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台湾佛教
一、佛教传来以前的台湾宗教
(西纪二一九-一六六一)
台湾自从明末清初,才有历史记载,在此以前则缪无所知。因为原住民族,尚未脱离野蛮未开时代,不但未有文字,而且因种族繁杂,语言各异,群雄各据一方,始终没有联系。所以在这时代的情形,除了用语言学,或由他们累代相传的口碑以后,事实上,没有方法探知他们的祖先系统,乃至民族的由来。过去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人种土俗学教室,觉得有调查的必要,费了六、七年的工夫,把他们传下来的口碑,作一个记录,经过有系统的工作加以整理以后,成为两大册子,其书名称为“台湾高山族系统新属之研究”,另一册称名“由原语台湾高山族传说集”。由这些研究,约略可知他们的出身地,大半是南洋方面移住的民族。可是由这些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乃至宗教考察的结果,与佛教并无关系。佛灭后的印度,由阿育王分派传教师到各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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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一带应有影响,可是这些高山同胞,并无半点佛教色彩。由此可知古代的台湾,与佛教全无关系。
次则中国人与台湾的关系,此亦甚难清楚,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台湾远在五千年前,既有人居住,有些石器与中国大陆,实不无关。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较为古者,乃三神山之说。秦始皇心满意足为天子之后,又想与神仙为伴,求一不死之药。于是信方士徐福之惑,满载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出海。此所谓三神山者即是蓬莱、方丈、瀛洲。有人说蓬莱、方丈是指日本及琉球,而瀛洲就是台湾。由此可知,古代人的心目中,以台湾为仙岛,因台湾草木秀美,有长春之花,不黄之草。又有说台湾有岱员,澎湖为方壶,其音近似。此乃列子夏革之说,亦仙圣之地。
明万历初年,葡萄牙船航太平洋,中途经过台湾之北,自外远望,山岳如画,树木为葱。因此称台湾为荷摩沙,就是称台湾为美丽岛。
据上内外之说,台湾实为仙地,四时风景美佳。可是在中国人实地住在台湾之结果,称台湾为“埋冤”。因为明代漳泉人入台,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致不得归家,故以埋冤之名称之,而表其凄惨。
由这些传闻,我们知道,台湾一面是仙境,一面是很难住的地方。因为气候关系,动植物较为容易生长,而且多湿多雨的关系,微生物亦适于繁荣的地方,故古来瘟疫传染病之多,亦无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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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这是台湾的真象。
因为岛民对于宗教信仰,容易趋于迷信,医药尚未发达之时,环境卫生亦甚不佳,所以病即依赖神佛,其他更无良法,是否因为这些缘故,汉人所信仰各种神佛之中,在台最初被人崇奉者,就是医神,远在荷兰时代与汉人之移住台湾同时,在台湾最初所建的庙,就是保生大帝庙。这庙后人称为开山富。其意是说台湾最初的庙。
在荷兰时代,对于宗教政策,当然以基督教为主。一般历史家,称欧洲人之移民,一定带着“算盘及十字架”,这是不错的说法。在台湾当时亦是这样,他们不准十字架以外的存在。据荷兰时代的记录(平山勋著台湾社会经济史全集),明永历十二年(西纪一六五八)颁布禁条如左:
土人不许信奉偶象,及奸淫行为,犯前者笞于公众面前,然后追放之。犯后者同笞于公众面前,而且处于六年之禁锢。此外如有不良之行为者,依荷人对定法律处分之。
由此可知,荷人对于在来的宗教,加以严重的压迫。看当时的记录,不但对于偶像,常有举行升天祭。把它焚毁外,对于土著的巫女,加以追放,不准她们住在家里。
因此死于非命者,不知其数。一六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台湾浮议会寄给印度总督信中说:“四十八名既经归来。最初逐放时,二百五十名之中,二百零二名,因年老及贫穷交加,都既死去。今这四十八名应分散于五个村落,平均一个村十名,放在各村牧师的警戒中,亦甚容易。如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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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放任,她们容易回复从前的迷信,而且这种措施,当然对于盲目的土著民,有很大的弊害云云。”由此可见荷人对于十字架以外的宗教的一斑。
那末三百余年的宗教-这里是指荷兰时代,归服土著民的宗教-究竟如何?今据当时的荷人宣教师之一,嘉齐宇士(Canditius)著台湾岛史的记载,录之如下:
他们并无经典,只依口传,信灵魂为不灭,凡人死则建小屋于高地,门前挂着绿树或旗,室中央放一钵水及杯,以为可以洗净灵魂的污秽。??死后灵魂欲入天国之前,有一深渊。上面挂着桥梁无论好人恶人必须经过。但是坏人过桥时,桥必自动反倒,将恶人坠落奈加的深渊。可是受这种刑罚的原因:须裸体行时而不行者,禁止穿绢时而穿者,三十六岁以前生小孩者,非季节而捕鱼采牡蛎者,鸟飞行时而轻蔑观察者等,须受这种刑罚。诳言、杀人、行盗者,不视为永远之罪。又酒醉及私通,男女都不视为罪。他们说我们的神,由私通而感觉喜欣。又他们所祈祷,反供献牺牲的对象,不是唯一神,是多神教。诸神中之一叫做“多马义散拜”,是住居在南方。此是雄壮的神,其妻在东方,叫做“多苦散苦巴他”。暴风东起时,男神不送雨,女神则来其夫面前,他们夫妻相会时,则给人类以昙天。又住在北方的神灵,对于人类甚残酷,这神叫做“多米义散合哈”,是使人类美丽以后,给人类痘疮及兽病,使之变为丑。他们崇拜此神,是为避其虫害。他们另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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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牺牲于诸神中的最高絖神,其名称为“多米义散项”,是为请他控制诸恶神政。又他们出征时,祈于二神,一神名为“多罗夫罗”,他为“多巴甲阿别”。此最后二神是男子最崇拜的神。此外尚有很多,无法尽举。据我(著者)所知,主持供奉牺牲及仪式者,不是男僧,地方人叫为“伊腻布斯”,是个女巫。这些女巫的业务,就是祈祷及牺牲。供牺牲时杀很多豚,与米及酒排在堂中。其后一二女巫对他们长久咒念,忽然举目大声,说神既来。其时恍惚状态,到卧在床上,宛如死人。因此四、五位欲使之苏生。经后宛如苦痛震悚。他处有多人,好像哭声一样,唱起悲歌。约略一小时继续,女巫等爬上庙顶,在公众(大概是女)面前裸体,手指足划,裸体示神。另有人在祈祷,时间漫长。在全仪式中间,都饮强酒。又说这些女巫不但能退散恶魔,且能豫[预]言。攘鬼时,手持日本刀,喊声如恐怖,另出阴气声。他们说,这些作法,能使恶魔恐怖,而投身附近河川自杀云。
又他们的葬式,与其他各国不同。如异教徒的东印度一样,不埋不烧。地上三呎高的桌上,放下尸体,在周围适当距离处,焚起温火,而使尸体水气干燥。而在此中间,他们乍祭乍跃,杀很多的豚,饮很强的酒。在此时,女子们跳奇妙的舞。因为他们运来中空的木干,放在丧家庭前。同样采取中空的木干无做的太鼓,鼓打以后,其中五六人背向背而乱舞,同时发出奇妙的声音,一日约二小时以慰抚。这样称过九日以后,尸体略干,每日一次用洗干净的席包之。又为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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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建有一家之内里,特别筑高土,而将尸体放在其上,放置三年以后,约化为骨,将此取回而烧在家中一定的地方。
著者曾目击,一个男子大病,全身叫苦,而他们将绳缚在其首,好像命其窒息一样,将绳吊起又急放下,而使其早死。
以上是荷兰时代,在台宣教所看当时的宗教情形。但是这不是整个高山族的宗教,不过是当时归化于荷人的麻豆、萧垄等六社蕃(平埔蕃)的宗教而已。至于台湾的现存高山族,约有八种,此中语言习惯都不同,宗教当然也异其趣。
天启二年(西纪一六二二,清天命七年),荷人筑城于澎湖。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占据台湾南部,天启六年(一六二六)西班牙人略取台湾北部,除了算盘以外,都带有十字架。西人在基隆社寮岛肇建天主教堂。这是旧教传来台湾的嚆矢。天启七年(一六二七)荷人亦觉得有宗教教育的必要,亦派宣教师来台,此是新教来台传道之始。南部的新教经过了一年的工夫,颇有成绩,土人中能祈祷及能理解教条者,既有一百一十人的报告。在此间西人由基隆潜入淡水,亦建筑教堂,于是荷人坐卧不安,崇祯二年(一六二九)进攻淡水,西人力抗,遂不得逞。因此荷人觉得有守卫的必要,遂建筑热兰遮城于台南安平,以防外患。同时宗教教育进展,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建教堂于新港。此是新教教堂的启端。崇祯五年(一六三二)西船遇风漂流至哈仔滩,船员五十人为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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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杀,即兴兵征讨,而占有宜兰地方。翌年建筑教堂(San Lorenso)于宜兰。但是在淡水的神父伐爱士(Franciscc vaez)在关渡为土著民所杀。可是南部的传教较为胜利,新港蕃整社入信,引起邻社嫉视,崇祯七年(一六三六)因此荷人讨伐麻豆等各社,藉得与各社缔结和平协定,是时归顺荷人有五十七村之多。由此十存架再带到目加溜湾及麻豆等各社。翌年又得琅(恒春)十六村的归服,荷人大告成功。崇祯十年(一六三七)荷人开始压迫在来的宗教,于新港、麻豆两社举行偶像焚化式,强迫土著民归信。据当时的统计,新港社受洗者一、〇四七人,目加溜湾社二六一人,荐垄社二八二人,麻豆社二一五人,大目降社二〇九人,总计有二、〇一四人之多。
反之北部的旧教,宣教成绩不佳,崇祯八年(一六三七)继神甫伐爱士被杀后,神甫莫洛(Luis Muro)又被批位[为]族人杀害,因此淡水派遣军渐次撤守。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荷人乘机进攻基隆城取之,于是淡水住民亦将其村落献上。由此北部台湾亦归荷人之手。西人占据台湾北部仅仅十七年间,而其天主教的宣布,亦与其政治为始终。但是其种下的旧教种子,虽一时失脚培养,可是对于后来的该教宣教上不无影响。
荷兰人得有台湾全岛后,极力对于宗教教育,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有义宇士(Junius)宣教师归国休息,当时的统计,台湾土著民受洗者计有五、四〇〇人以上,受过宗教教育的儿童六社共有六〇〇人,而土著民教师(学校教员)计有五十名。隆武元年(一六四五)荷人召开南北各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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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时教会的费用既达六万眉(荷人银元)。
永历元年(一六四七)荷人宣教师吴阿埤宇士(Gnavius)在萧垄社,开始经营幼稚园,收容儿童二五三名,此是台湾宗教幼稚园之先声。学校教育由土语教育改为教授荷兰初步,政治方面则开始制作管辖蕃社,由宣教师查户口,制作户口名簿。
永历六年(一六五二)政治家与驻台宗教家发生不睦,宣教师被解除行政的职务,那时郑成功袭台风声屡起,荷人触目惊心。兼之翌年赤崁城建筑成功后,疟疾及麻疹病流行,而又遭遇饥荒,教会及宗教教育事业,无形中停下。可是不久略得回复,永历十一年(一六五七)拟在麻豆建设台湾教会神学校,他面禁止在来宗教,于是颁布“鞭打及逐出偶像者之命令”。
总之,十字架的唯一神,带有嫉妒之心,不准一神以外的存在,这在台湾上代既有充分表现。但是这些宗教教育,对于岛民的精神生活不无增加,对于文化方面亦贡献不少。尤其嘉齐宇士宣教师所著“马太传蕃语对照”“台湾蕃语译教则书”等,及其他宣教师等的著作,至今仍脍炙人口。
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郑成功攻台那年,台湾旱魃,农作物且受到飞蝗虫害,形成第二次饥馑,郑氏乘机攻之,连战九阅月,逐出荷人,光复台湾。此时随着汉人大量移民,佛教开始传入台湾。至于荷西人以前,实无佛教可言。但是同是宗教,对于精神生活相关,不无少补。于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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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尚未传来前之台湾宗教,到底是怎样情形,略为述之,以作佛教传来之素地。
又关于郑氏以后的台湾佛教,笔者手中亦甚缺资料,所以殊杜撰。因此希望各位读者先生,如有相当的资料,请为贡献,藉得完成此篇,则佛教幸甚。就笔者本意本说,写此篇的目的,不过留些资料,以供后人的参考而已。
二、郑氏时代之佛教
一、郑氏关系史料检讨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郑氏一族的活动,不单是个民族英雄,就台湾开拓史来看,赶走外夷,占有台湾,为汉民族增加生活根据地,这是很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尊他为开山神,在台湾老早既有几十轩的庙,尊他为神明,祈他保护台湾顺序发展下去。
在气候方面来看,我们中国大陆,多是属于温寒地带,因此产业资源缺少热带产品,故台湾与海南岛实是中国仅有的热带地,虽不能尽量供给热带产品,也可以得到几分的满足。外人有说,如果能得到如南洋方面的热带地的,可以征服世界,可知热带的产量,任比其他地方为多,这是一般的结论。故中国能占有台湾,实比获得任何东西为宝贵。素来称台湾为宝岛,其理由实在此点。所以郑氏三代统治台湾,开拓台湾,是个划时期的事业,为中国人开一新天地,这是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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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呀!
但是关于郑氏及台湾的当时情形,参考资料不多,因为关于郑氏之记事,清朝政府多为禁刊,特别关于宗教尤其佛教之记事,真实绝无仅有。今关于郑氏参考资料,略举之如下:
明盐官曹履泰著「靖海纪略”四卷,此是郑氏初期活动的最好参考资料,因为著者曹本人当时官在福建省同安县,此是集录当时关系文书。这书后来复刊在国学文库第十七编。
其次有明学者黄宗羲著「赐姓始末”、“郑成功传”两本,刻在“梨洲遗著汇刊”全集中,但是作者黄氏死在康熙二十年,可是关于郑氏的记事,有其死后的记事,这恐怕后人误编的。但其记事细详,足以为参考。此外黄氏的劳作,尚有“海外恸哭记”、“日本乞师记”、“鲁纪年”、“隆武纪年”、“永历纪年”等书,皆刊在同全集中。以上是明代人记明代之事的,根据其实际见闻所写,实为最好的参考资料。
又当时郑氏的户官杨英的日记,由漳浦李岳发见,于是民国廿年由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刊出,为资料丛书第一。而作者杨英之记载,是从永历三年(一六四四)至十五年(一六六二)约十二年间,详细记录郑氏的活动,比较有正确的传闻。此外有珠浦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卅卷,此书是记载郑氏四代的活动,比其他书更为详密而且有整理,不过其缺点实带有小说性质,但不能说是全无事实。后人研究郑氏史事多依据之。此外尚有泉南夏元斌的“闽海纪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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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代(大正六年),由连雅堂先生于台北出版,其他沉云的“台湾郑氏始末”,鹫岛山人的“海上见闻录”,无名氏的“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清史馆选“郑芝龙列传”、“痛史”,王钟麒的“郑成功”,余宗信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等单行本。论文则有朱希祖的“郑延平王受明封爵考”,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晚明史籍考”是明末史籍的解题,都是良好的参考书。
又在日本则有“华史变态”卅五卷,又是郑氏研究的好资料,其后有山口长孺编“台湾郑氏”三卷、“台湾割据志”。狄生北海的“台湾乱传闻记”一卷、冈岛冠山的“通俗明清军谭国姓爷忠义传”,此外尚有丸山彦的“郑成功”、宫崎来城的“郑成功”、馆森鸿的“朱成功传”、山田孝使的“郑成功传”。其他史学家的研究,则有小仓秀实的“支那侵略志”、市村钻次郎博士的“清初台湾郑氏关系文书”、辻善之助的“德川家光的支那侵略”、稻叶岩吉(君山)“明末遗臣的日本乞师始末”、乌山喜一的“明末孤臣日本乞师”、后藤肃堂的“明末孤忠张非文事迹考”、中村久四郎博士的“日本乞资及乞师”、木宫泰彦“日支交通史”,西原道博则有以下各论文:“明将周鹤芝、冯京第的日本乞师”、“郑芝龙日本乞师”、“明末郑氏的吕宋招谕”、“明末日本乞师与郑经”、“国姓爷南方攻略”、“就日本乞师失败的原因”、“明末清初清援琉球始末”。又原台北帝国大学总长币原坦博士的“国姓爷的台湾攻略”、“国姓爷吕宋招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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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考”,而通俗文则有稻垣孙兵卫著「郑成功”。这些是中日文的参考书,此外尚有欧人史料等甚多,不遑枚举。(请参看省文献会郑成功文献解题及赖永祥先生著台湾关系文献)
二、郑氏与佛教关系
但是这些资料,有无说起郑氏与佛教的关系,这是一个疑问。据江日升的台湾外记有说:按成功踞金厦,震动滨海,有人问黄檗寺隐元禅师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东海长鲸也。再问何时得灭?元曰:归东既逝。辛丑成功攻台,红毛望见一人峨冠博带,骑鲸从鹿耳门游漾而入,后成功诸船果从是港进。癸卯年四月间,功未病时,有副将杨明,梦成功冠带骑鲸鱼,由鲲身之东,出而外海,觉而大异,与人述之,不数日而成功卒。正符隐元归东即逝之言。按隐元禅师与郑成功,同是福建省人,两人的活动时期,亦相差不远。郑成功在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薨于台湾。而隐元禅师则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于日本入灭。又隐元禅师于永历六年(一六五二),受日本德川家纲将军的聘请到日本去。先是约十八年间,都在福建省清县活动。换句话说,隐元禅师在崇祯七年(一六三七)就住黄檗山万福寺为主持。当时声望甚高,一时龙象凑集,至于数千指,宗风大扬。他面郑成功于永历元年(一六四七)募兵南澳,开始复朝工作。至隐元禅师离开中国时,郑成功正围漳州城,守海澄。因此可以说两人的活动时期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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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隐元禅师,是近代的高僧,学德兼修,其门下龙象散在各地,尤其当时的福建省,可以说是他的独舞台。不但如此,他遣其首座往日本传教,但是不幸至港口舟覆而死。可是日本德川家纲将军沿足利将军之故事,欲建禅刹,延请中国高僧,特托长崎兴福寺逸然和尚代请,因得隐元禅师应诺。听说隐元将至海口时,梦其已死的首座来迎,次日风浪大作,群鱼千万,船众咸恐栗,共请于隐元,隐元曰毋虑。令侍者出纸笔,书免朝二字于水仙门焚之,顷风息而鱼散。隐元居日本,人奉如活佛,不但奉如活佛,遂建一新宗派,名叫做黄檗宗,隐元禅师是日本该宗的开祖。
据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八年九月清以海澄公敕印招成功降,并遣其弟持芝龙书劝之,在十七日条下有如下记载:二使到安平填,发吕太礼物不收,带回报命。藩令大设供赈于报恩寺,二使不肯驻宿,只就布帆安驻诏敕。藩见其来意不善,不肯受诏。又藩复禀与太师(芝龙),禀内:“九月十一即回,儿嘱其致意诏使,约期相面,而诏使忽于九月十七日遂到安平,盛设供帐于报恩寺安顿,乃诏使不敢住宿,哨马四出,布帆山坡”云云。由此可以想像郑氏与佛教不无接触。但在这些书中郑成功具体的信仰并无表现。观永历十二年八月师次羊山一事,其对于世俗的迷信,好像全无,今举其记事如下:
八月初九日,藩驾至羊山,先数日前,问引港都督李顺,水路远近,港门山屿,流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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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曰舟山至羊山,鸡鸣开驾,好西南风午后便到,此处有二山,不甚高,一名猴山俱系猴,而无羊。一名羊山系羊而无猴,无人居住,有一古小庙迹,传称祀羊山王,甚灵应,凡泊船必祭祀。又称海中有朦瞽二龙,泊船不可金鼓献纸,恐其惊动翻觉[搅]也。凡有泊船不祭,而金鼓献纸,船多不平安。藩曰焉有此理!光武涉滹渡之河。金人渺混洞之水,天意有在,岳渎为之效灵,我提师望复神京,以为社稷,涉历波涛有年矣,未见如此妖氛也,不信之。是早鹤鸣开驾,风平浪恬,至午果到羊山,传令寄泊,候坐驾泊山下,越初十日午,各提督来见,藩过六中军船议事,见黑云微起,风转不顺,催各镇归船,传令小船阁山,大船夕寄碇湾泊去。后藩随过新中军船,不移时,即风起浪涌,迅雷电闪,雨大如注。昏黑,对面亦不相见,只闻呼救,拆裂冲击悲惨之声。时管船都督陈德跪告曰:六中军近在此边,今不见矣。风涛异常,本船有棕碇三条俱断,今御一旧草碇去,未知何如?藩主上应天出,请上拜棚拜告,看平风息浪,救此数万官兵。藩叱之,以天意有在,岂人所能求祷。移瞬碇手又报。草碇又去一股。时太监张忠等,与各官俱跪求哀劝,藩姑从就船四拜,随云收雨息。波浪稍恬,自午至酉方始霁。遂令人查访六中军船,已不见,惟船枋漂阁在峰矣。船中失去六妃嫔,并二、三舍,五舍三位,余男妇老幼稍兵,计二百三十一人俱没水中,惟有一老婆及老稍浮水逃生,藩发一笑,令各收尸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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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郑成功除了儒教思想以外,并无杂信。如果有信佛教,必定有参禅宗,这是我们的推想。
三、郑时台湾所建的寺庙
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一六六一)兴师进军台湾,驱荷人离去台湾,全台遂归郑氏,改台湾为东都,改赤嵌城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设兵农合一之屯田制,于是三代经营台湾共有二十二年之久,其中所建的寺庙是哪一种的东西?据台湾府志寺庙条下的记载:
①弥陀寺:在大东门内永康建,伪时建寻毁。
②观音宫:一在宁南坊日观音堂,伪时建。
③观音亭:在镇北坊,伪时建。
④准提堂:在宁南坊,伪时建。
⑤万福庵:在镇北坊,建始未详,内祀观音菩萨,旁有明英义伯阮公季友牌位,俗称阮夫人等。
⑥龙湖岩:赤山堡六甲,郑时陈永华建。
以上是以佛菩萨为本尊而建设之寺庙,实不过几所而已。至于其他的神庙,则有孔子庙、真武庙、城隍庙,东岳庙、总管宫等庙,都是道教色彩的民间信仰的庙。这些郑时所建的庙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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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荷兰时代所建的吴真人庙小南天(祀社公)亦仅仅无几。此是因为当时戎马倥偬,无闲顾及的缘故罢了。
四、最初的僧伽
那末当时有无和尚在台,据连雅堂通史记载:“东宁初建,制度渐完,延平郡王经,以承天府之内,尚无丛林,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云云。但是当时所请何僧?文献无征,实难速断。总之,当时既有僧侣住在台湾,实无疑问。但不知那些僧侣是属那宗派?实无可考。据清朝僧野史大观卷十二,有记载郑时异僧,今举之如下:在昔清顺治间郑成功踞台湾自立,其时粤东有异僧携杖钵航海诣郑。自云:“谙土遁风角之学,技击门经亦尝浅造。”郑试之如其所命,与谈兵亦凿凿中窍,能大意与古合。郑异之,郑以国师,待以优礼,僧亦坦然受之。僧性故高亢,遇同辈多倨傲,同辈以其为郑所重也,亦优容之。积久僧尤横,骄骞之气渐逼及郑。郑恶之,疑为清间谍。不满者更乘隙赞愬,遂愈疑僧为匪人。每念得当去僧,以除心腹之患。然又恐其炼气功足,所事不成,转以取祸。因私谋于部下诸将,有刘国轩者海滨恶少也,以酒后杀人,思罪投郑军。郑爱其胆,高位置。闻郑言,挺身自任。“愿以身命与妖僧搏,藉报郑之知遇”。郑恐事不果而正踌躇间,刘窥其意,复跪而进曰:“事之成败,俱小人是任,大王请无虑”。郑许之。于是刘与僧,遂款洽成至交,月余刘招僧浴于温池,戏调僧曰:“国师富佛祖根性,道心澄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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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丹足,倘遇摩登伽,能还镇定否?”僧笑曰:“参寮和尚,谓禅心泥絮,不逐春风,考僧参透久矣。区区色戒,尚足为魔障耶?”刘佯重之订以异日。未几宴僧于招贤馆厅下,灯红酒绿,妙舞清歌,真个令人酣醉。刘复演说古今艳史,为之侑觞,僧谈笑自若,不少介意。酒阑。刘语僧曰:“宵长夜静,无以为欢,后室有活秘戏;能否一视乎?”僧谓:“此亦趣事,何妨作耍意儿。”不料僧随刘至密室,自其地铺红氍毹几遍,上列锦茵绣枕,一列列姣童秀女,多赤体不着一缕,更番宣淫于上,银花火树,愈现精神,花貌玉肤,都成色相。复有妖娆善淫之妇,分踞其傍,为之指说而形示焉,柔情曼态,那能不令目睹心乱耶?僧初犹谟视,不甚关注,顷觉神气就疲,招从人设坐具,若不胜立者。然刘候僧未定,自其后以剑挥之,血花溅地,僧首已然落矣!
这个是否事实,或是传说,难以断定。总之,当时也有善修行之僧,也有异僧混在,犹可想像。今再举他面之例,福建通志有载国朝方外条下:无疑同安人,戒行端严。顺治五年春,郑成功据同安,以叶翼云为知县,陈鼎为教谕。秋官军攻破之,杀伪官守屠其城,枕尸塞路。无疑率其徒达因等七人,就以草荐裹尸,升往城外火化,掘地十余丈而为之厝,标曰“同归所”。漳州被围,死者数万。解围时,无疑又偕其徒收瘗焉。终于长兴甘灵寺。
此虽是大陆之事,但与郑氏有关的记事,而且由此可以知道当时两种的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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