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台湾的佛教

一九二七年，已故的佛学泰斗彻尔巴茨基（Th. Stcherbatsty）曾这样说：“虽然在欧洲，自开始了关于佛教的科学性的研究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可是我们对于佛教的宗教与哲学最根本意义的理解，迄仍在暗中摸索。”（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ana，页一）从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诸多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卓越的佛教学者们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书籍，演绎注释了佛教教理的教义；另一方面，有许多居士们也从佛陀的教训，发现了对于二十世纪的人民与国家有妥恰的指导原理。同样重要的是有种种不同科学素养的学者们，例如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图像学等等方面的专家，亦开始热诚地研究佛教多方面的形态。虽然有这样多方面的研究，却未必能意味着佛教的宗教与哲学的深秘难解领域，已经完全被澄清解决。那不过意指著：今日，我们站在此半世纪前更优的地位，来开发佛教诸方面的更正确理解而已。
　　在晚近，宗教史学的课门（Allegemeine Religions Wissenschaft 通常亦被理解为比较宗教学，或宗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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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亦抱了重新的兴趣与真诚的努力来研究佛教。此课门所攻读研究的，乃是在人类史上所出现的一切宗教现象，以及构成人类宗教史上的一切宗教。因此，宗教史学的本来性质并无需特别辨明任何一个特殊宗教比别的诸宗教更有优越性，或者妥当性，其任务乃是预备一种更广大的眼光、视界和比较法上的洞察，使之能够分别研究特定的诸宗教。举例来说，许多宗教史家对于佛教研究特有兴趣，专心探究佛教的起源及其发展，佛教本身以及其发展上与印度和其他亚洲诸国家的文化、社会所接触的相互关系。有的则研究佛教团体（僧伽 Samgha）心理上的机构因素，以及其对于世俗世界的反应态度。又有的对于社会学上的分析别有偏好，致力要澄清佛教运动的社会肯景和机构，来确定社会学上此运动妥当的涵意和结果。还有别的则作了比较研究，关于僧院施设、仪礼、象征以及僧侣与在家信徒的指导者制度等等诸方面，佛教究竟与其他宗教团体有何差异相同等问题。
　　有些宗教史学者要亲身从事调查世界许多地方的宗教现况。作者亦于一九六一－六二年间，亘六个月之久，曾从事调查中国佛教现今的进展，拜访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地中国佛教的领袖们以及学者们。我们的访问台湾是一个很有收获的经验，这些都应该感谢中华民国佛教会、美国在中国教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许多政府官员、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几所大学，尤其是台北台湾大学的学士们，在此因篇幅所限，只能摘要记述所得印象，至于在自由中国之佛教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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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形态，实难能在此短帙中详细、系统地叙述殆尽。
　　到台湾游历的人必然感觉到：这小小的岛屿乃是亚洲诸文化的一个珍贵宝库。台岛的所谓“高山同胞”，其民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虽然他们未曾发展利用文字以记录其文化，却亦凭依神说口传的方式，保留下他们的宗教与文化的本质。由于自十七世纪开始的来自中国的移民，这些不善垦殖的前住民便慢慢地移入高山地带居住。现今，他们努力要与华人社会同化，并且已有许多人接受了基督教，其他亦有接纳佛教的。关于十七世纪荷兰与西班牙的割据，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在安平的热兰遮炮堡、在台南的赤崁楼、在淡水的多明俄炮堡等等的旧迹而已。无论如何，他们的遗物，明确表示着台湾岛屿在东南亚地理上的重要位置。给台湾留下更大影响的就是郑成功，西欧人称他为“国姓爷”（Koxinga），他出生日本，其父是中国人，母则是日本人。他于一六六一年击退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乃创始大批的移民活动；成群的中国人自中国的南部海岸转往到台湾。这些移民，叫他们本身为“台湾人”，自他们各自的祖籍故乡，一同带来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地方民间礼仪，和种种的迷信陋习。在一八九五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由此开始了日本五十年的统治，移入了不同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佛教方式，影响了台湾在来的佛教徒生活。在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然而当大陆沦陷以后，中国国民政府随即迁居台湾。和政府的迁移一同来台的差不多有二百万军民，他们大部分都讲“国语”。必然的，他们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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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从事领导性的职务。
　　台湾的重要性，从我们的立场来说，乃是在于将来对远东的文化、宗教生活必有莫大的贡献。我们当谨慎；当我们说到台湾的时候，切勿把它和任何一个在台湾岛历史上所生存的文化层或者种族团体混为一谈。台湾已经达到一种由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以及不同种族背景合成的具有独特性的调和。我们采访到高山族的村舍，发现男女老幼都一方面坚守保留着他们祖传的文化，同时另一方面，力图找出新生活的途径于二十世纪的世界。台湾人则经营着一种综合由南中国所带来的古来传统和日本的影响，以及最近由大陆移入的“国语文化”的复合性文化生活。由大陆来的新居住者，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传统，以及从外国所学习的学术、科学、技术，并且想要如何与早时的岛民居住者同生共存。
　　从宗教方面说，台湾保留着一切由最古代以及最新的信仰系统的型态。我们受惠于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的学者们辛勤的研究工作，关于台湾高山族宗教的学术发展，是使史前时代关闭的人类宗教生活得到开启的一个重要关键。台湾人的宗教惯例使我们能够洞察到中国南部的宗教遗产，它现今仍普行于东南亚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华侨的宗教生活。虽然我们的访问是短暂的，但仍有机会谒见许多不同宗教的领袖们，只举其中几位最闻名的，有道教的张天师、西藏活佛、白圣法师（中华民国佛教会理事长）、黄彰辉博士（台湾基督长老会神学院院长）、罗马天主教于斌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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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回教的领袖白崇禧将军。在此顺便赘加一言：“中国诸宗教敦睦协会”在台湾继续其工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此协会是在战争期间，由已故的太虚法师、于斌大主教、白崇禧将军和卫理公会的陈监督于重庆共同创成的组织，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一种综合宗教，而是为了寻求不同背景的纯正宗教信徒间互相更明确的理解和更和善的协助。
　　因为我们原订的计划是研究中国佛教，所以更多的时间都用在访问台湾各地的佛寺和佛教的领导者。不幸地，由于气候恶劣，我们计划到花莲和澎湖的班机停飞，可是我们仍然北自淡水旅行到南部的高雄。如此的研究旅行所得的结果实在丰富，而且多彩多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机会能够使研究者本身体会到：不但是宗教教义或者仪式方面，就是全体的宗教生活，包含其色彩、声调、美术、建筑以及男女老幼的信徒们生活在其宗教气氛中产生的表现。念任何一个佛教的书本都是重要的，可是人会得到不同的佛教体验，例如：探访在台湾山乡的小僧院或者女僧院，坐在寂静的庭园里，啜一杯苦茶，聆听那晨钟暮鼓与凉风交响的声音的时候所得时体验！诚然，直到我们回到美国后，仍有恒久的印象与记忆，牢记着：中国佛教种种的局面与事实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又充满了实存上的矛盾。
　　第一、我们深深被台湾佛教徒的敬虔所感动。佛教和别的宗教不同，没有安排固定的礼拜天的仪式。可是，寺庙里常有善男信女，敬虔供献牲礼和香料或者金银的纸铂，许多闻名的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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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台北的龙山寺、木栅的指南宫、彰化八卦山的新大佛像等等，从远地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因为到闻名的寺庙巡礼乃是中国人宗教敬虔中的一个重要的行事。许多群集到寺庙的信徒们好像不会分别他们崇拜的对象。他们敬奉佛教的神佛，也事奉道教的神像，并且许多到寺庙是为着“抽签”或者祈求此世合时的平安和财利。无论如何，这些都推翻了许多西洋学者经常挂口的“中国人是非宗教性的百姓”之见解，至少，台湾的百姓表现了极浓厚的宗教敬虔，虽然其中亦混合了迷信的信仰和陋习。中国佛教会领导者正在为此种宗教教训问题表明关心，因此开了为平信徒们的讲座，并且发刊了许多定期性杂志，可是，古来的传习仍然屹立。台湾佛教的强弱优劣都系于这些多数平信徒的非教义、非智识化的敬虔。
　　台湾佛教的第二特色，与第一有关，在于僧侣们对于严格的学术研究所表示的关心。无论是僧侣或者有学问的居士们都小心翼翼地遵守宗教的戒律，并且有了经典的实际智识。在日伪统治时代，有几位台湾的僧侣得鼓励到日本的佛教大学进修。日本佛教团体的领袖们亦曾计划将台湾的寺庙，包含所谓“斋教”加入同化于日本佛教团体的组织里面。其结果并不全部完美，虽然台湾的僧侣得到了学问上的成就，交接纳了日本的僧侣婚姻制度和拒绝传统上的素食戒律。但由于在一九五二年，在台岛中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ROC）的再组织，对那种风气曾严正驳斥，以期“洁清”与“改革”台湾佛教的教义与仪礼。中国佛教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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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它现今拥有三万四千个各人与约八五〇团体（地方寺庙和地方佛教会）为其会员。它与台湾省佛教会密切合作，后者拥有二十个以上的地方分会。
　　台湾的佛教会组织从事于印刷中国版的大藏经，以及其他灵修上的书籍与多种的刊物，其中有的为了准备佛门课本，有的则关于社会服务或者教育事工的图书。就中最为成功的似乎就是其定期性刊物－例如“海潮音”、“人生”、“菩提树”、“台湾佛教”与“佛教青年”等。虽然僧侣们与居士们都曾尽了最大的工夫，但或许为了某种原因，要建设佛教大学的事情迄未实现。当然在几些比较重要的都市，已经有了几个为了男女沙弥所设立的精舍或者佛学院。可是在这些施设所教授的教课仍然只止于初步性质。关于此方面，台湾佛教有许多方面仍大可从在越南、泰国、缅甸与日本的佛教学院学习的地方。
　　这种指摘并不是说在台湾的中国佛教欠乏了佛学和佛学的研习。事实上，一般在台湾的教育水准、学问程度足可凌驾亚洲的其他部分，只是佛教徒不好好地利用它就是了。在佛教徒中有一个倾向，不重视在中央研究院、国立台湾大学，以及其他学院或者大学的学者们所发表关于历史上、社会上或者哲学上的著作，除非这些学者恰好是佛教徒或者赞成佛教会现行的方策的学者，才对此注视。因此，批评性的学术著作，或者学术性的批评，在现今阶段仍不易被采纳。然而，在此一般的倾向当中亦有显著例外。假如我们可以从大众中只选出一位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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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要指出印顺法师。无疑地，必然有几位与他同等胸襟的人士，可惜因我们失了机会不能亲自谒见或者没有机会与他们相识恳谈。关于印顺法师，我们通过他的著作，特别是“评熊十力的唯识论”（香港一九五〇）已经明白一些他的思想。当我们访问他的时候，即时会感觉到在此有一位真正“敬虔”和“硕学”，并且已经达到“智慧”真谛的人士。他透彻的素朴性、谦卑与圣者的风度，使你会感觉到他是中国佛教最圆融至善的一位活活的典型。
　　我们虽然承认，诸如印顺法师以及与他一样的佛教法师们，要在台湾佛教的下层品级浸透其影响与感化，仍需相当时间。但事实上已经“一点孤帆，遥远在望”，有了几个有望的记号了。举例来说，由中国佛教会所设立的国际文化教育奖学金基金会，已经吸引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们和种种大学的学生们的兴趣，而开始真诚地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儒教、科学、艺术、工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现世的诸问题的关系。这许多男女青年们感觉到他们有使命在他们的俗工世界发挥佛教精神，同时也有一些人由此志愿做僧侣。这些年轻的慕道者好像了解到无教义基础的敬虔，虽然如何热切，仍然容易变质退化为灵性上的自满自足或者迷信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亦察觉对于佛教只有知识上的追求乃是一样危险的。所需要的恐怕是艰难的中庸之道，一方面保持佛教传统上的献身与敬虔，同时在另方面，则保持严正的学问和智性上的完整，因为只有遵守此种中庸之道才有达到彻悟宗教上的真理，就是传统上佛教所称为“智慧”之目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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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台湾的中国佛教要变成怎样，无人敢于预言。然而有一件事是明显的，在台湾的中国佛教徒，同时作为中国人、亦作为佛教徒，必须担当繁重困难的责任。今日，当佛教的诸宗派想重新发现理解互相不同宗派的佛教真理时，在台湾的中国佛教必须同共分担，俾巩固统合大乘佛教，亦即由中国分散到许多其他亚洲诸国家的种种传统。同样重要的事工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亦需考虑准备，在将来中国反攻大陆再次统一的时候，能够作为先锋，将其文化上、灵性上的宝贝传扬到其他的邻国。今日中国佛教徒好像已认清此点将来的任务，然而请容许作为一位旁观外客的我在此附加一个注释；他们必须得到鼓励，以尽其纯正的历史传统，就是敬虔、学问和智慧。（邱明忠、龚书森译自“法国与亚洲”［France-Asia］第一七四号［一九六二年七、八月］的抽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