编》、《南传》等种。此外，还有藏文版的《西藏大藏经》及日文版的《国译一切经》、《南传大藏经》等。在工具书方面，有《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新编，以及日本版《望月佛教大辞典》、《佛学解说大辞典》、《大正藏索引》…等书的翻印。当然，此外更有难以数计的单册佛教类读物。

　　(三) 此外，佛学院数量之多，知识分子学佛或出家人数之快速度增长，大众传媒内佛教成分 之加强等等，也是这一时期急遽形成的佛教文化现象。

　　上述这些现象说明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之知识分子学佛风气的形成，与佛教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这一现象对于「剖析文献奥义，揭示佛法底蕴」之印公著作的流传，应有一定程度的关连。

　　四、印顺思想在台湾的弘传状况

　　(一)印公著作的流传

　　印公是一位佛学研究者、佛教思想家。要理解这样一位以「立言」为毕生职志的历史人物，最直接的方法当是观察他的著述的流传数量及对后人的影响。在这里，笔者要先请读者看看印公著作在台湾的发行数量。同时，笔者也要感谢主持正闻出版社社务的性滢法师，提供下列这些发行数据。

　　1.《妙云集》(每套24册)自1969年起，陆续出版。

　　这是印公著述中最著名的一套书，内含印老年青时在大陆的佛学著述，及来台后的若干著作。其中有佛学专著，有经论讲记，也有通俗演讲及单篇论文。全书所涵盖的思想层面甚为宽广，印公的思想体系大体在这套书中已可窥见。

　　全套的《妙云集》，自1991至2000年间，每年约售出一千套。2001 年迄今，售量稍减，每年约七百套。如果自1991年算起，到去年2005年底为止，总数大约售出13500套。这一数量还没包含1991年以前二十几年间的销售量。

　　在《妙云集》之中，有几册另行增印单行本，其售出之数量远超过全套的套数。其中，《成佛之道》在1991至1999年间总共约售出七万二千册。《佛法概论》与《学佛三要》在上述这九年间各售出三万六千册左右。此外，从《妙云集》与《华雨集》中摘录成书的《人间佛教论集》也售出约三万册。

　　2.《华雨集》(每套五册)：1993年初版。

　　这是印公《妙云集》及专门著作之外的零星著述的结集，内含经论讲记及若干佛学杂着。这套书在1993年出版以来到2005年间，总共售出约七千五百套。

　　3.其它专著。

　　上列二部结集之外，印公另有《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专题著作九种。这九种著作，学术性较强，销售量也较少。

　　4.印公著述另有光碟版，由台湾的印顺文教基金会发行。

　　此外，正闻出版社也出版过几种赠送的选辑本。如：《人间佛教论集》、《华雨集》、《印度佛教论集》、《戒律学论集》及《净土学论集》等书。

　　(二)印公思想的流传

　　除了印公著作的销售数据之外，有几种现象也可以让人看出印公思想的流传景况。其一，在台湾的佛学院或民间讲学机构里，印公的著作(尤其是《成佛之道》、《佛法概论》、《中观今论》等书)是最常被当作教材的一种。

　　其二，专以印公思想为弘讲主轴的单位也有佛教弘誓学院、福严精舍、妙心寺等多处。弘扬者也有昭慧、传道、宏印、厚观、庄春江、吕胜强……等多人。

　　其三，研讨会或学术著作中，印公思想是佛教学者中最常被研究的对象。坊间以印公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粗略的估计大约在一、二十部左右。论文的数量，更是非止此数。

　　五、历史地位

　　印公思想是在汉传佛教的历史脉络下所孕育形成的，按理应该将他的历史地位放在全体「汉传佛教思想史」领域内来论述。但是，由于笔者对近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的汉传佛学并不熟悉，又因为印老思想的弘传场域集中在台湾(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因此，在这里只能就他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可能发生的影响，略抒管见。

　　(一)印公是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位宗义建立者

　　这里所谓的「宗义」，是指他对佛法所建立的独特思想体系而言，是指印公在台湾提出一套他所建立的、与传统并不全同的佛学新体系。不过笔者特别要提醒读者，印公所提出的佛学体系虽然有可能成为新宗派的理论基础，但是他并没有创立一个实质宗派的意图。

　　印公数十部著述的内容，对印度佛学传统有所抉择，对汉传传统有所批判。尊重阿含而不诃之为小乘；判释大乘三系而最尊中观；倡导人间佛教，揭橥菩萨菩萨道的宗教精神；批判弥陀净土与密教……等等，都与明清以来的汉传佛教大异其趣。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佛教(日本诸宗与闽南佛教并行)风格也绝不相同。

　　印公将这一套佛教的新思维、新体系提供给台湾佛教界，是台湾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前此流传台湾的，闽南佛教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大传统中的地方性佛法，日本佛教则是源自汉传而别有突变的另一型态的佛教。台湾原有的这二系佛法，都是在发源地(闽南与日本)发展甚久之后移植入台湾的。我们如果对光复前台湾所有的佛教稍加观察，就会发觉这两系佛法在台湾所呈现的风貌已经缺乏原创力，而且也未能展示其教义精华，所呈现的大多是仪式化的外壳而已。

　　印公所提供给台湾佛教界的，刚好与上述二系相反。印公提供的是佛教的崭新「范式」(paradigm、又译「典范」)。借用文化学的术语，这一范式可能形成未来台湾佛教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在台湾佛教史上，像这样提出一套完整的佛法新体系的，印公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二)印公在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缔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日据时代的台湾佛教，虽然有日本佛教十余宗、派，也有闽南佛教的四大法脉(月眉山脉、观音山脉、慈云寺脉、大岗山脉)；光复后的台湾，虽然也有中国大陆江浙等地的汉传主流佛教传来，但是，这些宗派只是教团的移植与弘法人员的活动。

　　当时的台湾佛教，只是上述这几系的空间延续而已，在思想史上并没有比较独特的意义。

　　不过，印公思想的输入台湾，则与上述诸系不同。因为印公所输入的，是崭新的思想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从未在其它地方成为教团的实践方针。所以，台湾可以说是印公思想首度付诸实践的场域。

　　换句话说，印公思想在台湾的弘扬，也象征台湾佛教史上开始有一套崭新的、可以付诸实施的佛法体系。这一体系之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印公来台之后，台湾开始有人重视阿含、中观与人间佛教，也开始有人随之批判密教、净土与真常思想。

　　当然，印公的思想在台湾还未全面普及，但是，却在逐渐显扬中。由于印公这一系思想在台湾是前所未见的，所以，相对于旧有的诸系，印公思想也可以被视为是革新的。因此，印公思想的兴起，也促成台湾佛教即将进入一个：印公之新体系与传统诸系并存或对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趋势，可以说是因印公而形成的。

　　印公思想在台湾已经发展了五十几年。高踞佛教思想界巅峰的这一系「新宗义」，能否长远地成为台湾佛教界的第一显学，就必须要由「后继者的努力」与「大环境的起伏」等因素来决定。历史的发展并非能尽如人意，以唐代的法相宗为例，创始人玄奘的学问是何等博大精深；玄奘弟子窥基的才学又是何等缜密。然而，奘、基师资所缔造的这一宗派，兴盛的时间也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可见单看学术思想体系的完美与否，并不能推断某一思想之必能垂之久远。

　　如前所述，大环境的影响力也是某一思想能否盛行的重要原因，然而，大环境的起伏(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动荡或平稳)并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因此，印公思想之后继者的努力，便成为印公所缔造之「新宗义时代」能否绵延不绝的主要动因。

　　笔者与很多印公思想的爱好者一样，内心很期待印公门下菁英能为印公思想发扬光大。

　　六、附论：玄奘、罗什与印公

　　笔者多年前在论述印公的学术特质时，曾提出印公是「玄奘以来，一人而已」的赞叹语。这句话曾引起赞成与反对的不同声浪，笔者希望能在这里略加诠释。一则拟凸显印公的学术风格，二则也拟消除反对声浪对笔者原意的误解。

　　笔者将印公取与玄奘做类比，主要是看到古今这两位佛学大师在「佛教思想」范围内，确实有几项重大的雷同之处。譬如下列诸项：

　　(一)他们的学养基础都是印度经论，尤其大小乘「论典」更是形成奘、印二公佛学体系的主要成分。他们的思想不太受汉传祖师经论注疏或诸宗著作的影响，而是直探印度经论的奥义。他们的诠释角度与思维方法，比较接近印度风格。在印度的经律论三藏之中，论典的思辨性、精确性与体系性都远高于经、律。而且，对佛法的诠释方式也与汉传祖师对经典的注疏方式大不相同。因此，以印度论典为思想宗本的印度式诠释风格，当然会与中国汉传的诠释风格大异。我们不妨看看奘、印二公所熟稔的印度论典：

　　玄奘在赴印度以前就研究过《杂心》与《摄论》。在印度时又精研《俱舍》、《顺正理》、《瑜伽师地》、《中论》、《婆沙》及唯识诸论。回国后所译的大小乘论典共有三十余部。对论典奥义的深入，于此可见。

　　印公在这方面也有过人的成绩。他对论书的精研可以从他下列所撰诸书中看出端倪：《中观论颂讲记》、《摄大乘论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中观今论》、《辨法法性论讲记》、《往生净土论讲记》、《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等等。

　　当然，奘、印二公对印度的经律也相当理解。不过，他们对论典所下的苦工确非常人可以企及。又由于在汉传佛教史上，通经者较多，通论者较少。因此，奘印二公的思维方式与诠释角度自然会与汉传其他祖师不同。

　　(二)奘、印二公在中印佛学的信仰顺位上，都有回归印度的倾向。不过，他们对印度佛学是有抉择、有批判的。玄奘在印度曾撰《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以破斥当时部派佛教中的显学──「正量部」的见解。回国后，则组织印度瑜伽行派的宗义，做为所创法相宗的宗学基础。

　　至于印公对印度佛学也自有其批判与抉择。他对密教的辟斥，对真常系的贬抑，以及对阿含与中观大义的抉择与肯定，是众所周知的。可见奘、印二公对印度佛法并非一味盲从。

　　(三)他们都在陶铸、裁量中印佛学之后，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玄奘的法相宗学与印公的《成佛之道》等书，都明显地展现出他们的一家之言。

　　由上述三点，大体可以窥见像玄奘这样依准印度佛学凝炼出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大德，在玄奘之后的中国是难得一见的。玄奘之后，能对印度佛学如此深入，而且能依之建构体系的名家确实甚少。当代的太虚法师也是体大思精的佛学名家，但是他的思想宗本应是中国佛学。此外，支那内学院的吕澄，学养与佛学思想都可以与玄奘、印公分庭抗礼，可惜的是，其人遭逢世变，毕生佛学素养无法完整地公诸于世。基于这样的背景，笔者才会有「玄奘以来，一人而已」的感叹词。

　　笔者这样的评断，并没有贬抑玄奘之后之历代祖师的意思。玄奘之后到清末之间，汉传佛教明显地进入「汉传文化中心」的独立期，在宗派性、佛法诠释方式等方面，都进入与印度式佛教文化大异的领域。性质不同(不是价值不同)，与玄奘、印公的思想是难以类比的。

　　上面所论述的是印公在思想风格与治学态度方面与玄奘的类似之处。最后，拟谈谈印公来台的「历史情境」问题。笔者以为，印公之来台，其时代情境颇为类似东晋时代之「鸠摩罗什入长安」。

　　印公所遭逢的时代形势，与罗什一样，都是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的大环境。他们的一生，有下列几个共同点：

　　(一) 他们都被迫离开故居，到异地弘法，并终老于斯。

　　罗什被苻坚部属吕光胁迫，辗转流徙，到401 年才被后秦国主姚兴迎入长安，并于413 年逝世于长安大寺。印公则因遭逢国共内战，逃难

　　到香港，并阴错阳差地定居在台湾。

　　(二) 他们都甚受当地佛教徒尊重，而且对当地佛学研究风气及水平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与提携。

　　(三) 他们都宗本印度龙树思想。对中观之学都有厘清解明与宣扬于世之功。

　　(四) 他们都禀性敦厚，爱护后学。

　　《高僧传》〈罗什传〉说罗什：「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依笔者所得的传闻，印公也正是这样一位好老师。

　　上述四例，除了彰显什、印二公处境、性格的相似之外，也显示出：在大动乱的时代，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以什、印二公所传播的佛教文化为例，可以让人发现：文化传播不只在平时可能，即使在动乱之际，往往也有难以预期的奇特发展。我们不妨试着想想：如果东晋之时的北方，不是五胡十六国的争战局面。那么，苻坚、姚兴等人不能独霸一方，自然也就不可能以国主之尊去邀请罗什入关。如果罗什从未进入中国，则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势必与今日所知者大异。

　　同样的，如果印公不是逃难到香港，辗转到台湾之后又无法取得回香港的出境证[6]，则印公势必在香港定居。如此，则台湾佛教思想史上，将不会有印公其人。这样的发展会有何等结果，自是可想而知。

　　提出这二位大师生平的小事例，不只资为谈助而已，也希望能给研究文化史学或文化交流现象的学者参考。

　　【注释】

　　[1] 参阅郑寿彭《印顺导师学谱》，1981年，台北‧天华版。

　　[2] 《印顺导师著作总目‧序》，2000年，台北‧正闻版。

　　[3] 参阅昭慧法师《人间佛教的播种者》，97～101页。1995年，台北‧东大版。

　　[4] 收在拙著《听雨僧庐佛学杂集》书中。2003年，台北‧现代禅版。

　　[5] 拙编《印顺‧吕澄佛学辞典》(16K‧3 册)，2000 年，台南妙心寺‧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版。

　　[6] 参阅注3所引：昭慧法师《人间佛教的播种者》，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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