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贤法师：儒释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

　　编者按：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开始，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道两教。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融合三教，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现代社会，欧风东渐，慧日西沉，三教聚首，旧猷重叙，于文化、于国家、于宗教，时节因缘，正当适时。

传统文化尚未全面复兴（图片来源：资料图）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指行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人称他是好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则是非道。

　　守培法师云：“圣人制人伦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分别虽同，其意相反。以分别而论，则近于凡夫；以治分别而论，则近于圣人。是故人伦之道，虽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则弃人伦之道。可知人伦之道，乃圣凡过渡之程，非究竟处也。然虽非究竟之处，而不可无。如渡河之舟，虽不是久居之处，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须知人伦之道，虽不可无，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以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为尊，宗旨十分显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师在《庄子内篇注》中所云：“中国圣人载道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不知有妙论……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已知人欲为诸苦本，志离欲行，故少师老庄；已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故皈命佛！”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释《道德经》二卷，另制作《周颠仙传》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传》一卷，显然，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明世宗的时代，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甚至发展到毁佛像、烧佛殿，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统领天下道教，封礼部尚书，享一品官俸禄等。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进入万历时代，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广泛流行于民间。当时，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过格》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莲池大师以《功过格》为基础编制了《自知录》。《功过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这些都是对“三教同源”主张的佛教支持。从《竹窗随笔》对于《自知录》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三教同源”说的感化。

　　根据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消灭绝迹，此事记录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宋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有种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历元、明两朝，后来不传，这可能是犹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已经包括了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

　　到了明代，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从1540年开始，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先印度，再中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活动了二十年后，他正式进入北京，要求会见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记载：

　　“……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岁沾染中土……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于传教，不求名利、官位。他们带来的文化，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如数学、哲学、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触，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

　　早期，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1643年，30位传教士中，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传教地点由广州、澳门为中心，推广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耶教论争，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耶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说，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为核心的佛、道教义面前，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中国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当前的中国社会，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在国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西方社会的“人性”价值观，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而向世界各国传达“人权”的“福音”，西方价值观的“人性”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们质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就是“名利”。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云：“震旦之书，周孔老庄为最矣。佛经来自五天，欲借此间语而发明……”

　　其实，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其中，全真教所谓的清规、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师注解的《老子》与《庄子》，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的《庄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明末的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其实，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这种宗教论争，迟早难免一战。

　　大道在时，照见人的良心；名利在时，激发人的狂野。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没有把“人间性的满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道”才是第一要务。以“道”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会”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对“地球村”文化的新时代，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