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印度、斯里兰卡20世纪的佛教研究

泰国、印度、斯里兰卡20世纪的佛教研究

　　黄夏年

　　一、泰国

　　佛教在泰国是一个全民信仰的民族宗教，但是泰国的现代化的佛教研究则起步较晚。1871以前，泰国没有大学，所有的教育几乎都是由寺庙承担的。本世纪初，泰国实行了政治改革，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制度，作为传统的思想——佛教的诠释开始与西方的学术结合。当时的教育部长曾经写过形式罗辑的课本，这与佛教的因明关系还不是太大。1916年，泰国开始有了大学，但佛教研究的单位似乎还没有。1933年，泰国皇家学院成立，出版过佛教与科学关系的书籍。1950年泰国的佛教徒到印度学习，回国以后，就在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开展了从哲学角度来看待佛教的研究，他们把佛教看作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流派，用分析论证的方法来理解佛教。过去泰国传统一直相信佛教存在着物质的地狱和天堂的教义，但是在现代西方科学引进之后，人们愈来愈多地理解为地狱和天堂是精神层面的内容，涅槃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的。而一些政治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佛教，认为佛教是“无法解决泰国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教育学家则希望以佛教为基础来发展教育思想。据统计，1957年到1977年间，泰国发表的哲学类著述共2113项，其中属于佛教的有1254项，内容涉及了佛教伦理学、形而上学佛教、佛教入门和佛教的其它领域等。而在泰国哲学学科内，佛教学是单列出来的，与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并列，说明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代泰国最大的佛教思想家是佛陀达沙比丘(Buddhadasa)。佛陀达沙的父亲是华人，祖籍福建，母亲是泰国人。他1906年生于泰国南部地区，8岁曾入寺受教，以后继承父业经商。21岁时正式出家，修习禅法。1923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以后继承父业经商。21岁是正式出家，修习禅法。1923年成为一名佛教教师，翌年赴曼谷深造，并在亲友资助下，成立了修禅打坐的”解脱困”(SuanMonk)。主要著述有(布施)、(菩提树的心木)、 {关于上帝、业和非自我的问题)、 (涅槃)等多种，还将中国佛教禅宗典籍(坛经)和(传法心要)译咸泰文。佛陀达沙思想敏锐，不囿传统，好发议论，自成一家，在现代泰国佛教中影响甚大，郑振煌在(论中泰两位禅者法与道风)中称之为“南传佛教自5世纪觉音著(清净道论)以来的集大成者，以现代观点深入而系统地重新诠释上座部佛教教义”。由于他对佛教的卓越贡献，曾获泰国“暹罗学会”的徽章，1980年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泰国最高爵位的比丘之一。

　　佛陀达沙对现代社会采取了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评击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由于执著物质上的财富，资本家的贪欲被体系化之后，就在贫困的工人和富有雇主之间，产生社会性的冲突。”所以“当国家是由一群穷困的人组成，农民贫病交迫，正在饥饿边缘挣扎时，国家的支柱，就要腐朽崩塌了。又如何维持国家的安定?”(黄美珍(佛使比丘的政治)， {现代禅报)1981年6月18日，台湾)佛陀达沙就是这样把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人的道德问题，他代表了佛教徒所持的共同立场和态度。佛陀达沙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和佛教一样，最主要的差异：佛教的教理并未教导我们把任何事物据为已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主张资产国有化的政策也是一种贪欲；会造成另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和社会对抗无法解决，将会导致穷人走向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因此他主张应先解决资本主义剥削成性的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到来，国家也不会发生暴力对抗和获得安定。他标榜佛教既“不会认同资本主义，也不会是共产主义……佛教因此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 ，佛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两者间的恰当状态。或者也可以说，它以恰当的比例融摄两者”，而且“只是在宗教式微之际，共产主义才会兴起”{同上)反映了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佛陀达沙把佛教的“四谛”解释为： “事物本质自身，本质的法则，人的行为与本质的法则相一致的义务和因这种行为而获得的利益。”由此出发，他对上座部佛教的“涅槃”和“轮回·做了新解，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绝对对立，涅g8在轮回中得到体现，与生俱来俱去；苦难与欢喜同时相依存。它们出现在哪里，势必也在那里消失，并不伴随着生灭之作用而分别。此外，泰国学者维持，维萨达维特还著有(佛教中的非自我)、西提·布因著(佛教社会学)等书。

　　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研究泰国民俗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原名李光荣，”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是泰国国王授予的爵位，笔名”沙天哥色”。出生于1888年12月14日，祖籍广东潮州。年轻时依靠自学成才，曾在海关工作，后到国家艺术厅工作，曾任艺术厅长、皇家研究院院长，先后在朱拉隆功大学、政法大学、艺术大学任教，被授予名誉教授、文学和考古学名誉博士，并被选为泰国正史编纂委员会及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泰国教科文组织委员、暹罗学会会长、历史考证委员会主席、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考察人等重要职位。多次获得泰国国王授予的“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衍头。披耶阿努曼特拉查东一生著作达200余种，重要的有(文化与人类)、 (印度支那半岛古代史)、 (泰族古代生活)、 (民族、语言、文化)、 (语源学)、 {泰族固有习俗集成)、 (回忆泰国、回忆生活)、 (语言学)、 (比较宗教)、 (泰国传说研究)，主编(泰语辞典)和(泰国大百科全书)等。丰硕的成果，使他成为公认的“泰国文学和语言界的权威”。他的著作现已经有中译本。此外，弯歪塔雅哥亲王对泰国佛教艺术有深入的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佛教艺术学者。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故在泰国研究佛教是人文科学界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摩诃蒙固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是最主要的佛教大学，重要的刊物有(泰国通讯)、 (暹罗学会学报)、 (佛法)月刊，英文版(法言)书刊等。

　　二、印度

　　11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亡。1750年以后，印度各地发现了不少石刻铭文石柱，但是人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37年，印度殖民政府孟加拉官员伽米·彭斯根据英国学者特纳对斯里兰卡的(大史)的研究，成功地破译了一些铭文，并把它们译成英语，为世人开始知晓。1874年彭斯主持了印度西部和南部地区的考古，在1883年写出了{佛教寺窟和它们的铭文)知名著作。与此同时，曾是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国官员亚历山大，枯宁汉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处等地发现了石刻铭文，1854年他将这些铭文收集后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届考古部长官。幸运的是，当时法国学者M，斯坦拉·鞠林翻译出版了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枯宁汉姆根据玄奘的记载，核实了发掘考古资料，确定了石柱的铭文性质，指出了他们都是佛教的遗物，出版了考古报告。1870年他再次对释迦牟尼成道地菩提大寺进行了考古工作，撰写了(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或伟大的佛教寺院)报告。以后他又进行了巴忽特佛塔的以佛教艺术为主题的考古工作，于1879年写出了(巴忽特的佛塔)报告，找出了中印度地区的佛教遗址。到1885年，他已经写出了24卷的(印度考古调查报告)，其中有一卷是专门研究阿育王敕柱铭文的内容。以后他退休回到了伦敦，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对印度古代历史的研究，写出不少著作。枯宁汉姆主持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在印度考古作出成绩的还有布格万拉尔，因陀罗杰，他在1882年于孟买附近的苏波罗塔考释了阿育王敕文，特别是确定了这些石柱有五根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60年。印度学者拉尔，米特拉也在这时作出了成绩，他撰写了(孤独的菩提伽耶)、 (释伽，沙伽的隐居处)(1877)和(尼泊尔的梵文佛教文学)(1882)等著作。正是由于这些考古研究的伟大发现，使印度的佛教重新为人所重，为1891年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开始的印度佛教的复兴活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佛教在印度得到了复兴，作为佛学，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阿纳迦里卡，达磨波罗是斯里兰卡人，因到印度旅行，痛感佛教在印度的衰灭，于是为印度佛教奔走呼吁，使印度佛教得到了世人的重视。达磨难陀·高善比是当代出色的巴利语学者。1899年10月他离家到蒲那开始学习梵文和佛教，以后又到贝纳勒斯、尼泊尔、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地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佛教等等。1907年以后，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民族学院，孟买的大学、莆那的欧洲学院等地教学。他对南传佛教的根本经典(清净道论)研究很深，曾经为之作疏，并将其译成英语。他用玛拉蒂文撰写的{圣人佛陀)一书，被译成了印地文、阿萨姆文、古吉拉蒂文、卡那塔文、玛尔亚拉姆文、奥利亚文、辛地文和泰米尔文等，此书影响很大。1956年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伽尔从事的贱民改宗佛教的运动，便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此外，高善比还写过其它介绍佛教的书，推动了印度人民对佛教的了解。摩诃潘迪，罗睺罗，桑科利特耶耶那是印度的著名学者和作家。他曾进入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取走不少梵文佛经，写了至少150本著作，涉及了大小乘佛教、梵文、巴利文和藏文藏，其中有不少是佛经原典的翻译，像<俱舍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都是经他的手译出来。菩丹特，阿难陀，库舍尔耶耶那是旁遮普人，用乌尔都文、英文和旁遮普文写作，编辑过(巴利——印地语辞典)，写过有关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的书。巴鲁博士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独特之处，曾经出版过(印度佛教哲学前史)、 (阿育王铭文)(2卷本)等等。普拉巴德，禅，巴格奇，中国名师觉月，曾经写过(印度与中国)一书，对中印的文化交流作了介绍。由于佛教产生在印度，故现在印度各个大学都有研究印度的学者，新德里大学中文系、哲文系、佛教系，泰戈尔大学中国学院、贝纳勒斯的那兰陀大学都是研究佛教的重要单位。佛教学术刊物有(摩诃菩堤)、 (佛学研究印度季刊)、 (印度博物馆学刊)、 (印度历史评论)、<宗教研究季刊)、 (达磨)、 (亚洲研究所所刊)等等。

　　三、斯里兰卡

　　佛教是斯里兰卡的传统宗教，古代的斯里兰卡僧人，一直有注疏作释的传统。18世纪初，斯里兰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佛教的研究开始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影响，但是佛学院仍然保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注重佛经的注疏和教授巴利语。在大学里，佛教是学生学习的一门重要的课程之一。特别在哲学系，除讲巴利佛教哲学以外，还要开大乘佛教的龙树哲学和藏传佛教的课。在学术界还召开有关国际间的宗教对话、马克思主义者与佛教对话的会议等等。20世纪下半叶，斯里兰卡获得了独立，佛教复兴。1958年原有的维迪约迪耶佛学院(vidyalqnkara亦名智增佛学院)和维迪耶楞伽拉佛学院(Vidyodaya，亦名智严佛学院)，先后升级为佛教大学。在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下设有研究部，组织一些学术研讨会的活动。50年代开始编纂的(佛教大百科全书)，组织了世界各国的佛教学者参加，现在已经全部完成，是一部在当代世界佛教界享有盛名的工具书。已故的会长马拉拉色克则是本世纪国际佛教界的著名人物。1899年他出生于斯里兰卡巴纳杜拉的一位印度草药医生家庭，早年习医，后改攻东方思想文化。1922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东方语言学硕士学位。1936年，他被选为全斯里兰卡佛教大会会长，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独立后他领导全国佛教徒致力于改善佛教的地位和待遇的活动，推动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倡议成立了世佛联国际组织，并被选为首任主席。1957年退休后，他出任斯里兰卡首任驻苏联大使，在世界是首次用僧伽罗语写作和宣读国书。1967年担任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1973年病逝。

　　马拉拉色克拉对佛教和语言有很深的造诣与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锡兰与巴利文学)，该书勾勒了斯里兰卡巴利语佛教文学的发展线索，对历史上许多重要佛教人物和佛教经典做了详细的考证，史料丰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注重佛教教育的普及工作，认为没有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知识，会使国人愚昧。他精通僧伽罗、巴利、梵、英、德、法、拉丁、希腊、俄多种语言和其它几种印度方言，对佛学、斯里兰卡史、考古、印度学、哲学等都有独到的研究，桃李满天下，被称为“师中之师”。他还任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的主编，参加过撰写僧伽罗文大藏经的工作，编纂了(巴利语专用名词辞典)(二卷)、 (英僧字典)以及对(大史)的注疏和10多部有关佛教的小册子，并在国内外杂志用多种文字发表论文百篇以上，被认为是“斯里兰卡的伟大居士之一”。

　　诃摩拉伐·真谛(Hamm~avaSad-dhatissa)长老是斯里兰卡佛教在国外活动的著名僧人。1914年他诞生于一位医生家庭，小学毕业就加入僧团，1939年成为一名教师。50年代他到欧洲弘法，以伦敦为基地热心传播佛教，经多年努力，斯里兰卡佛教在欧美增加了影响，原来一度沉寂的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再度开始工作。真谛长老认为佛教不仅是一门宗教哲学和一种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道德修炼活动，佛陀的教法适用于国内、国际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上之所以问题丛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如说是根源于道德的堕落，而佛教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1990年2月真谛逝世。他生前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不大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大寺派僧团长老，能晓梵、巴利、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 (佛教徒伦理、 {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

　　罗目侯罗，(W~polaRahula，1907一)教授是斯岛著名佛教学者，他少年落发出家，以后又在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并先后在斯里兰卡、印度、法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研究和讲授佛教。罗瞧罗著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 (锡兰佛教史)、 (真理的弘扬)、 (佛教徒的命运)、 (禅和驯牛)、 (佛陀的启示)、 (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数十部。他通晓大乘、上座部学说，又懂僧伽罗、梵、巴利、英、法等文学，研究佛教屡屡有新意，被学术界公认为佛教学权威，他主张佛法不离世间觅求，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为多数人的利益奔走呐喊。他认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而调整、发展，有革新的思想。由于他对佛教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1965年斯里兰卡佛教僧伽大会授予他“三藏大师”的称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辑出版了(祝贺罗瞧罗的佛学研究)一书，总统贾亚瓦德纳亲自参加该书首发仪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缅、泰、僧伽、泰米尔、越南、英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也有重要影响。

　　此外，A，W，P古鲁吉(AnandaWpGuruge，1928一)也是当代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曾获梵文和印度史名誉博士，哲学博士，担任过斯里兰卡文化部佛教百科名誉顾问、智增大学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誉校长等职，发表有关僧伽罗语和英语论文百篇以上，第十六届世佛联大会被选为副主席。

　　(作者工作单位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