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与梁代三大士(继平法师)

梁武帝与梁代三大士(继平法师)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年轻的梁武帝是一个文武全才、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在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他经常在当时的文化中心，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出入，与沈约等人合称“竟陵八友”，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很多诗作。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在南朝诸皇帝中，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但是在他统治的后期，朝政日益腐朽，最后导致侯景之乱，梁武帝被围困、饿死在建康(今南京)台城。梁武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为崇信佛教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并曾四次舍身同泰寺，都由大臣出巨资将他赎回。梁武帝在位期间还潜心钻研佛法，提出了许多佛教主张，他以帝王的影响登座说法，弘扬佛法，在信徒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梁武帝还与当时许多高僧大德都有往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典故。下面就简要介绍梁武帝与达摩、宝志禅师、傅大士等梁代三大士之间往来的故事。

　　一、梁武帝与达摩大师

　　与梁武帝往来的第一位高僧是达摩大师。达摩大师为西天正法眼藏自上而来第二十八祖，秉承先师般若多罗尊者的遗命，欲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中国以绍隆佛种，普利众生。受命之后，达摩即自东渡，先到中国南海。梁武帝得知后非常敬仰，派人到南海专程接到金陵。达摩大师到金陵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实无功德”。梁武帝出乎意外，吃惊问道：“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达摩回答说：“这些无非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功德呢?”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继问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契，达摩遂辞行。帝后举问宝志禅师，志公曰：“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志公曰：“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发兵马去追请。宝志禅师说，陛下就是发动全国人去请，大师也不回来了。达摩大师刚走到江边，回头一看，后面有许多兵马追赶而来，大师随手折了一支芦苇，掷在江上，脚踏芦苇渡江而去。

　　达摩后北上到了洛阳，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憎，为法忘身，以大勇猛，断臂求法。达摩嘉许其志，知为法器，将神光的名字改为慧可。有天，慧可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道：“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禅师听了感到茫然，便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答：“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沉吟好久，答道：“觅心了不可得。”师道：“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当即豁然大悟，心怀踊跃。慧可留在祖师身边九年以锤炼心性，终彻悟心源，做了禅宗二祖。

　　二、梁武帝与宝志禅师

　　与梁武帝关系比较密切的第二位禅师是宝志禅师。宝志禅师(418—514)生于东晋末年，历宋、齐、梁朝，为当时着名的佛门人物。宝志俗姓朱。掘《宝华山志》载：一日，当地妇女朱氏“闻古木鹰巢中儿啼，梯树得之，举为子。面方，莹澈如镜，手足皆鸟爪。”据此看来，宝志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不然，梁人陆陲在《志法师墓志铭》的开头即写道：“法师自说姓朱，名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宝志的父母怕宝志因“手足皆鸟爪”，日后难象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在他七岁时，就送他到南京道林寺，随法俭和尚出了家，“修习禅观，坐必逾旬”。

　　宝志曾虔诚地敲了四五十年的木鱼儿，时人也“未知其异”。在刘宋泰始初年，宝志禅师的行迹忽然僻异，居无定所，饮食也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游行于街头巷尾间，招摇过市，说出的话来也多如谶语，令人莫测。当时朝野皆以他有“灵迹”。

　　齐建元年间，宝志禅师屡现神迹，几天不进食，也不觉得饥饿：又常讲一些他人不能理解的话，但事后发现他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所以江东一带的官员、百姓都很尊崇他。可是齐武帝却认为宝志禅师妖言惑众，于是将他囚禁在建康(南京)牢狱之中。神奇的是，第二天，人们仍旧见到他在街市上游走，“身分三处宿”，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牢狱中。人见其能，使齐武帝惊异万端。

　　宝志在坐牢期间，还曾“语狱吏： “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齐武帝获悉此事后，只当宝志真的有“灵异”，不得不释放他。

　　萧衍灭齐，当上梁武帝后，宝志已经很有名气了，梁武帝对宝志十分崇敬，处处自称是他的弟子。梁武帝博学能文，骑射、乐律、书法、无不精妙。不过，更精妙的是梁武帝与佛教的关系，他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曾大建寺院，并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去当和尚，害得群臣不得不用巨款屡屡地将他“赎”出来。

　　梁武帝曾诏敕尊宝志为大师，文曰： “志公迹钧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谭其隐论，则道行高者，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致如此!自今以后，随意出入，勿得复禁”； “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宝志禅师，从此悠然自在，游化世间。

　　梁武帝信佛虔诚，然而夫人郗氏却是生性忌妒，不信佛法。某日，郗氏准备了许多肉包子，请宝志禅师及其弟子们前来应供，心想： “和尚们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若拒绝不吃，便是违逆后旨。”想要陷僧众于两难之中。宝志禅师早已知晓郗氏心怀不轨，在临行前，要众僧将海青广袖的袖口缝合，袖筒中暗藏馒头。当入宫应供时，一手把包子放进空袖筒内，一手取出馒头来吃，终使郗氏的诡计无法得逞。

　　梁武帝曾经藉由志公禅师的神通力，见到地狱众生的种种苦相，宝志公告诉他，钟声可使地狱众生暂免受苦。武帝于是下诏天下寺院，击钟之时，要舒缓其声。又梁武帝在即位之初，采用严刑峻法宋治理国政，宝志公透过神通力，让梁武帝亲眼见到先王在地下受苦的怵目惊心惨状，终于废除锥刀之刑。他以佛教的力量影响君王，令行仁政，以发扬佛教慈悲的宗旨。

　　梁武帝对宝志禅师十分尊崇，遇到问题时经常向他请教。 《梁皇忏》就是梁武帝按照宝志禅师的指点辑录而成。根据《慈悲道场忏法》所载，梁武帝夫人郗氏亡后数月，武帝时常意念之，白天闷闷不乐，晚上辗转不寐。一日夜寝，听到外面有骚蹙之声。武帝视之，见一蟒蛇盘踞在殿上，圆睁双眼，张开大口，以向武帝。武帝大惊，无处逃生，迫不得已，便一跃而起，对蟒蛇说： “朕宫殿戒备森严，不是蛇类所居之处，你必是妖孽，想加害于我。”蟒蛇作人语对武帝说： “我是你死去的郗氏，我在世时生性嫉妒，每次发怒，则损物害人，由此死后投胎为蟒，无饮食可食，饥寒交迫，力不自胜。身上有许多虫啃食肌肉，如锥刀加身，苦不可言。我因时常感念帝王您平日对妾感情深厚，故敢于以蟒蛇之身向您陈述，希望您能救妾出离苦海。”

　　梁武帝听后感慨万千，抬头再看蟒蛇时已经不见了踪影。武帝遂于次日大集沙门于宫殿，告之夜见之事，寻求救拔郗氏之方。他向高僧宝志禅师请教，宝志禅师向武帝建言，必须礼佛忏悔方可拔济郗氏之苦。武帝依其言，搜索佛经，录其名号，撰写悔文，共成十卷。皆采佛语，为郗氏忏礼超度。

　　又一日，武帝闻宫室异香馥郁，良久转美，初不知所来，武帝仰视，见一天人，遗容端庄，对武帝说：“我既是蟒蛇转世，蒙帝王您的功德，妾已投生忉利天。妾十分感念您的恩德，特来致谢。”天人说毕就消失了。武帝得知郗氏已因忏文超度得以超升，不禁龙颜大悦，遂在全国推广梁皇忏法，以使更多的苦海众生得以离苦得乐。

　　宝志虽居无上高位，却始终不忘诱导梁武帝净心修习，向善归仁。梁武帝曾向宝志禅师请教除去“烦惑”的方法，宝志就让他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精心修习。梁武帝又问宝志，怎样才能静心修习?宝志则劝他“安乐禁”，也就是停止一切寻欢作乐的活动。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宝志让梁武帝找来几名死囚，并要死囚们各持一满杯水在宫庭之下转圈子，宝志还请乐工为死囚们演奏最优美的音乐，以打动他们的心。可是死囚们生怕水泼了出来会被处死，全都极其小心翼翼，根本没有谁听到了乐工为他们演奏的音乐。宝志就此指着死囚们教育梁武帝道： “他们时刻担心的是水泼出来要掉脑袋，怎么能听到乐工的音乐呢?陛下也是如此，若是心中常怀畏死之心，那么，寻求安逸享乐的念头自然就不会萌生了!”

　　宝志对梁武帝说的这番话，既深入浅出，又语重心长。以一种善巧的方法帮助、教育了梁武帝。

　　天监十三年，宝志无疾而终，时年97岁， “尸体香软，形貌熙悦”。据说他临终前，点燃了一支蜡烛交给旁人。梁武帝闻后长叹道： “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嘱(烛)我乎?”因此厚加殡送，葬于南京紫金山的独龙阜。 “乃于墓侧建‘开善寺’，敕陆陲制墓志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

　　三、梁武帝与傅大士

　　傅大士是与梁武帝有多次往来的梁代大居士。傅大士(497—569)是齐梁之际着名大居士，又称“善慧大士”， “傅翕”，婺州义乌县(今浙江义乌)人。傅大士一生未曾出家，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十六岁取刘氏女妙光为妻，生两子，一名普成，一名普建。傅大士年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高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翁，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 “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此后在此建造了双林寺。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不仅掌握了深厚的佛教义理，而且在他身边还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当时，梁武帝在京城宣扬佛教，建康城内高僧云集。京城成为佛法中心，傅大士凭借当时的影响，也希望到京城参加弘法活动。但是朝野对傅大士很不理解，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不起他，也有妒恨他的。不过他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 “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奏文为：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 “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有一次，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梁武帝“会么?”帝曰： “不会。”志公就宣布： “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还为此写了傅大士赞： “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受到梁武帝的优厚礼遇。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建康。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同前两次一样，他受到了梁武帝的热情接待。傅大上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着名人士，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从梁武帝与梁代三大士的往来可以看出，梁武帝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从当初的贪图功德的帝王，逐渐变为谦恭礼遇高僧大德的护法。这是由于他对佛教研究的深入和信仰的虔诚，又加之高僧大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发他的人生态度的改变。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宠信佛法，尊重高僧，扩持佛教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