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海上丝路”与观音文化东传

　　“东亚海上丝路”与观音文化东传

　　王连胜

　　引

　　"丝绸之路"，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发源于中国而通向世界，几千年来一直是我国与世界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它不仅仅是传布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贸易之路"，也是传布世界各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交流之路"，传布中国人民和平友好情谊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之路"，传布发明创造、科学技术的"造福人类之路"，而且也是当今我国对外开放、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早在10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研究规划，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是当今世界各国学者的热门话题。宋、元、明、清许多古籍和志书中的大量记载，让我们惊喜地发现普陀乃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重要中转港。

　　"东亚海上丝路"与观音文化东传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中日韩三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各方面，乃至民间友好往来，都发生了密切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是中华民族对东亚乃至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现着重讨论有关宗教文化交流中的观音信仰之传播。如前所述，观音信仰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然后再从中国传入朝鲜与日本。在海东入华求法请益僧中，最早接触观音信仰的是百济僧发正。据《观世音应验记》载，发正于梁武帝天监（502-519）中负笈渡海入梁，留学30年，大约在梁武帝中大通年间（535-546）回国。他在起程还国时，听说越州界（包括今宁波、舟山等地区）山有观音应验的"堵室"，于是前往观之，看到两位修道者为念诵《观音经》的事而辩论，后观音现化为老翁，使两位道者皆获感化，发正目睹斯异，就将此事传入百济。近有韩国学者认为这"越州界山"有可能是越州海外的梅岑山（普陀山）。之后，新罗国也开始供奉观音，如《三国遗事》载，鸡林之北岳金刚岭东阳柏栗寺，有大悲像一躯，"或云，是中国之神匠塑众生寺佛像时，并造也。"这一记载说明新罗之观音信仰也是从中国传入的。大约在7世纪至8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初唐、盛唐时期，朝鲜半岛上观音信仰已普遍流行，盛极一时。唐天宝四年，即新罗景德王四年（745），禺金里贫女宝开之子长春航海从商，久无音讯，其母在敏藏寺观音像前"克祈七日"，其子忽回，谓由乡僧自"吴涯"导引而来云云。景德王时代，有汉岐里妇女希明之子"生五稔（年）而忽盲"，于是抱至芬皇寺左殿北壁千手大悲画像前，令子作歌而祷，眼复明。景德王之末（755），又有努肣夫得与怛怛朴朴两人同入南白月山修道，分别求弥勒、念弥陀，期证菩提，观音化现为一娘子，先试之，后助之，两人乃先后成正果。中韩两国文献中所载诸如此类故事颇多，不一而足，可见当时海东观音信仰之盛况。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在那里形成了几个观音信仰的中心地。

　　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东海岸五峰山洛山寺。据《舆地胜览》载，洛山巅地之东数里许，"巨海边有窟，其高可百尺，其大可容万斛之舟，其下海湾常出入为不测之壑，世称观音大士住处也。"洛山寺观音圣地，相当于我国普陀山观音道场，都是据《华严经》认定的观音居住弘法之所，它作为韩国最大最闻名的观音灵场，自古及今一直声名盖世。韩国的《三国遗事》将洛山寺的历史追溯至新罗华严宗祖师义湘法师，谓：义湘法师从唐求法还国，以大悲真身住于海边窟内，因名之为"洛山"，即佛经中"宝陀洛迦山"之略名。师于此斋戒七日，一日，"浮座具于晨水上，龙天八部侍从引窟内参礼，空中出水精念珠一贯给之，湘领受而退。东海龙亦献如意宝珠一颗。师捧出洛山寺，并以所受二珠安镇于圣殿而离去。后来，"新罗佛教十圣"之一的元晓法师至圣窟，欲瞻礼观音真身，因风浪大作而未能如愿，唯于途中遇观音应化之女子。新罗显安王二年（858），新罗"禅宗九山"之一的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禅师曾于洛山村石桥下发现石雕观音像，截左耳，正与他在唐朝明州（今宁波）开国寺求法时所见沙弥相似，方知其与菩萨应化之缘，于是遵该沙弥之嘱，于洛山上方吉地建殿堂3间，奉安此石观音像。义湘所受二宝珠，虽历劫难，但至高丽忠烈王时（1275-1308），仍然被视为国宝藏于内府。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唐大中十二年（858）重建洛山寺的韩国国师梵日，也曾入唐求法，于会昌元年（841）跟随杭州盐官县灵池院齐安国师习禅，直至大中元年（847）归国，其间经历了"会昌法难"；而请第一尊观音像到普陀山的日本僧慧锷于会昌四年携带皇太后亲手绣制的绣文袈裟、宝幡等，搭乘新罗梢公张公清等26人驾驶之舶入唐，会昌五年，亦遇法难，勒令还俗，只好暂时裹头，流落在楚州。大中元年，宣宗重兴佛教，慧锷也到杭州灵池院谒见齐安国师，聘请其弟子义空赴日本宏扬禅宗。据此，慧锷很有可能在灵池院齐安国师处遇到过新罗高僧梵日，俩人极可能有交往。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日本僧在唐朝与新罗僧关系密切，而且"很得到新罗僧俗的助力。"后慧锷于大中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搭乘张友信、元净等37人驾驶的商舶归国，梵日也在同年从明回国。到大中十二年，梵日在韩国重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慧锷复又入唐，于咸通四年（一说大中十二年）再次搭乘张友信船回国，因遇风涛，"舟触新罗礁"而在普陀山留下观音圣像。从种种迹象看，新罗僧梵日和日本僧慧锷以及梢公张友信三者存在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很值得研究。

　　近来，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新罗人选出酷似洛山的潮音洞，并模仿红莲庵而在潮音洞建了观音院，中国普陀山观音窟与韩国洛山观音窟的景观与构图极为相似，这一事实绝非偶然。"（韩国东国大学教授曹永祿《再论普陀山潮音洞不肯去观音殿的开基说》）也有学者认为"很久以前，新罗商人就和普陀山寺院有很深的因缘，在那儿他们从事佛教信仰。"（韩国顺天乡大学教授朴现圭《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与新罗礁》）但也有韩国研究者对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提出异义，认为最早记载义湘生平事迹的《义湘讳日文》（唐朝新罗崔致远著）、宋《高僧传》均无义湘创寺以及与观音相关的消息，洛山寺观音道场之创始，其正式命名，应是高丽王朝初期之事，而且是受中国观音道场普陀山影响的结果。中国普陀山观音信仰起始甚早，后来，在公元863年，日本僧和新罗贾人等在潮音洞留下观音圣像，称"不肯去观音"；到后梁贞明二年（916），在山上建"不肯去观音院"；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使三韩还朝，奏闻观音灵异之事，神宗为题"宝陀"寺额，梅岑山终于被普陀洛迦山所取代。在此前后，东海诸国如高丽、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遇风涛、寇盗者，无不望山归命，以求安全。普陀山观音灵异之事不胫而走，传于海东，这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义湘创建洛山寺观音道场"说虽无历史文献为证，但自有道理：义湘曾入唐从智俨法师研习华严宗，在海东则被推尊为华严宗始祖，而《华严经》80卷本中又有"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以及善财童子于南海紫竹林参谒观音之说，因此，由义湘出来担当创建洛山寺的任务是既恰当、又可增加此道场的权威性。实际上，自《三国遗事》成书之日起，义湘创寺说已流传了六、七百年，几乎成了"约定俗成"。--无论如何，韩国的观音信仰是从中国传入，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韩国的另两处观音道场是众生寺和五台山，其中众生寺的观音圣像是中国画师塑成的，"国人瞻仰，禳祷获福，不可胜记"，后来成为"国家祈恩奉福之所"。此外，韩国的五台山与中国不同，既供奉从中国五台山传来的文殊菩萨，也宏扬观世音菩萨。

　　至于日本的观音信仰，则是在发正将观音信仰传入百济不久，就有百济国僧日罗，应日本国王之请，到彼国传法。日罗"精博内外，神异不侧"，日本圣德太子微服至日罗居住馆舍，日罗见而指曰："神人也。"随即跪地再拜，并说偈云："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栗散国。"（《本朝高僧传》）这是日本观音信仰之权舆，至今，在日本有33处"观音灵场"，于1993年与普陀山结成友好关系，每年组团前来朝拜。