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台湾佛教及其面临的问题

在海外的佛教教友们，一定很希望知道台湾的佛教现况；在台湾的佛教同道们，也未必真的看清了佛教的现况，此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愿以爱教爱国的热忱，我愿以礼敬三宝的虔诚，用客观的角度，写出今日的台湾佛教。因此，受我赞颂的人们，不必感激我，被我批评的事物，也不要敌视我，我所关心的是整个佛教，不在于某一些人或事。
　　现在，我把它分做七个段落来写。
　　一、光复以来的杂志事业
　　我们初到台湾之时，要找一本佛教的出版物，那是很困难的，嗣后由于大陆来台的法师们，惨澹经营，渐渐地才有了几本刊物，例如海潮音、觉群、人生、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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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世、中国佛教、狮子吼等陆续出现，以及本省法师主持的台湾佛教、法音、慈明。使得佛教文化，有了一点生机，利用刊物宣传教义，也利用刊物宣传主办者的事业，并利用刊物以达成连络信众而助成主办者的其他事业。这实在是值得赞叹的。做好事不求人知，是对的，但要使得众多的人共同来做我们应做的好事，那就必须藉宣传的鼓吹及号召了。台湾佛教界能在毫无组织的状态下，二十年来之所以尚有若干建树，刊物之功不可没。
　　但是，刊物不是没有问题。
　　第一、经费问题：佛教刊物的经费，不是仅靠订户，否则唯有停办一途，乃有仰给于信者的捐助。订户极为有限，赠阅户则数量可观。不过，若要善于经营，懂得联络方法，经费或不致困难，特别是海外的捐款，被视为最大的命脉，所以竟有人办刊物发了小财的，有人办刊物助成了大事的，但更有人不善张罗而亏本屡屡的。
　　第二、稿源问题：这是佛教刊物的大问题，台湾的佛刊，先后已有十五六种，写稿的人，却是太少太少。这有两种原因，一、是刊物的销路少，没有稿酬，开始之时销路少了，教外的人也读不到；没有稿酬，又引不起投稿者的兴趣。这样因果循环而振作不起。二、是教内的居士们，能写稿的，大多为生活所逼，与其花了好大的工夫写佛学文章给佛刊投稿，不如用只须一半的精力把文章换成生活的必需品；至于所谓法师的僧尼们，光复以来虽仰几位大德之赐而制造了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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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名，但是能看懂佛经的，实在太少，文盲或半文盲，乃绝对多数，各佛学院毕业的，一般而言，能把一封书信写得通顺，就算不错，何况佛教不重视奖励，不善侍可造的人材，所以，后继的写稿者太少。老一辈的法师，能够精进不懈的写稿者，仅得印顺法师一人而已！因此，台湾的刊物虽不少，值得一读再读的文章那是不多的。所以一本刊物的创办或停刊，不会激起什么涟漪，反正每本刊物都差不多。
　　第三、人手问题：台湾佛教的刊物，多数是属于副业性质。这一点，台湾的法师们是值得感佩的，如果他是一位能干而有雄心的法师，他们相当于一个大企业机构的总裁，他能日以继夜穷年竟月地办出许多事业，例如讲经、广播、传戒、广收徒众、创佛学院、开山起道场、主持佛教会、著书、出版、办刊物、赶经忏、出国访问，真是大人之才、通才、全才。今日的台湾佛教，也就靠着这么几位法师在撑持大局，他们的贡献是可观可敬的。但是问题也正在此，一个大企业机构的总裁之下，拥有许多为之分门别类、层层负责的各式专家及办事人员，所以他们推动事业，不为难事，而且可以做得很多。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训练过专业人才，一个人要想把样样事业做好，结果是样样事业做不好。有的法师，在分身乏术而又非想做好不可的情形下，他可以用一千字多少钱的方法，买人家的文章，刊自己的名字，否则他们就觉得不够一个法师的体面了，这在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可惜和佛法及其法师的身份就不正确了！不过，在没有人才可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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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这种方法虽然不足为训，或可致以少许同情。像这种副业（其实他们没有一项是主业）性的佛教刊物，我只能说聊胜于无，有总要比没有的好。可是，好几种刊物，在人力不济的情况下，无力兼顾的情况下，停办了。在目前，唯一以办刊物为事业的，并且已办了十几个年头的，是朱斐居士的菩提树。以时代思潮的角度看菩提树，以文章的水准看菩提树，自尚有其不足，但是朱斐真心专职地办它，已足吾人佩慰了。对普及佛化而言，它也功绩至伟。另有一位是乐观老法师，他以六十七岁的高龄，专诚为海潮音的编辑而努力，使得吾人看来，尤其敬佩不已！
　　想当年的海潮音办了十年，便可汇集其精彩之作，刊行了四编三十四种（册）的一大部海潮音文库，二十年来的台湾佛教界，总集各刊的精彩之作而可传世的，却是比较的贫乏！
　　二、光复以来的出版事业
　　出版事业，除了定期刊物，尚有古籍的翻印及时人著述的发行。光复之初，由张少齐居士从大陆带出了一批佛经，在台北开办建康书局。嗣为朱镜宙居士的发心，成立台湾印经处，先后翻印了三十余万册，这对佛经在台湾的流通，功德至钜。
　　接著是家师东初老人创办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了日本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正编八百部，续编五百部，计一万三千余卷，历四年的时间，全部费用四百多万元新台币。大藏经的影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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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了许多僧俗佛子的阅藏兴趣。对于佛法的深入，这是大功大德。
　　又由于大正藏是日本学者所编修，未能尽合中国人的需求，故有屈映光居士发起编印“修订中华大藏经”。主要的修订者，乃是蔡念生居士，此老思想绵密，古籍新学，尤于佛典的研索，台湾的居士界，似尚未有一人能出其右者。这部中华大藏经何时全部出就，现在尚不可知。不过另有香港的觉光及元果等法师发起影印也是日本编订的卍字续藏，议定仍在台湾发行。现正在积极工作之中。
　　大藏经之外，中华佛教文化馆翻印了日本人编订的禅学大成，华严莲社的南亭法师翻印了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及华严大疏钞。其他寺院或私人翻印的小本佛典，尚有很多。
　　所谓温古而知新，翻印古籍的消极目的，固在保存文物及流通文物，但其积极的目的是在提供资料，刺激时人的研究兴趣。
　　诚然，阅藏的人，在台湾已有不少，研究的人，却还是很少，一般人阅藏，是在求功德，不在理解藏经的内容；其实，没有相当的国学基础及佛学基础，阅藏等于是“遮眼”，理解已不易，何况谈研究！藏经的内容，如此的浩瀚博大，也极复杂，不曾受过基础训练的人是不得要领的。同时，若已理解藏经，却仍不能将他所理解的接通当前的时代思潮，论自修固然可，论弘扬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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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研究古典而发为研究报告的著述，在台湾仍是凤毛麟角，研究深入而有个人创发的，我只见到印顺法师一人而已。此人思想冷静，探究问题，入于毫芒，近世以来，在这方面的成就来说，虽太虚大师犹望之莫及。所以，个人著述的新出版物，此间是以印老占第一位，内容深厚，数量也多。近年来家师东初老人，也在埋头写作，据说有一列系的几本著作要出版问世，唯其大半生为事务而忙，故对教义的整理工作做得较少。
　　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法师之中，已有单行本著述问世的，已有不少，例如：大醒、慈航、印顺、南亭、白圣、道安、东初、乐观、默如、道源、月基、续明、悟明、真华、星云、妙然、成一、煮云、圣印、普行，还有本人。居士之中则有蔡念生、李炳南、张少齐、胡国伟、李世杰、南怀瑾、杨白衣、方伦、唐一玄、陈慧剑、朱镜宙、程观心、赵亮杰、朱斐、于凌波、谢冰莹、张廷荣等（以上姓名信手写出，不以先后分高低），另有曾在台湾而现已出国的法师之中，有演培、惟慈、青松、睿理、易陶天等几位。也均出有一本以上的著作。
　　但要从这些人的著作之中，再加考察，能够称得上是传世之作的，实在有限。其中原因何在？无他，一言以蔽之，未善用其脑思而已。因为大家都在忙寺院、忙信徒、忙事业，无法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书及好好地思考，多数人的智慧都用在现实生活的奋斗上去了，所以写出的作品，其知识性及启发性，自然就会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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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不是说，今日台湾佛教界的那些新书，没有一读的价值，而是说，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书，没有太多。
　　做学问，不是人人做得好的，著作，也不是人人所必要的，大学问者也未必就有大量的著作。因此，在我看来，台湾佛教的著述家中，有些人是不必著述的，有些人则可以著述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著述，不但要读得多，还要想得多，如果只想而不读，他的作品便不免空洞，如果只读而不想，他的作品又不免陈腐。要精彩，要创发，要发现问题而解答问题，要有理论的根据，要贴紧了现实而下笔。因此，对于一般忙碌在杂务中的人，著述是比较吃力的。
　　人才是需要多方面的，可惜中国的佛教从来未曾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因为缺乏人才，有了几位凭自修而成的人才，便不得不来将他们要求成为通才和全才，事事均须人做，人却只有这么几个。于是就来了一个“五马分尸”，样样得做，样样做不好。
　　然而，尚有些人，主张出家人的本务是在参禅念佛，写文章的法师，便是不修行的法师。出家人掩关念佛，大家觉得可敬，掩关的法师还在著书之说，就觉得离了谱！他们以为阅藏是功德，看经而又写文章，难道佛说的经还不够多不够好，还要你来写个什么？于是，有一位掩关的法师，能写而不写，写了也不敢用真名发表，就怕有人说他不修行！还实在是个可怕的观念。如果此说是真理，那就等于说除了不著作的出家人，自古以来，例如：马鸣、龙树、无著、世亲、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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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法藏、智者、玄奘、窥基、道宣等历代高僧，都是不修行的和尚了！
　　我是一个自知不堪大任的人，既非大人之才的通才全才，所以藏在山中自修，我是否是个修行的和尚，当然自己知道，但因我出版了几本书，所以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不修行的和尚，乃至有一个主办盂兰盆会供僧的居士，故意把我忘掉。再说，在今日的台湾佛教界，若非自己另有一手弄钱的方法，写了书要出版，也是一桩难事，我的书，在台湾佛教界，尚可列入颇受欢迎的之一，但当每出一书，出版家总是叹苦，说他们出书，是纯粹的服务，因为佛教界的读书风气太低，不唯无利可图，而且赔本。据星云法师说，他是用经像法物的利润来补助出版事业，因为许多寺院可以不买任何新出版的佛教书刊，他们为了应酬佛事，折本的经和忏，却非买五本乃至十本二十本不可。试问：在这样的景况下，岂能鼓励更多的人来研究和著作？
　　但是星云法师对于佛教出版事业的魄力和贡献，是很可佩的，不论他蚀本或赚钱，他能放下手来出版了几十种新书，他的佛教文化服务处，也越来规模越大，足以证明万事不怕开头难，那就好了。
　　三、教育事业
　　所谓百年树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得佛法兴隆，必须培植大批优秀的人才，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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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教育。
　　台湾自光复之后，最先提倡办僧教育的，是慈航法师，他在大陆撤退之际，时局动乱之中，就喊出了要在台湾办一百所佛学院的口号，因此，他每到一寺，就安上一个佛学院的名，虽其理想未能如期达成，但确开了办学的风气，他在中坜圆光寺，在汐止弥勒内院与静修院，均以最大的热忱，培植了一批比丘及比丘尼。继慈航法师之后的，有大醒法师，在新竹灵隐寺办了一个短期讲习会。当印顺法师到了台湾的新竹之后，他创的福严精舍，无形中成了台湾佛教的最高学府，由印师门下的演培、续明、仁俊、妙峰、常觉、印海诸师，又于福严精舍附近的一同寺办了女众学院，灵隐寺办了两届初级佛学院。
　　由以上几个学院的师生，又出现了台中宝觉寺佛学院及慈明寺佛学院、台南开元寺佛学院、基隆灵泉寺佛学院、台中南普陀佛学院。另由白圣法师于台北十普寺办了两届男女兼收的初级佛学院，以及临济寺的男众初高级佛学院。此外有南亭法师于台中佛教会馆办了两届女众佛学院，道源及真华两位法师先后挂名在屏东东山寺办了女众佛学院，嘉义天龙寺也办了一届佛学院，星云法师于高雄寿山寺办了高级女众佛学院，悟明法师于台北办了海明佛学院，台南的赤山也办了初级女众佛学院，净心法师于高雄办了初级的沙弥佛学院。还有台中灵山寺也办过佛学院。目前则又有台北的慧日讲堂，创办了高级的男女兼收的太虚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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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那么多的学院，除了宝觉寺、灵隐寺、一同堂、南普陀、十普寺、佛教会馆、天龙寺、灵山寺等，业已先后停办之外，其余的尚在维持之中。不过，一般的师资水准都很低，有的学院老师及学生连国语都不会，而用台语授课，有的学院录取学生的标准，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可。所以，大多于三年毕之时，无何优异的成绩可观。已经停办的学院之中，一同堂办得较好，正在办着的学院之中，以临济寺及寿山寺的学生程度比较整齐，但其中只有少数读过高中，多数只读过小学，以现在的学力平均起来，也不过初高中程度；当然，以寿山学院学生发表的习作来看，已有高中以上乃至大学的程度了，这些少数人的习作，有的也曾经过老师修改，唯其能有觉世旬刊给她们发表的机会，写作的兴趣浓厚，进步颇为快速。觉世旬刊也正由于这班学生的灌溉，而显出了一股朝气。
　　现在，大家都在指望着由演培法师挂名院长，印海、了中二位法师通力合作而创办的太虚佛学院，当本文属笔之时，他们尚在招生阶段，至于究竟如何，有待事实证明，不过根据已经发表的教育计划及教师阵容来判断，它将是佛院群中的后来居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台湾的佛学院，为什么办不长久？为什么造就不出较多的人才？原因实在很多。
　　一、办学的宗旨问题：为造就人才而办学，这在所有的学院都是相同。为谁造就人才？就有点问题了，一般寺院办学的目的，是为增加人众，以办学之名，可以吸收外来的青年，毕业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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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有部份便会成为此一寺院的一份子。同时也可避免寺内青年的外流，现在的台湾，吸收青年人出家，颇不容易，出家之后为求出路，无不希望读一点书，除了少数特殊的之外，出家的青年差不多是来自中下级的农村，多半未受过较好的学校教育，所以求知心切，乃普遍的现象。寺院自己办了学院，他们就可安下心来读书了，否则，去了别处求学，很可能就成了人家的徒弟。于是，凡有一点力量的寺院，便设法办学，有一点雄心的出家人，就想法办学。甚至有一家学院于招生时，特别标榜，不许学生在求学期间另拜师父，可是到了开学二年之后，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变成了这家院长的徒弟。这是矛盾的，也是可以同情的，办学的寺院，希望把栽培成功的人才，留为己用，协助学院办出更大更多的事业，这是使得学生学以致用，也使学院愈办愈有前途，等于大学院毕业的优秀研究生，要留他们在母校服务一样，所以值得同情。然而，各寺院把子弟送到学院来求学的愿望，是为各寺院自已的前途求发展。绝不情愿辛苦地度了一个徒弟，又白白地送给了别人，所以相互矛盾。因此，大家降低水准来自己办，办了三年便休息。否则，学生的来源成了问题，要收人家的徒弟成为自己的徒弟，谁敢冒险将徒弟送给别家去受教育。不过也有例外，据说新竹一同寺办学时，住持不但未能因此增加徒弟，反而为了入学要经过一定水准的考试，考不进学院的徒众们，负气之下离开了一同寺。办学的确是一桩苦事，一般信徒愿意出功德建寺塑像、诵经拜忏，却不愿出钱让你办学院，因为供僧的观念，未在中国形成，所以认为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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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若办学院的诸山，必得自行另出财源来维持学院费用。同时，佛门有一句话：“宁带一团兵，不带一堂僧”，僧不易调，读书的僧更不易管，所以有一位学院的负责人曾经向我叹苦说：“一斗米养一个恩人，十担米养一个仇人。”学生令他头痛不已。所以，若非具有深切的悲心大愿，要一个人终身为僧教育而奉献，实在不易。
　　这一点，台湾有几位值得赞扬的法师，第一是印顺法师，他老始终是以教学为本务，现在虽不再教，仍在关心并鼓励教育。其次有两位青年法师，一是本省籍的圣印法师，他从宝觉寺办学院，创了慈明寺仍在办学院，前后已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不论他办的成绩如何，他这一份能耐，已足令人佩服。另一位是星云法师，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没有三头六臂，却能在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座五层大楼的寿山寺，建寺落成，没有人住，接着就招生办学，并且喊出了大学制的高级学府的口号，计划每学年增一班级，现在由于学生来源困难，每一学年增班的构想，至少暂时已经流产，但他仍是台湾拥有学生数字最多的一家。又由于目前的学生程度，并非真的高级大学程度，所以他又买了一大片山地，喊出了要办东方佛教大学的口号；是否真能办得一如理想，有待解决的问题乃是很多很多，房舍可能不成问题，师资则大有问题了，尤其佛教大学所需的学者，不同于一般大学，最好是行解并重的法师。星师本人是宗教事业家而非宗教学者，如何罗致学者及善用学者，且让我们对他抱一最高的希望。根据他所喊出的口号，的确值得吾人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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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材的问题：“一处毕业，处处毕业。”这是对二十年前大陆时代所办佛教教育的讥评，但是这顶帽子，仍可合乎今日台湾佛教教育的头寸。许多的学院与学院之间，所谓你是低级我是高级，乃是在学生的平均水准，却不在于学院授课的本身。因为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南部，能够授佛学课的法师和居士，就是这么几位，他们所能教授的科目，也就这么几门，不是老师差劲，而是在中国近代学院间最流行的佛教经论，就是这么多嘛！
　　台湾的佛教，正像大陆时代一样地一盘散沙，谁也不管谁，谁也不受谁来管，有能力的就独自发展个人的事业，所以，虽有这么多此起彼灭像粥锅里滚泡一样热闹的佛学院，但在二十年来，未见有过一次院际的集会，好像大家已经做得很好，不必集思广益来研究改进。以致有的便形成井底之蛙式的孤陋寡闻，办出来的学院，仍未脱离蒙馆私塾的臭味。没有统一的教育计划，没有完善的教育系统，治有可用的教材课本。蒙馆开蒙，尚从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念起，我们的佛学院，一进门就可能让你听一心二门三细六粗的大乘起信论。一直到“研究院”，你还得研究大乘起信论。
　　白圣法师有鉴于此，曾经命我编写一套从初中一直到研究院的佛学课本，我对此一艰钜而伟大的任务，虽有愿心，却力不从心，要我一人包办，谈何容易！所以我建议聘请十位佛教学者，组成一个编纂委员会，以时日计费或以字数计费，酌酬津贴，分工合作，或可望于一年之内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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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佛学课本。可是，白老事情太多，一转眼又过了两年，未见再有下文。事实上要找十位能编而又愿编佛学课本的人，今日的台湾一地，尚有困难哩！
　　因此，台湾各佛学院的课程，尽管在教育计划上，按步就班，学期完了，或毕业之际，学生听到的，却不是原计划中的课程。因为没有标准的课本，那便根据被请老师的专长及其所好而来决定教什么东西。老师中途离去，他这一门课，便立即废除，再请一位新的老师，又开一门新的课程。能请到什么老师，就开什么课程，是将就学院所请老师的方便，不能顾虑学生希望的胃口。正由于如此，学院不能连续的办下去，学生虽然读了十来年书，毕业了三个佛学院，还是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像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中，岂能造就出优秀的人才，相反地，倒是压缩了优秀青年的自由发展。
　　四、出国留学的门路
　　除了星云法师，尚有白圣法师及悟一法师，也在积极地筹创佛教大学，但愿他们两家比赛，是谁真的办成，是谁首先办好，如果两家都能办得理想，实是中国佛教之福。然在目前，台湾的佛教教育，既不能造就高级的人才，一般有志向学的僧尼，便把希望指向了留学的途径。
　　留学，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一是泰国、一是日本。但有一个怪现象，泰国方面由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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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去的留学僧净海法师，及另一位陈明德居士的奔走争取，给了台湾每年两名奖学金，也就是说台湾每年考送两名学僧到泰国，可以用泰国政府的钱而不必自己张罗费用。然而除了净海法师之外，台湾很少有人想去，前年考送两个，去了不到一年，又自动溜回了台湾，这对净海法师的一番苦心，以及泰国政府的善意，都是重大的辜负。为何对泰国的环境不感兴趣？百思不得其解。如说那里不能读书，似又未必，例如净海法师去了六七年来，成就非常可观，他的为教热忱，他的信仰坚贞，已非同辈的法师可比，何况他已能利用泰文、英文资料，将南传的东西，陆续地写成中文，向国人介绍。所以，站在佛教信仰的立场，我觉得净海法师乃是目下所有留学僧尼之中，最成功的一位。那末，也许为了泰国学程的期限太长，在进大学的正科之前，是从初中程度读起，泰文、巴利文不及格的，便不能升级。于是，纵然在那儿读了九年书，仍无把握能否取得毕业文凭。据说我国人是吃亏在没有巴利文的基础，所以净海法师发愿，要在学成回国后，开讲初级巴利文，为僧青年通向南传佛教之门而铺路。
　　再说去日本留学，这是一个时髦的热门，从民国四十一年以来，由台湾去的僧尼居士，据我所知，已有圆明、萧辉楷、李瑞爽、果宗、慧岳、通妙、青松、易陶天、学慈、了中、能果、睿理、广闻、慈观、修观、慧光、明宗等大概二十位左右。其中的慧岳、了中、学慈三位比丘及广闻、慈观、修观、慧光等六位比丘尼，已经学成回国，明宗及另一位比丘尼尚在留学之中。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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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其他尚在日本的几位法师，除睿理而外，都已结了婚，还了俗，据说是日本的风俗使然。更怪的，那些在日本还俗的比丘，并非和日本姑娘结婚，而都是从台湾去的中国小姐。
　　日本佛教，自明治维新之初，受了极大的摧残之后，积极奋起，建树良多，除了僧人生活的俗化之外，一切设施，都比中国佛教进步多多，目前由佛教主办的短期大学有二十九所、大学十六所、大学附设的研究所八所，战后所授专门研究佛学的文学博士有九十八位。他们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数量极其惊人，佛教的出版社及书店有四十三家。尚有国立的大学，也开有佛教学的课程，其他有名的大出版社及各大学附属的出版部，各学术团体的组织，也均出有大量的佛教书籍。日本学者能够利用中国的以及西藏文的、巴利文的、梵文的各种佛典，参互研究，他们用现代治学的科学方法，综理研析整个的佛学，所以成绩裴然。可见，要研究佛学，在目前来说，似乎已舍日本莫属。
　　因此，我这个思想前进而生活保守的人，正在闭关期间，由于家师东初老人的命令，几乎也去了日本，旋经几番深长的考虑，始作罢论。但我因此而在关中摸索，自修了一点日文，到目前为止，已看的日文书籍，可能要比少数挂名去日本留学了三年的人，还要多些，虽然我看日文有点像在雾中看花。所以，我对日本的佛教，既有不以为然之处，也抱有很多的敬意。
　　原则上，留学日本，我极赞成，但是附有条件。即是应由全国佛教徒组成一个留学生奖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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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委员会，考选优秀的僧俗青年，资助他们全部的费用，送去日本，乃至欧美留学深造。唯有选送已有了学问基础的青年去深造，才可望他们对佛教有宏大的贡献。否则，在国内时对佛学一门不通，甚至连看书的习惯都没有养成的人，到了外国，可能有失国家的体面，外国的大学，究竟尚未发明用学术浓缩成的灵丹，进去一吃，自然就把你变成了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环境固然要紧，基础更加要紧，否则，一个小学生，也就不必经过中学大学，而可直接进入研究所了。学术一途，没有速成的捷径可走，要不然，学术的可贵何在？
　　可是，在不健全的中国（台湾）佛教中，唯有靠自己的关系及自己的力量，才能去日本留学，敢以不怕花钱、不畏艰困苦地半工半读，而自己设法跑去日本，这种人的勇气，已足吾人的钦佩，他们去日本之后，不论学成学不成真正的学问，他们在最初的动机，绝不会希望自己学不成功，那末，纵然学不成功，实在勉强不来。至少，他们去学总比不学的更好。至于还俗与否，也不能以此论定他们的价值。清末有位杨仁山，民初有位欧阳竟无，他两是居士，但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之多，要比一万个粥饭僧尼更伟大。相反地，如说居士一定比出家人更有贡献，那又未必，历史告诉我们，自佛陀开始直到晚近，最伟大的佛教徒，却都是现的出家相。
　　总算很好，留日回来的人，多半已为佛教贡献出他们的所学。慧岳法师在筹创艺术专科学院；了中法师除与印海法师合办太虚学院之外，已接受了中国文化学院佛教史讲师的聘书；广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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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早已担任智光商职的教职，并且深获同学的爱敬；学慈法师也在努力于弘化事业。留在日本的，照目前看，青松的成就最大，他在未去之前已有相当的基础，他吸收力强，写作率也快，继续如此下去，对于沟通佛教国际的文化工作，大有可为。另有睿理法师，他能以中国人而考取公费的京都大学，他的学力之强，已为日本人所重视。
　　现在，台湾教界，有许多人都觉得唯有著书出书，才算有了地位。当然，我极祈望具有写作能力的日本留学生，多多介绍佛教的新知，以之营养我们贫乏的现代中国佛教。可是，如你不善于写作而长于教书，或组识、或事务，那么，我要奉告你，历代的伟人、佛教的祖师，没有留下著作的，实在很多，不过，他们确为长于写作的人，提供了写作的资料。
　　五、奖学金与弘法
　　有鉴于天主教设有很多奖学金，吸收了很多优秀的知识青年，所以在民国四十八年，中国佛教会设立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民国五十年，又有加拿大的华侨詹励吾居士为纪念他的已故叔父，而成立了煜斋居士佛教文化奖学基金会。民国五十二年，又为纪念焦山智光老和尚而成立奖学基金会。
　　这三个基金会，前二者已合并为一，由周宣德居士主持其事，他是由虔诚的基督徒而改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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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的，所以颇有基督徒的办事热忱，奔走接洽，宣传演讲，利用公余，将全部的精力乃至物力，奉献给这项佛教的奖学事业，由他的努力，在台湾的各大专院校之中，已有十六所成立了佛学研究社，共有社员二千五六百人，所以，周宣德的功绩，颇令一般的比丘比丘尼们惭愧，虽然出家人给予这项奖学事业，也有若干的汗马之功，但在周宣德居士的眼下，出家人似乎是一班无用之徒，纵然他之进入三宝，也是由于台湾高僧智光和尚的接引，他在对大专学生的活动之中，却从不鼓励乃至阻止智识青年接近出家人，更不用说皈依三宝，他仅以“对佛法作学术的研究”来勉励青年，所以，给青年的影响，是学术的，不是宗教的，对未来的佛教文化，自可能有若干影响，对佛教信仰的发展，作用轻微。
　　因此，周宣德的热忱工作，赢得佛教界一致的赞叹，周宣德所持的观念，却被教界的有识之士不以为然！
　　智光和尚奖学金，是以他老的一笔遗产作为主要的基金，幸得他老生前的一位在家弟子张伯英居士的主持保管，以优厚的利息，提出作为清寒奖学金。南亭法师曾说：“以少数的奖学金，等于利用人家的学校，而收自办一所佛教大学的成效。”这固然是在我们尚无一所佛教大学之时，足以用来自我安慰的话，但是，能有这三个奖学基金会，不论如何，它已把佛教两个字，由山门之内，送向了山门之外；至少，得过佛教奖学金的知识青年们，将不会忘怀，佛教曾经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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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一些实际上的恩惠。
　　再谈弘法工作，除了文字宣传，讲经及演说的人很多，例如：南亭、道源、白圣、印顺、道安、隆泉、默如、月基、悟明、成一、煮云、星云、真华、印海、慧峰、慧岳、圣印、会性、净心、净空、明本、普行等法师，以及李炳南、方伦、赵茂林、南怀瑾、周宣德、张廷荣、李恒钺、杨白衣、李世杰、曾普信、朱斐、翁茄冬、钟石盘、高登海、唐湘清等居士。
　　法师们的各项事业较多，所以很少维持长期性的讲座，倒是居士中的少数，则足致敬。其中以李炳南居士的功绩最大，他在台中一地组织莲社，纠集知识青年，每周演讲，他自己讲，也要青年轮流着讲；每年暑期，集中一批大专学佛青年，作数周的讲习；他另办有好多佛教的社会事业。他对僧宝极其虔诚恭敬，非以维摩自居而呵斥比丘，但他敬僧而不近僧，他的学众均由他介绍皈依出家大德，但皆不会亲近出家大德，故也有人以此诟病李老。然以我的看法，他也有其理由。他的思想和风范，均已自成一格，与其接近他人而难免摩擦之虞，不如独守其方域以保持相敬。
　　在台湾弘法的方法很多，为了迎接时代，电台的广播，已在普遍地展开，另有以话剧弘法、用球队弘法、用乐队弘法、用幻灯弘法、映电影弘法。可惜这些弘法工作，都没有组织系统，有是各做各的，有是做了一次就不再做的。例如电台广播，现在已有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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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花莲、宜兰等七八家，如果统一来办，组织一个广播资料供应室，负责编写、制作、调配各台所需的节目，那样既可改良节目内容，又可有源源不绝的新节目提供给广大的听众，更可节省一部人力物力。但在目前的台湾佛教界，都在相互暗自比高低争优劣，而不能合作起来向前进。尽管如此说，那些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已经各自尽了最大的努力，往往起早上电台，深夜赶节目，其中如净心、圣印、赵茂林、龚显荣、李玉等法师居士，他们的多少辛苦，外人殊难知道。
　　总之，从事于弘法工作的人，无一不值得赞叹，我们做得尚不够理想，则又无人敢说不该改进了。
　　六、佛教会与传戒
　　迁移台湾之后的中国佛教会，比起撤退之先的大陆时代，可谓毫无进步，它的状态是会员不信任教会，教会无权处置会员，教会是一个对政府行文的空架子，会员利用教会而不服从教会，因为教会无权，也就变成了无能，因此，政府承认中国佛教会为人民团体，却不重视这个人民团体的力量，例如：政府决定要将日治时代建筑的东本愿寺标售给商人，虽来征求中佛教的意见，中佛会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政府提出抗议，并由信佛的立委在立法院提出质询，结果，在今年六月间，政府还是以“系接收日人的敌产”为理由，卖了一亿多元新台币。此所谓自侮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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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侮之，中佛会不能产生力量，政府就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是力量的问题，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特别对佛教不客气。
　　由于如此，中国佛教会，是一个既倒不得也扶不起的烂局面，中佛会的办公人员，仅有三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居士，他们的办公费用，还得由当选了理事长的人另外设法。原因是号称有六百到八百万佛教徒的台湾省，佛教会的会员仅有四万五千五百多人，而且许多的会员，几年也不缴一次会费，若非寺庙与外界发生了问题，或个人希望达到某种目的，而想利用到教会的一纸文件之外，谁也未把教会放在眼里。一些热烈竞选教会理监事的法师居士，多半是为在他们的名片及履历表上多加一行头衔，不在其为教会的会务而将自己的智力和财力贡献出来。少数真想做一点事的大德，又觉得教会的事务，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然而，这几年来，在大家不想负责中佛会的景况下，白圣法师是值得敬佩的，他一肩承担了下来，而且承了一肩又一肩，里里外外，由他一手撑持。虽然有人批评他老把持教会，所有的理监事，几乎全由他新出家的徒众包办；实则，若非如此，参杂了意见不投之人，不唯不能助他办事，反而跟他捣蛋，故这就不该批评他了。在这几年以来，白老是够辛苦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事，乃至一座庙的佛像开光，也要他老慈悲去主持典礼，国际佛教的访问联系，几乎也每次非他出马不可，他都能以极其热心而毫不犹豫的态度来到处奔忙，他的最大资本是能够随时入睡，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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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夜工作，不胜其烦而又不愁其烦，这的确不是常人所可做到的。但也正因忙不胜忙，故对教会的长久性的建树就很有限，迄今为至，中华佛教会，既无推动事业的能力，即使一所会址尚未见其踪影，此非白老无能，实是力不从心。教会不能为教徒谋取积极性的福利，所以得不到教徒的热心支持，教徒不支持教会，教会更加不能为教徒谋取福利。如此的恶性循环，尚不知何时了结！
　　纵然如此，中国佛教会，还是垮不得，比如今年年初，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制的一部“文素臣”影片，把和尚描写成杀人、奸淫、劫盗、无恶不作的暴徒，所以便由中国佛教会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谋筹抵制该片在台湾上映的所法。那次各县市支会，均派有代表出席，会议之中，可称群情激愤，发言踊跃，语意坚定，表现了一次大团结的精神。可见，当佛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教徒便会需要向教会团结了。中佛会如何才能真正地健全？大概要我们接受一次像明治维新式摧残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见了棺材才掉泪呢？
　　纵然如此，目前的佛教会还是有用，前年召开的华僧代表大会，虽是教会之外的一个会，却是利用了教会的基础而完成，最后也把所有大会的决议案，全部送交中佛会执行。即使大部份国内的代表，明知这是推尸过界的办法，过界之后依旧落在他们的头上，因为他们也正好就是中佛会的理监事，结果呢？通过华僧大会议案的人，到了中佛会的立场，又不予受理了，他们受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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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同时为了实际问题，也不愿受理。所以，华僧大会的贡献，不是在于议案。而是在于国际的观瞻和听闻，至少已将海外侨僧，集体请回国来观光了一次，至少已使外界明白台湾尚有佛教的国际活动，至少已对中国佛教当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作了一番检讨。议案嘛！留待以后逐步解决。所以，华僧大会是有用的，那次大会的最大功臣，除了白圣法师，尚有悟一法师，我对他们二位的不眠不休地忙了十多天，深表敬意。因我以为，大致上说，华僧大会是成功的，至于议决而不实行的提案，罪过是在中国佛教会。我已说过了，中佛会自有它的苦衷，例如传戒的问题，华僧大会通过了分期传授三檀大戒，结果，贤顿和尚住持的临济寺，首先就不理会而于去年春天照旧规则传了戒，然而，贤顿和尚也正是华僧大会主席团的主席之一。其症结究竟何在？说穿了很简单，藉传戒的大法会，可以筹措一笔可观的经费，用来推展其他的如上金门劳军等的事业。
　　说起传戒，那些热心于此的大德们，可谓有功有过而过盛于功。当台湾光复之初，本省的佛教道场，很多住持都是在家人，或已结婚，或系带发修行。因此而有智光、白圣、道源等诸老提倡戒法，首先在大仙寺开坛传戒，创了重律尊戒的范例。接着就有灵泉寺、元光寺、碧云寺、凌云寺、宝觉寺、东山寺、十普寺、海会寺、超峰寺、大觉寺、临济寺等相继传戒；其中的宝觉寺、十普寺、临济寺均已传了两次，圣印法师在宝觉寺传了两次，今秋又要在他的慈明寺传第三次。为什么有如此殊胜的传戒寺院？最初，确是为了成就戒法，弘扬律制，用续僧统，到后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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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部变质，有的大德自己尚不知戒律为何物，竟也热中于传戒，为的是能藉传戒大法会的因缘，来庄严道场，翻修殿堂或增建宝塔。这种目的自也未可厚非，把钱用在三宝门中，总是值得鼓励的好事。我所说的传戒有过，是指为了争取更多的戒子，可以放弃律制的规定，戒师及传戒的寺院，到处去垃、去请、去劝，只要你能赏光来受戒，麻子、瞎（一只）眼、跛子、癞子、聋子、无赖、神经病、痴呆汉、七十八十的老婆婆、老态龙钟的老公公，一律授于上上品的三坛大戒。发心受戒实在是大好事，可惜当这些速成的僧宝一出戒堂大门，就为神圣的佛教大显其宝了！大伟的僧宝，就是这个样。使未信佛者不愿信佛，已信佛者退减敬意，邪魔外道增加毁谤。这些热中于传戒的大德们，罪过是在全小失大，本末倒置！自然，我非反对传戒，而是不同意违律的滥传。
　　七、外道的威胁
　　天主教在台湾，民国四十二年，它的信徒只有两万五千，现已激增到三十多万，基督教在台湾也早已超出了三十万，他们的人数，特别是天主教，有一个算一个力量。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把佛教从台湾赶下海去。造成第二个菲律滨，他们对付佛教的方法很多，高层的用文字，下层的用口说，在他们的地方宣传，也到佛寺集会时来宣传。天主教研究出好多办法，包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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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义（著作），互解佛教的信徒（用代亡灵超度）。在新竹乡下，天主教会到信佛的农户访问，也拜农户所供的观音像，渐渐接触之后，就以圣母玛丽亚像替你换下观音像，说这是天主教的观音，叫做圣母，有求必应。如愿随从，便可获得奖金新台币一千元。以后即常遨你去教堂听道，先带儿童去吃糖果看画片，然后使儿童带母亲去，母亲再带父亲去，最后全家都去而信了天主。
　　我们台湾的佛教徒中，少数人已经觉察到这股外道的威胁之力，多数人尚不知其所以。
　　但是，时代和环境的鞭子，已一鞭紧于一鞭地抽向此间佛教徒的生活圈来，佛教徒们为了求存，为了信仰，必将猛省。我们确信，只要抵制共产主义并消灭它，只要人类的理性尚有一天存在，我们的佛教，不惟不致灭亡，而且必将成为唯一的人类信仰之光。然而，若不及时猛省，及时舍私为公，及时为法亡己，暂时的、局部的灭亡，也是很可能的啊！
　　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于台湾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