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论文集：凝固的历史，积淀的文化(李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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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论文集：凝固的历史，积淀的文化(李载道)

 　　李载道：凝固的历史，积淀的文化——梁启超故居与弘一大师故居修复始末(第四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学术研讨会文章)

　　凝固的历史，积淀的文化

　　——梁启超故居与弘一大师故居修复始末

　　李载道

　　一、引 言

　　在两天的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了几位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对「人间佛教」研究的论见，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谈谈「梁启超故居与弘一大师故居修复始末」。

　　梁启超与弘一大师是对佛教的研究与实践做出重大贡献的两位大师。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上要求「维新」、「变法」，诗文上主张「改良」、「革命」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者。他学识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是「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学术大师。他在晚年还专心研究佛学，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兼治佛学的佛教学者，他一生发表了三十多篇佛学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弘一大师-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化大师、誉满天下的佛教高僧。他在书法、音乐、诗词、戏剧、金石篆刻等领域均有非凡造诣，又是传播西方音乐、绘画、戏剧到中国的先驱者。1918年(时38岁)，在他的艺术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突然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削发出家，皈依佛门，自此是行在律学，学在华严，栖心净土，特别是精研戒律并身体力行，成为重梳湮没了七百余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师。两位大师的故居均座落在天津市河北区。近些年来，我对两位大师作了些研究，由于工作关系，对两位原大师故居的修复也做了点工作。我认为，两位大师的故居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两位大师故居为载体，弘扬两位大师的佛学思想理论，对当今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推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也许基于这个原因，释昭慧法师给我出了这个题目，让我在这次「典范人物的历史图像」座谈会上发言，介绍一下梁启超故居与弘一大师故居的情况。

　　二、梁启超故居饮冰室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

　　梁启超故居座落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原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一个院内有新旧两座小洋楼，旧楼建筑面积1019平方米，新楼949平方米，整个院落占地面积2492平方米。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后，考虑到北京政治气氛的复杂，他决定把家安在天津外国租界内，最后选中当时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购地建楼，1915年1月便携带全家迁入这座楼，避居天津。这是一栋两层普通小洋楼，通楼正面是迥廊玻璃窗，东端是凸的玻璃明厅，楼前是个小花园。小楼房间较多，全家及长住的亲友都住在这里。后来梁启超又在院内西边盖了一座新楼，是由义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是一座义大利风味十足的两层半小楼，长方形，平屋顶，正面是三个小园拱门，两边是上楼的台阶，拱门上面镶嵌着简明的花形浮雕，使小楼显得古朴、典雅。这座小楼在1925年建成使用，作为梁启超的书斋，起名「饮冰室」。当年一层是梁启超写作、藏书和接待客人的场所，屋内的四壁都是高大的书柜，装满了各类不乏珍品的中外书籍，还陈列着从国外带回的文物礼品，充满着丰富的中西文化底蕴。楼上是他的卧室、餐室。梁启超在这座幽静的小楼里，避开家属的干扰，通宵达旦地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

　　梁启超在1915年逐渐淡出政坛举家迁至天津后，除了一些讲学和必要的外出之外，一直居住在天津，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一生留下了一千四百万字的不朽著作。其内容巨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教育、文化、新闻、艺术、语言、音韵、地理、文学诸方面，淹贯经史，参驳古今，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卷帙浩繁长达一百四十八卷，一千四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天津故居饮冰室的著述。在这里他写出了多部有影响的著作，诸如《欧洲心影录》(1918年)、《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0年)、《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0年)、《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等等。尤其是他在天津居住的这一时期，对佛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梁启超研究佛学集中于1920年至1925年的6年期间，仅在1920年一年中，他就写出了十多篇研究佛学的文章，其中包括《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教之初输入》、《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等，这些文章不仅涉猎的佛学范围很广，观察角度也很新颖，对一些学术上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1922年梁启超撰写了《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他原本计画写数千字的文章介绍一些日本学者对于《大乘起信论》的研究结果，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于是加进了自己对《大乘起信论》的理解与思考，于是便形成了洋洋洒洒数万言之多的文章。1924年梁启超又撰写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大宝积经迦叶留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等文章，高度评价了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后来中华书局就把梁启超从1922年至1925年晚年佛学研究的代表作汇编出版了《佛学研究十八篇》，这部著作实际上是梁启超计画写中国佛教史的未定稿，他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作了扼要的阐述，其中有不少见解与论述，至今仍不失精深之论，具有长久的参考价值。

　　梁启超是在其师康有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佛教的，又是在与同道好友谭嗣同的交往中，切磋学佛，加深研究的。梁启超说：「我喜欢研究佛教」(《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愿夙好治佛学史」(《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他晚年笃信佛教的「无我」说和善恶报应说。他说，「无我」就是他的信仰，他之所以「常觉快乐」，悲愁不足以扰乱他的意志，「此即信仰之光明所照」(《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又说，善恶报应是「宇宙唯一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给孩子们的书》)。从研究佛学开始，到晚年如此深刻地体会佛学思想，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可见一斑。梁启超在研究佛学的同时，与僧人、居士创办的佛学院保持密切交往，交谊深厚。1922年，太虚在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梁启超被推举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梁启超从1915年携家迁至天津到1929年逝世，在天津故居走完了他最后14年的人生旅途，在这里他演绎或参与了许多波澜壮阔的政治舞剧，留下了浩繁的不朽的著述文字，佛学研究可以说是他在这期间学术生命中的一个闪光亮点。

　　三、弘一大师故居——孕育一代宗师的摇篮

　　1880年(清光绪六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北区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2号，是一座规模不甚大、座北向南的长方形三合院。李叔同两、三岁时，他父亲李筱楼购置了位于粮店后街山西会馆斜对面一所规模宏大的宅邸，即现在的粮店后街60号，是李叔同青少年时代居住生活的地方。这座宅院有15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典型的座西朝东的清代建筑，呈正方形，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分四个院，为「田」字形，东西略长，南北略短，共有房屋60余间。前门门口开阔，用青砖砌成的高高的「虎座」门楼十分壮观，门前挂有「进士第」的大匾，大门两侧有精致的石门枕和雄伟的石扁狮一对，门楼上的刻砖别致精巧。进门前面是四合大院，南边两所房子为主房，北房外屋是佛堂，东西房各五间，前脸为木结构，门窗均有精美的雕刻图案，花纹精巧玲珑。后面是三合大院，前后院中间有五间房长度的游廊。在间道当中「十」字交叉的地方是「洋书房」，为中西合壁的建筑，「洋书房」前是一个小花园，称为「意园」。「洋书房」的布置很别致，除了中式木床和书橱，还摆有钢琴，墙上挂着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画的女人裸体油画。1910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返津后，就在这「洋书房」里读书、写字、作画、接待客人，这一切表明这是一户名门望族、官宦人家。粮店街在海河东岸，是漕运码头和盐业集散地，是天津最早的商业区和居民区之一。当时，这一带商贾云集，一些统管盐业钱粮、身居官位的名门大户纷纷在这里建造府第，李家就是搬迁至这里的一户典型人家。李家宅院附近有地藏庵、大悲禅院等庙宇，宅第隔河西望就是天津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和玉皇阁。

　　李叔同自幼居住在这里，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接受旧教育。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是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身兼盐商、官吏、文人三重身份。他生平精研王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功力。他笃信佛教，家里设有佛堂，多交请高僧入宅做佛事。他慈悲为怀，乐善好施，曾设私塾义学。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酌施衣食。设立存育所，冬季收养灾民及流乞，不致冻馁。并于1876年(光绪二年)捐银五千两与严克宽、杨俊元等人创立备济社，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当时为津人称赞为「河东李善人」。李叔同幼年聪慧，五岁开始即从他母亲习诵名诗格言，六七岁时，其兄督教极严，每日授以《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壁》等，还攻读《文选》。八九岁时，有王孝廉者，到普陀出家，返居天津无量庵，当时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曾向王孝廉学「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常从旁听之，不久也能背诵，十一岁时乃读《四书》，十二、三岁略习训诂、《尔雅》、《诗经》之类，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家赵幼梅学词，喜读唐五代诗词，又从唐静岩学篆隶及刻石，还与孟广慧、王吟笙、曹幼占等亲友研究金石书画，故对诗词、文章、书法、篆刻等，均造诣颇深。

　　李叔同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氛围浓厚的封建家庭。他家设有佛堂，家人经常拜佛诵经，他父亲72岁时，因患痢病，自知不起，将临终前病忽愈，乃嘱家人延请高僧，于卧室朗诵《金刚经》。临终毫无痛苦，安祥而逝，如入禅定。灵柩留家凡七日，每日延僧诵经不绝。时李叔同见僧之举动，均可爱敬。李叔同七八岁时，就随大侄媳旁听「大悲咒」、「往生咒」，并能背诵。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据他的侄子李圣章回忆讲：李叔同比他年长九岁，他们叔侄是幼时同玩的小伙伴。他们一起常学和尚念经玩，李叔同装「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他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单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其父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之善举，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在他15岁时，就写出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人生感悟。胡宅梵在《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中写道，在问大师童时事，师曰：「年幼无知，事不足言。惟我父乐善好施之行，颇堪风世励俗，差足传述，而与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关系也。」啸月在《传三》一文中也讲：「师处此家庭中，除庭训外，耳濡目染，默化潜移，无非慈悲喜舍之功德；其悯世悲俗之精神，早植于此时矣」。李叔同从童年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接受旧教育，读经史子集，与当时天津士林学者多有接触，这时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等方面具备了扎实根底，为后来发展艺术才能，精研佛典打下了基础。正因为如此，他后来的诗作时时对家乡故居及其童年家世往事的梦想与回忆。如他创作的《忆儿时》歌词：「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飘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在这首歌词里流露出他对家乡故居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

　　弘一大师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故居度过的。他于1880年在天津出生，19岁时奉母携眷，离津去上海，在这以前一直没离开天津。六年后，其母病逝，运灵回津后，便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宣统三年)学成归国，返津门故里，在天津任教居留近两年，前后加在一起，总共在天津故居生活了大约22年。这一时期，正是他志学与成长的年代。所以说，弘一大师故居，是弘一大师人生风帆的起点，是弘一大师一生在文化、佛教辉煌建树之基石，是孕育一代宗师的摇篮。

　　四、两位大师故居的修复及其重要意义

　　梁启超与弘一大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伟大人物，他们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宗教遗产，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启迪与思考，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望，所以他们的故居也备受世人关注。梁启超故居虽历经八十多个春秋，几经住户的变迁，年久失修，损坏很大，已非原貌，但两栋楼房还是完整的保存下来。然而弘一大师故居自上世纪30年代易主之后，又经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居住使用几次较大的变更，历经沧桑，老屋颓圮，破落不堪，面目皆非。海内外有识之士既惜一代宗师之遗物飘零，又悲李氏故园之旧难觅，修复大师故居已成为众心所向。多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倾其身心呼吁修复两位大师故居。1992年，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禹及几位著名学者写信给当时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呼吁修复大师故居。同年天津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发出倡议书，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尽快修复大师故居。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曾先后在《人民政协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保护修复梁氏故居。之后，天津市河北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有识之士，对修复两位大师故居，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多次宣传与呼吁，研究过多次修复方案与措施。天津市政府远见卓识，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于2001年决定拨款2000万元人民币，修复梁启超故居。修复工程是从2001年9月开始的，动迁了住户，拆迁了院内的临建，以「整旧如故」的原则，修复了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对房屋进行补强修复和加固，更换了腐朽、变形的楼面木结构，墙面按原状重新抹灰，对门视窗套样式，以及柱式、门饰、装饰构使样式按原有造型进行了翻制，使其恢复了原貌。根据梁启超家人的回忆，室内进行了复原陈列，并用大量图片资料，展示梁启超的生平业绩。经过一年的修复工程和筹备，梁启超故居纪念馆已于2002年10月对外开放，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称赞欢迎，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还到此视察参观。天津市政府又于2002年决定斥资修复弘一大师故居。因大师故居的这座房产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历经沧桑，又经过几次较大的拆改变更，已破落不堪，面目皆非，需落地重建，恢复其原貌。修复工程已于去年开始，住户动迁完毕，重建复原设计方案本着「保持故居原貌，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底蕴」的原则，几经专家学者论证，已经敲定。修复后的弘一大师故居，除恢复其故居原貌外，还在其后门与海河岸间建一花园绿地，中间竖一李叔同塑像。弘一大师故居纪念馆共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50平方米，房屋60余间，为「田」字形，由四套四合院组成，砖木结构，雕梁画栋，大门为「虎座」门楼，体现出清末建筑文化特点。修复工程正在进行中，争取今年竣工。两位大师故居的修复，无疑是镶嵌在海河岸边的两颗高文化品位的璀璨明珠，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位大师的故居，是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的缩影。对两位大师故居的修复保存，为近代中国历史留存了两个耀眼的光斑，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里可以找到中国近代史上民国初期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文化的痕迹，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个时期天津的社会风貌和在中国的地位，反映了一段历史情感、一种绚烂文化。两位大师的业绩和成就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粹，并融进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他们的著述已成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着眼于对历史文化积淀的思考，可以两位大师故居为载体，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他们爱国爱民的思想、文化上的先进主张、佛学思想理论。两位大师都是国际历史文化名人，还可以为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发挥作用。计画拟于今年8月在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召开梁启超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大约2百人与会，释昭慧法师就是被邀请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之基地。人们通过瞻仰参观大师的生平业绩展及文物，会感受到许多启迪与思考，他们那处处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和悲天悯人之情、勤奋认真精神、创新意识以及光辉的人格力量等等，对当今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有着借鉴的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李载道会长为「中国天津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会」会长)

　　【参考资料】

　　1. 郭长久主编《梁启超与饮冰室》

　　2. 梁启超撰《佛学研究十八篇》

　　3. 《李叔同—弘一法师》

　　4. 夏丏尊编《弘一大师永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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