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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愚:生活禅今论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18日
来源:   作者:学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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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愚:生活禅今论

 

  香港中文大学学愚教授

  本文以大乘佛教不二法门为基础,探讨生活禅的内容,包括理论和方法。从历史方面来看,生活禅并不是当代佛教的创新,中国禅宗自慧能以后所提倡的祖师禅即是生活禅。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觉悟就在于明白生活与修行的一体性。当代佛教的生活禅是禅宗生活禅的外延,即从寺院到社会、僧人到世人的扩张。在传统禅宗中,出家僧众是生活禅的主要实践者和提倡者,而在当代,僧俗二众都在提倡生活禅,其修习者大多都是在家人。因此,虽然同名生活禅,亦同有佛法基础,但是由于实践者不同,实践的时代社会因缘不同,故二者的修行方法亦无法相同。这样,如果说现代生活禅是禅宗生活禅的外延,当代佛教界又多借用禅宗典故公案来向广大信众推荐生活禅,那么,如何重新诠释传统禅宗典故公案,使之赋有现代意义,契合现代生活?这是现代生活禅实践的关键。现生活禅有必要建立一套契合现代社会人生的禅修次第和内容,建立现代世俗生活与佛法修行不二的新理论,而不是照搬拿来禅宗生活禅。反之,只是空洞的模仿,不但吊诡,而且危险。

  不二方法论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心经》对不二思想的精辟概述。色空不二既有哲学层面的意义,又有实践层面意义。就哲学层面而言,缘起之事即具性空之理;从实践层面来看,性空之理唯在缘起之事相上呈现。《金刚经》用’即非’的方法来阐述不二法门,由万有之相,进入万有之理,当下达到事理的不二。这样,出世即非出世是名出世,入世即非入世是名入世,生活与修行不二。不二思想对中国佛教影响至深至广,成为中国禅宗的根本特色之一。

  不二既是一实平等之理,又是菩萨悟入此之理的方法,是大乘行者修行与生活一体实践。《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型菩萨、或圣菩萨,过着“非僧非俗”的修行生活。这样的生活自在无碍,即是修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是否可以过着如此修行的生活,或进行如此生活的修行呢?一般人,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人能否“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即使有人能这么做,又有多少人相信他能这样做,而不生起种种流言蜚语?因此,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如何实践大乘佛教不二法门,在生活中落实生活禅,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阐述,这将是当代倡导生活禅的人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生活即修行

  生活与修行不二,以佛法来指导生活,以生活来实践佛法,即生活禅。从不二思想方面来看,生活即修行,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佛法。所谓修行,即是修心,即是在生活中觉悟无常苦空之理、当下体验涅槃之乐。佛法与生活一体,学佛与生活不但互不妨碍,而且是一体相融。生活禅打破了世俗生活与神圣佛法的藩篱,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不再是简单的世俗行为,而是佛性的呈现,人的一言一行具足佛法性。在生活中觉悟自己是佛,触目皆道、立处皆真,不失一念,不着一物。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行皆是修行,生活即是道场。人们在生活中开发自己内在的佛性宝藏、在生活中修行觉悟成佛。因此,生活禅并不是否定出世的神圣性,或者说,并不是佛教的世俗化,而是世俗生活的神圣化,或者说正真的生活本应如是。

  生活与修行一体并非始于中国禅宗,其实早期佛教中的出家人、包括佛陀自己早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或就是这样修行的。《阿含经》中的佛陀一直在生活中修行,他的生活就是佛法的体现、都在教化众生。如果说,佛陀是佛法的化身,那么,佛法不仅包括佛陀的言教,也包括他的身教。佛陀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佛法,都在’讲经说法’、示教利喜。正如那烂陀长老所说,佛陀的生活法喜充满,时时在在体现出生活与修行觉悟的不二。

  佛陀生活在世间,但不被世间束缚而调御世间;虽然亦被世误解、乃至辱骂,但亦能自在无碍,时时处处体现出佛法的智慧和慈悲。佛陀一天的生活,乃至吃饭睡觉都保持正念,沉浸于法喜禅悦之中。星云大师曾借用《金刚经》一段描述佛陀日常生活的经文,分析佛陀平凡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平凡佛法。他说:“‘尔时着衣持钵’,象征佛陀的’持戒’生活;‘入舍卫大城乞食’,是给信众供养布施,佛陀布施佛法给供养者;‘次第乞已’,这是一种‘忍辱’的表现,因为佛陀顺着次序乞食,逐家挨户而去,并不因为某条街有较好的供养,就特别舍近求远,而是随缘次第托钵,即使所乞得的食物粗劣难咽,也须要忍耐,这是佛陀所行的忍辱波罗密;乞食回来,’还到本处’,‘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这是表示佛陀的’精进‘波罗密。佛陀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行路、静坐,哪一样不是佛法。” 六度就是圣者的生活,佛陀在日常生活中修习六度,或者说修习六度就是佛陀的生活方式。离此六度别无生活、离此生活别无六度。

  托钵乞食是佛陀时代出家人的生活,也是佛教修行方式之一。出家人乞食为生,双手捧钵,不分贫富,不拣精粗,无论净秽,来往于乡村城镇之间,依次向信众乞讨日用所需。乞食不仅是为了长养色身,同时也在教化社会大众。它一方面提醒出家修道者要精进修行,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依赖于在家人的供养,另一方面它又给社会大众提供布施的机会,树立僧团在社会中的精神领袖地位,故是一举多得之修行。从宗教角度来看,佛陀及其诸大阿罗汉弟子一般都有神通,得到饭食和物质财富应是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当时的许多权势富贵之家都争先恐后地供养佛陀。但是,佛陀一直坚持托钵乞食,并以此为生活,以此为修行。次第乞食,平等一念,忘却贫富贵贱,以惭愧心接受供养,以慈悲心广结法缘,如是生活、如是修行。同时,托钵乞食也可以让僧团零距离地接触社会大众,生活在社会大众之中,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因此,托钵乞食的生活即是出家人自利利他的修行。

  佛陀和出家僧众生活在人间,创造出丰富的精神财富。这样的生活不但不会给社会带来负担,反而能给人类大众带来利益。有一次,佛陀着衣持钵,入陀罗聚落乞食。当时,一位婆罗门正在田地犁田耕种。当他看到佛陀朝他走来时,便大声地说:“瞿昙!我今耕田下种,以供饮食,沙门瞿昙亦应耕田下种,以供饮食。”佛告婆罗门:“我亦耕田下种,以供饮食。”婆罗门感到很诧异,反问道:“自说耕田者,而不见其耕;为我说耕田,令我知耕法。”世尊说偈答言:“信心为种子,苦行为时雨;智慧为时轭,惭愧心为辕;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包藏身口业,知食处内藏;真实为真乘,乐住为懈息;精进为废荒,安隐而速进;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 婆罗门听后,大为赞叹,称这才是真正的善于耕种,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样的修行的生活,不但自利,而且利他。

  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有中国化发展,但依然保存了印度佛教出家人生活即修行的传统,这种传统在禅宗显得犹为突出。历代大德以佛陀为师,在生活禅修觉悟。在禅宗里,日常生活,吃饭、喝茶、乃至拉屎撒尿都是禅修。

  传统寺院的僧众在吃饭前都要作五观想,一心不乱,做到“吃饭就是吃饭”,吃饭亦是修行;心无杂念,一心感恩、慈悲发愿。人们吃饭不仅要吃出品味,吃出营养,更要吃出禅味法喜。吃饭时一心饭、睡觉时一念睡觉,吃饭睡觉都会很香,一心一念吃饭睡觉,即是禅。。只要有心,生活中俯拾皆是禅,搬柴运水、喝茶吃饭,无不蕴藏无限的禅机。中国禅师把注重习定冥思的印度佛教,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发展为生活禅,展示中国佛教讲求作务的作风,出现了“行住坐卧,无非是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禅。星云大师说:“离开生活,固然没有禅;离开了作务,更无法深入禅心。自古以来,像百丈的务农、雪峰的饭头、杨岐的司库、洞山的香灯、圆通的知众、百灵的知浴、道元的种菜、绝济的栽松、沩山的粉墙等等,处处都说明禅者非常重视生活。” 修行者活在当下,活在日常生活中,心中无一物,唯有无限的虚空,这就是禅地真风光,也就是生活禅。

  禅宗有这样一则公案:青原惟信禅师开始学道参禅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参禅十年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十年后,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虽然说,三十年后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是,禅者对山水的认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转迷成悟、去染为净。在禅者的眼中,青山绿水、乃至宇宙万有与自己融为一体,不再是心外之物,如此的生活与世界打成一片,任运自在。星云大师说:“悟道的生活是绝对自由自在的无住生活,住于生死尘劳之中,却不被五欲牵系;住于涅槃无漏的世界,却不枕着涅槃的安乐。仿佛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植根于污浊的现实世界,而成就庄严清净的国土。悟道的生活是参透凡情、无牵无绊的生活,住于喧哗的里里红尘,常怀遁世归隐的出离心;住于清幽的林边水下,恒发度众济世的大悲愿,宛如行云流水,随缘度化,舒卷自如。古人形容出家悟道的出家人说:’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睹者青眼少,问路白云头。’真是一种以无住为安住、因无得而真得,洒脱自在、逍遥悠游的中道生活。”禅者心中不着一物,不以物喜、不以物悲,超然物外,在生活中认识世界、接受世界、改造世界。

  迷即众生悟即佛,众生与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迷和悟。临济禅师说:‘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尔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尔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 若人自信即心即佛,不外寻求,所行一切皆是佛事,与佛无异。临济禅师又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尔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 无著自在,在日常生活中行道,行道之人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念而念,无住随缘,通达一切、无碍于世间。

  生活与修行一体的生活禅,是自佛陀以来修行者的实践。但是,佛陀及其声闻弟子们的生活禅与中国禅宗僧众的生活禅在内容和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时代社会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修行方式亦随之而改变。虽同为生活禅,但修习的人不同了,其内容和方式亦要契机的改变和创新。当代佛教界提倡的生活禅,已经从寺院走入社会、出家外延至在家。虽然当代出家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寺院与社会越来越一体化,但是出家性质并没有完全改变,至少在形式上,出家与在家生活仍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传统佛教和禅宗中针对出家众而言的生活禅是否可以原封不等地灌输给当代社会大众?或者说,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如何生活禅?

  佛教有四众弟子,分为出家在家二类。出家人以求解脱为要务,过着修行的生活;在家人为求今生来世快乐为指归,需要覆行社会、家庭、国家义务,过着世俗的生活。他们所修习的佛法内容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区别。大乘佛教在思想上打破了传统出家和在家的差别,但在组织上并没有建立在家和出家一体的僧团,因此,没有特别针对在家信众的修行法门。中国禅宗的出现,进一步在理论上扫除在家在家、神圣与世俗的二,但其主要实践者仍然都是出家僧众,并且不是一般僧众,而是“宿植德本”的禅师。禅宗的修行方法,或所谓“生活禅”并没有深入民间,也没有成为一般世人的生活方式。禅师们以自己的生活和修行为基础,提倡生活与修行的不二。这种生活,或者说这种修行模式是否可以照搬到一般社会大众?许多公案、禅师的言传和身教非常富有哲理、发人深省,但是,所有这些能否契合当代社会、契入当代人生?

  现代生活禅

  中国禅宗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传统佛教次第修行、循规蹈矩,如止观、四禅八定等传统修行作风。现存的中国禅宗经典中,大量记载了禅师们顿悟的公案和宗教体悟以及觉悟言行。这些公案是禅师们的生活重现,是禅与生活一体的思想呈现,但是,其中很少涉及到禅师们开悟前的修行过程和修行方法。这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宗风有着密切的联系。《坛经》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五祖传法后,六祖连夜南逃,后被惠明追上。当惠能大师明白惠明为法而来后,即为之开示,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绪,勿念一生,吾为汝说。良久,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这则公案常被后人当成是顿悟“一个不生、了了分明”的例证。禅宗经典很少言明惠明顿悟以前的修行,对其修行方法亦只字不提。

  禅宗主张顿悟,但又同时认为只有顿悟之后才能明白何为顿悟。只有见了曹溪后,人们或许才可以知道自己一物不少;只有觉悟后,人们才能知道自己原是佛。禅宗经典大多记载了历代禅师觉悟后的言行。觉悟后的禅师一般都从佛性或第一义谛的高度,来观察人性与佛性的平等。从觉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觉悟不需要过程,故无需详细阐述觉悟这种平等的次第和方法。“何名坐禅?”慧能大师云:“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本性清净、自性即佛,这是从理论的高度来看禅,但是如何做到心念不起、外离诸相、亲见自性、自成佛道,这就需要人们自己去参悟,而参悟则需要方法。又如,《坛经》记载:智隍参五祖后,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达二十年之久。后遇六祖弟子玄策,问六祖以为禅定,玄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智隍闻后,径前来谒六祖,具述前情。六祖告之:“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具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隍于是大悟。

  智隍初参五祖时即有所得,后又长坐二十年,经六祖开示方大悟,始知“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禅宗经典似乎对他是如何在五祖门下参学、又是如何长坐二十年的实践不感兴趣,反而突显他的顿悟和顿悟因缘,重在说明顿悟的重要性。但是,虽然觉悟后方知以前的修行与顿悟对其顿悟“无有影响”,但它又是宗教修行上必不可少过程。综观整个中国禅宗史,除了惠能大师末学佛听闻《金刚经》而悟外,其他又有多少人能如此的呢?(有多少人挖井一下子就能挖出水来?又有谁能只吃最后一口饭就能饱的?)。很少人能一下子找到自己的顿悟因缘,修行参禅皆是在寻找此顿悟因缘,寻找过程即是修行,修行必须有方法。如果说智隍遇到六祖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寻找觉悟,是在寻找自己的因缘,那么他的顿悟就是此因缘和过程的成就。

  顿悟固然重要,但对一般人来说,如何顿悟似乎更为重要。佛陀一生讲了两件事,即苦和离苦。早期佛教经典并没有大谈特谈苦灭或涅槃之境,而是详细论述离苦的方法。佛法就是方法,方法的成就即是解脱。对于尚未解脱或开悟者来说,佛教的终极觉悟或解脱当然令人十分向往,但一般学佛习禅者更需要的是觉悟和解脱的方法;如此依法而行,即可解脱觉悟。佛教传统一直注重修行,修行即是方法的掌握和运用,重在契机。佛陀对不同根机者说不同法,历代中印祖师大德亦不着佛说、不离佛法,创造出众多的修行悟道法门。每一法门都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个人根机性。中国禅宗、或具体地说,禅宗生活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唐宋时期宗教和社会文化。但是,这一特色、这一文化是否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是否可以照搬拿来、适用于当代的广大在家人、乃至出家人呢?禅的特色在于“机”和“境”,或说穿了,在于其方法论。当代佛教界所提倡的生活禅,虽与传统禅宗生活禅同名,同具佛法性,但机和境,乃至实践者都不一样了,故亦必展现出其独特的现代风范,即修行方法。否则,若有人盲目模仿古人,犹如盲人骑马临深渊,或如十字路口的瞎子交警,害己害人。

  宗密在《禅源诸经集都序》中,列顿悟顿修、顿悟渐修、渐修顿悟、和渐修渐悟四类,并且主张,“顿渐非唯不相乖,反而乃互相资也。” 延寿禅师解释云:“一、渐修顿悟:如伐树,片片渐斫,一时顿倒。二、顿修渐悟:如人学射,顿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渐者久久方中。三、渐修渐悟:如登九层之台,足履渐高,所见渐远。四、顿悟顿修:如染一綟丝,万条顿色。” 胡适认为,顿悟顿修不用方法,也没有方法,其它三种才是方法。胡适认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无须言教。禅宗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没有方法,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他总结了禅宗方法论,归纳为五,即不说破、疑、禅机、行脚、和悟。但是,他亦认为,正因为禅这种“自得之”和“不借言说”的说法,“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纯粹主观的,真假也难证实。” 胡适甚至认为,五部《传灯录》中所载禅机,70%可能是无知妄人的挰造。佛教历史上出现的“口头禅”、“野狐禅”,也许就是胡适所批评的“无知妄人的挰造”,正是中国佛教走向衰落的根本所在。

  当代生活禅是否已经开始出现导致后来禅宗衰落的流蔽呢?严格来讲,当代生活禅不是传统禅宗生活禅的延续,而是佛法应化典范或模式的转换。它虽然不否定禅宗生活即修行的法门,但是,因为当代生活禅的主要实践者是当代社会大众,其内容和方法都与前者亦应大大不同,完全借用传统禅宗的公案、经典、方法来讲述当代生活禅,虽然动听,但作用不大,有时甚至产生误导。林崇安教授认为,禅就觉,就是明、正念正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培养觉性,使之相续不绝,这种禅修便是’生活禅‘”。这样的生活令人向往,但是,现代大众不可能像祖师大德、乃至一般出家人一样办道,如何“在整天的动作中,不断往内观察自己身心的实相,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念念分明,...在行住坐卧中,活在当下,使自己念念与佛性相应,当下清净、当下净土”,这才是现代生活禅需要提供的。如何以禅宗生活禅为借镜,以佛教精神或佛法作指导,教导当代人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次第修行,这才是现代生活禅倡导者应努力提供的。

  不明就理、不察契机,一味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大有误导之嫌。在《信心铭》中,三祖僧璨大师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爱憎,洞然明白。”又,《六祖坛经》云:“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不思善,不思恶,不着善,不弃恶,听起来非常富有哲理,但实是’似是而非’。善恶有别、爱憎分明是人世间的真现实,“不思善、不思恶”,抛遮爱憎,即使是一般的出家人亦很难做到,更何况生活在红尘中的现代人呢。在《本生经》中,忍辱仙人任凭歌利王刀刀切割,无嗔无怒无分别,成为大乘菩萨修行的“理想模式”。但是,人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实践这一理想呢?在早期《阿含经》中,佛陀契机说法,对出家人讲解脱,对在家人讲布施。佛法贵在契机,若在家人修出家人的法、或出家人修在家人的人,虽然契理,但不契机,结果是事倍功半、或一无所获。同样地,现代生活禅;一旦失去契机、一旦泛化,其必成为空洞的说教,落于形式而无实质。

  佛教和佛教经典的产生,无论是佛陀亲说、或后来人创造,都有社会和时代因缘,其目的都是为了教化当时代社会人生,故各有其独特的方式和方法。禅宗生活禅亦复如是,它无法完全适用当代社会大众,当代佛教需要创立一个新的“生活禅”契合当代社会人生。这就需要人们重新诠释经典、传统、乃至整个佛教。“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无论是出家或在家,佛法本如此。但是如何觉悟,其方法就不尽相同了。不同的是方法,相同的是佛法,佛法即方法;佛法与方法不二,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契理契机”。契理,即是生活禅之理,这是亘古今而不变的;契机就是方法,方法需要不断创新。现代生活禅要根据现代社会人生,从出家和在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建立自己的独特的实践方法。

  结语

  佛教是佛法在人间示、教、利、喜人类大众的文化形式。法法平等,但众生根机不一,个人的福报智慧、乃至追求和理想因人而异,故有多种佛教形式的存在。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延续发展,发展了出家在家不二的思想,但在实践中,僧团仍然是佛教的主流和佛教发展的主导。除了净土思想与民间宗教结合而成为大众信仰外,其它各宗派都是以僧团为本位、以僧众修行为中心,禅宗亦不例外。禅宗强调顿悟,主张心佛众生的不二,提倡生活与修行的一体性。现代生活禅要把这种修行与生活一体的实践推广到社会人生,必定要首生建立其实实在在的可行方法,既不是照搬传统,亦不是理论层次的研究,而是实践方法的创新。

  中国佛教的正真复兴唯有对传统的山林禅、丛林禅、文字禅、野狐禅等作一番整顿改革,建立富有切实可行之实践的现代生活禅。现代生活禅的倡导和推广,已经超越了传统禅宗生活禅的范畴,出现了许多禅师,其中有出家、有在家,亦有往来于出家在家之间的学者禅师,其中不泛大善知识,但无庸讳言,亦有滥竿充数者、或“话不投机”者。如何避免重复禅宗生活禅的泛化,让一般社会大众做到生活与禅的一体,这就需要建立新的生活禅内容和实践方法。人们不但要明白在生活可以习禅,而且有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现代生活禅的建立不是不可能,生活即禅即佛法,但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修行方法。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经提出“教育即生活”的观点。 杜威的学生,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进一步提出“生活即教育”的命题。杜威和陶行知“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观点,为当代佛教建立生活禅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如何在生活中习禅提供了方法。佛教即是教育,禅即是觉悟的教育。教育不仅在学校,生活即是学校;习禅不仅在寺院,或特定场所,更在当下生活中,生活即是道场。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剩下来就是建构修习生活禅的方法,如何把《金刚经》“以无所住而生其心”,《坛经》“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维摩诘经》“入世与出世不二”等思想具体地落实在生活中,这是当代生活禅的倡导者必须要进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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